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闲来酷爱写作，并时有作品见诸报刊，这并非难事；一家人都有写作热情，这也没啥了得的；如果一门三兄弟都以各自的见识和文字功力跻身“国”字号协会，这就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了。苏北里下河平原的王氏家门就走出了这三兄弟——84岁的王春友，江苏省盐城市文化局离休干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70岁的王春才，曾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68岁的王春瑜，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三兄弟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呢？请听记者慢慢道来。

寒门手足情

    大卜舍是江苏省建湖县高作镇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庄上有一户土改时从外庄搬迁来的王姓人家。户主叫王恒祥，曾在苏州拉过近二十年黄包车，因排行老三，人称他王三爹。王三妈姓曹名效兰，这夫妻俩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

    1949年夏日的一天，王三妈趁三个儿子全在家，便将他们喊拢来，议起种田和念书的事来。王三妈说：“种田靠的是劳动力，老大春友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不能叫他把工作停下来家种田，春才和春瑜今年高小就要毕业了，也能记记账和写写简单的信了，我的意思他们两弟兄只能一个上中学，一个留在家里种田。”王三妈又舍不得地说：“其实他俩岁数都还小呢，一个14岁，一个12岁，都不是种田的料子，没办法啦，种田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麻雀子放屁还一阵风呢。”

    接着，王三妈先问春瑜愿不愿意在家种田？一向性格倔强的春瑜说：“我不种田，我要上学读书。”王三妈说：“你要上学读书，不种田，喝西北风？”春瑜说：“你生养我，就该把我吃，等我长大了参加工作，我拿工资再养活你们。”

    王三妈说不过春瑜，就对春才说：“我看你不要上学读书，在家里同我们一起种田，不然把你老子苦够了，你们忍心吗？”一向忠厚老实的春才说：“我随便，叫我上学就上学，叫我种田就种田。”坐在一旁的王三爹忙打断道：“不行不行，我在苏州拉黄包车的时候，因为不识字，认不得门牌，跑了几多冤枉路，还挨过坐车人的打骂，所以我再苦再累也要送伢子上学念书，字认得越多越好。”王三爹接着说：“我的意思是看他们的造化，能考上中学就去读书，我们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如考不上就在家种田。”

    在父亲的支持下，这年秋天，王春才和王春瑜同时跨进了建湖县海南中学。

    回忆这一段时，王春才感慨道：“如果不是父亲当年的决定，我没准真的在老家种一辈子田了。”

    1952年，初中毕业的王春才被保送到华东第二工业学校（扬州大学工学院前身）建筑专业就读，而王春瑜则考取了盐城高中。又过了三年，中专毕业的王春才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大西南国防工业建设，来到成都784厂工作，也就在这一年，王春瑜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明清史专业的研究生。

    早年王三爹拖家带口在苏州拉车时，王春友曾在盐城人办的学堂读过书。举家返乡不久，他便参加革命工作，担任村小教师，8岁的春才和6岁的春瑜是他的20多名学生中的两个。对待两个弟弟，他除了课堂上的从严要求，每天晚上还要补课——背诵课文，默写生字，如果不过关，就用板子打手心，再不就是揪耳朵。起初，兄弟俩总害怕晚上和大哥在一起，渐渐地，两人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陪着大哥在油灯下熬夜了，因为那时的王春友已被聘为盐阜大众报的通讯员，每晚他都会抽时间写些民间故事或有关抗战救国保家乡的稿件寄给报社，十有八九都会见报，这让小兄弟俩好生羡慕，两人曾私底下发誓，将来一定要向大哥那样，把自己的名字印到报纸上去。

    小兄弟俩读初中时，已结婚生子的王春友的“月薪”是100斤大米，但为了春才和春瑜安心读书，他每月领到粮食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一半挑到海南中学食堂，为两个弟弟缴足口粮。

    王春才参加工作后，便和王春友商量：以后由他从每月31.5元的工资中拿出8元钱寄给王春瑜，作为他的生活费。大哥只负责瞻养父母。就是这份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谊，让王春才无怨无悔地尽着一个为兄者的责任，这每月的8元钱他都按时寄到复旦大学，直到5年后王春瑜考取研究生拿到工资为止。

    而作为小老弟，王春瑜既感念大哥的教诲，又感念二哥的帮助，所以一直想为两位兄长做点什么，但研究生毕业分到上海师范学院后不久，在60年代中期兴起的那场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直到1977年平反，并于两年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才得以迎来事业的春天，也得以有了报答两位兄长的机会，按照王春才的说法：“早年，大哥是我们走上写作道路的引路人，而现在，王春瑜则是我和大哥文学的良师。”他透露，王春友的作品集《艺文枝叶》和他的作品集《苍凉巴山蜀水情》都是王春瑜作的序，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小弟对两位为兄的精神报答。

崎岖文学路

    许是长期置身于家乡的文化事业之中，曾任盐城专区实验淮剧团指导员、盐城专署文教处文艺科长的王春友，在民间文艺的搜集创作上倾注了心血。几十年来，他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名人往事、民间故事、戏剧杂谈、乡土拾趣等作品近百万字。

    粉碎“四人帮”后，一度发配回乡的王春友调盐城市文化局工作，并当选为盐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他得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抗日战争时期在盐阜区考察一事尚无专门的文字记载时，便多次利用出差机会，深入到阜宁、滨海等地，沿着邹韬奋当年的足迹，走访老干部、老教师、老农民，并找到了当年在杨芷江家负责邹韬奋生活安排的总管，时年92岁的王贯三，了解到邹韬奋避难中得到杨芷江保护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王春友从采录到的大量资料中去粗取精，终于写成近20000字的纪实文学《邹韬奋盐阜脱险记》，刊载于1996年第四期《炎黄春秋》杂志上，该文章现已被上海邹韬奋纪念馆收藏。

    王春才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57年11月。其时，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成都日报》一位编辑来到784厂苏联专家办公室，约他写一篇有关苏联专家工作生活的文章。王春才当时已给苏联建筑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当了一年的助手，所以连草稿都没打，一气呵成。11月17日，约2000字的《和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相处的日子》在《成都日报》上刊出，王春才的名字第一次印在了报纸上。从那以后，他业余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有时给厂报写，有时给省市报纸写，即使后来调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工作也未中断，但“文革”中的一张“揭发”他“为苏联专家评功摆好”的大字报，迫使他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笔。

    1982年冬天，王春瑜到成都参加郭沫若学术研讨会，会后来到王春才家小住时，兄弟俩常作彻夜谈。一天晚上，时任四川省国防工办基建环保处长的王春才谈及贺龙元帅的一件往事：1960年贺龙视察成都132厂时，发现了厂房建设中的“豆腐渣”工程，并拿起棍子捅了捅墙，提出了整改意见。王春瑜大声叫好道：“这个故事太有针对性了，你可以把它写成文章，题目就叫《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子》。”王春才想了想说："我再不想写文章了，免得将来又被人贴大字报。”王春瑜继续大声道：“贴大字报算什么，我当年被打成过反革命都不怕！”

    在弟弟的鼓励下，王春才重新拿起笔，很快将文章写好。1983年5月，《多亏贺老总捅了一棍子》在《人物》杂志刊出，接着被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令王春才始料不及的是，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新的创作挑战。

    原西南三线建委军工局局长徐奕培曾经是贺龙元帅的警卫武官，看到文章后即给王春才打电话，让王春才到他家面谈。坐定后，他对王春才说：“贺老总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你能写好贺老总，一定也能写好彭老总，彭老总是一座碑，我们提供情况，你来写，让我们一起用西南三线的故事来为彭老总补碑。”

    一语点醒，王春才这才想起，彭老总在西南三线建委任副总指挥的一年多里，他与彭老总有过多次接触，不仅陪他看过电影，还多次陪同他到四川的三线单位视察，对当时的情形还有印象。正是基于这种印象，促使王春才下决心将彭老总在西南三线的那一段写出来，告诉读者。

    1983年11月，王春才调任国务院三线办规划二局副局长，工作任务繁重了，但写彭老总的事他一刻也没有忘。此后的几年中，他采访了100多位“三线人”，听他们讲彭老总当年的故事，又经过无数个节假日和出差途中的整理、写作，14万字的《彭德怀在三线》的书稿交到四川科技出版社，由于出版后反响强烈，他又进行了补充采访，并扩写到24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并被评为优秀图书。

    由于这本书的成功，以及随后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并获华表提名奖，王春才在文坛名声渐响。1994年1月，时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老作家陈荒煤在参加《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首发式时，称赞已升任局长的王春才是两手抓的作家，而三线办主任鲁大东则表扬王春才是两手抓的局长。

    与两个哥哥不同，王春瑜的文学道路始于当初的历史考证，“文革”中，他因向学生透露张春桥就是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而不断挨整，在此后的近10年中，他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不仅失去说话和写作的自由，甚至连妻子也被株连至死。直到平反，特别是调入中国社科院后，他的创作能量得以充分释放，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杂文让读者人心大快，《“株连九族”考》、《“万岁”考》、《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文字，或被《新华文摘》转载，或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大哥王春友常对人说：“我们三兄弟中，数春瑜学历最高，学问最大，他虽然发表文章时已人过中年，但他是厚积厚发。”

为霞尚满天

    如今，三兄弟都已是离退休人员，但在文坛上，他们依然在岗。

    先说老大王春友。84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80岁那年，他将自己近年散见于各地报刊的作品精选成《艺文枝叶》一书。该书中既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邹韬奋、黄克诚、张爱萍、乔冠华等名人的苏北传奇，也有自己亲历的有趣往事，还有采风所得的民间故事和自编的民间小调，全书长达30余万字。而一篇近3万字的《家史漫忆》，让身为历史学家的王春瑜也为之动容，他在一则文字中写道：“这几天，北京正是酷暑，我花了两天的时间，仔细阅读、推敲大哥写的《家史漫忆》，仿佛有一阵阵寒风呼啸着从我的背后吹来，使我的心冰凉，为之颤栗。一个甲子以来的家史，以前我虽从父母那里听说过一些片断，但这次读了《家史漫忆》，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印象。”

    1994年下半年，国务院三线办调整为国家计委三线办，王春才出任三线办主任。在主持工作的那几年里，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把中国大三线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当年的三线建设是怎么回事。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年近六旬的他每每到三线企业调研，都会随身带着两个笔记本，听汇报时用工作笔记本，回到宾馆或在车船上再将有写作价值的素材过到采访本上。到1997年退休时，这样的采访本他已攒下了几十个。

    2000年，王春才将自己6年间采写的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共35万字，结集成《苍凉巴山蜀水情》，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到样书后，王春才来到著名老作家马识途家，双手递过书后他说了一句话：“马老，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马老打断他的话道：“你才65岁，起码还能写20年，怎么能停笔呢？我都86岁了，还安了起搏器，不是照样在写吗？”马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经常写东西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为社会留下一点东西，二是权当休闲，免得无事可干，三是多动脑子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马老的一番话使王春才受益匪浅，从2001年起，他每年都要自费携老伴吕务常到省外旅游几次，而每到一地都无一例外地带上采访本，观察、询问、记录成了一种下意识，久而久之，积累下的大量素材通过他手中的笔变成了一篇篇文章。去年12月，52万字的作品集《日出长江》又送到了马老的手中。

    厚积厚发的王春瑜现受聘于宁波大学，任中外文化廉政研究所所长。对于这位曾担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史学家来说，文学对他也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在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清初王朝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独著或合著了《明清史散论》、《明朝酒文化》、《交谊志》、《古今集》、《历史学概论》、《明朝宦官》、《明朝宦官与经济史初探》等史学著作外，还出版了《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续封神》、《铁线草》等杂文、散文集，主编了《明史论丛》和《中国反贪史》等读物，其中《中国反贪史》获得中国图书奖。

    早在1994年，王春瑜便倡议史学家应加强文学修养，在他看来，有些历史人物本来可以鲜活起来，但是由于传记缺乏文采，这无异于被著者用平铺直叙的章法、平淡无奇的文字、繁琐的史料重新埋葬了一次。正是为了不让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被“重新埋葬”，他常以“史实确凿，文采斐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他的《“土地庙”随笔》、《阿Q的祖先》等杂文集和诸多史学著作中的优美文字，正是他文学造诣的最好注脚。

    继今年8月27日应邀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主讲了“中国历代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课后，他将于本月中旬在宁波大学主讲“廉政建设与权力制衡”课。一些听过讲座的人夸他讲课“由下而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经纬四方”，而读过他文字的人则称“读其文犹如读人生，今古一线，贯穿其间。”

    当“文学青年”已成过去时，王氏一门的三位“文学老年”仿佛在用行动提示世人：文学是他们的不懈追求，而享受追求的过程则是一种乐趣。

转自《长江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