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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荒诞岁月(3)
后来与乔冠华结为伉俪的章含之，也是在1967年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认识乔冠华的。在她颇有调侃意味 的笔下，她俩相识相知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 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
学校两派群众组 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 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就是在这荒诞岁月里相识的，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乔冠华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亲属在“文革”中，屡遭不幸。他的夫人龚澎的情况容后细说。龚澎姊姊龚普生、章汉夫伉俪的境遇，也十分糟糕。
1966年4月，章汉夫随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院关押过的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另 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 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 却无故把罪名放在章汉夫头上。据曾任我国驻印度使馆二秘的李达南回忆：“我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 部大礼堂上看到造反派如何批斗汉夫同志的 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线 ’。每当龚普生说话时称呼‘汉夫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而普生同 志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 呼。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老同志定为叛徒，当敌人对待，真是横蛮到了极点。” “但在极左思潮淫威下，是非颠倒，大家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周总理对汉夫的处境十 分关心，他和陈老总尽管设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城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
作为章汉夫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 在生前曾为怀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 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矣，这样的才干，还是极少的。加之，他于工作更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担子是不轻的。但他也善于利用闲 暇。他最自在的时刻是了却公事之后，拿起烟斗浏览 书报，他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极度的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 义时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是极悲壮”。“往事渺 矣，但此际只一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光悄然奋笔，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念其辞世之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患难中、死生间却连相濡以沫都做不到，就太可怜了”。章汉夫的冤案，是外交部的最大的冤案。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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