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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参与中苏论战(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的，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动。7月14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首次公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指责。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以分类，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有关于分歧的由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还由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由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奇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等中 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 ，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要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 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现在，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 要意见，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其中“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由乔冠华接手继续主持起草工作。就在中苏两党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国的共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 、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得注意，却都不如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反对最激烈的党。中共中央获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 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席真伟大”!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高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前面提到，中国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由乔冠华等人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14日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 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 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下午紧急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于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 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经过，着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就叫我们起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对我们说，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说，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京时间是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 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 ，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 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 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 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个中成败得失，自有历史 给予评说。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文章便是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于”是乔冠华，他在解放前重庆时写国际评论时用的笔名是“于怀”；“兆”是姚溱的姓的半边。“力”便是王力的“力”。在1963年到1964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1963年8月8日)、《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 民的声明》(1963年8月29日)、《支持刚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的声明》 (1965年5月12日)、以及《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2日)、《支持日本 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 1964年1月27日)等，这些声明和谈话，无不浸透着乔冠华以及“秀才班子”成员的心血。对乔冠华等同志在当时的辛勤工作，新华社记者崔奇深情地追忆道：
冠华同志，就年龄讲是我的长辈，就工作讲是我的领导，但就个人交往讲，他确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一位“与周公瑾交，若饮醇自罢，不觉自醉”那样的胸怀坦荡的友人。
当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工作的，周总理并责成冠华同志和外交部、中联部其他领导同志关心、协助和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那些岁月我同冠华同志的工作 接触和个人接触都比较多，所以才有上述的那种感受。
冠华同志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但他没有那种恃才傲物，文人相轻的毛病。他和同辈的外事宣传部门的其他负责同志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很融洽。我在参加讨论中央布置的许多重要文章和文件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对别的同志主持起草的稿子，冠华总是很认真也很坦率地提出他的建议和意见，当别的同志对他主持起草的稿子提出这样或那样意见时，他也总是认真地考虑之。有时讨论之后，他对他主持的写作小组的同志说：“莫慌，莫慌，按照大家的意见，咱们还可以设计另一种思路。”
有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布置冠华同志和几位中央的“秀才”们起草一个国际文件，未能通过，经胡乔木同志接手改写后，大家都满意了。当时冠华说了一句话：“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解放前，乔冠华和胡乔木都以“乔木”笔名发表文章，并称南北二乔。上述那句话出于冠华同志之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乔冠华夫妇在座。据斯诺回忆：“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 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 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平时，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有好几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他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 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 ，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
《毛泽东诗词》 ，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 赏价值高，艺术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乔冠华从始至终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乔冠华从六十年代起，就和钱锺书、袁水拍、叶君健、赵朴初这些学贯中西的名家学者一 起，竭尽心智，力求信、达、雅地将毛泽东气势磅礴、思想博大、词藻精美的古典格律诗词译成英语，希望出版一种我国自己翻译的外语权威版本。当时任英文版《中国文学》负责人的叶君健曾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 袁水拍担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作为成员参加。
钱锺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乔冠华与袁水拍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从此以后，他们四位不时聚集在沙滩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楼的会议室，探讨推敲毛泽东诗词诗句译文。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 新发表的，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1964年 ，大家把翻译中的疑义之处，集中起来去请示毛泽东。定稿小组还曾去函征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 丝? 斯特朗对 初译稿的意见。斯特朗认为，译文要成为地道的英语， 要让人们读得懂，无论是诗的韵律、想象力，还是诗的语言和思想，都要表达出作者抒 发的感情。
经过钱锤书、乔冠华等人的不懈努力，精彩绝伦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终于与海外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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