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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与新四军五师的廉政工作(朱明安)

发布日期:2014/3/20 13:01:53  阅读:2376  【字体:
 

 

王翰原名陈延庆,建湖县钟庄社区人,盐阜地区著名革命先驱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因组织学潮和“拥护苏维埃”被校方开除;转学复旦大学后,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30年代中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他和胡乔木等人挺身而出,组建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维系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他辗转到了武汉,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工运部长和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39年底奉调到鄂豫边区抗日敌后根据地,加入了由李先念创建的鄂豫挺进纵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他是五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师党委的领导下,他坚持党的政治建军原则,同部队和边区存在的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五师由原来地方游击武装汇集的挺进纵队改造成为正规化的人民军队。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担任部委委员、农村工作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南大区监察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和参与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和经济领域的监察与纠举工作,领导了中南大区的“三五”运动,亲自查处了数十件大案要案,被中南干群赞誉为“王青天”。19544月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针对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多违法乱纪案件,在实际参考了苏联监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了监察工作的职责、制度和政策法规,大胆地提出了“事前监督与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察工作方针。这个带有廉政防腐色彩的“事前监督”,在实施中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堵塞了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漏洞,维护了执政党的形象,这可以说是他在监察工作上的一个创新。王翰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监察部反党集团首领”,下放到三门峡水利工地劳动改造达21年。1979年平反后,担任国家司法部顾问,直到临终时还留下近万字的《对司法工作的建议》。对于经历坎坷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王翰,江泽民同志作出“革命信念,始终如一”的高度评价。王翰一生的闪光点颇多,而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廉洁反腐则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本文通过对王翰在新四军五师期间积极推进廉政建设工作点滴事迹的简要阐述,以展示这位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大形象。

 

一、 王翰的廉政思想在新四军五师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形成

  廉政,顾名思义为廉洁从政。王翰在参加新四军五师之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目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官员腐化堕落,对之深恶而痛绝。到新四军五师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后,开始接触部队政治工作。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搞好部队政治工作,使这支孤悬于敌后的抗日武装,成长为政治上坚定、作风上过硬、战斗力顽强的人民军队,使这群为救国救民而日夜奔忙的爱国者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抱定这个目的,他在政治部初创的闲暇之际,仔细地阅读了毛泽东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论著,学习了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建军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颁布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虚心地向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代政委、政治部主任任质斌等红军老干部请教红军时期政治工作经验,征求他们对当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又深入到各团队了解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作风等情况,经常召开座谈会,征求干部战士对部队政治建设的意见和要求,尤其重视对部队中一些重大事件和典型事例的调查和总结,从而得到了以下启示:(1)部队政治工作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主要内容是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和贯彻行之有效的革命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2)部队的现状需要政治工作来加强和巩固。一是因为部队发展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纵队由原来的数百人猛增到9个团、1万多人;二是因为成份新,纵队由各地方游击武装组成,没有成建制的老部队作基础,红军骨干也很少;三是因为思想复杂,受社会消极因素影响较大。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渎职、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和较明显的官兵差别,战士中有开小差现象等。(3)政治工作基础薄弱。政治机构设置和政治力量配备均明显不足。因此他向纵队军政委员会提出政治工作要从基础建设抓起,要从制度抓起的建议,得到了李先念、任质斌等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他在政治工作基础建设上,按照部队建制,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机构,使纵队政治部的组织、宣传、联络、民运、锄奸等部门建立与充实起来,并明确各自职责,建立了工作制度。各团队也成立了政治处,大队(营)、中队(连)都配备了政工干部,直到排、班设立政治战士,形成一条较完整的网络体系。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上,坚持了纵队(师)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和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由于他坚持政治建军原则,部队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

  19404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主力东越平汉铁路,发起攻打大、小悟山战斗,开辟了陂安南抗日根据地。6月回师路西,一举控制了白兆山地区。在这期间,纵队个别中层干部犯了比较严重的分散主义错误,战士中也存在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影响了纵队作战指导方针的正确实施,造成不良后果。在纵队总结经验教训时,王翰深感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在敌、顽、我三角斗争激烈环境下,要取得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统一的组织指挥,必须同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作斗争。他还清醒地认识到部队政治工作应该增加廉政工作方面的内容,加强干部的廉政教育和管理。他根据纵队党委的决定,在部队中组织开展了一次反对不良倾向的教育和斗争,主持起草了由任代政委作的《开展干部中的反倾向斗争》报告,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和贪污腐化的不良倾向及其危害性,号召各级干部在反不良倾向斗争中做到“六个必须”:必须明确反不良倾向斗争的目的;必须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和检查;必须用坚毅的精神来进行这一斗争;必须大公无私地投入这一斗争;必须健全党的生活和干部小组的生活;必须系统地加强干部廉政教育。王翰指示纵队党委机关报《挺进报》全文登载了任政委的报告,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会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开展干部中反不良倾向问题的训令》,具体指导了这一斗争的开展。抓住这个机会,王翰又亲自部署了部队开展红军传统教育和作风纪律整顿,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大作风”,重申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不允许损害整体利益和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发生。还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制定下发了10多个指示、训令和通知,贯彻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运等各个方面,对纵队和边区的廉洁从政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反不良倾向的斗争中,王翰对部队政治工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他认为干部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胆地选拔、合理地使用干部,不断地教育和爱护干部,如果等到干部犯了错误再来教育处理干部,这不是爱护干部的表现。政治工作应当加强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和加强工作、生活作风的培养。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为此,他指示组织部制定了干部工作管理条例、连队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干部工作制度,下发了《关于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对于烦琐日常工作的锻炼问题》、《关于大量提拔工人、农民干部参加政治工作的训令》、《关于派遣干部外出工作问题》等指示,这些制度和文件有针对性地教育了干部,防止干部不良作风的形成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促进了干部思想、生活、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干部的军政素质。19417月,王翰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精神,向师党委会建议,继续加强干部的反不良倾向、反贪污腐化教育,制定下发了《关于传达讨论中央增强党性的决定以及提高纪律加强党性问题的训令》,在全师发动了反贪污腐化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师政治部成立干部审查小组,用3个月时间对全师干部作了一次初步审查。通过整顿和干部政治审查,不仅加强了干部管理和监督工作,也为以后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打下了基础。

 

二、 王翰《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是五师廉政工作的经验总结

19415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华中军区会议上发出了“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正规化党军而奋斗”的号召,新四军五师根据陈军长的指示,为推进部队正规化建设,决定召开一次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五师政治部在任质斌主任的带领下,投入了紧张的会议筹备工作。王翰集中了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智慧,起草了长达5万余字的会议主题报告《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这个报告围绕“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主题,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则到具体,总结五师在敌后取得的进步、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明确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既贯彻了政治建军的原则,又贯穿了廉政思想,成为五师政治建军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1941616,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在湖北省随县白兆山的九口堰召开,会期一个月。大会开幕后,王翰作《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的主题报告。他依次讲了三个问题:(1)怎样才算是一个巩固的部队;(2)一年来巩固部队工作的简单总结;(3)今后巩固工作的方针。第三个问题是报告的主体部分,着重讲了部队中党的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干部问题、克服非战斗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锄奸工作和工作作风及工作方法等7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涉及廉政工作的有党的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干部问题、工作方法及工作作风4个方面。在党的工作方面,报告强调了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对包括廉政工作在内的部队各个方面的保证作用和配合作用,加强领导,发挥效能。宣传教育方面,把反对不良倾向列入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政治机关着重教育方针的制定,编制廉政教育读本和教育计划。宣传方法做到三条:少而精;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教必有用”。在干部问题方面,提出使用干部的标准即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指示的六条。对于干部培养教育工作要反对本位主义和保守观念,要经常性地检查干部的工作,诸如对提拔、教育、优缺点和思想倾向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形成一种制度。报告对关心干部提出四条要求:爱护干部使其感受革命队伍温暖和同志间的友爱;从政治上出发爱护干部,大公无私、赏罚分明;不要随意往干部身上扣帽子;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帮助干部。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提倡“三大作风”,取缔干部 “开小灶” 生活特殊化的做法,批判等级观念,保持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王翰在报告中对政工干部的工作作风提了两条基本要求:一是要有紧张性、突击性、战斗性、创造性,坚决反对疲怠、敷衍、老好人、迷信、动摇、怕死等不良现象,要采取组织竞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奖罚制度来改变不良的工作作风;二是要提倡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开展工作。报告还明确规定了各项政治制度和基层组织(如连队党支部)建立的程序、方法、作用和达到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是五师开展各项工作的经验总结,为推进五师正规化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五师的老战士把《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称誉为“教导员工作条例化”。《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被刊印为五师《政治工作丛书》(第一册),任质斌政委亲自题写了按语。

 

  三、 王翰身体力行积极推进五师廉政建设工作

  王翰十分重视对干部的思想作风教育和部队优良作风的养成教育,现在称廉政教育。他把教育工作任务按政治部各部门性质作了有机分工,自己也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教育工作。首先政治部主办的《挺进报》、《挺进杂志》、《政治工作通讯》三大刊物都适时报导教育运动开展情况、效果、变化和典型事例等,对这些报导王翰都亲自审查,修改或直接撰稿。其次按照教育运动的需要,编制专业课本,收入廉政教育的内容,发给干部战士作教科书或阅读学习资料,如党课教材《党员七十课》;1942年《政治教育课程及进度》,其中的“思想意识教育”共13讲,循序渐进地介绍了农民的革命性和缺点、革命与家乡观念、消灭军阀残余、反对贪污腐化、什么是流氓思想、反对平均主义、正规军与游击习气、阶级友爱、艰苦奋斗与英勇奋斗、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爱护民众与尊重地方政府、革命军人气节等内容;194310月部队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训突击教育月”活动时编印的《干部阶级教育提纲》等等,都是王翰点定下发的阅读材料。为配合部队学习文化活动,王翰带病编写了《政治一百课》一套四册战士学习丛书,内容简洁明了,深受干部战士欢迎。三是政治部所属的文工团、抗大十分校都联系廉政教育开展文艺宣传和课堂教学,王翰直接交待文工团不仅做宣传队,也是部队政治工作队。他还亲自为抗大十分校编写廉政教材,上廉政教育课。四是深入部队检查督促和考核。师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为全面了解部队对会议精神理解和贯彻情况,王翰带领宣传部到十三旅蹲点,进行干部政治文化测验,采用集体会试办法,共20道题。文化程度高的为笔试,文化程度低的为口答,全旅184名干部都参加了测试,取得的经验在全师作了推广。

  王翰很重视选拔、使用和爱护干部。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政策,杜绝拉关系、走后门、搞小集团等非法活动。对新提拔的干部或犯错误的干部都要亲自谈话,指出优缺点,教给工作方法,鼓励干部放下包袱干好工作。五师流传着王翰坚持实事求是,对干部处理持慎重态度,据理纠正了两名基层干部的冤假错案和从枪下救出两名军事干部的故事。其中一名叫任子衡的军事干部,几十年后还感慨地说:“王翰主任给我的帮助太大了,若不是他工作作风深入,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我任子衡早就冤死了!”

  王翰很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用自己的形象教育人、影响人。艰苦奋斗是他的一贯作风,他穿的军装补了又补,穿了又穿,补丁不下十多处,与处于艰苦战争环境下的干部战士没有两样。下部队检查工作总是先问干部全连有多少名战士会打仗的、伙食搞得怎么样、部队能不能吃上热饭菜等等,自己同干部战士同吃同住,成为好朋友。一天,他和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下围棋,有两个襄西根据地来的干部找他谈心,他们不认得围棋,更不会下。王翰立刻把棋盘端走,对那位下棋的干部说:“不下棋,太费脑筋,我们打牌玩,四人正好一桌,不缺腿。”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打起了扑克。194147日,王翰奉命到襄西组建十五旅,开辟襄西敌后抗日根据地。西行途中,在京山县南山境内,看到路边树木残缺,茅舍倒塌,人烟稀少,一派荒凉景象。王翰就问同行的干部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荒凉?”有人回答说:“是鬼子扫荡的呗!”王翰说:“你们说的有道理,但不够全面。除鬼子扫荡外,还有国民党贪污腐化,勾结土匪恶霸搜刮民财,才造成这个样子!我们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反顽斗争,目的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搭救出来!”一席话说得大家无限感慨。1943年秋,王翰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咳嗽、消瘦、低烧不退。师党委把他安置在大悟山白果树湾一位农民家里休息治病。他对师党委对他的照顾深感不安,一再交待身边的秘书韩家仁:“我的伙食不能超过师机关和师首长。”有时一日三餐都是用葛藤花熬的稀粥,病中还坚持编写战士读本《政治一百课》。一次,十三旅政治部副主任蒋立来看他,带来了爱人捎的一只老母鸡,送给王翰补身子。王翰就把政治部各部的正副部长都找来“打平伙”,大家一起吃,使在座的同志和房东深为感动。

王翰以其极大的革命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积极推进新四军五师的廉政建设工作,为我们今天开展的廉政反腐工作树立了典范。我们要学习王翰的廉政思想和工作作风,胜不骄,败不馁,弘扬正气,把任重道远的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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