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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旧雨新知(1)（罗银胜）
乔冠华撤退到重庆后，旧雨新知，纷至沓来，他广泛结交朋友，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的文化人，大多有着抗日爱国思想，但有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里反共仍认识不清；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感到不满，但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又不了解；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也捉摸不透。因此，往往对抗战前途感到渺茫，
徘徊苦闷，找不到明确的出路。乔冠华对此很清楚，他认为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让他们 了 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增进抗战必胜的信念。
乔冠华组织读书会，与接近的朋友切磋谈心，为他们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国际风云翻腾起 伏了如指掌，分析清晰透彻，博得了极大的 好评。
就是生病住院，乔冠华也不忘做朋友的思想工作。据冯亦代回忆，这年，乔冠华“以肠疾入医院开刀，朋辈都以他的病为忧，而他却坦然处之，每日以听音乐自娱。他是极喜欢贝多芬的乐曲的，每次我们去探病，他从来不谈他的病情，不是分析时局，就是谈他对贝多芬的欣赏。我从来没有见他愁眉苦脸过，平日总是春风满面，鼓舞着一些对世局悲观的人。”
乔冠华到重庆不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人除龚澎外，还有袁 水拍、徐迟、冯亦代、张朝彤、胡风、戈宝权、杨刚、胡绳等人。照例由乔冠华作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人对某一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乔冠华看报多，看书也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所得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读书会成员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冯亦代记得很清楚，当年听他们两位的争论，十分惬意，因为他们言必有据，绝不信口下结论。
冯亦代还记得，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只有胡绳、杨刚二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 争论，往往涉及复杂的形势、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冯亦代非常感激乔冠华等，认为自己周围一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 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顽固派们对进步人士的活动，严密布控，惶惶不可终日。开读书会的一间小小的房屋前后左右竟布满了特务，监视室内人的行动。原来这间屋子前面是一户普通人家，突然有一天这家人搬走了，来往的人甚为复杂。小巷的进口处，也有了几个摊贩。乔冠华发现修皮鞋的小贩，竟然没有活计可干，坐在矮凳上瞎聊瞎扯，并四下窥视。
1991年4月，冯亦代撰写《忆龚澎》一文，生动地记录了乔氏夫妇智斗特务的场面：
在与特务斗争中，也出了不少笑话，都是龚澎和老乔机智的斗法。有一晚我们举行读书会，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教训这两个特务几句，说什么事不可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遁去。
不过，尽管有乔氏夫妇的机智，读书会还是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一直到唐瑜建造的“碧庐”(即著名的“二流堂”)开张，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
谈到“二流堂”，这里需要费点笔墨。“堂主”唐瑜，是一个热心慷慨，豪爽旷达之士，他本是缅甸华侨，因为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后，他结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孙师毅等人，并在潘汉年和夏衍的引导下，主编了诸如《电影新地》、《小小画报》、《联华画报》等报刊。唐瑜也用“阿朗”的笔名发表文章。抗日爆发后，来 到重庆担任了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帮助出版吴祖光、张骏祥等人的剧本。
唐瑜有个哥哥是缅甸的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慨慨资助。他则“呼朋引类”，在临江路附近租下一块地皮，盖起一间可以住十多个的屋子，让没有栖身之地的文化人都住了进来。
唐瑜将新屋起名为“碧庐”。这个名字取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唐瑜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样就有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
碧庐建成，曾举行过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纷至沓来，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为重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乔冠华也经常前来，与旧雨新知聚会，谈古论今，畅谈国际形势。他又将读书会在碧庐办了起来。徐迟回忆道：“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思、盛家伦、方菁、沈求我、赵慧深、凤子、全山、张瑞芳、萨空了、戴浩茉、乔冠华、夏衍、黄苗子、郁凤、冯亦代、郑安娜、龚澎、徐迟等人，则是这里的常客。
至于“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有关。吴祖光叙述了其由来及其后的遭遇 ：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要严格的上班扣台，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聊天时，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 碧庐”所在地的“二流党”，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党”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建国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时，“二流党”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 团”，这是当年出入“二流堂”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1948年乔冠华在香港说过：“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周恩来也十分惦念“二流堂”，并为之辩诬。据唐瑜记载，周恩来初次在北京见夏衍时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
正如周恩来、乔冠华所云，“二流堂”是文化人交际的场所，休闲的地方，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所以一些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碰头会也时常选在那里。
当年，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发现了“二流堂”与共产党的关系，还专门安排人员进行昼夜监视。唐瑜在回忆乔冠华的时候，颇为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曾家岩有人失踪了，他深夜约人到‘二流堂’商量营救之法。他被特务盯梢，他跑到‘二流堂’门口，回头向小特务说：‘你回去告诉头头，我就在这里，你们上面有人看着。’在离堂数步的坡上，有一个小茶棚，每天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打麻将，正对着‘二流堂’楼上的窗口，里面也有一桌麻将，似乎是在打对台。”
这就是“二流堂”与乔冠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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