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年文革，终身痛”。这是梁寿淦老人至今无法忘却的往事。

1966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响彻中国神州大地。瞬间，多少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一夜间成了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尤其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多少中国传统文化巨著被付之一炬，多少文学家、科学家蒙受冤狱之恨。梁寿淦、陈登科夫妇也未能逃脱这场灾难。

当时，他们夫妇在安徽文化界有着文坛骄子美誉，因196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雷》，被周扬、陆定一、丁玲、吴晗等文学家称之为“著名工农作家陈登科”。《风雷》文革一开始被说成是“宣传桃园经验”、“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毒草”。1967年11月1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突然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

一时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使陈登科夫妇成了文革中安徽省第一个被批斗对象。梁寿淦、陈登科遭到了灭顶之灾，造反派带着事先编好的黑材料到陈登科、梁寿淦的苏北故乡涟水、盐城、建湖等地逼迫他们的乡亲、战友，同事签字画押。在安徽陈登科被批斗300余场次，梁寿淦被批斗100多场次。先后三次被抄家，五次洗劫。他们在抗战时期及在安徽新闻单位工作期间的一大批新闻和文学手稿被火焚。大难临头，陈登科和梁寿淦被戴着高帽在大街上游行，使他们夫妇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夫妻双双曾同时想到一死了之，以免受人格的侮辱，但想到6个孩子，小的还尚不懂事。他们又想到了抗战和战争时期没有被吓倒，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新中国的红旗下这样做不值得，我们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化新闻事业没有过错，更何况“特务”之词完全是莫虚有的罪名，相信事实会大白于天下。故夫妇二人增强了活下来的决心。于是他们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携全家化妆连夜潜逃到北京。临时住在好友王亚梅（当时煤矿文工团团长）家里，后来又被北京的造反派认了出来，情况十分危急。陈登科对梁寿淦说：“我先走，你把孩子明天带回合肥，这样我们一家分开。我把小儿子晓陆带走，其余跟你走……”果然，陈登科和小儿子白天走，晚上，煤矿文工团的造反派抄了王亚梅的家，王亚梅和梁寿淦统统被抓走。安徽省造反派在合肥大街上贴出通缉令，煤矿文工团造反派还成立侦缉小组，专门在北京追捕陈登科。为了使妻子梁寿淦照顾孩子，陈登科不得不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救妻子先出来，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大女儿，叫人到天津寄出。果然，没几天信被控制的大女儿的造反派收到了，认为陈登科就藏在天津，造反派直奔天津。于是他们先放出了梁寿淦，梁寿淦一放出连夜带着孩子走了。

其实当时，陈登科已逃往上海，使造反派到天津扑了空，后来梁寿淦带着儿女又逃到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一家人为了躲避追捕，居住在苏州河边一条租来的船上。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在岸上顽耍的小儿子晓陆被别的孩子欺负了，就哭着回到船上找爸爸妈妈，结果把监视孩子的上海造反派引到船上，他们夫妇在上海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从此，孩子们讨荒要饭，流落街头。

在此之前，陈登科曾要梁寿淦领着孩子回苏北建湖老家，他一个人回合肥，可梁寿淦说什么也不同意，夫妻本是“同命鸟”，她坚定地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当时夫妇俩在风雨同舟的破船上抱头痛哭，年幼的孩子们见大人哭也一起跟着哭了起来。就这样，一个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生入死都没有流一滴泪的新四军老战士，在中国文坛素有“文星”之称的名人，一下子落到如此地步。

陈登科在上海入狱之后，关押长达五年之久，而梁寿淦被造反派抓去烤打，受尽人生的折磨达数月后，被送往安徽青阳县看守所长达二年时间，释放之后，被规定在青阳县人民医院劳动改造。一个人住在医院原停放尸体的太平间的一间房屋内，吃的每天两碗豆腐渣，白天被人监视劳动，做勤杂工，挑水，洗床单，打扫厕所等。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无论严寒酷暑，不准停歇，一双手由于长年累月浸泡在水中，肿烂流脓，也不让休息一天。但梁寿淦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真相大白，她下定决心，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等到丈夫出狱见面，全家团聚。在乱云飞度的艰难困苦之中，好人受冤，坏人得逞猖狂，梁寿淦默默地坚持忍受着。

而别一头，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的陈登科同样在监狱里倍受折磨，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狱医三次下达病危通知，他硬是以坚强的毅力，从九死一生中挺了过来。他说：“共产党员的最大优点就是不怕死。”陈登科大难不死，梁寿淦没有退缩，也没有忘记狱中的丈夫，她想方设法，寻找机会从医院出来，步行几十里之外到九华山探监。每次探监结束，这对革命战友，患难夫妻总是四目相对，无语无泪。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登科没有停止创作，他日夜不停地构思《赤龙与丹凤》、《烽火大地》、《破壁记》等长篇小说提纲，每构思一张，便把提纲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识字为由寄出监狱，转爱人保存。在狱中，陈登科曾自己拔下被造反派打落后仅有的两颗牙齿蘸着自己的血向党中央写信申诉，他还在狱墙上用铁钉刻字述言：“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他坚信党中央一定会给他昭雪平反。当梁寿淦得知丈夫在狱中几次病危的消息及拔牙写血书之事，悲愤之极，心如刀绞，可见这对几十年的革命人生伴侣的战友之情、夫妻之爱。

1974年，陈登科出狱不久，以治病名义来到上海，偷偷来到仍被造反派监管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家中，两位久别多年的难友，述说离别情怀，各自遭遇，指点江山，开情畅饮后，刘老当场挥毫泼墨，赠陈登科、梁寿淦夫妇一幅画：铁一般的梅枝上，绽放着火一样的梅花，叫《铁骨红梅》。这不正是陈登科、梁寿淦这对革命伴侣的真实写照么？！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登科“特务”问题终因查无实据而结束，组织上恢复他们夫妇的党籍、职务（梁寿淦当时被任命为青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并补发了夫妻俩“文革”十年停发的16万元工资，全家人又重逢合肥，他们夫妇靠坚强的信念意志，迎来了悲喜交加的新的人生，翻开了文坛创作的新的一页。

此时此刻，梁寿淦、陈登科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的祖国。他们决定将补发的16万元工资和“文革”被扣压的25万元《风雷》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缴。这一举措，当时震惊了安徽全省文坛和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