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6日下午1时许，烈日当空，建湖街上行人稀少，我身背行装，手拎木箱，搭乘开往冈西的班船，赴任冈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三天后，公社党委派我到双墩大队蹲点，分工西南片。从此我扎根基层，与农民兄弟朝夕相处，发生了许多许多有趣的事。

防震棚里捉蛇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辞世，“朱毛”顿失，“三星”陨落，“四害”猖獗，华夏倾危！也许是应了民间“天人感应”之说，那年山摇地动！唐山大地震后，各地也防震预警频频。8月下旬，地、县委先后发出通知，为确保人身安全，要求社队搭建防震棚，让群众夜晚都住进防震棚。在住地，我和群众一起动手搭建起了防震棚。夜间也与群众同宿在防震棚里，大家济济一堂，倒也其乐融融。一天夜间，人们在谈兴渐淡中酣然入睡，一个小孩突然惊叫起来：“呃呀！不好，有蛇！”大伙都被惊醒。原来，防震棚搭建在圩堤边地势较高处，既遮阳又占荫，正是蛇栖息的好地方，因此许多蛇游到棚内床下盘居。于是大伙翻铺搬床，七手八脚，捉了头十条蛇，才心怀忐忑地重新睡下。这时，我想，既然这座防震棚内有蛇，其他棚也会有，为消除隐患，便伙同生产队长王其明等人，手提小马灯到各队防震棚去捉蛇，在每个棚内均捉到条数不等的蛇，直忙乎到凌晨1点多种，才高高兴兴回到棚内休息。

“花斑头”抢场

金秋十月，正是农村打场晒稻谷的时节。一天下午，我到双墩大队部东边张亚才家理发，天色陡变，狂风大作，雷响雨到，群众大声疾呼：“快去抢场啊！”原来上游生产队打稻场遭雨，人们都拼命往场头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理发，摘下项上的围布，不顾一切向雨中冲去，加入到抢场的行列。等抢完场，郑士西队长见我浑身被雨淋透，满脸污垢，很是过意不去。突然一位大爷喊道：“你们看，王主任是花斑头！”群众一听个个围拢上来，见状大笑。这时理发的张师傅赶来说：“王主任你发还没理完就来抢场，现在场抢完了，快去接着理吧！”。我这才离开场头，身后响起阵阵嘻笑声和掌声！

秧池田里摸眼镜

1977年我又被派到工作相对后进的两港大队蹲点，这年花墩生产队夏插进度慢，快交“莳”了，还没完秧。农民都知道，莳里栽秧分上下趟的道理，这可是夏插的节骨眼上啊！为了不误农时，我就发动鼓励青年社员打晚工起秧，以便腾出时间白天抢栽。吃完晚饭，我到秧田和大家一道起秧。为了加快速度，我提议开展竞赛，每两个人一个畦子，看谁起的快，质量好，得到了大家积极响应，我更是拼命加油，直干得满脸是汗，忘了一切。劳动结束了，我正准备和大伙各自回去休息，可怎么也看不清路了，这才发现我的眼镜没有了。由于我是深度近视眼，没了眼镜，走路就很困难。这时大伙都说，眼镜肯定掉在秧田里了。社员金加标等几个小青年在我起秧的畦子细心地摸。找了半个多小时，女青年金容芳欢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眼镜在这里！”她双手把眼镜高高举起，并用衣角给擦了干净，送到我面前，大家都为我拍手叫好。

粥碗里钻出小蛆

我蹲点两港大队时，在两港小学搭伙。1978年春，一天，我检查春播工作后，来到学校吃晚饭，天快黑了，老师们已吃完晚饭上晚办公，炊工吴守松老爹把我的那份粥留在盆里。因厨房内热，我便盛了粥，把咸菜拨在粥碗头上，端到屋外吃。月光朦胧中，我似乎看到碗面上有小东西在动，于是回到厨房，在灯光下一看，粥碗面上咸菜里竟钻出几个小蛆。原来咸菜里有蛆，咸菜放到碗里，粥是热的，蛆便钻了出来。吴爹爹内疚地说：“对不起，王主任你把粥倒掉吧，我给你重烧。”我说：“不必了，‘盐里草，酱里蛆’是常有的事，没关系。”，于是我把碗面上咸菜去掉，很快把两碗粥吃了，快快活活到宿舍休息。

刀下留鸡

放寒假期间，学校不起伙，我只得到大队部另行起伙。大队书记委派忠厚善良的花二妈为我烧饭。一连几天吃的都是蔬菜，花二妈唠叨开了：“王主任，该买点荤菜了，老是这样怎么行？”我说：“天天吃大米饭，有汤有咸，蛮好蛮好。”一天，花二妈悄悄把自家一只花公鸡带来，准备替我改善伙食。我想，到明年春天，这只花公鸡可就是庄上的一只传种鸡，种蛋价钱高，能给好多家增加收入，杀了种鸡岂不可惜。花二妈是个倔犟的人，这时叫她把带来的鸡不杀，肯定做不到。于是我趁花二妈到厨房拿刀之际，赶快把鸡“偷”来，放到我宿舍床下藏了起来，小公鸡也真乖，在床下一声不叫。花二妈拿着刀来找鸡杀，我大声说：“不好，鸡跑了！”花二妈信以为真，连声责怪自己粗心，没扣好鸡，让它给跑了。后来听说，到了春天，这只花公鸡可立了大功，庄上母鸡下的蛋都成了种蛋，孵出无数只小鸡。每当我到花舍庄上，那只花公鸡总是朝着我欢叫，可能是感谢我给它刀下留命，母鸡们也跟着啯啯蛋，欢快报喜哩！

光腚推船

　　1979年春天，公社党委决定在两港大队放翻草泥塘现场，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朝阳生产队比较穷，不少社员家里断了炊，没法干活。我知道相邻的双墩勇敢生产队条件好些，仓库里有余粮。经我出面协商，勇敢队同意借一些粮给朝阳队。于是我和队干部们开冲水机船去借粮，回来船到两个大队交界处，一头撞上浅滩，船搁浅了，怎么也下不来，只有人下水推才行。那时人们都仅有一套棉衣，湿了衣就没有换的，好在船处在偏僻处，没有行人，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脱了个光腚，下河推船。大伙打起号子，一起用劲，小船终于被推离了浅滩，我们一阵狂欢，高高兴兴穿上棉衣，把粮运到队里。

河中“救”起材料袋

　　1979年初冬，公社司法办公室主任司德成到我蹲点的两港大队核查一个案件，我们直工作到下午6点多钟才结束。因为当晚公社党委要会办这个案件，两港大队离公社有十多里路，大队干部就用冲水机船送我们到公社。船行到金舍供销站东边拐弯处，因天晚看不清，加之冲水机船只能前进，不好后退，小船猛地撞上迎面开过来的大挂桨机船，我们小船被撞翻，船上三人全部落水。当我们奋力游到岸边，老司惊叫起来：“不好，材料袋掉到河里了！”朦胧中，我看到河中心有一个东西漂动，就毫不犹豫，一头扎到河里，拼命向河中心游去，一把抓住漂浮物，仔细一看，正是材料袋！我回游时，司主任和开船的小周师傅也来援助，见材料袋失而复得，大家都忘了河水寒冷刺骨，三人高兴地相拥在一起。经对话，知道大船上是同进大队治保主任徐步殿，他了解情由后，忙叫我们上他的船，调过船头，送我们去公社开会。这时我们已被冻得直打哆嗦，但想到有惊无险，材料袋得“救”，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驱散了逼人的寒气。到了宿舍，换上干衣，老司手捧着材料袋，我们高高兴兴去参加公社党委会。

　　我在双墩、两港两个大队蹲点6年多的日子里，完全融入在群众之中，我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把我当知己，那段时间里发生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至今回味起来仍觉魂牵梦绕，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