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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参与中苏论战(1)（罗银胜）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向大会代表作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不仅点斯大林的名，而且还用煽动性语言全盘否定他，攻击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 ”，把他说成是个“暴君”。赫鲁晓夫虽然对代表们说过，“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但是，正是他自己将“秘密 报告”的副本分别送给各国共产党。后来，该“秘密报告”被西方广为翻印宣传，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行赫鲁晓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 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参 加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活动。10月 2日，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之，他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美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 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缺点和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 59年4月14日开始，“《人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 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 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 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 定。”
在他的印象中，他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吴冷西、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一起。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 北戴河去，在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为《答复书》。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 的乔冠华、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 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 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 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 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 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主要人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高乐讲过什么话。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 据，针对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工作，因为他们同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摘录。”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协商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 一副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
196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 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 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 信。此信写于11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 ，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 对他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
但中国方 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 锐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拉开了辩论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立场的攻击”。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中国方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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