年画张张又一新        喜报窗外春将临

　　叹我迎春春已过        回首无为应深省

　　满怀壮志入大海        百舸竞发各显英

　　顺风扬帆多得意        自力千斤舟难行

　　入海应思归舟处        逐浪休怪风不停

　　年近不惑应不惑        有志不如效雪芹

　　1979年腊月二十四日，依旧俗大扫除送灶神贴年画。家母忽说：“过了年你四十岁了。”惊乎！叹乎！思今忆昔，为何碌碌无为！顾前展后，该是何去何从！随思命笔，再唤青春。

　　这则抒怀抄留的原因是自觉表意不够深刻。在我打报告辞去斜港任职时，多数人说我明智。而当我再次踏上仕途楼梯的第一个台步时忽然又重返尘埃，多数人表示不解。是“清高自大失了前途”？是“自尊心太强志短命薄”？我一直未作辩解。即使把自大与自尊的区别说清了，也还在一个“俗”字上。读一下这段往事，可能你研究的是另一个问题。

　　1976年底，公社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因县府财政暂无编制，遂从医院抽调二人，要求一男一女。时分管文卫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李某在斜港蹲点，在公社会办时他推荐了我。遭当即通过，理由是“能说能写”，合适。

　　做医生是别人主动寻求我的帮助，而带有行政性的计生工作则是我要主动找人，要层层寻找相关干部深入基层逐户取得第一手资料。上万户家庭，几十里方圆，真是千头万绪，面广量大。加之，全靠两腿步行，实为疲惫。

　　当时的计生政策虽然只要求晚、稀、少，但毕竟和几千年形成的旧观念有所碰撞。我们的工作并不受基层干群的欢迎。多数队干部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加之，同道没有从干常识，常以“铁面无私”“为党工作”的救世主样子搞得一些社队领导不悦在心。常常受到不易察觉的鄙视目光她还自以为是。每遇此时，我的心情总是闷闷不乐，不可人言。我清楚地发现，计生工作的受体正好和医务工作相反，一是“我要”，一是“我不要”。

　　有一次，我们到某大队找一个老师动员其妻终止妊娠，和几个大队干部一起找到了那位老师。说明来意后，不料那位年近四十已有两个女儿的大男人竟当众流涕痛哭，恳求生养。他说：“我弟兄一个，已三代单传，后人生命是先人生命的延伸，代代相传是生命链条的环环相扣，如果到我身上中断了，我死后无法面对先人。我养儿子我抚养，不要政府救济。”我的同道说：“你尽为个人着想，尽是孔老二无后为大的腐朽思想。你身为教师，要为国家利益着想，为政府的大局利益着想。根据今年的生育计划安排，你家属一定要引产。”谁知那位已经失态的老师竟歇斯底里了，他冲着众人大吼：“我是孔老二，无后为大。你们呢！你们是‘四人帮’，尽开帽子店。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周总理号召晚、稀、少，一对夫妻不超过三个孩子。我就是养下来，也未超过三个。你们是极左，只为你们公社着想，20年后，30年后，人少了，还创什么人间奇迹。你们只知道少养人，人平产值就高了，少养人，人均分配就高了。于是，你们公社就光荣了。再过几十年，你们今天的光荣就变成历史的罪过了……”

　　他那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样子，一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主动的动员变成了被动的接受“教育”。我们不能强迫，只能向上级汇报。在回公社的路上，那位同道的满腔怒火竟在我身上出气：“平时能说会道，博士，今天为何不驳呀！是吃哑巴药啦……”那样子，就像家长批评小孩，我只能还是沉默。不久，那位老师就被开除了。（其实是个民办教师）

　　在1977、1978年间，层层干部都有查内伤、三大讲的任务，白天工作，晚上开会查内伤，大讲身受“四人帮”的危害之处，大讲思想上的极左伤痕。而且讲稿还要层层上交，以看触及灵魂的深度。从大小干部到每个党员，人人过堂。这就给每个人的讲稿有所要求了。各人的经历不一样，受害的因果也不一样。多数人会讲会说，但文字能力却不能表达。再加上会议多，每开大会小会都要有文字材料存档。公社虽有秘书，但秘书早成了秘书长。埋头动笔的就两三个小青年，我亦身处其中。除了计划生育本职工作，为别人代写文稿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一人读后说好，下一个人就悄悄找你。都是你的领导，无法推辞，也推辞不得。特别是明天要开大会了，今天在“秘书长”的组织下，往往能写个通宵。幽默的是，几个人写了几十页的报告，领导在作报告时并没有“领情”，最后就起了个存档的作用。

　　从社会医生到计生专干，在别人看来是高升了，但我的感觉则是沉闷，抑郁。寄人篱下？御用奴才？不，准确地说，像一条狗，是被别人指东唤西的一条狗。少时，我也养过一条狗，当它被使唤着完成一个任务以后，就会摇头摆尾，得意忘形，甚至能伏地轻吠，仿佛在说，你高明，为你效劳我真高兴。可是我呢，你写的稿子明明是“由衷的感谢”，他偏要读成“由哀的感谢”。你写的报告明明是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他偏要置之不看，胡扯一通。散会了，别人只议论着说他说了多少个“哪呢”“我们呢”。至于散会以后做什么，怎么做，是一片空白。好像这个会开与不开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是你的领导，是你的主人。狗的尾巴怎么也摇不起来。

　　狗的高兴是因为在完成某项任务以后实现了它的自我价值，但它毕竟是一个很单纯的低级动物。它生存的价值理念就这么简单，献媚以后，能得到一块骨头就心满意足了。人，人和狗不是一类动物。那时的人有点怪，生存的价值取向不是以地位高低、财富多少而界定的。讲究的是社会贡献，社会需求。讲究的是你为社会做了哪些事，做了哪些对老百姓有益的事。

　　狗在献媚以后很快就得到了主人的恩赐。而我的辛苦呢，还是每月到医院拿二十四元五角，以支付全家六个人的生活。其中三个孩子在读书，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公社食堂吃不起，找个煤油炉子，抓把米煮上一碗粥，就是一餐。有人来了还要遮掩些，不要失态。记得一天深夜，我正饥肠辘辘地为一个主任写稿，忽然门被叫开，进来的正是我为之写稿的主人，他酒气熏熏地对我说：“辛苦了，我看到你窗子灯亮，知道你还在写。”说着丢下两块月饼就走了。他走后，房间里酒气淡了，但暖气却留下不少。两块月饼，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最有良心的主任。（狗得到了一块骨头）。

　　在那无聊的生命时段里，我唯一的快乐（或者说生命价值）就是每每回家时都有人找我看病。哪怕是已经去过医院或他人看过了，也要再咨询咨询才放心。如果是急诊能碰上了我，那幸遇的样子真叫人难忘。

　　记得一日下午，我经王墩北闸口回家，三队咸国洋气喘吁吁地两手捧着一个小孩急奔高作。一头撞见了我，惊喜意外，他说：“孩子惊风了，医生叫上高作，救救啊！”我见小孩面如死灰，四肢厥冷，呼吸微弱，两眼球上翻，处昏迷状态。那时正是秋季，结合病史体征，我第一印象是中毒型菌痢。去医院快步也要一小时，势必失去了抢救时机。遂叫回诊所，经针刺、输液（抗生素、激素、纠酸、电介质）小孩很快苏醒。一小时后，肛门排出了脓血便。证实了菌痢的诊断。此时的心情和为他人写好一篇稿子交卷时截然两样。（那时的合作医疗看病是不要钱的）

　　一位单身老妇人，三天前有说有笑，三天后死了。邻人告诉我：“她两天前发热、咳嗽、嗓子痛，子女不在家，自己到诊所拿了感冒药。第二天中午了，发觉她还未开门就去看看，发现她身上热气直喷，大汗湿了内衣。口干，喊她时舌头发硬，好像要水喝，我就上诊所找医生。”一位经治医生说：“我到场喊她时舌头很干，说话已听不清，好像要水，家里无人照顾，已一天多未喝一口水了。我一摸，全身高热，我就推了两支20毫升的50%葡萄糖救一下，我就走了，下午怎么死的，我不在场。”

　　死后几小时，儿子到家了，对母亲死亡前的用药有质疑。邻人们都说，医生尽力了，中饭未吃就赶来抢救，推了葡萄糖，我们都在场，不怪医生。儿子看到了用过的玻璃瓶上确实印的葡萄糖字样，也无话可说了，因为葡萄糖是救命的药。

　　在特定情况下，葡萄糖是救命还是催命，不在行，谁能知晓。

　　一位孕妇，只因第一胎孩子还不足三周岁，而肚子里又怀孕七个月了。一算账，养下来的时候第一胎和第二胎的间隔时间是42个月，与县里提倡的间隔48个月为“稀”的要求少了6个月。于是下令中止妊娠，实施引产术。即使孕妇婆婆当众下跪也不行。因为只有引掉重怀孕，才能间隔48个月。

　　此类事，正发生在深揭猛批“四人帮”极左路线，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代。人们习惯了批判昨天，否定昨天，对眼前的事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没有人去思考，也没有人敢去思考。反正，下级服从上级就对。反正，今天做的就对。

　　我陷入了困惑、彷徨。

　　到了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来了，吹到本地的第一缕春风是被禁锢多年的古装戏开禁了。开禁的第一幕古装戏是电影越剧《红楼梦》。从县城到社队，一场连一场地放映。放到哪里人们就追到哪里。尤其是青壮年汉子，如痴如迷。那多年形成的枯寂的心田、蔫瘪的情感，突然得到了“林妹妹”的滋润，仿佛一下子又鲜活起来。唱惯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嗓子，一下子哼起了“那鹦哥也有情和义”“活着的人儿不如它”顿觉生活里又多了一份滋味。时不时冒出一句“林妹妹我来迟了”，逗得他人乐笑一阵。

　　学毛选的要求淡了，闲暇中研读《红楼梦》的人多了起来。在一本红学书里发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虽出生朱门，（南京织造府），但一生清贫。13岁时因宫廷内部矛盾被抄家，后迁居北京。31岁时刚谋得宗学助教之职，其父又二次被抄家，曹雪芹即“悲歌燕市，以卖画为生”。残酷的皇室内部的政治冲突，使曹雪芹在37岁时又被迫迁居西郊，仍以卖画度日，生活极度贫困。直到44岁时在亲友的支持下，才盖起了茅屋四间。45岁时，一位爱才的两江总督念父辈之情，邀曹雪芹到南京做他的幕僚。无聊的圈养生活，在曹雪芹看来近似一条家犬。次年秋，毅然辞职，又到京西过起了糊风筝、卖风筝、卖字画的清贫生活。他乐在乡里，不为贫困所屈服，而以贫困骄人，脚不踏显贵者之门。热心为穷苦人谋生献计献策。他著作《废·艺斋集稿》等十多种工艺品制作技术的书稿共十余册之多，为穷人，残疾人提供自谋职业的技术资料。

　　在强烈的爱憎观念的驱使下，在高境界的人生理念的支配下，曹雪芹自尊自爱，从46岁起不为稿酬，不献媚当今，开始撰写《石头记》。是要艺术地呼叫什么，还是自娱自乐，不得而知。有证可考的是，他此时已“衣衫褴褛，睡绳床，忍饥肠”。每每无米起炊，才拿幅字画到风雪街头换上二升米回家。

　　曹雪芹的人格尊严行为品质太感人了。

　　此时，每每夜深人静，我在彷徨中开始选择去向。回斜港？理所当然，众所需要，但难免有人嗤笑。继续混下去，凭借某些人的宠爱和许诺，转干，入党，提拔。我是那块料子吗？肯定不是，因为我没有见鹿说马的能耐。当干部必须具备起码的观言察色、见风使舵的本领。比如，在开会的时候，一位领导就像秦末的赵高同志一样，牵来一只鹿，并对着鹿说，你们看这匹马怎样？于是就有人跟着说真是一匹好马。更有人肉麻地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当然，也有人选择沉默。但也有人会脱口矫正：不，这是一只鹿，马头上是不会有角的。其后果呢？不了解官场的人是不会相信的，言马者，自己人，上。言鹿者，太狂妄，竟敢下我的面子——曹雪芹不肯做幕僚是否也有此遇——我是深深领教过的。

　　明知自己没有应付指鹿为马的能力，那又何必要等到头破血流才告退呢！何不像曹雪芹那样即早回尘呢。何况我退下来，不管到哪里上班，每月的工资还是照发，总比卖风筝卖字画要好得多吧。

　　这就是前文1979年《岁末抒怀》的由来。

　　【注：“有志不如效雪芹”是见贤思齐，而不是妄想写小说。在写《岁末抒怀》的时候已打了辞职报告。1980年春，在斜港支部的支持下，聘请县院退休医师游广法在斜港大队办了个颇具规模的诊所。为斜港及周边大队的贫困社员做了不少善事——阑尾切除、大隐静脉剥离、鞘膜翻转等多项多例手术，每例病人的各项收费总额均在20元以下，本大队参加合作医疗者，做前述手术一律只交5元。践行了“效雪芹”的志言】

　　                                            2010年10月

　　摘自《橙黄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