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 安

抗日战争时期，县境高作镇曾驻过新四军军直医院（亦称后方医院），同时在此创办过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这里有个叫罗生特的外国大夫，既尽心为新四军伤病员服务，又竭力为我军培训医务人员。他那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一致赞扬，也得到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的好评。

罗生特（罗申·非尔德），奥地利人，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因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被当局驱逐出境。后从欧州辗转来华，于上海开设私人诊所行医。1941年春，在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动员下，罗生特决定奔赴盐城参加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并带着一大箱药品器械，扮成德国传教士，随沈一起动身，于3月21日抵达新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到苏北来参加新四军的外国人，罗生特大夫是第一人，受到了刘少奇、陈毅热烈欢迎。

陈毅将罗生特安排在军直医院工作，为方便其活动，特地为他配备了一名德语翻译。罗生特经过短时间的观察，深感新四军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便向陈毅和卫生部领导建议开办一所培训医务人员的专门学校。此建议得到陈毅的重视和支持，遂派人协助他筹建。这时，日伪正精心策划以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新四军军部为主要目的的苏北、苏中大扫荡。对此，新四军军部早就有所准备，陈毅亲自到几个开辟较早的地区进行勘察，选择了盐城西北乡北左庄至高作一带为以后情况变化时军部机关临时转移地点。3月中下旬已开始分批转移，军直医院被列入第一批转移。为了保证罗生特的安全，陈毅让罗生特随军直医院先行转移至高作镇。高作镇周边群众听说军直医院迁来，纷纷送来门板、条凳，有的还送来蒲席，给医院作简易病床。地方妇救会还组织护理小组，轮班到医院护理伤病员。那时，部队和军直机关人员吃的是连麸麦面熬的稀粗汤，罗生特是外国人，陈毅知道他吃不惯，就指示为他特配给了一些纯面粉；为方便他行军出诊，军部送他一匹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大洋马。这一切，深深感动了罗生特，他诚恳希望，不要给他以特殊待遇。他说：“我是来这里帮助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的，不是为了享受”。发给他的特殊津贴，他把大部分用来买营养品去滋补伤病员；配给他的大洋马，行军时总是让给受伤战士或体质差的战士骑，他和战士们一样吃粗粮、睡地铺，甘愿分担战时困难。在高作100多天的日子里，他不是忙于为伤病员治疗，就是忙于教学。尽管因战事紧张，卫校迟迟没举行开学典礼，他就抓紧机会先开课，从医学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护理到战地救护，他都精心讲解。在他的帮助下，卫校很快培训了一批战时实用的救护人员。

罗生特还热心为根据地人民服务。1941年春夏间，高作镇南边的成家墩朱大伯的儿媳生孩子遇难产，生命危急，罗生特知道后，即带了两名女护士，赶到孕妇家里，指导女护士进行抢救，终于让孕妇脱离危险，安全生下小孩。那年7月，五里桥周围有多人传染上疟疾（俗称“打摆子”），患者发冷发热，然后大量出汗，好端端的汉子经过几天折腾，就病得卧床不起。罗生特闻讯后，即把自己从上海带来留着备用的奎宁丸赠给病人服用，按7天为疗程，一天1粒，每次发放总是看着患者服下，才放心地离去。奎宁丸是治疟疾的克星，服了一周后，患者一个个转危为安。他还向老百姓宣传疟疾防治知识，解读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由蚊子传播。只有讲究卫生，远离蚊子，才能制止疟疾的蔓延。人们懂得了防治知识，以后很少再有人得疟疾了。人们都夸赞罗大夫是“活着的白求恩”。

进入7月下旬，形热已非常严峻。是月20日，日军侵占建阳镇；21日，已占领湖垛。西北乡到处可见硝烟。我军部后勤机关包括军直医院都开始向阜宁方向转移。军卫生部决定，趁华中卫校学员撤离前，为卫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请军部领导参加，一并作反扫荡斗争动员。22日，在敌人的隆隆炮声中，陈毅如约前来参会，并作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卫校在罗大夫的帮助下，医学教育已取得很大成绩，学员们经过短期培训，已初步掌握治伤治病的基本技术，并主动要求参加战地救护，这种精神难能可贵。陈毅精辟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他勉励全校师生积极投身反扫荡斗争，学会在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学好本领，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应有贡献。陈毅还为该校题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中间的桥梁”。是月23日，华中卫校师生奉命转移，罗生特大夫随师生一起乘船，穿越西塘河，沿着射阳河向阜宁陈集方向挺进。从此，这位深受根据地军民爱戴的外国朋友告别了西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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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特以战斗的姿态，跟随新四军军部转战苏北、淮南，做医疗服务工作，有时他还在紧张的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上救护伤员。1942年秋，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罗生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列为中共特别党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随军转战东北、华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1月回国探亲，后因当局阻挠，未能重返中国。1951年5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