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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荒诞岁月(1)
早已成为历史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时纠缠着中国人的心。每当回顾那惊心动魄的艰难岁月，人们不胜茫然：那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说来令人诧异，这场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竟然是由一篇评论一出 戏剧的文章引起的。还是在乔冠华忙于苏联、东欧事务之时，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 元的《评新编历史剧》。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直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以乔冠华的直觉，他感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的出笼，绝非偶然。该文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该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此，乔冠华在清华时的老同学季羡林也认为，当时，“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 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
历史以它特有惯性发展着。“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 、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至1976年10月 ，历时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5月，神州大地风云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启动。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地表述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 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竟事先不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冠华也在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希望听到他带回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乱作一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报社，有的抗议，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 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交通……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 ，吵着要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赶着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 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你们是问！”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 ，“让诸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我这里有货，”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用问，准有好消息！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杀向社会，扰乱工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 ，他们之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我也是主张早些派 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陈毅和乔冠华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以往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面是能迅速打开的 。
“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虎被关 进笼子，只能 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好友李颢也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 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颢叫儿子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 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颢的 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 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 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 “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 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 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 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 的，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 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乔冠华参与领导的外交工作。 运动初 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外语 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 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外事口的“革命”、“造反”不断升级。北京外 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 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 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 “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不要打倒姬鹏飞、乔冠华，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又抛出乔冠华，要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 成了两派 造反派重点揪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报贴出去，自 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 官的经历，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次，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 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 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 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 “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乔冠华接过去写了”。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基斯坦不久，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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