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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旧雨新知(6)（罗银胜）
四十年代开头几年，抗日战争打得非常艰苦。日军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壮大，抗战实力不断增强。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欺骗宣传，这一切很难为国内外人们所周知。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已将注意力逐步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的状况和实力，颇想同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样，中共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争取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了解和支持。
在重庆工作期间，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影响，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外事组的同志冲破重重障碍，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工作。他们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结交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人，或同他们亲切交谈，或介绍他们到延安参观访问，争取他们的了解和同情。
乔冠华就是在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同王炳南、陈家康、龚澎等一起开展对外联络工作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时常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外事工作等。乔冠华的交际面很广，有外国记者、驻华使馆、美国总部等各方面。拿与国外记者来说，他不仅与对我们友好的记者交流，还注意与不同倾向的记者接触。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中共和世界各地的各大新闻通讯社的联系，采取将大量稿件先收过去，由他们来分发、控制的手段，但是经过努力，还是冲破阻挠，跟外国记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双方做到互惠互利：“我们想从外国记者那里得到一点消息，外国记者也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点消息。我们的威信很高，我们给他们的消息都是客观真实的。”
在当时的美国记者中有一位叫白修德的朋友，与乔冠华很熟，彼此非常友好。他是亨德尔路斯办的《TEN》杂志驻中国的特派记者，他曾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美国引起极大的轰动。
乔冠华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来往也比较频繁，其时美国大使是克拉伦斯?高斯，这位大使可以称作“中国通”，从1907年第一次到中国担任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除了短时间地
到巴黎和澳大利亚出差之外，他的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后被派驻北京 、天津、济南、沈阳、厦门和重庆，他办事严谨，讲究效率，对中共的态度也还友好。
当然，这位大使是严格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的。
经过我方的工作，美国大使馆出现了不少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其中有大使馆参赞科弗兰、 阿德勒。
这两位参赞过去曾在罗斯福政府当过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参与过罗斯福新政的推行。他们在美国国内时，就和中国的朋友有很多来往，来到中国还是保持着进步的态度。
乔冠华与南方局外事组的其他同志，与上述两位参赞保持了经常的往来，通过他们了解了不少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情况，而我方可以让他们知道的情况，我方也及时提供给他们，彼此很默契。对此，乔冠华曾有叙述：
“当时我们熟悉到这种地步：经常争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不伤害双方的关系，双方的感情。在辩论当中，他们认为我太容易把一个命题一般化。所以，他们就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是一般化之王。这是对我的挖苦，不过在某种程度也是对我的奉承。”
除此之外，乔冠华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新闻处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太平洋战争以后，美国在中国、远东战区建立了司令部，由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他倾向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乔冠华与总部内的主要联络员是
差不多从麦克阿瑟时代起，他就丢掉了一切官职，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以后，他才被平反了。在 1972年以后，乔冠华才有机会重新会见
乔冠华对外交往的触角很广，并不局限于与美国的交流。在周恩来指示下，开展了与英国、苏联等国家大使馆的往来。特别是跟苏联使馆的来往，十分密切非常融洽。据乔冠华回忆：“我记得从1942年到1945年这几年，年年枇杷山的十月革命节，都是在重庆公开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党员、有名的进步人士的一个革命的聚会。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大反攻，稳步向前发展，捷报不断传来，形势一天天变化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是很高兴的。他们的武官、文化参赞，都和我们有很密切的来往，如费迪连科是他们的文化参赞，他们的武官我记得就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的同志，名字忘记了。所以重庆虽小，外事工作的范围是很大的。”
这里值得着重提及的一个外国机构和一个外国人，那就是美国新闻处和费正清先生，他们与 乔冠华也有较深的渊源。
美国新闻处从属于美国驻华使馆及美军司令部，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规模庞大，聘用不少中国新闻从业者，其中中文组的组长就是金仲华，还有刘尊棋，在新闻处的其他部门，还有一些中国的进步知识青年在里面工作，他们这样做曾征求过中共的意见。美国新闻处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揭露敌人的残暴，另一个是宣传盟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鼓舞人民争取最后的胜利。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42年9月，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 联络官的身份，在重庆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
在此之前，费正清已到中国来过一次。那是1932年2月，已经接受过哈佛、牛津大学正规学术训练的费正清伴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声，抵达上海。随后，他赶往北平，在西总布胡同21号租下了一套相当惬意的住宅，并迎来未婚妻费慰梅，他俩是在京城成婚的。
在中国4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探讨学术，查阅档案，观察社会，调查出土文物。他们结识了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蒋延黼、钱端升、章士钊、陶孟和、陈岱孙、周培源等等。这时候，“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着一个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专业课题确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阐释中华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
4年以后，费正清回国。
1942年到重庆，这是费正清第二次来华。在此期间，他接触了重庆的一些左翼人士，这当中先有龚澎、乔冠华、杨刚，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进步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以及
对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她的外表、为人和气质，使费正清赞叹备至。在费正清的印象中，“她年轻活泼，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她既具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具有令人喜爱的幽默感。她的勃勃生机在1943年沉闷、单调的重庆，就像一缕缕清新的空气。她举出了一系列事例揭露国民党的种种暴行，如暗杀、压制新闻报道、查封印刷厂，捏造罪证陷民主人士于囹圄，禁止示威，不准罢工，等等。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异同时，龚澎立场超然而洁身 自好。其实，她知道双方的特点，因为她在国共斗争的阵线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还教他学汉语会话， 送达自延安的新闻稿。
这样龚澎与费正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周恩来会见费正清，就是由龚澎进行翻译的。在交谈之中，费正清不禁为周恩来的多谋善断，悟性敏锐，英姿勃发等种种魅力所倾倒。
不久，乔冠华通过龚澎结识了费正清。在费正清笔下，乔冠华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个子很高，几乎与我差不多，留着学生式的长发，戴着一副大眼镜。他大大咧咧地笑着，还带着点太随意的幽默。我在清华任教时，他曾在清华读书。……［后来］从日本人手中逃出，来到重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通讯社(察：此处有误，应为《新华日报》)主编国际新闻。我发现他登载在《群众》杂志上的文章，笔锋犀利，没有一句赘词。他的哲学观点和信仰就是革命。我曾经对他说：“你似乎研究过许多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就是一个极权主义者。”
1943年9月，传说国民党准备突然袭击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但这一计划遭到一些熟悉延安地形的国民党将军的反对，重庆方面也不敢采取冒然行动，以防其他省反对派的对抗。监视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的密探骤然增加。龚澎、乔木这一对有着坚定信念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家不再单独外出了。(就像美国传教士那样)他们随时准备被捕、甚至殉难。这样，与他们的会面就更富有戏剧性。《费正清自传》，第332～33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 993年8月第1版。
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乔冠华与费正清还是想尽办法见面，传递信息。乔冠华与 龚澎结婚后，他们夫妻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一个小偷全部偷走，小偷是用一根前端装着铁钩的竹竿从他们的窗格子里伸进去作案的。一时间，乔氏夫妇颇为窘迫，正无计可施时，费正清帮了大忙。
由于费正清的身材与乔冠华相仿，都很修长，加上费正清正准备搭机回国，便取出一套原先在天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乔冠华把它作为友谊的象征接受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愉快地收下了这可贵的纪念品，他笑着对费正清说：
“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费正清听了，连连称是。
乔冠华与费正清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后虽因麦卡锡主义施虐一时中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前期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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