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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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本名丘东平）是参加过海陆丰人民武装起义、兼任过彭湃同志秘书的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一位较早从事红色军事文学创作的左翼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平受党差遣，曾奔波于福建、香港、日本等地开展工作，但更多的时间还是留在上海，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领导的文化活动。

左联存在期间（1930年3月至1935年底），定居上海的鲁迅，一直是该团体名义上的“盟主”。当时属于左联一分子的东平，是否同鲁迅有过直接的、近距离的交往？这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找不到相关记录。熟悉鲁迅同时又是东平好友的聂绀弩，著有悼念东平的《给战死者》一文，其中写道：“得到你战死的消息，正是从乡下到城里去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的路上。”待进入会场，“只看见一张鲁迅先生的画像，钉在那红色的幕布上——会场是一个戏院，还是五年前我们在上海看见他的时候的那样子。”由此可间接获知，当年在上海，东平是见过鲁迅的。至于鲁迅与东平是否还有单独的接触？甚至在鲁迅那边，能否将东平其名和其人“对号入座”？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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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和东平之间真正留下历史印痕的，是因为一篇文章而引起的观点争鸣：1932年上半年，左联与鼓吹“为文学而文学”的“第三种人”展开了激烈论辩。当时，左翼作家集体发声，反击“第三种人”的一些说法，鲁迅也发表了《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等文章，对“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做了有分析、有实证、也有引领的批评。是年11月，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发表了芸生的讽刺长诗《汉奸的自供状》。该诗的讽刺对象虽然也是“第三种人”，但内中出现了无聊的攻击，骂人的脏话等。时任中共文委书记的冯雪峰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是不满，遂找到《文学月报》主编周起应（周扬），建议他在下一期刊物上公开纠正一下。不料周起应并不认同雪峰的意见，两人竟吵了起来。于是，雪峰找到鲁迅，希望他能代表左联表示态度。对于芸生的文风和“战法”，鲁迅同样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左翼作家沾染了流氓习性，有必要加以批评和纠正。为此，他以个人的名义，给周起应写了一封题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公开信，这封信随即发表于《文学月报》。

在信中，鲁迅善意地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  ‘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鲁迅这封信不仅批评了芸生长诗暴露出的不良倾向，而且指出了当时整个左翼文学创作与批评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专门提到此信，并将其列入干部学习文件的范围。

然而，鲁迅的公开信在左联内部却引发了质疑和反对之声，这便涉及到东平。1933年2月，上海出版的《现代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刊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以下简称《有言》）一文，逐条反驳了鲁迅批评芸生长诗的主要观点。该文的署名作者是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据知情人黄源后来披露：四人中，首甲是当时的左联成员祝秀侠，方萌是阿英即钱杏邨的化名，郭冰若则是田汉的化名，唯有丘东平是以真名现身。

关于《有言》的生成，聂绀弩在写于1941年11月7日的《东平琐记》中，有一段被研究者迄今忽略了的记述：“鲁迅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之后，他  （指东平——引者注）认为鲁迅的意见是不对的，起草了一篇质问书，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但那质问书终于并未送出。”接下来，绀弩补充写道：“在朋友间，鲁迅狂是不缺乏的，猛克（魏猛克——引者注）就几乎不让自己的口里有一个时间不谈到鲁迅。东平却刚刚相反，几乎没有谈到鲁迅的时候。纵然谈到，也只是‘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之类。”绀弩是左联中人，且同时敬仰鲁迅和熟悉东平，他的记述应当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与可信度。按照绀弩的记述，《有言》应该就是由东平起草，并要求朋友签名的“质问书”。倘若果真如此，东平便是《有言》的发起人和主要责任人。至于绀弩为何把已经公开发表的《有言》说成“终于并未送出”，其中的原因是他不知详情，还是另有隐衷？今天的研究者已难遽断，只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那场争论基本情况的了解与评价。

毋庸讳言，《有言》充斥着机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措辞和文风亦显得空洞、简单和粗暴。如不顾事实，盲目指责鲁迅陷入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等。东平为何会写出这样挟枪带棒，“左”味十足的文章？今天看来，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左联成立之初，立三路线仍在党内有重要影响。反映到左联中，便弥漫着一种动辄斗争打击的“左”的风气。东平作为左联的新人，无疑会受其影响和裹挟。加之当时的东平只有20岁出头，身上难免带有青年人的偏激莽撞，以及在长期严酷环境中形成的某种“戾气”，这决定了他对鲁迅那种公允、老到、且不乏自省意味的文字，很容易产生反感、排拒，直至上纲批判。第二，历史上的左联，存在宗派主义。当时，周扬对鲁迅颇多误读，也颇多掣肘，但对东平的短篇小说《通信员》却做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推介，这无形中赢得了东平的好感，使他情愿替周扬站台，进而为其认可并主持编发的芸生长诗辩护。

针对《有言》以及芸生长诗所存在的错误，当时正在上海养病，且同鲁迅并肩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鬼脸的辩护》等文章，给予严厉批评：敌人诬陷我们杀人放火，而芸生的诗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是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大约是基于不让左联内部矛盾进一步扩散的考虑，秋白的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以秋白的身份——他虽已不再是党的领袖，但仍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左联内部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从而中止了一些人对鲁迅的挑剔与纠缠。东平等人的文章在内容上原本无足轻重，但由于它来自左翼营垒，所以仍然让鲁迅感到内心郁结和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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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等人伤害了鲁迅，但鲁迅却没有因此就记恨东平，更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否定东平的文学创作。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邀，选编“现代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就选入了东平的《通讯员》。这篇作品的作家介绍是这样写的：“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也许他只有这么一篇。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这段话尽管由茅盾执笔，但鲁迅作为合作者应当看过，因此也包含了鲁迅的认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草鞋脚》直到新时期才在国内正式出版，因而东平生前很可能并不知道鲁迅对他曾有的大力扶持。倒是今天的我们，透过选编《草鞋脚》的原始档案，不仅看到了鲁迅当年怎样做“梯子”；而且又一次意识到，有些人说鲁迅是“睚眦必报，只会骂人”，实在是莫大的歪曲和冤枉。

伴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思想的成长，特别是由于后来同胡风、绀弩等人成为挚友，东平对鲁迅逐渐有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之改变了对鲁迅的态度。还是绀弩的《东平琐记》告诉我们：“鲁迅下殡的那天早上，我回到了上海，在到殡仪馆去的路上碰见他

（指东平——引者注），他似乎也是刚到。他说：‘我要去买一块白布。’他去买了，还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拙劣的字。”斯时的东平，字或许“拙劣”，但心却无疑是真诚的。1938年初，东平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之约，以书信的形式，回答有关抗战文学的一些问题，其中在强调青年作家的重要作用时写道：“我之所以单独提出青年，是因为……除了死去的鲁迅之外，中国的老作家们看来似乎已经不能负起这个任务  （指坚决抗战——引者）了”。这样的判断显然属于以偏概全，仍有“左”的痕迹，但力挺鲁迅却是旗帜鲜明。此后东平参加新四军，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工作。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光大鲁迅精神。他致函胡风时，曾热情介绍在军中组织鲁迅文艺社的情况，并希望胡风通过报刊传递这一消息。显然，这时的东平同胡风一样，早已成了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其中体现出的勇于否定自己，坚持从善如流的态度，很值得嘉许。

转自《文学报》201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