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回淮安参加了新安旅行团建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一进会场就看到胡乔木同志的题词：“新旅的光荣历史，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又听了省委书记韩培信和中顾委委员金明同志等讲话，新安小学的同学向大会献词，口口声声称我们为“奶奶、爷爷们”，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半个世纪以来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真的，越是童年的战友相聚欢乐之时，越是怀念牺牲了的领导和战友，我强烈地要求去瞻仰芦蒲和庆丰烈士纪念碑。大会后，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们一批老团员出发到阜宁的陈集、羊寨，到盐城、东坎、建湖……去看望了老乡们，在那处处熟悉的地方缅怀过去的岁月和战友。

我们到了建湖县的庆丰乡，那就是一直被我们称作“北秦庄事件”的地点。那天虽然下雨，泥路非常滑，但大家都跑得很快，都急于到碑前去悼念我们的战友。我们向当年牺牲的烈士敬献了花圈，在默哀时，我激动得颤抖起来，我特别怀念张平同志，我团的总干事，我的“舅舅”。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十四岁那年，父亲托田汉同志写了介绍信，让我去新旅试试（我父亲是电报局职员，长沙大火后失业，因原先业余爱好世界语，和长沙的抗敌后援会等团体接触多，经常参加演讲、演戏等活动，—认识了些文艺界人士）。

记得在一个下午，！我拿着田汉同志的一张便条介绍信，战战兢兢的来到漓江边上的东江镇小学，那是新旅在桂林时期最早住的地方。我刚要上木楼，正好碰到从楼上跑下来的一个小姑娘（后来知道她叫裴未如），她拉拉我的衣领，指着楼梯转弯角墙上的镜子边上的一排字说：“请看，你的衣服整洁吗？”我理理好衣服，心里未免有些紧张。这时，一个高高个子，头发理得很短的大同志，笑咪咪的走出来了，他非常和气可亲，叫我到屋里坐，使我那提着的心立即放了下来，他问我：“你为什么想参加新安旅行团？”我说：“新旅是宣传抗日的团体。大人救国，小孩也要救国嘛！”他笑着点头说：“说得好，说得好，你会唱歌吗？”“我很爽气地唱了一支名叫《送爸爸上战场》的歌。就这样，我就被留下了。那时因徐志贯去延安，张平同志接任了新旅的总干事兼党支部书记。他这样和气，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同学们在一起又讲友爱互助，他们好学上进的气氛感染了我，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温暖的革命集体。不久，我被分配在张平同志当队长的西南工作队，立即出发至湘桂铁路沿线慰问伤兵，我们巧妙地完成了上级党交给的慰问二部分八路军伤员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发动等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根据周思来同志的指示，决定新旅秘密转移到苏北新四军军部。我又正好被分配在张平组，我和岳荣烈装着姐妹俩，由我们的“舅舅”张平带我们去苏北探亲。他很快地帮我们买来了旧旗袍和皮鞋，把我们装扮好，自己也穿起了长衫，给我们讲好是舅舅和外甥女的关系。一路上，他常给我们讲故事，记得他带着点安徽和南京的口音，有时，还讲他怎样向他的父亲要钱来支援新旅，又怎么甩掉国民党特务的尾巴，讲讲笑笑，特别乐观，一会儿，他问我：“肚子饿了吧？”塞个面包给我吃，一会儿又问我：“今天记日记没有？要自己抓紧学文化啊！”有时，我们乘长途汽车，他把我们安排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坐，而自己却坐在一个加出来的凳子上，由于他要对外联系车次、住宿等劳累得头靠在车门上就睡着了，那一次，差一点被车门夹住了头。

张乎同志的工作积极负责，办事有条有理，果断认真，待人和霭可亲，他对我从生活、思想、学习各方面都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常觉得他真是我的“舅舅”。

谁知两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一年的七月间，敌人对盐阜区大“扫荡”，张平和分团长张杰同志一起到新四军军部请示工作，在路上，和鲁艺华中分院二队师生一起遭到鬼子袭击，牺牲了几十位好同志，我们敬爱的张平、张杰同志都不幸的壮烈牺牲了。这是我们新旅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损失，最沉重的打击。两位精明能干的好领导，正要在苏北根据地为革命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怎么能死呢？谁能相信他们是真的不在了呢？当时，我哭了，我放声地哭了。我们的好领导，我的好“舅舅”，四十四年后，我到北秦庄来看你，我含着眼泪，克制着悲哀，去到烈士纪念碑的最近处，用我的小照相机将你的名字拍了下来，我要永远怀念你，我要看到这光辉的名字，继承你的遗志，在历史的新时期，迈着坚定地步伐前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录自《水乡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