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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成名香港(5)（罗银胜）
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人中有两家主要报纸，一家是陈嘉庚创办的《南洋日报》，一家是胡文虎办的《星洲日报》，影响很大。为了加强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中共决定派人去报社工作。胡愈之去了《南洋日报》。组织上便让乔冠华和郑天雨去《星洲日报》，时在1940年冬尽春初。他们从香港上船，办好一切手续，到了新加坡。
但是可能英国特工事先知道了乔冠华、郑天雨的身份和任务，不准他们上岸。
经过几次交涉，英国当局才允许正在《星洲日报》编文艺副刊的郁达夫接他们上岸，郁达夫 陪乔冠华他们游览了市容，住了两三天便离开了新加坡回香港。
临行前，乔冠华问郁达夫：“你有什么闲书?你借本闲书，我在船上看。”乔冠华知道，郁达夫是位有名的“书痴”，他的“风雨茅庐”曾藏书数万卷。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与胡愈之避难至印度印尼亚，郁达夫牺牲于日寇的屠杀下。
乔冠华回到香港后，余汉谋留在香港的人来找他，说是余汉谋要在香港办个“中国通讯社”，征集香港知名人士的稿件，发往海外供华侨报纸刊登，请乔冠华出任社长。乔冠华就去请示廖承志，廖承志说可以办。通讯社共二十来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乔冠华领导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这时，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一次比以往更大的反共高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周恩来果断决定，迅速疏散一批有危险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至香港。郭沫若、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
于 伶、张友渔、孟秋江、韩幽桐等大批文化人和党员文化工作者都有计划地陆续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撤退香港。
香港已成为抗日宣传的一个中心。
《大众生活》周刊是在上海创办的。邹韬奋为《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殚精竭虑，他请乔 冠华与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一起参加编委会。
5月初，乔冠华应邀参加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当时办公条件很简陋，编辑部就设在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内。乔冠华记得，第一次编委会主要讨论了何时出刊问题。大家分析香港的政治环境，认为这里虽然标榜“言论自由”，但也是各方特务云集的场所，无论日特、汪特还是蒋特如果听到邹韬奋要在香港办刊，都将设法进行破坏，港英当局因为怕麻烦，也不会欢迎。因而，大家认为必须尽快出版。
说干就干，
左翼作家、老报人夏衍抗战爆发后一直主持《救亡日报》的笔政，曾向乔冠华约定过关于欧洲战事的“本报特稿”。他也是在皖南事变后离开桂林赴香港的。乔冠华见到他后，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对他说，你紧张了好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不过说是这样说的，他们很快便又开始筹备《华商报》的创刊工作。
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回忆，他到港后，廖承志就约他和邹韬奋等七八人开会，讨论《华商报》的办报具体事宜，参加的人有乔冠华和金仲华、范长江、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会议确定成立编委会，由范长江主持，乔冠华是编委之一。后来，他为《华商报》写不少国际述评之类的文章。
夏衍分配的工作是撰写社论、时评，并兼管文艺副刊。在《华商报》和《大众生活》的同仁之中，夏衍对乔冠华、范长江、金仲华、杨潮等原来就比较熟悉。现在，大家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志趣爱好相投，他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在这批朋友中，夏衍对才华横溢、具有诗人气质的乔冠华，抱有特别的好感。他非常欣赏乔冠华表现出的敏锐的判断力和分析力以及充满激情的表达力。他们两人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的“雄鸡饭店”楼上，相处十分默契。
乔冠华、夏衍还常常和杨潮、于伶等一起，外出喝咖啡或饮下午茶。他们几个人在一起， 纵谈时局，颇为舒畅，虽偶尔也有争论，但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毫不影响。
1941年是一个风波迭起、变幻诡谲的年头。虽然大半个欧洲和中国已经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诸国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在欧洲仍然纵容纳粹德国，在远东则与日本妥协，采取绥靖政策，不惜牺牲弱小民族的主权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如何正确判断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是摆在编辑部同仁的一个严峻课题。乔冠华他们常常一起探讨，甚至争议，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亲历其事的夏衍，在他的笔下留下这生动的一幕：
在我记忆中，1941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一年，“四海翻 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话，用在这时候是最适当了。6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9月底，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
不会蹈1812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侵占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
夏衍活龙活现地写出了乔冠华善于辩论、争强好胜的性格。年富力强、才高八斗 的乔冠华，这时文思泉涌，着实为香港的不少报刊，写了许多文章。走笔至此，我们不妨披露乔冠华的一段初恋。
乔冠华初恋的对象是钢琴家姚锦新。他们曾一起参加过香港音乐界的活动。据1940年5月2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音乐座谈会旁听记》记载：“昨日下午5时在温莎餐室三楼举行音乐会。出席者有本港音乐家、作家及新闻记者等二十余人。出乎意料之外，名作家林语堂氏，安偕其兄憾庐氏入会。与会者有许地山、姚锦新、赵不炜、郁风、连璧光、刘思慕、乔木(即乔冠华)、陆丹林、徐迟、戴望舒、施蛰存、冯亦代、马耳、林焕平、叶灵凤、吴佑刚、杨刚、李驰等……昨日的座谈会由郁凤女士主席，并负责领导讨论。所谈论之问题分
三部分：1音乐是否为感情之表现；2音乐作曲与演奏的关系；3音乐之欣赏。”乔冠华是应主持人郁凤的邀请，参加这次座谈会，至于他与姚锦新在会上谈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有一天，姚锦新的钢琴独奏会在半岛酒店玫瑰厅举行，半岛酒店是当时香港最豪华的顶级酒店。徐迟给了乔冠华一张入场券，他欣然前往，想不到这张入场券竟成了乔冠华与姚锦新的“月下老人”。
姚锦新与乔冠华是同龄人，1913年9月出生于上海，是前清海军将领姚健勋的女儿。她7岁时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开始学钢琴，后入上海中西女中，师从邱真霭女士习钢琴。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外文系，师从古布克先生学钢琴。1934年，她中断在清华的学业，去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深造，靠故乡安徽贵池县教育局每年提供120马克奖学金，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1940年春，姚锦新来到香港，暂住在大银行家姨父的家里。
在当晚的音乐会上，姚锦新临场发挥极佳，感情非常饱满，弹奏自然流畅。她的精湛琴艺令 在场的乔冠华如醉如痴，赞叹不已。
当姚锦新在钢琴上奏出的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玫瑰厅上空回荡时，济济一堂的中外听众连连鼓 掌称好，欢呼：“姚锦新成功了!”
坐在最前排的乔冠华那英俊潇洒又富有才华的脸庞，不禁引起了姚锦新的注意，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手，他俩一见钟情，很快萌发了爱情。姚锦新随姨母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后，乔冠华与姚锦新频频鱼雁传书，感情渐渐加深。后来，不知何故，她姨母不管姚锦新了，她像断了线的风筝，急于回国。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她一时难以成行。
不久，姚锦新与陈世骧在华盛顿闪电式地结婚了。乔冠华得知此讯，伤心欲绝，几次给姚锦新写信，痛诉衷肠，一再责问：“这是为什么?”姚锦新婚后并不幸福，时间不长两人就分手了。此后她一直未嫁，仍把乔冠华深深记在心中，只和养女姚冬梅相依为命。
此时，失恋了的乔冠华强忍痛苦，以勤奋的工作来熨平心灵的伤口。他还读起了外国文学名著，希冀寻觅些许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冯亦代、杨刚、徐迟、袁水拍几个人轮流读托尔斯泰老人的《战争与和平》、《克鲁乐奏鸣曲》，又一次为托翁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乔冠华对朋友依然充满春天般的温暖。他曾征求过冯亦代入党意见。1941年初，冯亦代要随机关离开香港，他便把要去重庆的消息和乔冠华说了。隔了几天，乔冠华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廖公的意思同意他去重庆，这样可以有色彩不大浓厚的人去填补文化人撤退的空白。乔冠华诚恳地规劝他，说在香港做人有朋友帮助，即使趾高气昂一点也不要紧。在重庆换一个新的环境便不那么自由，所以要学会抬头做人与低头看人的本领。总之宗旨不能改，但是行事则须权变，碰到事情，要三思而行，不要凭意气用事。
乔冠华的这番话，冯亦代一直铭记在心。他到了重庆，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也是这样 嘱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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