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1913—1983)，江苏建湖人。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评论家。乔冠华青少年时代即有“苏北神童”之称，16岁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后留学日本、德国，24岁获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建国前后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在长达四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乔冠华不仅功勋卓著，表现出非凡的外交才干；同时，睿智潇洒，不失一代才子的真性情。乔冠华的政治风范和个性魅力，已深深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册上。 

                     从“苏北神童”到国际问题评论家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苏北盐城东乔庄(今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父亲乔守恒，是当地的开明士绅。母亲刘氏，生有三男五女，乔冠华最幼。3岁时，生母早逝，其父续弦又生一男两女。乔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弟教子甚严。幼年的乔冠华，深受家庭文化氛围的濡染，入塾前就能坐在父亲的双膝上一首接一首地背诵古典诗词。5岁时，乔冠华被送进其二叔乔守清的家塾读书。乔守清是一位教学严格、一丝不苟的人。在家塾中，乔冠华凭借过目不忘的天赋，从《三字经》、《百家姓》这些童蒙读物到《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他都能熟读如流，常常惹得不苟言笑的老师情不自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赞不绝口。经过四年多的家塾教育，未满10岁的乔冠华，离开东乔庄，随二哥乔冠鳌到盐城第二小学读高小。1925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宋村亭湖中学读书。该校校长宋泽夫，是盐阜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乔冠华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他开阔了视野，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随后，乔冠华又转入有名的美国教会学校——盐城淮美中学。在这里他又见识了许多新鲜的洋玩艺，如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双轮飞转的自行车等等。每每假期回家，他和一群小伙伴相聚在祖居北面土墩上的茅草屋，畅谈见闻，吟诗作赋，乔冠华趣称它为“小岛书屋”。

     在盐城淮美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震惊盐阜的学潮活动：砸土地庙，主张中国人当淮美中学校长等等。前者激怒了落后的民众，后者激怒了洋校长。结果，乔冠华被校方点名开除。尔后，他转入淮安中学，并借机跳过初三直接上了高一。在淮安中学不到一学期，他继续“不安分”，撰文反对学校“专制”，又一次被学校开除。后转到南京钟南中学，再次借机跳了一级，从高一直接进入高三毕业班。为了能够考入大学深造，这时的乔冠华一心一意读书。1929年夏，16岁的乔冠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在清华，素有“苏北神童”之誉的乔冠华，是同级中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名校，惠予乔冠华者多矣。有名家大师的耳提面命，有丰富活跃的思想环境。他博览群书，勤学敏思，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在这里，乔冠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活动，为左派学生的代表之一。1933年，乔冠华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乔冠华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日本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的秘密活动。1935年春，因日共组织遭到破坏，乔冠华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三个月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他得到清华大学冯友兰、金岳霖两位名教授的推荐，公费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继续攻读哲学。 图宾根大学是黑格尔的母校，地处德国南部的莱茵河畔。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却有幽雅的小城风光和浓郁的学术气氛。在这里的三年学习生活中，乔冠华广泛涉猎西方文化，探讨哲学科学的堂奥，加强外语学习，积极参加旅欧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最后，以一篇关于庄子哲学思想的精彩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下半年，乔冠华取道巴黎回国。当时，年方24岁的乔冠华，风华正茂，满腹经纶，同时精通英、德、日三种外语，正值大鹏展翅待时而飞之际。

     回国后，适值国内抗战全面爆发，他毅然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由同学赵一肩介绍，他在广东国民党军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同时，秘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广州沦陷后，由曲江转到香港。1939年底，在香港由廖承志、连贯介绍，报延安中央领导批准，乔冠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三年时间，他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势态，积极参与各种读书会、时事报告会，书写了大量的国际问题评论文章，还不时发表各类演讲。

     这一时期的乔冠华，有两个方面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一是文才，一是口才，赢得了“时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广泛声誉。他以“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文采恢宏，汪洋恣肆。不
仅在主编《时事晚报》时佳作迭出，还不断应《世界知识》、《大众报》、《申报》的稿约。据累计，他在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五十余万字的文章，著名的有《地中海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面镜子》、《从西线到东线——论反苏战争的阴谋》、《谜一样的马德里》等等。有人每天必读他的文章，折服于他的生花妙笔；有人争相传阅他的报纸，倾心于他的真知灼见。当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关注到他的文章了，并留下一段经典的评价。据外交官李连庆所著《乔冠华传》记载，一次，毛泽东工作之余，边散步边问中央其他领导人：“你们读过香港一个叫‘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氛，文章犹如千军万马，我看他写的一篇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从毛泽东的评价，可以想见当时乔冠华文章的声誉与影响。乔冠华的演讲，同样具有磁性与感召力。他常常在报告会、读书会等场合发表演讲，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国文根基，纵横上下，无所不谈，滔滔不绝，语惊四座，不仅情感充沛，而且观点鲜明，能令听众时而沉思忧愤，时而慷慨激昂。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乔冠华根据党的指示，和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承担并完成了撤离在港文化人士的艰巨任务以后，最后离开香港。1942年乔冠华经韶关抵达重庆，按周恩来同志指示，参加《新华日报》编辑工作和党的外事工作，同时主编《群众周刊》。这段时间，他拿起了如椽之笔，以“于怀”的笔名为《新华日报》撰写文章。从1943年1月到1946年3月，乔冠华共写了各类国际评论文章60多篇，约50万字。这一时期的评论，不仅仅是代表了抗战的正义呼声、民众激情，更是传达了党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1946年1 1月，乔冠华奉周恩来同志之命，赴香港组建并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同时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肩负起新中国繁重的外交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长期任职外交部，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

     1950年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公然于6月27日宣布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甚至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给它的强盗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古语云：“唇亡齿寒”。毛泽东、周恩来把援助邻邦、反对侵略、保卫国家安全作为重大的紧急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立即展开外交斗争。担纲此任，外交部首当其冲。回顾抗美援朝战争，贯穿着一个前方与后方轮番唱主角的态势，整个过程是谈谈打打、边谈边打。可见战争与外交，往往二而一，一而二，互依互存。乔冠华是奉命赴朝停战谈判班子的核心人物，可以想见，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和李克农一起，忙里忙外，不分昼夜地分析战况，思考斗争策略，撰写各类发言稿、声明、电文，既是指挥者又是执行者、战斗者。经过两年零半个多月艰难谈判斗争，到停战协定快要签定的时候，乔冠华已极度疲惫，消瘦不堪。事后，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克农、乔冠华的外交工作予以高度评价。

     马不停蹄，人不下鞍。从朝鲜归来的乔冠华，又参与周恩来具体领导下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针、计划等五个文件，提交政治局讨论，赴莫斯科参加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参会领导人员的预备会议等等。最后，由毛泽东亲自确定赴会代表团成员。首席代表周恩来，外交部的几位副部长为代表，乔冠华等10人为顾问。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陈家康(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宦乡(时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等三人除主管朝鲜、越南问题外，主要负责起草讲话、文件、评论等工作。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
一行出席日内瓦会议。出发前，周恩来对大家说：尽管我们以前国内谈判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上国际舞台了，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会议于4月26日正式开幕，外交斗争也随之展开。会议首先讨论了朝鲜问题，由于分歧太大，争论相当激烈，会议开到第5天的时候，仍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为了揭露某些国家破坏和平谈判的阴谋，乔冠华以“观察员”的名义主持撰写了一篇评论《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发往国内。在为期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中，经过中、苏、越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的努力，终于促使法国、英国、老挝、柬埔寨同意和解，达成停战协议。回国后，周恩来指示，要就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成果、经验，以及今后的外交工作问题，向中央人民政府做一次系统化、理论化的正式报告。这个报告也是由乔冠华、陈家康主持起草的。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会期更长(历时14个月)，斗争也更加尖锐。会议于1961年5月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印等20多个国家。中国代表团由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同志担任团长，乔冠华负责顾问班子。在陈毅中途回国时，代表团工作则由章汉夫和乔冠华负责。本次会议的焦点，一是要不要维护1954年日内瓦会议协议，二是要不要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中国外长陈毅在会上作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举足轻重的发言。发言稿由乔冠华负责起草。会议终于在7月底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决议书》，并在国联大厦举行了签字仪式。这是我国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其中凝聚着乔冠华的心血。经过一年多的合作共事，陈毅同志非常欣赏乔冠华的才干。后来，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新生的中国，需要世界对我们的了解，更需要朋友，需要合作。为此，外交部的工作任务一向极为繁忙。乔冠华为此而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他是外交部公认的通才、全才，从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两次会议，再到万隆会议，其间多少讲话、声明和协议，都出自乔冠华之手；多少构想、安排和运筹，都是源于乔冠华的谋略!其它重要外事活动还有：1956年11月17日到1957年2月5日随周恩来、贺龙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11个国家；1963年4月12日一5月18日，随刘少奇、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1963年12月12日到1964年3月15日，再次随周恩来、陈毅历10万公里征程，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这一系列的出访活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业绩震动了世界，宣传了中国，贯彻了中央的外交政策，维护了世界和平，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所到之处，一般都有领导人的讲话和联合公报及各类致辞问世。如果说这些外交活动构建了展示乔冠华非凡外交才干和学识风采的舞台，勿宁说是他勤奋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处事风格的展示。乔冠华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

     1955年1月，乔冠华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64年4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苏、中美关系变迁史上的深深足迹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上半叶，中国的外交史上发生了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历史大事。一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一是与对抗20多年的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而这两件事，都与乔冠华的名字紧密相连。
自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发生分歧和矛盾，1960年分歧扩大，两国关系恶化。1964年，苏政府大批增兵于中苏边界，并进行武装挑衅，造成流血事件。这年，周恩来、贺龙、乔冠华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庆典，因坦诚对苏共提出批判意见，而苏共拒不接受，结果，他们不得不宣布提前回京。问题与矛盾就此公开化和明朗化了。1968年8月20日，苏联悍然出动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拘捕了捷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总统、总理，彻底暴露了霸权主义的面目。时至1969年2月16日，苏军又入侵我国珍宝岛，并公开扬言珍宝岛是他们的领土。3月2日，苏军大批装甲车和汽车入侵中国领土，并开枪开炮，打死我边防战士多名。中国边防军被迫还击。当日下午，乔冠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中国外交部给苏驻华大使馆的强烈抗议。同时撰写了题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文，发表在3月10日《人民日报》上。然而，苏联方面无视中国的抗议，肆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段时期，中苏外交交涉极其频繁，周恩来总理每天召见乔冠华等人。经过多次协商，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乔冠华任中方代表团团长。双方针锋相对，大会小会都有激烈的争论，相持不下。1974年11月他因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升任外交部长，关于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一职才改由他人接替。

     中美两国，关系波澜曲折。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在物质、军事上，给予中国许多支持，而1950年的朝鲜战场上，两国又是短兵相接。日内瓦会议期问，两国开始大使级会谈，谈了15年，并没有什么大的结果。苏联称霸世界的野心暴露以后，似乎世界各国的心理为之发生了微妙变化。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有意调整对华政策，可一时又无从人手。毕竟相互间对峙了20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毛泽东、周恩来很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971年4月，中国主动邀请在日本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展开“乒乓外交”。4月12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给尼克松带去口信：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尼克松接信后，经过安排，先由基辛格秘密访华，就尼克松访华事宜达成协议。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乘专机来到了中国，掀开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尼克松访华期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五次重要会谈。这五次会谈，中方乔冠华、章文晋全部参加，美方基辛格参加。尼克松曾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中美两国的关系实现一种突破，并让这种突破有益于中美两国，更有益于全世界。实现会谈结果，最重要的一步是形成两国的联合公报，周恩来总理指示乔冠华与基辛格会谈拟定。这就有了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

     自古以来，外交谈判最敏感也最重要的，就是用怎样的提法，怎样的措辞。若一语失当，则会有辱国格，何况要落实到文字!那更必须字斟句酌，丝毫疏忽不得；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日后外交关系中的麻烦与失误。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不啻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斗智、斗勇、斗胆识、斗胸襟。公报必须阐明对重大国际问题各自的立场与看法，其中，最严重的争论是关于台湾问题。当然，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上，中方丝毫不容“变通”，美国也“知错就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分歧出现在如下表述上。首先，中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方只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其次，和平解决台湾，到底是美国的“希望”还是“关心”；三是，中方要求美方无条件撤军，美方表示撤军是一个“目标”。无巧不成书，无巧不能成就这段外交史上的佳话。他们两位，都是博士，又偏偏都是哲学博士，辩论中的思辩性、严密性可想而知。这对于他俩来说，大概不无一种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吧?即使唇枪舌剑，持久苦战，又何尝不足以快慰平生!因为，他们在描绘世界关系的新版图。公报全文在2月26日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全部完成。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最重要的是公报还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新的轨道。

                               永远的联大舞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出电报，要求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合法席位，立即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经过了20多年的不懈努力、艰苦斗争，历史的脚步终于迈进了70年代。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同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对于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高度评价。用毛泽东的话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林彪倒台，一是恢复联合国席位。”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就此事发表了格调高昂的声明。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乔冠华出任第26届联大代表团长，黄华任副团长，符浩、熊向晖、陈楚为正式代表。11月2日，外交部长姬鹏飞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正式代表的名单。按日程表，11月9日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机场起程前往纽约。从2日到9日，这中间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顾问下，乔冠华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大家。这天晚上，毛泽东兴致极高，时而纵论天下、指点江山，时而谆谆嘱托、语重心长。他还引经据典，用《三国演义》中的话借古讽今道：“柴桑口诸葛亮吊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乔冠华心领神会，深知重任在肩。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大第26届全会上发表讲话。11月15日，乔冠华团长终于迈着沉稳的步伐登上了26届联合国大厦的讲坛。他着一身黑色中山装，架一副秀克朗眼镜，加上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坚定的微笑。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大会上，57个国家的代表纷纷致词，场面异常热烈。接着，乔团长开始了演讲，他全面地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批判了霸权主义，表达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敬意，以他国际问题专家的卓识和魅力四射的演讲天赋，纵横捭阖，雄辩滔滔。整个演讲用了45分钟，当乔团长以“谢谢大家”结束演讲时，大厅里爆发出更为热烈的掌声。会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走廊里排起了长队，纷纷向乔团长表示祝贺。

     从1971年到1976年底，乔冠华共参加了六届联合国大会和两届联合国特别会议。六次联大会议乔冠华均为代表团团长；两次特别会议，一次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为副团长，一次由李强任团长，黄华为副团长。在联合国，他坚持原则，不辱使命，才智超群，风采慑人，出色地完成了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民族争得了尊严。

     乔冠华在联合国的奋发作为，是其外交生涯的鼎盛时期。乔冠华的外交才华赢得了国际外交人士的称赞和钦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乔冠华是“谈吐幽默诙谐，恪守原则，头脑机敏，才华过人的卓越外交家”。一位英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乔冠华学识渊博，谈话从来言简意赅，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要害。”另外，乔冠华的潇洒仪态、卓越风华，也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26届联大发言后豪放不羁的仰天大笑的情形，被美国的一位摄影记者定格，永远留驻于历史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