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世居马厂（今建湖县建阳镇马厂村）的马姓人家是盐城县的名门望族。据当地老人们说，光绪初年，学院林曾赠给马家一块匾额，上面赫然写着“乡闾硕望”四个鎏金大字，可惜在“文革”中，这块匾被劈成碎片，当木柴烧了。乡老们还记得他家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庭悬南郡太守授生徒帐”，下联是“家有东汉将军诫兄子书”。

　　马为瑗，兄弟中排行老五，幼年就读于马氏读书精舍——后乐堂（取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义），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光绪七年（1881），马为瑗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盐城县学。次年，与其兄马为瑄“同膺乡荐”，一时传为佳话。接着，他又得到瑞安黄体芳和长沙王先谦两位经师的悉心辅导，学业更是大有进步。

　　正当少有大志的马为瑗潜心攻读之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与英、俄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与《伊犁条约》，对此，马为瑗痛心疾首，愤慨异常，再也无心埋头读书。他投笔奋袂而起，决意早日踏上仕途，为国效力，旋以廪贡生的身份纳资进京，被授任为东城兵马司指挥。两年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他取得知县资格，赴顺天府（今北京）候补。光绪二十六年（1990），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华，慈禧挟光绪帝出城西逃，京城官员也大半离去，身为平粜局长的马为瑗却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不但保住了粮库，而且“出仓粟三百石，济危城民食”，还把平价售粮所得的两千两白银如数点交善后局，以备公用。马为瑗此举，受到了顺天府伊的褒扬，“嘉其能，委署东安”（语见《盐城县志》）。不久，他又先后被调至三河、丰润、大城、宝坻等地任知县达十数年之久。从一八四零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时起，帝国主义列强除对我国进行军事的、经济的侵略外，还派了许多传教士（牧师）来华，广设教堂，以“传教”为名进行思想文化的侵略。许多传教士和教徒中的不法分子常常以权仗势，欺压民众，以致“民教相仇”，势难两立。乡民深受其害，愤而捣毁教堂，赶杀牧师。洋人以此为借口，向清廷索要巨额赔偿。东安、三河、丰润、宝坻等县，地处京畿，此类案件更多。马为瑗署理东安时，县城内法国教堂被乡民拆毁，法籍牧师直接找到清廷北洋大臣兼直隶（今河北省）总督李鸿章索赔。李慑于洋人威胁，承认赔银十万两，给洋人重建教堂。马为瑗得知，深感不服，“抗疏力争”。李鸿章拗他不过，遂将赔银减为两万两，仅为原允赔银的五分之一。对那些倚仗洋人势力掠夺乡民财产的不法教徒，马为瑗查明实据后，亲自督率兵勇，逮捕了其中一批首恶分子，并依法一一判刑，无使幸免。马为瑗这一行动，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触痛了洋人的神经。法国公使为此向清廷提出“抗议”，顺天府尹遂招马为瑗与法国牧师公堂对簿。在堂上，马为瑗列举大量确凿的事实，提供充足的罪证，理直气壮，义正辞严，驳得牧师哑口无言，窘态毕现，悻悻然俯首而退。公堂上下人等以及出庭乡众，无不感到吐气扬眉。顺天府尹见马为瑗有胆有识，敢作敢当，对他更加器重，竭力支持他施政于民。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为瑗在丰润任知县时，大力兴办学校，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和爱国道理，以对抗洋教，又设劝学所作为管理学校的机构；对出国留学的学生也给予多方资助，鼓励他们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马为瑗做了十五年的官，署理过八个州、县的政事，一贯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从无贪墨之举。其间行装往来十分简朴，可谓箧无长物，与平民几无区别。十五年的官场生涯也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故而辞职以后，就积极筹资开发遵化、承德的煤矿资源。可惜准备工作刚刚就绪，他便因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北京，终年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