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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成名香港(4)（罗银胜）
由于余汉谋部经费拮据，《时事晚报》于1939年9月便被迫停刊了。乔冠华只得离开，搬到九龙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同学温康南家里。温康南出身富商，但思想很进步，也在为党工作。 这时乔冠华名义上和余汉谋、赵玉军还有联系，但实际上成了自由撰稿人。乔冠华不断给各家报刊杂志撰稿，如《大公报》、《申报》、《世界知识》、《华商报》等，他的国际时评，继续受到大家的追捧。
当时金仲华负责《世界知识》，他对乔冠华说：“《时事晚报》停办了，你就来给《世界知识》帮忙。”于是他又兼职编辑《世界知识》杂志。对此，乔冠华自己回忆说：“从1939年冬天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两年关于欧洲战争的发展，因为大家要我写，我自己也有兴趣写，我在《世界知识》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讲战争形势的，一直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文章中我印象深的，是写过巴黎的陷落。因为巴黎的陷落，显示了巴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没落，引起了我和世界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人的极大的愤懑，我用满腔的愤慨鞭笞了这些畜生。除了《世界知识》以外，我在香港是一个有名的时事评论家、国际问题专家，因此，各方面都希望我写文章，有的要我去工作，对我有很优厚的待遇，但我根据情况写，有的报纸我是不写的。在1939年至1940年，我应各报的 要求写国际评论的文章是不断的。我当时也是靠这些稿费维持生活。”
在这期间，乔冠华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具有“界标”性的事件，这就是他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搬到九龙的新地后，先是向八路军办事处的连贯表示了参加组织的迫切愿望。连贯很赞成，经他与廖承志两同志介绍，并报请中央批准。
当时延安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中央领导也非常重视。毛泽东早就对乔冠华的文章表示赞赏，他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又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周恩来也认为 乔冠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因而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快表示同意，批准的电报传至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连贯当即就找乔冠华谈话，廖承志还是那么热情，他说：
“大个子，你的请求，延安方面已经批准了，向你祝贺!”
乔冠华十分激动。这样，乔冠华于1939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乔冠华成为一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 说：“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转折，是个关键。”
入党以后，乔冠华更加自觉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开展统战工作和政策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个个读书会，作辅导，在广大爱国华侨、港澳同胞、爱国学生、知识分子中作报告和演讲，真是席不暇暖。
乔冠华组织的第一个读书会就设在冯亦代家里。因为冯亦代在孔祥熙的机关工作，比较安全。参加人有冯亦代夫妇、徐迟等人，他们倾向进步，向往进步，但他们并不很了解马列主义。乔冠华就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等，并作深入浅出的辅导。经过乔冠华循循善诱的谈话、犀利周到的分析，他们摆脱了浑浑噩噩的思想，走上了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道路。有的在乔冠华的劝说下，如徐迟真的去书店买马列的书读，那天正好叶灵凤也在书店，就让他帮助挑选了两本书买下：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费尔巴哈》。
在这些读书会上，除了研读马恩的经典著作外，每次总留下一些时间讨论世界战局与国内形势，而最后的结论都由乔冠华来做的。他的精辟的剖析，往往见人之所未见，发人深省。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的那些谠论，不啻是开启与会者心智的一把宝贵的钥 匙。往事如烟，他的许多识见，如今当然无法再得了。不过在下面，我们将设法再现他在报告会的一个场景。
那时，从上海南迁香港的银行业、保险业、商业机构，有不少青年从业人员自发结成一个“香港联谊会”。又有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团聚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的文艺通讯部周围。乔冠华便凭他在香港舆论界的声誉，通过他的文章和报告，对这些青年传 播党的声音。现在在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当中，有不少已成为各方面的领导，但回想在香港的情况，没有人不感谢乔冠华对他们的教导。
1939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香港德辅道上一幢楼的三楼的入口处，贴出一张海报，上面写着 ：
今晚香港联谊会举行时事报告会
讲题：哀华沙
演说者：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乔木先生
事先，联谊会的许多成员已得到了口头通知，他们对时事讲座本来就兴趣十足，听说本次演说的又是著名政论家乔木(即乔冠华)先生，更是趋之如鹜，唯恐失去良机。而一些读书会的成员们闻讯后也纷纷赶来，甚至连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也有跑来听讲的，金融市场和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确实关系密切。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也都前来参加。
时间快要到了，主持人沈镛先生(中国银行职员)一直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着乔冠华的到来。
乔冠华是个大忙人，接连不断的约会，应接不暇的演说，使他忙上加忙，马不停蹄。从8月下旬以来，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更加大了他的工作量。
沈镛焦急地等着。
一忽儿，楼梯旁的电梯门开了。只见颀长而消瘦的乔冠华从容而入，神色凝重而冷峻。
房间里用一阵热浪迎接了他。他在一片鼓掌声中，走到挤满人群的房子的唯一空隙的中间， 一开始他就闷闷不乐地背诵了一条电讯：
“28日路透社电，‘经过二十二天的英雄地保卫，华沙终于在昨日
他停顿了一下，又开始说道：
“投降的公告由华沙广告电台发出，27日下午6时伦敦方面收到此项公告。该公告说，华沙的城防战士已经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全城已成灰烬，保卫已不可能。城内水电供给已完全被毁，而城防波军已无军火，同盟国的援助又迟不可能。因此，抵抗下去会使华沙发生瘟疫和疾病。又说，历史将再找不出其他一个城，像华沙这样英勇地被保卫过，这样无情地被攻击过……”
会场一片寂静，听众都为之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像过有如此可怕的一幅场景。接着，乔冠 华又引用了美联社、华沙广播电台的电讯稿，他说：
“又28日伦敦美联社电：华沙，曾是三千四百万人民的一个骄傲的首都，在英雄地抵抗了那全世界闻所未闻的围城以后，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华沙广播电台广播称，华沙已完全被毁，过去曾经居住过一百三十万人的地方已经找不出一所完整的房屋。火焰到处燃烧着，因城内水源已尽毁于国社党的陆空炮火，现在已无法去控制这活生生的炼狱。”
“华沙陷落了!”他字字千钧。
然而，他不得不停住了，因为年轻的听众不仅被震慑了，甚至简直受不了。一屋子都在呻吟 ，他的眼晴不停地着，然后，他又开始说：
“从本月8日法国军队抵达华沙北郊，华沙的城防战从这一天开始，谁都没有想到华沙只能保卫到二十一天。波兰政府不但决策错误，竟然还于16日逃亡，如此保卫华沙的责任大部分不得不落到士兵和市民自己的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华沙还能支持到今天的原故，然而同时这 也就是华沙为什么只能支持到今天的原故。”
这时，他语气中不无悲愤地强调：“自16日至27日，在这10天中，华沙的城防战充满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然而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可能在10天之内可以挽回的，于是华沙终于投降了。”
会场里还是那么寂静，人们沉浸在悲壮的气氛之中，又似乎感觉到，举世皆在为华沙哀悼了。然而，被他所引发的情绪，人们体会，被哀悼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一次战斗，不仅是一座流血殆尽的城市，甚至不仅是哪一个屈服了的国家，而是一个象征，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乔冠华就是善于运用如此这般的语言来演说，在听众动了感情的时候，他又接着说道：
“华沙陷落了，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冲天火柱在向天空扩散着，维斯杜拉河反映着那可怕的火光；华沙市内外的公园已经变成了坟场，成千的尸骸还暴露在街上，无人掩埋；敌对的炮火从27日早晨起突然停止了，过去曾经居住过百余万市民的那维斯杜拉河的大城该是显得何等寂寞?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到处是尸骸和血腥!这历史的血腥，这历史的尸骸，这历史的寂 寞，这令人难以忍耐的血腥、尸骸和寂寞，究竟是为什么?”
他如此提出了问题。他又自作回答：
“明尼瓦的猫头鹰到黄昏的时候才飞，历史的事件到完成了以后才有人去寻求理解。现在该是我们沉思的时候了。”
正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着的郁凤轻轻地问身旁的袁水拍：“他刚才说的‘明尼瓦的猫头鹰’是什么意思?”
袁水拍这样回答：“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我也不甚清楚，大致是事情还没过去，是弄不明白的，事情过去了，就可以弄明白了。可是不是，你问问他。”他指指徐迟。
郁凤转过身来又问徐迟。徐迟道：
“中国人认为事后诸葛亮是不算希罕的，希腊人却重视得很，认为明尼瓦，智慧的女神，才 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听，他在往下说了--”
乔冠华又开始分析波兰的内政与外交，他指出：
“对于波兰，今天华沙的陷落是它二十年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只有民主才能保卫民主，二十年来波兰的历史完全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欧战后，波兰建国之初，摆在波兰前面的有两个最大的课题，一个是金融的调整问题，一个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尤其是后一问题比较合理地解决才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波兰怎么样呢?在自1919至1926年5月这七年比较民主的时代当中，民主党的首领委佗斯只是在1919年7月议会中提议通过了一个土地改革法案，此后直到1923年皆寂然无闻；1923年委佗斯组阁，本可以立即施行土地改革，但是终于因为大地主的反对，他的内阁倒台了。1926年5月毕苏斯登台，不但土地改革无法实行，而且连委佗斯在国内也立不住脚，他不得不向国外逃亡。如此直至今年4月28以后，委佗斯才能返国，7月底，波兰政府亦有意改革上西里西亚一带的农民土地问题，藉以造出农民抗战的基础，但是这正如同土尼格于希特勒快要进兵维也纳的时候，才允许维也纳工人以民主权利一样，迟了!”他又叙述波兰一天一天向着反民主的前途进行的进程，反复强调-- “只有民主才能保卫民主，这句话绝不是骗人的。”
他又历数二十多年波兰的外交方面的一笔笔糊涂帐，一针见血地说：“足以致波兰死命的包 围形势，正是波政府二十年来外交政策所造成。”
他强调：“华沙陷落了，这结束了战后波兰二十年的历史，这是东南诸国的一声警钟。”他暗示这警钟不仅针对东南欧，甚至也包括中国在内，不民主怕民众、搞封建搞法西斯必然存在危机：
“那警钟的声音将从维斯杜拉河传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传到贝尔格莱德，传到布加勒斯特，传到索非亚，渡洋越海，传到更远的地方。”
他的演讲最后高潮迭起，他强劲的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
“华沙陷落了，华沙街上充满了那历史的血腥、尸骸和寂寞，但是我们并不失望，华沙一定会再生，它将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英勇地站立起来!”
乔冠华的这场演说，就是用这样热情的语言结束的。他赢得了阵阵掌声。
如此畅快通达、淋漓尽致的演讲报告，真正把广大青年吸引住。难怪乎几十年后，冯亦代还 情不自禁地如此赞美乔冠华：
“老乔像个播种人，每到一处，除了文章而外，就是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指导青年人学习经典著作，传播正确的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思想和行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因他的启发助而走上进步的道路，而且成为有高尚品质的人和对人世有用的人。我们这些当年受到老乔教诲的人，除了自己感到幸福而九死不悔，尝到了做新的有用的人的愉快。大家感谢老乔，但是他不以此自炫，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黄宗英、冯亦代：《归隐 书林》，第2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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