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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重新起用(1)
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同志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纯若水晶”；被双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轰”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 ，颓然败下阵来。
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公寓驶去。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阿果利捅了大漏子。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深得“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特别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范承祚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萌》的大字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同意范承祚贴出的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祚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 ，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该 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 。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 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 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不过，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 是因 为“文革”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子委屈地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都对周恩 来的严厉批评心悦诚服。3月28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 赞阿果利，商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 965年，喝了三十年的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 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 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朝、越代表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戒了。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 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 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回国，他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 留阿果利夫妇；外交 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 来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别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一个星期后，当飞机载着这位外交官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他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7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唁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令在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其实，周总理能喝酒，也是出名的。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乔冠华、张彦(曾任总理办公室 副主任)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喜庆日子，常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 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据说，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 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表现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得好，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表情都很夸张：“热烈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这在耿飙任驻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最好在10日就去。”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是：加强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
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我撇开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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