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言：时代精神的激情讴歌者
　　与王学言是多年的文友，一直在读他的人物通讯，常常感叹于他在人物通讯方面积累的广博。到政协工作后，与王学言接触更多更直接了，也越来越感到他是一位时代精神的激情讴歌者。称道他的激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多产，更因为他总是能敏锐地把握住人物的时代精神，并且一心想通过自己的人物通讯将其彰显弘扬。
　　去年8月的一天，学言同志打来电话，给我讲了“建湖送奶工感动大上海”的事情。学言在上海电视节目中知道金有生是建湖人，职业的敏感驱使他立即赶往上海华山医院去看望并采访金有生。金有生这位从我们建湖冈西镇走进大上海的普通送奶工，用自己的服务与诚信感动了上海人民。这一切也深深地打动了王学言，他为家乡的土地上又成长出一位文明楷模而骄傲，满怀着敬意为这位普通劳动者写下了长篇通讯。在我的恳求下，他答应把这篇通讯发给《建湖文史网》。稿子发来后，他又打来电话，觉得意犹未尽，觉得象金有生这样的建湖人应该得到家乡人民更多的关注。于是他专门加了作者附言：“金有生是建湖人，他的行为在上海能引起如此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民网等100多家新闻媒体网站宣传，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典型，值得总结宣传，以弘扬光大。”他对这一人物的报道与分析，也感染了我，使我对这个典型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就有了编者按中所说的：“金有生，让我们关注他的事迹，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让我们象他那样‘莫以善小而不为’。我们为建湖的土地上又成长出一位文明楷模而自豪，我们更应努力去做金有生这样的感动社会、感动人生的人。”后来，王学言还跟踪报道了金有生被评为“感动上海”候选人的消息。
　　不久，学言同志说他想为建湖的老县长魏福宝写一篇通讯，那时他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进行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家曾与魏福宝县长是紧邻，当时她工作很忙，我们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印象中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县长，是一位很有政声、群众口碑很好的县长，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仕途似乎极为不顺。这次听学言同志讲起个中原因，方才知道这位女县长外柔内刚，在全县粮棉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为了建湖农民的利益居然不顾官场规则，向省长告市领导的“御状”。学言同志认为，虽说魏福宝县长赢了“官司”，输了前程，但是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有这样的精神，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就能得到最有力的保护，长此以往，那些官僚习气也就会失去市场。通讯写好以后，他曾经问我们《建湖文史网》敢不敢刊登，我对他说：“你对这个人物的把握与挖掘，歌颂的是敢于为民请命的领导，歌颂的是一心为百姓的干部，这正是当前提倡的也是最需要的时代精神。”后来这篇报道在本网刊发以后，反响很好，许多老同志说，这篇报道写得真实感人，当年的魏县长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年时间他在《建湖文史网》上就刊发了10多篇人物通讯、人物散文，除了上面所介绍的，在他的笔下还记录了传奇英雄姜祝山、离而不休热心下一代工作的唐光真、三线骄子王春才、毛主席的红管家吴连登、当代大禹陈克天、海南战役中的英雄傅涛、热心服务患者的县人民医院21病区。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不是学言同志，我们《建湖文史网》“时代楷模”就得关门大吉了。其实我知道，《建湖文史网》所刊发的只是他人物通讯的一部分，去年抗战胜利纪念期间，《盐城晚报》上就刊登了他的系列人物通讯，报道了抗战期间建湖人民的英勇斗争。
　　在续修《建湖县志》期间，我曾和学言同志约过，要把建阳县成立大会召开地“季陆墩”的事情搞搞清。可是东忙西忙、他忙我忙，直到今年春天才终于成行。我们先到陆墩，再到季墩，学言和村里的干部、老人交谈起来是那么的自然，大家都很愿意和他交谈，愿意把所知道的所想到的与他交流。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与认识，而我则更是从中知道学言同志每一篇人物通讯的来之不易，同时又知道他每一篇人物通讯为什么内容总是那么丰富，细节那么生动。
　　我常常在想，王学言同志在人物通讯方面的成就来源于什么。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就我的感觉，最主要的是出自于对家乡的热爱，出自于讴歌时代精神的责任感。我又想，如果我们的媒体工作者至少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都能有王学言同志这样的责任感，那么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就会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就会是一片阳光明媚。                                  （唐张新）
　　
李世安 ： 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

　　李世安老先生今年70多岁，熟悉他、读过他文章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是一个一心一意传播建湖文化的人。我曾经这样来描述，李世安老先生是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
　　所谓守者，坚守也。李老先生因为家境的原因，读完初中后便参加了工作，这对他个人前途自然是有缺憾的一件事，但对于建湖文化却是一件幸事。从那时起，建湖文化就多了一位悉心关注她的有心人。向李老先生讨教过的人，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建湖文化方面的事情在李老先生那里不但会找到答案，还会找到相关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李老先生家中似乎有一个建湖文化的“百宝箱”。这次为了纪念建县70周年，领导交办要出一本专辑。李老先生承担的课题中有一个是建阳县改名为建湖县的过程，说实在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课题很难写出什么新的内容。没想到，李老先生从百宝箱里倒腾出3件宝贝，是他当年抄录的盐城区专员陈书同就此事上报的文书，苏北行政公署上报的公函，盐城区专员公署接到同意改名为建湖县后发给建阳县委的通知。这样3件文书，无疑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了一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百宝箱，当然更重要的是李老先生并不以为奇货可居，而是热心出手助人，所以许多单位遇上编史修志、撰文编书一类的事情，都会想到李世安老先生。据我所知，他参加编纂的有《建湖县志》、《建湖县志（1986～2008）》、《建湖县工会志》、《塘河流韵》、《建湖杂技》、《建湖淮剧》等，主编的有《建阳居委会街道志》等。李老先生还是一位陆秀夫研究专家。他和金之愚先生合著的《千古一相陆秀夫》，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他与曹晋杰、韩明芳等合编的《陆秀夫史料与研究》，是至今为止研究陆秀夫最为完备的资料书籍。
　　所谓望者，展望也。李世安先生现在已步入老年，但是可以说对建湖文化的执着坚守，也使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他对建湖文化的传承总是一种乐观的心态，在他的文史作品中我们总会感受到乐观前瞻，有历史而不掉书袋，讲历史而不止步于历史，总想着从中让人们领悟一些新的内涵，从中得到启发与帮助。他对新鲜事物保持一种好奇童心，并及时地记录下事实与自己的感受，以此来不断丰富建湖文化的内涵。罗汉院是建湖历史上一座有名的寺庙，佛教大德茗山法师在此院出家。但罗汉院经历了三次大的迁移与建设，其中2003年驻址太平路东侧，2008年迁入新建的双湖公园。我们只要把李老先生的《茗山与罗汉院》、《罗汉院记》、《新罗汉院记》数篇文章读一读，那么就会了解罗汉院的迁移过程，同时也感受到我国宗教政策的开明。他的文史作品的语言也总是合乎时代特点，新鲜而活泼，进入网络时代，我们常常会在李世安老先生中的文章中发现“相关链接”之类的新鲜安排。我曾经建议李老先生以“文史散文”为名目，把他的这类作品结集印行，为自己做个小结，为有志于建湖文化传承的人做个楷模，他却摇了摇头。
　　李世安老先生总是非常虚心，即使是在他相当熟悉的领域，他也不会以专家自居，盛气凌人。哪怕一些读者因为无知而妄加评论时，他还是用自己所掌握的史料，用自己到位的分析，用自己平实而富内涵的文章来化解人们的疑惑。我们常常会看到李老先生围绕一个课题，从不同角度所写的文章，他会让你心中一个个疑问丰富成知识与智慧。他常常会说自己只是初中毕业，你们科班出身的人受过正规训练，这方面你们是行家。这真让我们汗颜不已，可是有时也常常安慰自己，搞文史需要秉赋，或者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讲是需要有异秉的，多读几年书顶不了异秉。当然这只是原谅自己的调侃之语，面对李老先生这样一位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每一个有能力为建湖文化做一些传承努力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解脱责任的。我想，如果我们都能尽力去做，李老先生这样的忠诚守望者也会觉得守望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并不反对打麻将、打扑克这类游戏，只是觉得沉迷其中而忘了自己传承建湖文化的责任，对自己是虚度与荒废，对后人还真的是一种罪过。
　　说李世安老先生是建湖文化的忠诚守望者，还在于他热心地提携、帮扶每一个留意建湖文化的人，这种提携与帮扶是毫无功利目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建湖文化、传承建湖文化，让建湖文化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更显奇异瑰丽，更加引人注目。我也得到而且现在仍然得到他的真诚的帮助。李老先生得知我负责续修《建湖县志》，慷慨地把家中珍藏的光绪《盐城县志》、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借给我，让我受益多多。在编纂《建湖民族英雄传》时，我常常向李老先生讨教，他总是百问不厌，并送我一套完整的《建湖英烈》（共4册），还有《建湖革命史料》等等。其实，文史工作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掌握史料，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便是最重要的最无私的帮助。非但如此，很多时候他会和年青的同志或是有心为建湖文化传承做点事的人们，一起研究课题，一起撰写文稿，而他却常常不留姓名。他的研究成果为许多研究建湖文史、研究陆秀夫的人们所吸收，他只是感到欣慰，感到满足，即使那些没有注明引用出处的做法，他也是一笑了之。不用说，在他看来建湖文化的传承是最大的知识产权，个人的名利在建湖文化传承面前实在不算什么。
　　政协的文史工作主要依靠文史委员的力量，可是文史委员绝大多数是年事已高的老同志。说真话，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我们总是心存矛盾，不交给他们吧完不成任务，交给他们吧实在于心不忍。而我们的文史委员总是让我们感动，他们常会有许多单位邀请，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只要接到文史方面的任务，不讲任何条件，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所以多少年来建湖政协的文史工作一直得到领导的肯定，同时我们的《文史资料选辑》等也形成相当的读者群。李世安老先生无疑是这些文史委员中突出的一个。这次编纂《塘河春秋》分配任务时，李老先生说无人认领的课题都交给他。其实，文史工作看似简单，但你要把这个课题一个个地形成文稿，那么这种无私的付出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在拼命。今年4月份的一天，我在外地听说李老先生脑溢血，大吃一惊，赶到病房是他住院的第三天，听他的公子讲送到医院时已经不醒人事，后来在专家的指点下，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与死神赌了一把，李老先生赢了。见到的李老先生神智非常清楚，没说上两句，他就说：“唐主席你放心，还有几篇稿子过几天就给你。”你说，我说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呢？大约没到一个星期，我就听说李老先生正在赶写纪念建县70周年专辑《塘河春秋》的文稿，吓得我立即让人致电，休养休养，稿件以后再说。可是过了不到1个星期，稿件陆陆续续地发到了我的邮箱。
　　文化并无县界、国界，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失去地域特色，文化也就消失了。这样来看，我们称赞李世安是建湖文化的守望者，实际就是说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守望者，是人类文明的守望者，希望更多的人成为这样的守望者，从而让更多更多的人由此而传承我们的文明，从中收益无穷。                                      （唐张新）
                                   
葛金球 ： 汉字简化的拓荒者、探路者

认识葛金求老先生是在续修《建湖县志》期间，感受到他的执着与坚韧，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探索精神与睿智多识。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他还是一位执着于汉字简化的拓荒者、探路者。几十年来，不论是汉字简化事业走俏之时，还是在汉字简化被打上大问号的电脑时代，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披荆斩棘，一直没有停止过求索的脚步。有人说，信仰是重要的动力，它会让人们在拼搏中无怨无悔，在奉献中享受快乐。今天当葛金求老先生《字论》（暂定名）大作初稿已成之时，我们更应该去深味这位拓荒者在艰难中的努力，深味这位探路者在寂寞中的坚持。
      葛金求老先生主要是从字论、字典（非规范简化字）、字表三个方面，对汉字简化进行理论与实际运用研究。
      字论部分，是对汉字简化的辨理，由120个大小专题组成，就我看到的后80篇，可以说其探究的深度与广度实在让惊叹。在《汉字简化总体思路》中，他否定了汉字稳定说，认为必须对现行汉字作进一步简化，并提出三条思路，一是汉字整理（汉字爽化），实际是对汉字字音、字形进行规范；二是精简字数（汉字精化、汉字精兵化），即对异体字、专用字进行整理，并且推进简化方案中的同音替代与限量汉字中的同音替代；三是汉字笔画与构件简化。这一“三分法”的总体思路得到许多汉字研究专家的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三分法”，从汉字的音形两个角度出发，把汉字简化的思路明确为统音化（统化）、简化、线性化（线化）。统化主要是异读字审音与多音多义字统读；简化则包括简化的内板块与外板块，前者主要是音化、类化，后者为精化、演化；线化则主要是指对汉字进行拼形化，主要是汉字结构方式（表现为书写方式）的调整与统一。应该说，新的“三分法”的思路更具革命性，也更加明晰，更具指导价值。其实在《字论》中这样的真知灼见比比皆是。比如，他主张汉字简化的透明化，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的政务公开，也就是对汉字简化的具体操作交给大家公开讨论，然后经由专家进行筛选论证。
     字典，我曾建议葛老先生改叫字库，实际是非规范简化字的字库，但细细一想还是叫字典准确。因为这项工作，葛金求老先生是把1986年10月国家语委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之外的简化字，搜集起来，并将每个字的出处与使用情况列出，而不是简单的列举。字典目前也基本成形，收录有近5000个非规范的简化字，其工作规模与难度可想而知。
      字表则依据字论中提出来的原则，所作的梳理，以及字典中所列的非规范简化字，分类建表以便于指导汉字简化系统地进行。目前已经设有同音代替、字形整理、扩大类推、地名统一用字等40多种字表。
      汉字简化几十年来对于普及教育、传承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人们的生物本能就是忘恩负义，对于无言的汉字自然格外无情，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权威甚至要声讨汉字简化。对此，葛老先生在对“在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说法所作的批评时，这样写道：“从汉字发展史来讲，这一代繁体字，是印刷术产生后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宋体字，宽算为唐代，也只有千年的历史。《论语》、《孟子》是篆书，今日的繁体字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籍，拿给孔老夫子孟老夫子看，他们也认不得。真正的古籍是甲骨文，看来非得甲骨文进小学课堂才是？”很有见地，也很有逻辑力量。我想，这种理性正是葛老先生坚守在汉字简化研究这条日趋寂寞道路上的内在动力吧。                                                             （唐张新）

《建湖文史网》网文撷珍

巾    帼    神    韵
王学言供本网专稿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建湖县女县长魏福宝非常有才华，也很能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王春瑜：魏福宝县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虽是“知县”，但做官敢为民作主，鞠躬尽瘁为人民，她的英名流淌着巾帼神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著名教授王冠庭：魏福宝县长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她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七月的石城南京，一场大雨过后，这座火炉之城清新而又凉爽。
      清晨，我们一行专门来到雨花功德园，凭吊苏北水乡建湖人民爱戴的已故巾帼县长魏福宝。
      穿过挺拔的青松翠柏，顺着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台阶拾级而上，魏福宝，这个曾经十分熟悉的名字如今被镌刻在那块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
      魏福宝，她已经长眠故土，却把汗水和美誉播洒在了苏北大平原和南京城乡。
      2009年10月出版的续修《建湖县志》这样记载：魏福宝，女，南京市人，1950年12月参加革命，195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65年历任滨海县供销社统计员、妇女联合会干事、团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书记。1966年至1980年分别担任响水县副县长，响水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等职，1980年8月任中共建湖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3月任建湖县县长……
      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历史上的第一位巾帼县长。

呕心沥血，情倾苏北老区这方热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作为农业大县的建湖，工业发展起步缓慢。身为一县之长的魏福宝，深感振兴工业、发展经济才是走出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于是，她带领一班人，身先士卒走四方，纵横驰骋全中国，千方百计找业务，殚精竭虑强经济！
      如今，近千家油田机械生产厂家在建湖县城乡星罗棋布！油田机械成了发展建湖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建湖，已经成为全国油田机械的重要生产基地！然而，回首当年，它的发端却倾注了魏福宝的多少心血啊！
      魏福宝刚到建湖不久的一天，原华北石油指挥部的指挥、时任国家燃料总局局长的王俊回故乡建湖探亲。魏福宝接待他时，王俊谈到油田需要大量阀门产品，家乡可以组织人员生产。王俊走后，魏福宝和县委副书记孙辉立马带领相关人员赶到北京，经王俊引荐，他们拜访了建湖老乡、时任国家煤炭石油部部长的唐克。魏福宝和孙辉等人拿着唐克等人写给十几家石油生产基地相关领导的信件，分头行动，直奔各相关油田。很快全国几十家油田与建湖众多的阀门生产企业喜结良缘！近湖乡在全县率先成立了阀门总厂，各乡镇纷纷成立阀门一厂、二厂、三厂……直到十五厂，县水利农机局还专门成立了阀门公司，专管全县石油阀门的生产和经营。
      建湖县的石油机械行业由此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并且生生不息！
      然而，魏福宝没有被成功所陶醉，她又慧眼识先机！在奔波洽谈石油机械的同时，发现各大油田正在纷纷扩大规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因此，她“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在攻关阀门业务的同时，魏福宝又把触角伸向了各大油田的建筑行业。于是，水乡建湖又兴起了一轮建筑业发展的浪潮，一拨又一拨的建筑大军，从建湖开赴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大庆油田……，开赴济南、日照、郑州、乌鲁木齐……，当年的钟庄、高作、草堰口、庆丰、上冈等18个乡镇相继全部成立了建筑公司。后来，在历届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建湖全县常年有6万多建筑大军，分布在全国各地100多个大中城市和油田从事建筑施工，一度时期建筑业成为建湖农民致富、群众就业的支柱产业，建湖县先后两次被江苏省政府命名为“建筑之乡”。当时有一家媒体这样报道：建湖县小小瓦刀劈开农民致富新天地！
      1985年7月，国务院一线、三线经济技术合作会议在兰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必须是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及大型工矿企业的负责人。当魏福宝得知时任国务院三线办规划二局局长王春才是建湖人时，便多方攻关，谋求赴会，寻求适合建湖发展的经济项目。王春才想起当年春天，他陪同三线办主任钱敏考察江苏时，顾秀莲省长曾对他说过的话：“我去过你的家乡建湖县，女县长魏福宝，非常有才华，也很能干，但建湖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不快，拜托你们多支持，多关心，多帮助。”出于对家乡的厚爱和魏县长的敬意，王春才上下周旋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张让魏县长入会的门票。
      在会上，当出席会议的顾秀莲省长看到魏福宝作为唯一的县级特邀代表参加会议时，惊讶之外更感高兴和自豪。她拉住魏县长的手连声说：“你真有钻劲，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是谁给你帮的忙。”她对魏县长的赤诚之心和敬业精神十分钦佩。就在这次会议上，还是亏王春才当红娘，为建湖县与国务院的三线办秘书长于锡涛和规划一局局长张培坤之间牵起了红线。此后的日子里，建湖县经济协作办公室与部分三线企业勤于沟通，联姻结亲，相继签订了一又一批的合作项目。
      地处盐城、淮安、扬州三市和建湖、阜宁、楚州、宝应四县区交界的九龙口，如今犹如一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里下河的腹部，成了靓丽的水乡明珠，旅游胜地。雕梁画栋的九龙楼屹立在九龙岛的中央，人们登楼远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水乡美景尽收眼底。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九龙胜景，凝聚着当年魏福宝县长的几多心血！
　　当年的九龙口，穷滩恶水，一片荒凉，无人问津。魏福宝带领一班人，十下九龙口，徒步考察，本着科技兴水、以水养水、以水富民的原则，大力发展水乡特色的旅游业。经过有关专家论证后，在当时县级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毅然投入数十万元，兴建起了“九龙楼”！九龙楼建好后，魏福宝又从保护环境入手，先后多次和省、市环保部门联系，把九龙口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还专门编制了九龙口旅游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后经各届领导的重视，九龙口终于被打造成了名闻遐迩的水乡旅游胜地！
      1991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洪涝，使得一马平川的建湖一夜成了水乡泽国！灾情发生后，县政协主席陈金鹏一行肩负着全县80万人民的重托，专程赴省城向省委、省政府汇报灾情，目的是想让上级了解灾情，寻求上级的支持和帮助。一到南京，陈主席顾不得已是深夜11点多钟，就连忙给已经调到南京工作的老领导魏福宝打电话，想请她帮忙引荐找到省领导，可是连续拨号都是无人接听，无法入睡的陈主席凌晨3点多钟再次拨打电话，还是无人接听。直到4点多钟，魏福宝把电话拨进了宾馆，她告诉陈主席，自己刚从国外考察回家。陈主席说明来意后，魏福宝同样心急如焚。7点刚过，魏福宝就和原来在建湖县担任副县长的黄务涛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陈主席的住处，约请与事先联系好的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见面。省委书记陈焕友和副省长凌启鸿听取了建湖的灾情汇报，看了《洪水在建湖泛滥》的电视专题片，心情十分沉重。没过多久，陈焕友书记又亲自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到建湖视察灾情，给建湖人民抗灾救灾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然而，人们哪里知道，那天凌晨四点多钟从国外回家的魏福宝，在撂下陈主席的电话后，就一直没有合过眼，接二连三地向外拨打电话，想方设法，赶在天亮之前安排好陈主席向省领导汇报情况的相关事宜。
      光阴荏苒，如今已年逾八旬的陈金鹏老人，每当说及魏福宝的这些感人往事，总是深有感触地说：“魏县长对建湖的贡献实在是令人难忘！”

肝胆相照，启用怀才不遇精英人才

      黄务涛，来自云南的客籍知识分子，农技专家，“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因“右派”问题被下放到建湖县裕丰村当农民，落实政策后被安排到近湖公社农科站当农技员。黄务涛对如何提高当地的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和试栽试种，并取得了成果，可是他却长期被人另眼相待，得不到重视。魏福宝一到建湖就听人说：近湖有个外来的农民，对水稻等农作物种植技术非常有研究，但这个人原来是“右派”，谁都不敢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魏福宝想，如今建湖的农业发展，迫切需要人才，如果他真是个专家，不用他就太可惜了。经了解，黄务涛早在1975年就被平反了，于是启用黄务涛的念头，在魏福宝的心中萌生。很快黄务涛被调到县农科所工作，不久又被提拔为农业局副局长，后又成为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黄务涛被重用之后不久，一个大规模的“水稻温室育秧、三苗配套、平衡高产”的农作物新型种植方法在全县推广。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给农业丰产丰收带来了福音，但是操作的难度很大，客观讲，上述种植方法比较繁琐，仅温室育秧，就要好几道工序才能完成。农民和部分基层干部对这种新生事物有畏难情绪。对此，魏福宝亲自带领黄务涛等一班技术人员，一方面向农民传授技术，另一方面深入基层，大讲新型种植技术的好处。他们深入到全县18个乡镇进行专门培训，魏福宝亲自主持，黄务涛担任主讲，公社从一把手到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全部参加培训。当时黄务涛很害怕，一怕自己是曾犯过错误的人，弄不好再雪上加霜；二怕万一再出问题，担当不起，牵连魏福宝。魏福宝不时地给他打气、撑腰、鼓劲：“你尽管放开手来工作，拼老命地推广农业新技术，如果出了问题我来负责！”魏福宝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领着黄务涛一班人，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广新农业种植技术，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喜悦。1981年，建湖县入库粮食41668万公斤，油料作物52.3万公斤，在全省60多个县中独占鳌头，双获全省“冠军”！
      “水稻温室育秧、三苗配套、平衡高产”的做法，很快被全市、全省推广，大批的参观者纷至沓来，省内外，长江流域13个省的农技专家和领导蜂拥而至。当年就接待3万多人前来参观。黄务涛因此成了“名人”，又一次成为“专家”。这一年，黄务涛被破格提拔为副县长。然而，就在农民拍手叫好、盛赞县领导用人决策带来大丰收的时候，一封举报信寄到了上级领导的手中：“魏福宝，举黑旗，用黑人。”顿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这封人民来信，使黄务涛思想压力巨大，他十分婉转地向魏县长提交了辞呈。令黄务涛没有想到的是，魏县长不仅没有丝毫的埋怨，更没有因人民来信感到害怕，而是理直气壮地为他撑腰：“你是建湖农业科技的功臣、专家，我不怕承担‘用黑人’的名声，你还怕什么呢？粮食增产的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她不仅这样说，更体现在行动上，她要用自己的真诚，让这位下属吃下“定心丸”。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和县里有关同志来到城郊裕丰村黄务涛住的草房里看望，当看到黄务涛一家人住的屋又潮又湿，四处漏雨时，便对随行的同志说：“大家看，我们专家还住在这样的贫民窟里，明天就让他搬家。”第二天，黄务涛就举家搬到了县政府招待所。后来，她还专门请副县长刘志高和组织部长周学彬等人登门找黄务涛谈心，鼓励他放手工作，为建湖农业发展作贡献。1982年春天，全省召开了科技术工作大会，建湖县“水稻温室育秧、三苗配套、平衡高产”获全省农业科技重大科技成果奖，当年全县夏粮总产比上年又增产一成多。
      启用黄务涛，魏福宝是如此执着；而启用唐湖、章希知夫妇，魏福宝更是披荆斩棘。
      唐湖夫妇是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文革”期间双双被下放到建湖，既当农民又做小工。魏福宝来到建湖之际，正值建湖的水稻“百叶枯病”十分严重，专治“百叶枯病”的农药“敌枯霜”货源十分紧缺，当时，有人通过国务院三线办王春才的关系，从四川购回“敌枯霜”，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农民束手无策，痛心疾首。这时，有人提及：在县城东郊，有一对住在船上的夫妇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才生，但此人是“右派”分子。魏福宝二话没说，经过调查后，随即请唐湖出山，跟随县有关部门到四川“敌枯霜”生产厂家参观学习。学习回来后，唐湖很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啊，我也能生产。”于是魏福宝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之后，决定创办建湖县农药厂，并明确由唐湖担任总工程师，后任副厂长、厂长。唐湖没有辜负魏县长和建湖几十万百姓的希望，夫妇俩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短时间内研制出了“敌枯霜”，而且还先后引进和开发了多个农药新产品，其中“苯达松”为国内独家生产，三唑酮、多效唑、烯唑醇、烯效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县农药厂年产值达亿元，税利达千万元，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农药紧张的局面，而且为一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建湖县农药厂也由此成为了全国重点农药厂之一，为民族农药工业的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唐湖也先后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光荣称号。

鞠躬尽瘁，报效故土桑梓父老乡亲

      1983年，建湖县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按照规定招收土地征用工。有十多名干部各显神通，搭车解决子女就业问题。那边屁股还没坐热，这边农民就跑来上访。事情被揭露出来后，有人说：“这事涉及面太广，不好纠正，就算了吧。”也有人说：“人都进厂上班了，下不为例吧。”魏福宝态度坚决：对待不正之风，决不能下不为例！为此，魏福宝得罪了一大批人。有人直截了当地找到她“我某某人工作几十年，自己的子女就这么一回难得的机会，你就高抬贵手吧”；也有人在背后发牢骚“你魏福宝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们这些人为党工作多年，个把子女就不能照顾吗”；还有人走上层路线，一个个电话、一封封来信，要求她帮忙、变通；更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打电话恐吓：“你要当心，我看你姓魏的能当一辈子县长！”而魏福宝却在县长办公会上，抖出了一封封说情信，列举了一个个说情人，斩, , , , , 铁截铁，义正词严，坚持原则不动摇！结果把那些移花接木的人全部从工厂清退回去，让符合条件的农民招工进厂！
      1985年春天，按照市里年初总体规划，建湖县发展棉花种植15万亩，魏县长等政府领导通过大力宣传和深入细致的工作，棉花种植终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可正当农民忙得热火朝天、营养钵棉苗破土而出长势喜人之时，突然通知取消棉花种植，还是改种水稻，这一决定让魏福宝等县领导班子，百思不得其解。但谁也不敢违抗“圣旨”。
      魏福宝采纳了大家意见之后，决定坚持种植棉花，以减少农民的巨大损失。可谁到上边去为民“请命”呢？个个哑口无言。会议之后，魏福宝彻夜难眠。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魏福宝坚定了“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信念。第二天，她专程向领导汇报农民的情绪和县里一班人的看法，她一方面向上级出具文字汇报，细算改种水稻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的大账，痛陈农民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诚恳请求领导维持种植棉花的决定不变，以维护广大棉农的利益。谁料，领导大发雷霆，拍桌子，摔茶杯，批评她无视上级决定，要她无条件服从。魏福宝和领导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表明自己的看法与观点。那天，她连午饭都没有心情吃，坐在吉普车上，一路无语，回到建湖。一些农民正围住县政府的大门，吵吵嚷嚷，说领导说话不算数，要求县长给说法。一头是上级的高压，一头是农民的呼声。魏福宝连夜召开县长办公会，坚决维持种植棉花的决定，15万棉花一亩不减。消息传出后，再次遭到上级严厉批评，并要求建湖无条件服从决定。魏福宝没有被上级的错误决定所吓倒，她在心底里呐喊：为了农民种棉花，我县长宁愿丢“乌纱”！
      更深人静的时候，仗义正直的魏福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她一骨碌翻身下床，一不做，二不休，一个电话拨给了省长顾秀莲，把调整产业结构种植棉花、市里改变种水稻给农民带来的损失说得一清二楚。顾省长当即批示，要求从实际出发，保护农民利益，不得盲目改变种植结构。最终保住了全县15万亩棉花。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告御状”，虽然让魏福宝在建湖老百姓的心坎上留下了高大的形象，但它却给魏福宝今后的人生仕途笼上一抹不祥的阴霾。
      1985年隆冬的一个深夜，12点多钟，寒风凛冽，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守候在魏福宝家的门口。魏福宝深夜回家，见到门口站着一个人，吓了一跳。来人一见魏县长就跪在地上直磕头。魏福宝拉着那人进了屋，那人怯生生地说：“我已经在县政府大门外整整转了一天，值班人员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县长啊，我那十几岁的女儿被人糟蹋了，我四处求救，告状无门。因为那户人家有一个亲戚是干部，他找出人来要跟我私了，我要告他，他就扬言，如果告就要杀了我。我就不信，共产党没有王法，县长啊，我是走投无路才来求您的啊！”那人说着说着又一次跪在地上。魏福宝再次扶起老人：“我这个县长没当好，我向您保证，明天一早就派人调查此事，肯定给您满意的答复。”魏福宝开门送走了那位老人，再也无法入睡。她连夜打电话责成有关部门尽快把犯罪分子缉拿归案。事后，魏福宝又专门来到受害者家里，登门慰问老人。一家人抱头痛哭，跪在地上作揖，她一一将他们扶起。这位老农后来还专门给魏福宝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六个大字：魏县长，包青天。
      1982年，钟庄公社丁港大队特困户符炳六，儿子刚上大学，他又不幸患上了胃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有人出了个主意，不妨给魏县长写个求援信试试看。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三天时间，魏县长就派来了县、乡民政部门的人员给他家送来了救济款，党的温暖、政府的关心，把这位淳朴、老实、憨厚的农民，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掉眼泪。此后，魏福宝到钟庄检查工作时，又详细询问符炳六的经济状况和治病情况。当时，此事不仅在建湖城乡被传为美谈，还感动了为符炳六治病的上海瑞金医院建湖籍教授王冠庭，为此，他专门给魏县长写了一封赞扬信。2008年底，当王冠庭教授获悉魏福宝突然病故的消息时，十分惋惜地说：“魏福宝县长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她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1982年的一天，冈西公社的一位农村妇女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跨进了县政府大院。正当她不知走向哪个门时，迎面碰上了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志。她忙上前打听，谁知正是魏县长。那位妇女向魏福宝递上一份报告，止不住流下泪来，声音有点颤抖：“跑来跑去，批不到，只好来麻烦您了。”原来，她的丈夫在部队服役，一年前家里遭受火灾，房子被烧了，想批点建房材料。魏福宝看着这份已经揉皱的、上面盖了9个公章的报告，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低声对她说：“辛苦你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时，魏福宝的内心说不出有多难受。她想，我在这份报告上签几个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但这样做行吗？这位妇女来找我，她是跑了一年之后才来的呀，还有其他类似的人家呢？难道也要让他们跑上一年，最后找到我才能解决吗？魏福宝觉得有话要说，转身将妇女领回办公室，随即把有关部门的相关领导找来。
      魏福宝平时是冷静的，然而此刻她却动情了。她拿出那份报告，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一县之长，这件事我首先有责任。她丈夫在部队，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我们应该主动上门关心，现在恰恰相反。她找上我们的门，我们都没有伸出帮助的手。想一想吧，我们当干部的坐在办公室里，心能安吗？人民要养活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呢？”
      1983年，在魏福宝的案头上，摆着一封要求补调工资的来信。写信人叫严庆宏，是建湖镇医院的一位医生。对于这封信，有人认为调资的日期已过，不管怎么样也是不能调了，建议将信退回。魏福宝经过反复调研思考，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官司’已经打了一年，现在把‘状’告到我这里来了，我们办事情必须实事求是，如果退回信件，也许省力些，却是不负责任的。”随后，魏福宝组织人员调查此事。结果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是非清楚了，严庆宏的调资问题，被郑重地提到县长办公会议上作为大事来研究。魏福宝说：“问题不在于过没过调资期，而在于当时该不该调？只要符合调资杠子，过了期也要调，这关系到是不是执行调资政策的问题。政策历来都是党的生命，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看做是解决一个人的事情，而要看到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否落实的大事啊！”会后，她又督促主管部门迅速办理手续，直到严庆宏拿到工资为止。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刚亮，刚到任不久的魏福宝和办公室主任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荡中渔业公社检查扶贫工作。在李庄村，魏福宝来到一只小渔船上，船上住着一对年近古稀的夫妇。高个子的她，弯曲着腰进入小木渔船船舱，只见船上一床破棉被，一个小“锅腔”，两张破渔网，这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船舱内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渔民老俩口蜷缩在破棉絮里。魏福宝与渔民面对面地盘坐在船上，拉住老俩口那冰凉的手，望着裹着破棉袄的老人，泪水夺眶而出。她又伸手摸了渔民的破棉袄，揭开锅里已煮好还未吃的早饭，仅是几个山芋、萝卜，灶台冷冷清清，没有一丝热气。她掏出自己口袋里的几十块钱，十分内疚地说：“大爷，我叫魏福宝，是刚从外地新调来的干部，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老人说什么也不肯要她的钱，一个劲地推辞，相持之间，老俩口竟失声痛哭。魏福宝说：“你们就把我当作你们的女儿吧。”上岸后魏福宝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回到县里，魏福宝立即派人给那对渔民老夫妇送去了棉被和食品，并明确要求公社干部立即调查类似的特困户，必须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急需物资。她还要求民政部门迅速拿出数字：在全县，到底还有多少像这对老人这样的困难群体，需要我们去帮助、去关心？！

两袖清风，憾别贴心知心老少家人

      2008年12月19日，对魏福宝家人来说，是刻骨铭心、悲痛欲绝的日子，她觉得太累，就上床休息，可这一休息，就再也没能起来，突发脑溢血，使她昏迷不醒，经过两天两夜的救治，尽管女儿们千呼万唤，可最终还是于12月21日撒手人寰，年仅72岁。
谁最美？谁最累？苏北水乡建湖县的老百姓会告诉你，他们的女县长魏福宝最美，她们的女县长魏福宝最累！
      赞她最美，是赞她一身正气，当官愿做铺路石；
      说她最累，是说她两袖清风，为民甘作孺子牛。
      然而，魏福宝在世的时候却常常这样评价自己：
      作为女儿，没有尽到儿女的责任，年迈的母亲在南京，而我一年难得回家一趟；
      作为妻子，未能尽到妻子的责任，成年累月忙忙碌碌，几乎很少能和丈夫说上几句话。1984年，爱人患病住市中医院40多天，直到出院那天，我才匆匆将丈夫接回；
      作为母亲，对女儿们没有尽到义务，我把自己的一生统统交给了党和人民……
      魏福宝一生育有五个女儿，人称“五朵金花”，那么，在“五朵金花”的眼中，她们的母亲是何形象呢？
      手戴一块“梅花”表。魏福宝的大女儿任海宁在盐城市歌舞团工作，几次到建湖演出，演出一结束，就往家里赶，可到了家里一直等到十一二点又不见妈妈回来，慢慢就睡着了。当她第二天醒来时，妈妈又走了，她急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在谈到她们的母亲时，海宁首先讲述母亲从结婚到临终一生只戴过一块手表的故事。当年，母亲与父亲相恋，父亲花了230块钱买了块梅花表，作为定情物送给母亲，这块表在她们的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换过。如今妈妈走了，父亲又将当年送给妈妈的手表戴在手上，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天天在看着手表仔细端详，一往深情。他深深体会到，老伴的这块手表除了表达他们夫妻感情之外，也是老魏一生廉政勤政的见证。
      家中一台黑白电视机。在魏福宝二女儿任海萍的记忆中，他们在苏北的家中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她们还小，看到别人家的彩色电视机羡慕不已，几次要妈妈想办法换一台彩色的，可妈妈就是不同意，也有人把彩电票（当时彩电要凭票计划供应）送到家里，又被妈妈退给人家。妈妈总是对她们说，有台黑白电视机就不错了，很多人家连黑白的还没有呢。
      脚蹬一双解放鞋。魏福宝的三女儿任海伟记忆犹新的是妈妈在苏北很少穿皮鞋。除了参加重要会议和接待重要客人外，工作、下乡全是一双“解放鞋”，每年都要穿坏好几双。当时，海伟在部队，真是穿够了“解放鞋”，所以看到妈妈老是穿“解放鞋”，就劝说妈妈不要穿。可妈妈总是说，穿它方便，晴雨兼程，水路能行，泥路能走，坎也能爬，沟也能过，习惯了。就这样，魏福宝是三十几年如一日，年年月月“解放鞋”。
      身着一套“中山装”。魏福宝的四女儿任海燕，对妈妈那身得体的“中山装”印象特别深刻，并且常常引为自豪。那时，她年龄还小，每当看到妈妈穿着那身藏青色咔叽“中山装”，总是觉得到妈妈很英武，在她的记忆里，妈妈不但没有穿过高档的衣服，就连其它式样、其它色彩的服装也是很少穿过。
      常备一个洗漱袋。魏明是魏福宝最小的女儿。每次放学回到家里，她总是先去看看妈妈用的洗漱袋在不在家，如果洗漱袋在家里，她知道妈妈没有出差或下乡。如果洗漱袋不在家，那就是妈妈又外出了。就会顿时觉得没劲，兴冲冲地往家跑的兴致就会一下子烟消云散。魏明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如果妈妈的洗衣漱袋不在家，她就常常会坐到门槛上盼妈妈回家，有时等着等着，不知不觉就歪在那儿睡着了……
      说句实在话，魏福宝从办事员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建湖县县长和南京市农林局长的位置，并不是买不起一块手表，几十年下来，修表的钱早已超过了买表的价格，但她就是坚决不换。多少次，有人要为她买块好的手表，都被她婉言谢绝，有几次有人把价值万元和十几万元的手表等物品送到她家，都被她一一挡了回去。凡是有人送高价物品、现金等，任何人不得收取，魏福宝对家人订了这样的规矩，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家庭纪律。节日期间，她的丈夫任鸿儒坐镇在家，“铁将军”把门，任何人送礼一概不得进入。人说当官不打送礼的，而在魏福宝的家里，却常常上演送礼的人非常难堪的一幕。1984年的春节，某单位领导来到她家，看到县长不在家，就倚着和任鸿儒十分熟悉的关系，送上千元现金说是给县长拜年，老任坚决说不行，但好说歹说都无济于事，结果，那人放下钱准备拔腿就跑，老任果断拖住他。来人说：“我你都是局长，何必这样认真，不能叫我难堪。”工农干部出身的任鸿儒脾气还真犟，他和来人红脸了，板着面孔说：“你必须拿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万般无奈，来人只好很尴尬地收回现金。
      魏福宝常对女儿们说：老百姓的钱来之不易，我们如果收了他们的血汗钱，那良心是要受到谴责的。对她的话，孩子们个个言听计从，从不违规。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对少数农民送来的萝卜、山芋、豆子等农产品，悉数收下，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建立我们和老百姓感情的纽带。而往往送这些物品的都是些贫困者，所以魏福宝特别交待家人，临走时要给来人与物品价值相应的钱，以示补偿，这就是魏福宝为人一生的纯朴所在。
     2009年8月初，出席建湖县续修县志评审会的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建湖籍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教授，在评审县志时看到魏福宝被立传，十分感动：“魏福宝县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虽是“知县”，但做官敢为民作主，鞠躬尽瘁为人民，她的英名流淌着巾帼神韵……

      【编后语】编发完王学言同志供本网的专稿《巾帼神韵》，心情难以平静。30年前魏福宝同志来到建湖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走上建湖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岗位，成为建湖历史上也是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位女县长。在建湖工作的7年里，她带领建湖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年代就闯出切合建湖实际的发展道路，让建湖人民受益无穷；她始终心中装着百姓，不愧为人民的好县长。人生风雨任评说，政声长空听雁鸣。历史会记住一切，人民会记住一切。

抗日战争起于哪一年
◇ 唐张新
      我们一直说“八年抗战”，那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抗战应该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这里汇集有关资料，简要作一论断，供参阅。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策划“柳条湖事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很快落入敌手，所以“九一八”一直被视为“国耻日”。但客观来看，虽然蒋介石推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也严令东北军不得抵抗，但实际上从日本发动对东北的战争开始，中国军队与人民的抗战就开始了。东北军中最为出名的有马占山部嫩江桥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各地挺身而出，组织带领东北人民开展全面抗战，后来诞生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合军”，也就是传扬至今的“抗联”，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是高涨。只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大义不顾，把“攘外应先安内”更改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力量进攻红军，寄希望于国联来遏制日本的侵华野心，终于导致东北沦陷。
      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我以为，1931年9月18日是国耻日，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日，不认识到这一点，既不能客观地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的历史事实，也会导致人们对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机誓死抵抗的误判。中国是“十四年抗战”，而不仅仅是“八年抗战”。
      二、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以后，一直阴谋策划全面对华战争。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由此掀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他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序幕。可以说，1937年7月7日，是中国全国的抗日战争的起点，其重要的标志是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才步入全国总动员总参与。
      中国全面进行抗日战争是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则是东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率领东北军与西北军官兵发动的“双十二事变”以及许多国民党深明大义人士用自己的自由与生命换来的。
      三、关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又称大陆经略政策）”，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我以为，所谓“大陆政策”，是指作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实源于明治维新前后奠定的经济、政治、军事，尤其是思想基础。这一大陆政策共分六步：吞并台湾→吞并朝鲜→吞并满蒙→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称霸世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源实际要比这早得多，深得多，最早提出这种大陆经略思想的应当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是继室町幕府之后，完成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大名，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治国有方，多年战乱的日本一时间国泰民安。丰臣秀吉决心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这是此后数百年来日本征服亚洲思想的发端。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搞掂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丰臣秀吉把统领全日本的官职（关白）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追溯以往，就是说不能轻视日本右翼的那种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其中包藏的祸心是深远的。

中国士大夫的两面性
——源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一点文化思考
◇ 徐于斌
      【编者按】本文作者徐于斌同志是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盐城市诗词协会主席，一直以来她对我们建湖政协文史工作给予了热心指导与大力帮助，建湖文史网的创办与运转也得到她的倾心支持。我们在运行之初发表了她的大作《共和国的杰出外交家——乔冠华》，近日，徐先生又把她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考、中国士大夫两面性的研究成果赐给本网，非常感谢她对我们建湖文史网的信任与支持。

      百年近代中国，简而言之，即是一个被迫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之中，遭受一连串的创伤以后，痛苦地自我反视，失落自信又重树自信的过程。自然，人的天性中，包含承受挫折的耐力，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长久地浸泡在灾难中的民族，似乎应该能够承受得起，能够崛起自强；但，鸦片战争以来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骇人的冲击，传统的权威的政治系统被冲垮了，悠久的文化根基也同时动摇了――这样的局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另一个民族遭遇过！我们20世纪所遇到的、并力图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间所遇问题的总和，而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背景之下。蒋廷黻（fú）的《中国近代史》正是一部寻求救国之道的著作，全书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蒋廷黻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留美博士，著名外交家，他的史学观深受其导师、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海斯的影响，持西方的实证史论，即“科学史学”的方法论。该书写于１９３８年，正是中华民族再次面对存亡的历史时刻。作者擅长于把中国的近代史实放之于错综复杂的世界大气候之下，作全面而宏观的透视，笔调极冷峻又极热忱。其热忱处，一字一句间，无不浸透了作者强烈的爱国心，那种渴望祖国强盛的赤子情怀，直欲催人泪下；其冷峻处，剖析民族不得发展、国家不思进取的缘由，痛悼由此丧失了发展的时间，致使古老的文明之邦与西方新兴国家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外交，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匈奴人、琉球人看待，我们是“天朝”，他们是“蛮夷”；英国使者两次莅京要求以和谈的方式展开外交，均被视为狂妄，横遭拒绝；那时，甚至还禁止西方的商人买中国书、学中国文字――大概以为他们不配罢！物换星移，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依然是中古时代的，而西方的近代文明一天天发达起来，也渐渐地读懂了“天朝”，不过如黔之驴，大则大矣，其技已穷。他们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400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而无效果；嘉庆初年，输入竟加十倍，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继续增加；道光15年，加到了每年3万箱。全国上下都认为这是国计民生的大患。然而，要禁烟却十分困难，一方面境内的情况就极为复杂；另一方面，鸦片是当时英国财政的大宗收入，他们绝不愿我们禁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林则徐被道光任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当时的人心世态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蒋著中说，“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林文忠公毕竟是士大夫中的杰出者，他办事认真，声望很好，同时也是真正具有自信的人。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官僚，当英国的商业监督义律向林交出二万多箱鸦片时，他们想，林则徐这下要发大财了。不意这两万余箱鸦片悉数化为灰烬，烧了２３天，西人前来观看者，也不得不深赞钦差大臣的坦然无私。当时全国都很乐观，皇上以为至此平安无事，要调林则徐去做两江总督，但林不肯，他还想把事情办得彻底一些。
      而英国方面接到义律的报告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率海陆军队来华，不但索要鸦片赔款、军费赔款，而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通商限制和不平等条约。大兵压境，昏庸的朝廷一下子慌了，先是上谕骂林则徐，并革了他的职，用主和派琦善接替林的职位；后来又将琦善革职锁拿。朝廷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一阵之后，方调兵遣将，与英人交火。但“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屡战屡败，英军直逼南京之际，朝廷没有办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国的要求，成立《南京条约》，次年又签定《虎门条约》（割让香港即是其中之一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人提出香港时，北京方面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
      蒋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关系有精辟扼要的对比：“鸦片战争以前是我们不给人家平等，鸦片战争以后是人家不给我们平等。”
令人欲哭无泪的是，在民族遭受如此惨重的劫难之后，第一，绝大多数的人并未因此而警醒，“战前与战后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他们一是坚信并非中国的“古法”不行，而是琦善收了英人的贿赂，赶走了林则徐，奸臣误国；二是不服输，他们坚信林则徐是会百战百胜的，可惜他没有机会与英国比武而已。于是乎，便雨过忘雷，绝口不提。所以蒋廷黻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第二，在“众人皆醉”之中并非没有“独醒者”，而且，主战与主和两派中皆有人看清失败的缘由了。主和派代表琦善，就曾派人对英国的“军器”作了一番研究，觉得船坚炮利远在我国之上，“知彼知己”之后，他吓到了，所以决意退让（当然，他的思路目前也有新研究）；主战派的林则徐也看清了，可惜他“述而不作”，思与行严重分裂。
      正如蒋著中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世人心目中的坚决抗敌的民族英雄，一个是慢慢觉悟了的清醒者。当初的林则徐，心目中也不无轻敌的念头，未抵广东之前，他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还说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后来他发现并正视差距了，在广东之际，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还派人翻译外国的刊物。谪戍伊犁的时候，他与友人函中提出“剿匪”的八字要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外国资料，并将它们寄给友人魏默深（魏源）。魏默深后来把这些资料编入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提倡“以夷制夷，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人把此书译过去，促进了日本的维新。令人扼腕的是，林则徐将真实的自我包裹得很紧，他请他的朋友不要将他的信给别人看。道光二十七年，广东巡抚徐广缙上任时，向林则徐请教“驭夷之法”，林却高调地回答：“民心可用”，岂不知用民心对外国人的炮火何异于自杀？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所依赖的民心终究未能阻止英法的节节进攻，反连总督巡抚都被俘虏了。
      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朝野才敢于公开提出非学西洋不可！“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
      谁担当得起时代的责任？当民族国家危急存亡需要栋梁支撑的时候，偏偏是卑劣者“有所为”，而硕德者“有所不为”！是历史误人，还是人误历史？春秋责备贤者。琦善们在强敌面前一味退却，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民族的败类（时下或成争议的话题），谁也没有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林则徐们是能开风气之先的，他们的思想与品德及社会地位已够火候，但他们偏偏没有站出来！是怕背上“清议”或“偏激”的罪名，还是“崇洋”或“二心”的罪名？总之，他们不愿打破既定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名誉和社会的格局。蒋廷黻无情地批判道：“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最终成全了林则徐，道光死后，咸丰下令再度起用林则徐的时候，他已病重，不久去世，仍然没有“与英人比武的机会”，名誉也因此得以保全了。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新文化运动，乃至更长的时间，众多的知识分子仅仅把批判的笔锋指向“国民性”，纷纷呐喊“唤醒国民”，并以此为己任。相比之下，蒋廷黻对中国士大夫的缺失与弱点的文化批判，独具慧眼，更进一筹，显得格外深沉而有力。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值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重温那段历史，不无裨益。

寻觅传统政治的真精神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先生，字宾四，十九世纪末出生于江苏无锡，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生前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67年移居台北，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其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等80种以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其中之一。读先生的著作，不仅令我时时心折于他的严谨考证，更令我无限景仰的，是先生贯穿于学术与史论间的对于民族国家命运前途的深邃文化思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大幅度的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日益强大，就连许多真诚的爱国志士都失去了民族自信力（当然那些被鲁迅先生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除外）；而钱穆先生是真正具有民族自信力的人，他凭借历史学家的博大情怀和精到目光，从确凿的乃至无微不至的史实依据出发，并将其置于与西方文化的比照之中，明其得失，总其兴衰，彻底匡正了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无知与偏见。
      皇权与相权的演变，是贯穿全书最重要的脉络之一，也是澄清古代政治精神面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却不知道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皇帝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权力在哪？在宰相。从秦、汉建国开始，中国人就知道“皇室与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严格划分，着力限制皇权（唐宋以前，历代机构名称不同，但大意如此）。如在汉代，属于皇室的机构有“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其中，前五尚均为管理皇帝饮食起居的，只最后一尚，相当于“秘书”；而属于宰相的机构呢，共有“十三曹”，规模相当于现在的13个部或司，这13个部门分别管理的是：官员升迁、祭祀农桑、交通运输、刑事执法、兵役等等。可见，当时的全国政务都汇集在宰相那里，我们常常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皇帝亲自批阅奏章的镜头，其实大多是到明、清破坏宰相制以后的事。再说皇帝的诏书——国家的最高行政命令，皇帝自己不仅无权决定其内容，也无权决定是否下发。如唐代，诏书由宰相以下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把关：中书省负责拟稿定旨，送皇上画“敕”字后，即成皇帝诏书，行达门下省；门下省长官加以复核审查，如他们觉得其中的意见不对，即可加上批注奉还，不予下发，这在唐代叫作“涂归”或“封驳”。每一中央最高命令必经手续完备以后，在“敕”字下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无异议权。在这样一个严谨的工作流程中，皇帝拥有多大的权力？只是画“敕”的“同意权”而已！
      据此可知，中国人早就知道预防皇帝专权，即懂得权力制衡的政治原理了。这就是传统的政治精神所在，或政治理想所在。至于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刚性不足的缺陷，给皇帝侵揽相权留下余地，又当别论。至少，我们不能不说古人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与创立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追求与努力，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皇帝一心就想专权、大臣一心就想迎合！甚至，他们的志向与情怀比那些一味想将他们“批倒批臭”的人要高尚正派得多！
　　作者在论述古代其他政治制度时，均时时洞见制度背后的深层用心。如汉代的兵役制度，为何汉代规定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呢？因为，汉代壮丁20岁开始接受国家分田，按“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的常理，从23岁起，他应有一年的储蓄了，这时抽身为国家服役（汉代兵役制度是全国皆兵的，一般服役一年即得轮换还乡），于己于家于国皆为合理。作者深情地写道：“这一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是一种道德的决定。”再如，论述唐经济制度时，作者这样总结“租庸调制”：“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那么，如此良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坏了的呢？我认为，分析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具象而陷入概念化的泥潭，仍以皇权为例，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方面，实在是历史的演变的客观因素的可悲可叹。经过五代乱世的黑暗变迁，国统破坏，再加像赵匡胤这样的人物从小小的殿前都检点夺得了皇位，皇帝的尊严大抵已不复存在，宋朝开国，由乱而治，建立国家体系，尊王当是其中一步骤。宋代皇帝的威信是怎样树起来的呢？先从礼仪看，在唐代以前，宰相上朝不仅有座位，还赐茶，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即指此项规矩；宋本承唐制，但据说开国初宰相为恢复皇帝的尊严，主动谦让不坐。皇帝的威信似乎倒漫漫树起来了，但规矩也渐渐破了。再说下诏书，宋宰相为推尊皇帝，也为避免嫌疑，定旨前先写一“劄子”，把诏书要说的意见列在上面，送呈皇上决定后，再取回正式拟诏。这样，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皇帝从唐代的仅有同意权，一变为拥有了参与权！从这方面看，实在不是制度的原因，而是人为的原因；再从人为的因素看，开始未必不是出于善意，而后才是走向失职。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有漏洞。具体说，往往一个制度弹性有余，刚性不足，均留有“灵活”的空间。即政治清明如唐代，也没有皇帝决不能不经过中书门下而下诏书的规定，靠的是开明的政治风气和向上的世道人心，维系着对于皇权的规避。据说唐中宗就曾未经中书、门下，私自封了几个县一级的小官，但终究自己感到心怯有愧，画“敕”没有敢用朱笔而用的黑墨，并将封“诏书”的信封改用斜封，不好意思地请执行的人通融。时人讥为那几位小官为“斜封官”。这不是法制的力量使然，而是人心的力量使然。因其刚性不足，遇到好大喜功而又私心强悍的皇帝，就很容易侵揽宰相的权职，造成独裁与专制的局面。因而，终究没有像现代的英、日等国家，皇帝决不允许干预首相事。
      至于明清以后，公然废除宰相制度，在阴暗的私心的支配下，“制度”蜕变为“法术”，奸臣如何养成，太监如何上下其手，下层官吏又是如何一步步不能自重、舞弊作恶，致使社会人心道德急转直下，作者均有鞭辟入里的透视。然而，那是在失却原有政治的精神元气之后。我们决不能因为明、清的腐败衰颓而轻易否定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更不可以简单地用“封建专制”、“腐败黑暗”等概念化词语将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笔抹杀！我们当明白，正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曾经托起了汉、唐盛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凡有志于探索中国的今天与未来的人，不能不正视中国的过去！钱穆先生说：“政治制度，必须自根自生。” 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一切“无生命的政治”必不能成长！
      这部被史学界誉为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全书大体按朝代，从“政府组织”、“考试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加以阐述。虽分门别类，但延续了先生白话史论的一贯风格（先生有许多著作是用纯文言文写的），行文往往朝代与朝代前后穿插比照，语锋从容淡定又纵横捭阖，而始终跳动其间的强有力的脉搏，是对传统政治真精神的孜孜寻觅。

醒世之谈 —— 读《菜根谭》

◇ 殷育峰
      《菜根谭》这本书，为明朝末年隐士洪应明所著。早就听说，也曾在书架上翻阅过，却一直没有深读。最近偶然在朋友处看到，借来读之，的的确确，不同凡响。全篇虽无深奥的哲理，也无华美的词藻，却体现了中华几千年文明中一种根本的人文精神。
　　“菜根谭”三个字蕴含的是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哲理，文章实质上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沉淀和累积之谈，这是一本集儒家思想和佛家义理的一本书，读来让人感触颇深。
　　认认真真读完《菜根谭》，它能让你开阔思想、修养身心，让你成为一个明事理、懂大义的人。如书中讲：“做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工夫，减除得物累，便臻圣境。”
　　如果我们没有为名利所左右，便可以专心致力于一项事业；如果能摆脱俗情物欲，便可以做到淡泊明志，志存高远。如果仅仅追求华服美食等，并让这些贪图物质享受的做法继续，那我们活着便失去了意义。
　　书中有说“达人”的境界。所谓达人，指能观物外之物，能思身后之身，能宁受一时之寂寞，而毋取万古之凄凉。细细想来，甚觉有理，便把它放在我空间的心情板上，随时提醒自己。
　　要做到达人的准则，这需要栖守道德。为了证明自己，我们开口闭口讲，我能守道有德。但是当物欲横流，当有人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静静想想，你，我，可能都有。但，你，我，都不会轻易承认，亦不敢承认。
　　还有如：“晴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出”。说的是晴天白日般的光明磊落的节操，是从贫困艰难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而扭转大局的雄才伟略是从谨慎的行事态度中磨练出来的，我明白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并且要时时刻刻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行事。
　　自古国人的处世哲学中然也有点缘木求鱼。前面说过与虎谋皮，作为“封建帝王家谱”（黄宗羲语）的二十四史，本来就不可能体现什么民本与民主的思想，最多一些历史上能够体现这种思想的君主、名臣，其光辉难以被遮掩盖，还有就是最有见识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关注这样的光辉。我读书少，反正在我翻阅的过程中，除了《旧唐书》之外，还真的没有见过什么这方面的引用与论述。
      不过，某日看《三国志》，在《魏书·王基传》（卷27）中发现了王基进谏魏明帝曹叡（ruì）的一段记载。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他文武兼备，才高于世，德溥于时，深得司马宣王（懿）、司马景王（师）、司马文王（昭）的器重。起先王基在青州刺史王凌那里供职，司马懿即征其入府，可是王凌不放，虽说人未至，司马懿还是提升他为中书侍郎。当时魏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卷3）中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魏略》中的记载就更其详细，要知道当时三国争战可谓正处在白热化阶段，这么搞大约也很难避免民怨鼎沸。那么当时大将军司马懿我估摸他只会暗自高兴，虽不一定逢君之恶，但让他劝明帝收敛，这种傻事他是不会做的，他正等着明帝把人心推到自己这边呢。不过据史书记载，进谏的人还是不少的，《明帝纪》中说：“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魏略》中也载有太子舍人张茂的谏书，虽言极切，然而，“书通，上顾左右曰：‘张茂恃乡里故也。’以事付散骑而已。”也就是进谏并无任何效果。当然，这位魏明帝比较起其他封建帝王有一点还说得过去，虽不能从善如流，倒也没有加罪于进谏之人。估计王基也是这些进谏的直臣之一，他的进谏大约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扯得似乎远了些，我们还是来看王基所上之疏吧。
      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
      这其中说，“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正是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一贯之言，而其同时又提到“颜渊云东野子之御”之事，表明王基正是从《荀子·哀公》中得到这一理念，而其云“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也正是唐太宗“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此语所本，其思想的承继是非常明显的。

      此语源自古人对《尚书》的解说

       二十四史中的寻觅不可能让人满意，此乃意料之中。一般的辞书对“载舟覆舟”语源进行了分析时，会列举《荀子·王制》中的一段话：
      马骇舆（车），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
      这句话在《荀子·哀公》也有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凌晨）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废墟）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前一段记载，此句话前有“传曰”两字，表明不是荀子自己所云。后一段记载，说“丘闻之”，表明这话也并非出自孔子的原创，但可以明白的是孔子时代即已经有此名言了。
      那么这句名言最初出于何处呢？孔子只说“丘闻之”，自然很难作进一步推测，不过前一则中说到“传曰”，还很有点意思了。“传”，其意思是指解说经义的文字，不过中国古代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含义，指解说《尚书》的文字，又叫“《书》传”。我们来看一下《孟子·梁惠王下》第8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文章最有趣味，也最富逻辑力量。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是阻断齐宣王想把君臣关系绝对化，这当然是与孟子一贯的民本与民主思想一致的，孟子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以至多少君王对他恨得牙痒，只恨孟子没生在他那个朝代。最恶劣的是那个暴发户皇帝朱元璋，他自己出生平民，亲自率领军队推翻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但是一旦为君，便无比痛恨孟子对君王的不敬，组织人员删节《孟子》，把孟子牌位从孔庙中逐出，使孔孟之道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独角戏，最后还发狂说：“这老儿，倘生我朝，哼！”但其实离开了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孔孟之道，哪里还是什么孔孟之道？
      孔孟这种民本与民主思想，《荀子·大略》中还这样表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当然这话与《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助上帝宠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民本与民主思想，实际是先秦政治的基础。到了商鞅、李斯、韩非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强调礼制的思想扩张为政治统治的理论，把孔孟许多为了国家安宁、为了百姓安定的权宜之计常态化，法家们便粉墨登场，把废黜民本压制民主这种最最无耻的理论堂而皇之地兜售给君王，秦始皇这样的怪胎也就应运而生。虽说由于他的残暴，秦二世而亡，但推翻秦朝的汉王朝实际上承继了秦始皇君主至上的统治理念与专制制度。刘邦一改当初入关时“约法三章”，逐渐陶醉于君权所带来的快感，以至于刘邦这个流氓皇帝端着酒杯问其父“其产业孰于仲多”，俨然把偌大一个中国视为一己之私业。
      但直到汉武帝即位前，整个汉朝的统治基本体现出较为浓厚的自觉不自觉的民本与民主意识，汉文帝由于他本人的经历与见识，更是成为封建时代与唐太宗相媲美的一位“民”君。汉武帝时代，此时出了一个儒家传承史上最大的罪人，那就是董仲舒，他把“君权神授”的鬼话进行神化，把“君臣”关系绝对化，把“君权至上”理论化、系统化、制度化，所谓“三纲五常”从此不但使那些帝王心安理得地抛弃民本与民主，忘却他们对民众所应有的原始恐惧。更为可恶的是，他的这种荒谬理论，使得儒家基于人类生命本质而建立的“民为贵”的思想被扭曲被湮没，从此以“君为贵”的帮凶嘴脸象小丑一样出现在各个封建王朝的丹墀之下，当然给两千年间的中国民众与中华文明带来的祸害，真的是罄竹难书！
      暂且打住，再说语源问题。对《孟子》这段话中“于传有之”，汉代赵歧《孟子注》云：“《书》云‘独夫纣’，此之谓也。”宋代孙奭《孟子注疏》云：“于传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为传文有是言也。故《书》云‘汤放桀于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又《史记》‘武王伐纣，纣走入登鹿台，蒙衣其朱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是也。”这里虽然还没有明显看出“传”或者就是专指传《尚书》，但《尚书》之传却是当时最重要之传，这当然是与《尚书》这种先秦政治文献专辑这样独一无二的身份所决定的，同时也由于其源久远需要解说的缘故。《辞源》“书传”一条有两释，第二释为：古文《尚书》之注。旧题汉孔安国所注曰孔《传》，宋蔡沈《书集传》谓之蔡传》，简称书传。清代《尚书》学者以古文《尚书》为伪作，称孔《传》为“伪《传》”或“伪孔《传》”。这里意思是，《传》是常用来专指解释《尚书》的著作，不过这并未说出源头，还是还强调是专门针对古文《尚书》而言。虽说如此，我想，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名言出自孔子之前某位哲人解说《尚书》某段文句时所说的。不过，后来有学者径直认为这一名言出自《尚书》，甚至说是《无逸》，有的说出自《蔡仲之命》，有的说出自《五子之歌》，其实这几篇虽说体现了当时浓厚的民本与民主思想，但从表述上并没有明确的这句话。
      最后，还要再罗嗦几句，引述这么多资料，可以证明唐太宗说过并没有说过这话，不过，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采纳了这雅言，而且不光是写在书上，更重要的是在治理国家时坚守着这一条。自从秦始皇创制了封建专制制度后，我们当然就不能幻想封建帝王真正的会把人民当作主人，但是看到人民的力量，承认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帝王无疑要比那些漠视百姓，草菅人命，穷兵黩武的君主更让人民接受，至于人们把这样的帝王作为救星一样来企盼，正说明君主们一贯的专制成性。唐太宗用我们常说的话，当然是个好皇帝，然而肯定唐太宗不是说就以他为榜样。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价值不但没有变，而且更为重要，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党中央十七大更是把民本与民主思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里引用几段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的话：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不过中国长期封建思想的积淀，使我们对这样一个根本常常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过去有过一出著名的戏，其中有句戏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后来也被克隆出许多类似的话语，只是“当官不为民作主”却是不变。其实，当官“为民作主”这个暗含的前提完全是背离人的生命本质，也是背离先进政治本质的，其与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完全同源的一种为官理念。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为自己作主之人之事之言，那实在是与祸国殃民之人之事之言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封建时代的官员常常自称“父母官”，或被“父母官”，于是“为民作主”自然天经地义，然而作威作福也似乎成为题中之义。其实，从中国古代“父母官”思想之传承源头来分析，所谓“民之父母”，是告诫为官者要“爱民如子”，再贴切的话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的是一颗“爱民”之心。《荀子·大略》中说：“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为貌，导之以道而勿强。”讲的是君子如何子女，实际正说的如何爱民。在我们今天，还是要记住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的论述，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弄清“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的源头既没什么把握，或许弄清了也没什么价值，但弄清这一句话的价值却是我想弄清这句话源头的出发点。

赴朝慰问团回国报告会回忆
□ 陈金鹏
      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建湖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倪明同志，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以后，县里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大会，我当时是小乡干部，有幸也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建湖条件很艰苦，开会连个大会堂都没有，就利用旧观音庵（后改建为县人民剧场，今阳光水城一带）大天井做会堂，大殿做主席台，参加会议的每个人只用两块砖头做坐凳，识字的用膝盖垫笔记本做记录。大会由县委副书记成豫华主持，倪明部长作赴朝报告，最后由县委书记郑士鲁作动员讲话。
      我聆听倪部长的报告，印象较为深刻，回忆大致内容是：彭德怀同志带领志愿军赴朝作战，智勇双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作战勇敢，列举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精诚团结，并肩战斗，亲密无间。特别是他在报告中，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位战士的打油诗，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打油诗的内容是：
在明亮的月光下，进军在朝鲜的公路上。
两旁的村庄，化为灰烬。
      低头看看，泥土里还有血浆。
啊！要不是我们来抗美援朝，
祖国也将会变成这样。
      大会以后，各区乡都做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全县上下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春联；县淮剧团赶排《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戏，“唇亡齿寒”、“救邻自救”的道理，人人皆知；男女老少都学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经过宣传教育，不少热血青年报名入伍，赴朝参战。还有当时搞得比较热的是：响应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户都出了钱。
      曾记得1952年冬天，建湖遇到特大的寒流，青菜、三麦大部分被冻死，听说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没有蔬菜吃，不少战士嘴唇干裂，县委号召动员群众，出售春夏储存的菜干子和角干子，群众纷纷响应，我们基层干部忙搜集，用戥秤记斤两，很多群众提出不要记帐、不要钱。他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这点小心意，又算得了什么？ (2010年9月29日)

建阳县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 李世安   王学言
      建湖县位于盐城西北部，俗称“盐城西北乡”（与高作西北厢并非一回事）。从唐代起，西北乡一直为盐城县属地。1940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于盐城会师后，正式建立盐城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加强西北乡的领导，盐城县政府设立西北行署（印章为“盐城县西北行署”），管辖“盐城西北乡”。1941年4月，鉴于各区民兵政权基本建立，为减少层次，盐城县委、县政府决定撤销西北行署。是年6月，日寇图谋对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盐阜区党委根据刘少奇、陈毅同志提议，决定将老盐城县划为三部分，建立小县分治，后因日军“扫荡”形势紧迫，划县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即按划县的区域，临时成立盐城、盐东、西北三个行政公署，并于7月正式分治。原盐城西北乡的五区、六区、十一区、十二区、十四区的地域划归西北行政公署管辖，唐君照任主任，胡叔度任秘书，这便成了后来建阳县的雏型。
      1941年秋，日伪大“扫荡”后，为了有利于坚特对敌斗争，时在盐阜区工作的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重新提出划县问题（见黄克诚《关于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将盐城、阜宁两个大县划成6个小县分治，西北乡地域单独立县。据唐君照、唐采庭、孙达伍等老同志回忆，对县名命名问题，盐阜区党委和地方干部曾多次商讨，本想用湖垛或高作镇名为县名，参与划县的同志认为，湖垛名字不好叫，且该镇已被敌人占领；高作虽然开辟较早，但位置偏僻，结果确定以湖垛西边的大镇——建阳镇名为县名。建阳是南宋左丞相、民族英雄陆秀夫故里，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建阳为县名，更能激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取得共识后，报请华中局批准，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命名，并在建阳北乡高作陆家墩召开了建阳县成立大会。1945年9月，侵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建阳县境内全部解放，县政府遂迁驻湖垛镇。从此，湖垛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县名不变，仍称建阳县。
      全国解放后，因县名与福建省建阳县雷同，经政务院批准，于1951年7月改名建湖县。笔者因工作关系曾抄存当年更改县名的有关材料，可作县名由来的依据。其一是：盐城区专员公署专员陈书同署名的文件，其文曰：“本署所辖建阳、台北等县与其他省区名称相同，容易混淆，现经本署研究……建阳县拟改为建湖县”。其二是：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惠浴宇给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其报告称：“奉钧会1950年12月28日电，为本区所辖建阳、台北二县与其他省区辖县名称相同，容易混淆，嘱即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更改县名等因，当即转告盐城专署，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兹据报称，因建阳县境内有建阳、湖垛两较大集镇，且县府驻于湖垛镇，拟改建阳县为建湖县。台北县境内有大中集和新丰两较大市镇，且县府驻于大中集，拟改台北县为大丰县，是否有当，仰祈鉴核示遵，实为公便……”。其三是：苏北人民行政公署盐城区专员公署1951年7月19日通知：“顷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七月十二日苏民字第1665号通知为转请华东报经政务院批复同意我区……建阳县改为建湖县”。
      根据上述档案资料，我们得知“建湖”二字，是取建阳、湖垛两镇名的首字合称。建字在前，湖字在后，这就是建湖县名的由来。

家     谱     三     议
□ 唐明伯
家谱不应搞成断烂朝报

      “断烂朝报”一语，出自宋代大改革家王安石对《春秋》的戏称，事载《宋史·王安石传》（卷327）。所谓断烂朝报，本来指凌乱不完整、混杂不系统的官方文告，后来主要用来指书籍内容凌乱混杂、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家谱当然不是官方文书，素来也没有谁给它定下什么标准，一千个编者就是一千种家谱。不过，家谱编出来以后，其不同的效用也就由不得编者了，不论编者自我感觉如何，也不论编者找出多少种借口来为自己解释，事实上其中也有三六九等。也有人说，这家谱是人家家族内部的文书，似乎无有必要去作公众研究，我想，一个家族只要需要编纂家谱，看来其群体也定然具有一定规模，而且还会希望这规模越加宏大，那么虽是内部文书，但实际也涉及到公众利益，那么希望家谱编出一定水平可能也是合理的要求。
      家谱编纂界（姑妄称之）一向推崇的是苏轼、欧阳修所编的家谱，笔者身处僻乡，更主要的是本地苏姓虽多，但尚未发现自称为苏轼一族嫡传；欧阳本少，更未传下修先生所修之谱，故而虽晓大名，确无由得观，自然会使自己的眼界无法更加宽广，识见无法深邃。然而，这世界自然包括家谱编纂界，不可能只是宽广与深邃者之天下，总得有不太宽广与不太深邃者，甚至是狭隘与浅薄者立足期间，才更可见立于鸡群之鹤。说这些实是因为评价家谱会涉及到编者，所论只是就谱论谱，决无其他目的。
      笔者对家谱其实从小并无甚好感，其源并非本人不好读书，实在是因为与家谱一次偶遇而然。那时“文革”初起，《人民日报》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首先大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家谱之类更是在扫除之类，我家那时在上冈公社大院，全公社所搜缴的四旧之物堆放于大会堂台上，包括大花轿、菩萨像，还有好多好多的古书，等待着与祝融氏（火之古称也）的亲密会见。那时我尚年幼，心中“窃书不为偷”的想法甚为强烈，然而终于不敢。夏天某日，家中来了亲戚，遂借宿于大会堂附近之一屋，床上枕头之物竟是数本古书，心中窃喜可想而知。其时的人们可能自我革命的精神都甚为强烈，其实现在想来除了是自己那颗红心在监督，不可能有谁会在暗中看我会不会翻动那些古书。然而到了深夜，我还是凭着一种冒险精神，去看看枕在头下的是些什么宝物。可是那只是几册家谱，只是有一本上有几位老祖宗的画像还让我觉得颇有看头，其他实在没劲。失望之余，导致此后数十年中我对家谱之物绝无好感。改革开放以后，编纂家谱之风渐起渐浓，我起始实在是嗤之以鼻，此时读过几本古书，知道儿时不满家谱，是因为家谱颇近“断烂朝报”，其实有许多家谱连这也达不到，只是断烂名录而已。
      到了知天命之年，才知道这实际是“认天命”或者“认命”的一种雅致的说法，对于绝大多数功不成名未就之凡人，这就是自我解嘲，让人们平抚心中失意之痛。此时，人们对事物的宽容程度或许进入一生最高境界，如我对家谱在接触时已然没有了儿时的不满与壮年的讨厌。在长辈的家谱稿本上冒昧地改了几处，他们本着爱幼之心把我也列名于祭文编撰者之列，于是我汗颜不已。
      近来因为工作需要，翻阅了上百种家谱，当然这相对于五六万种家谱来说，实在是管窥而已，然而由此所见之一斑，也就有些想法，觉得家谱应该是家族内部的一种读物。如是说家谱有其特殊性，必然是人名的罗列，但是罗列之法恐怕也各有招数，反正从我所阅读的这百十种家谱就感觉到，有的家谱罗列有致，有的只能说是杂乱无章。人名的堆积会产生严重的美感破坏与阅读欲望摧毁，不少家谱的编者估计有着同样的感受，罗列人名方面想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办法。可以这样讲，大家都意识到家谱不应该编成断烂朝报。
家谱应该是家族志
      家谱（族谱、宗谱）应该是家族志，这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好的例子，只是没有人鲜明地提出来。我想这可能也是导致目前编纂家谱缺乏明确标准，有些只是把世系加以勾勒，人名简单罗列而已。家谱虽是记的某一个家族，似乎是家族之事，然而家族是存在于社会的一个群体。群体的状况也是整体社会状况的一部分，群体本身的状况即有着社会研究之价值，
      既然是家族志，那么家谱就应该尽可能地保存家族中有价值的资料。这样来看，世系、谱名等只是最起码的内容，仅此还不能称得上一本有社会价值的家谱，换言之，编纂者实际是未能为家族尽到揭示社会价值的责任。我以为，家谱中至少有以下几类资料应尽可能地保留：
      一是世系、谱名、祭文、成谱经过等。世系对家族来说是最为重要，家谱自然会着力于此，自不必多说。谱名的纪实性很重要，许多谱中对入谱之人名字的实际状况没有如实记录，特别是对未按班辈用字起名者，径直加班辈字或改班辈字，此是最为无理的行为。关于祭文，这里仅就其保存而论，祭文的写法另文再议。有许多家谱中祭文采用空格式，实际是为后代留下每年祭祖时的祭文格式，这自然也无可厚非，但不是最佳保存方式。符合资料保存原则的做法是，把此次修谱后的首祭祭文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这样首祭的有关资料也能得以存留，如主祭人、助祭人等，再说首祭祭文应该有其自己的特点。成谱经过，保存的实际是社会大背景、家族内部对成谱的态度与贡献，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对捐款者宣传要适度，切不可让后人及外族人觉得修谱者认钱不认人。
      二是家训及其传承与内涵。家谱不录载家训，便失了灵魂，一切便无意义。录载家训，应该说明其来龙去脉，把演变过程叙述清楚，同时要解释其内涵，说明演变的道理。
      三是入谱人物的个人资料。不少家谱只录人名，有的仅标注子与女，这些是很不够的，编纂者实际应负失载之责。至少应记录入谱人物的生卒年月日、主要职业与经历。《建湖路氏统谱》中对一些因病去世及非正常死亡者，均明确记录有死亡的病种及死亡原因，其社会研究价值甚高。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状况，对常见病的分析于医学也有特殊意义。自然这样一来，编纂者的工作压力便会加大，但于家族于社会实在是做了一件无法替代的事。而对于家族名人的资料则应该更加应该详实，《四知堂杨氏盐城支谱新立庄支》中录载一位革命烈士杨忠罗，虽然事迹有些过简，但编者录载了杨忠罗烈士的烈士证明书复印件，烈士的事迹有所补充，可信度自然提高，而且对于革命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四是家族收藏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共性与个性的资料都是有价值的，有许多资料我们可能认为并无多大价值，其实对后人会有价值。《孙氏宗谱高作支谱》中收录了清乾隆47年（1782）至光绪20年（1894）100年间淮安府学、盐城县学宗师所出的11道科考、岁考文题，这对于科考史、盐城教育史的研究有着很特殊的价值。有的家谱中收录有革命烈士证明书、军属证明书、结婚证书、家族茔地地产权书、残存老谱、家族名人书法、老照片等，这些都有着很高的认知价值。有的家谱中收录有当时名人所作的谱序、人物赞语、人物传记、碑记等，也是相当珍贵的社会关系资料。比如《古盐高家庄高氏宗谱》中录存的季龙图光绪28年（1902）所作的《高氏刘孺人传》，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知道刘氏的基本事迹，可以知道当时旌表的方式，而且更可以了解到季龙图的忠孝观、烈女观。一般的记载中只记季龙图号瑞章，而从此文中可以知道其号亦可写作“瑞璋”，当然如果能录存真迹更为可靠。
      五是家族传说故事。这种资料有的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家族口口相传下来，一方面家族情结结包含其中，另一方面实际也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些家族传说一般是解释家族迁延史、祖先创业与发迹史、家族特异现象等，其内容及构成方式都有很高的价值。比如《建湖芦沟朱庄朱氏宗谱》有《本宗发韧地朱庄的掌故和传说》，共录了南瓜宝地、深水塘、家祠百株桑树、朱家圈子等四则传说故事，很有家族特点，很有研究价值。比如家祠百株桑树，朱庄朱氏宗祠，四周栽植有百余棵桑树。在合作化之前，这些桑树一般都达两三丈高，面盆粗。按照苏北里下河的旧俗，房屋前后是不适宜栽植含有苦味和不吉祥谐音的树林的，连打家具都忌用桑楝等树木，更不用说是一个宗族的圣地家祠了。那么，本族祖先为什么要在家祠四周栽植谐音为伤、殇或丧的桑树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喻意呢？这在当时和现在，包括本族子孙和外姓旁人，始终都是一个难解的谜。我们依据有关资料加上合理的猜测。认为祖先栽植桑树有三种喻意。一是建祠时处清朝末年，朱姓明朝是因满清入主中原而灭亡的，反清复明的思想一直在包括朱姓在内的汉族人民心中萌动。桑者，丧也，喻意是中原被外族坐了江山，汉人丧失了主权，应记住这丧国之痛。再者，桑者殇也，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反清复明而献身的人们。二是桑梓，古人都把其作为故乡的代称。栽植桑树意在要族人及后辈不忘家乡故土，车水马龙忘祖先。三是桑椹是桑树的果实，俗称桑树枣子，成熟后呈紫红色，其籽生命力比较顽强。桑树高大挺拔，根深叶茂，木质细腻坚硬，且能防腐，数十年才能成材。别族见桑畏退三步，而我族祖先植桑于宗祠，喻意着朱氏族人要象桑树一样纵横交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家谱采芹录小议
      采芹，此科举时代指考中秀才入学做生员之代用辞。此语本于《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宫，古代诸侯之学舍，后代指官办之学。科举时代读书人经府试考中秀才，即入官学，称为入学，又称入泮，或曰游泮，进而变其辞为采芹。此为科考重要一步，再后便可考举人，一旦中举再中进士，则可步入仕途，一步登天，鱼跃龙门。
      家谱虽是族人共有，自当以世系入谱，平等看待，而不必论官职财富，然而家谱又毕竟是传承导向之书，如此能体现祖先精神，践行家训传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早就有家谱中设有“采芹录”，以彰显本姓中读书成才之士，当然在过去纯乎所谓光宗耀祖，所择标准自然不外富贵二字。一般苏北人家多是以“耕读”为家训，然而总以为能够耀门庭者“读”而已，读则求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不论其清官廉吏，亦不论其贪官污吏，总以官职大者为尊，而于“耕”则不屑一顾，我所阅数百种家谱，只少数几种有将老农列为名人。所以只设《采芹录》是不完整的。当然现在人们多有把“采芹”广义理解为名人，只要能范围放宽些，标准明确些，也未为不可。现在许多续编的家谱专列本族考入大专院校学生名录，这当然很好，但只此自然很不完整，也完全没有能够与时俱进。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家谱中应该设立广义的采芹录或叫成功人士名录。此乃家谱体现导向的最有力之手段，也是为族人树立进取向上之楷模。只是不可只收录科举、高考之士（其实科考成功与今之高考成功并不完全相同），应该首列为国捐躯的烈士，建立业绩的人士。
      二是家谱中应重在列举本族成功人士。许多家谱列出许多本姓名人，看似十分卓越显赫，然而实在因数并无实质联系，我估计自己也觉牵强，更增子孙尴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联族宗谱不必设立此类名人录。
      三是所列名人应重视德行标准。再大的官再富的商，一旦失德便不可入谱。我记得幼年所枕之谱（好象是上冈之徐氏家谱）对其身为高官终至贪墨而败的某世祖（记不清是三世祖还是七世祖），削其图象、姓名，止存世系，以续其后，并专门立论批评，此举今天想来正是以修谱为警示，甚至为得力。马玉仁悔过自新，最终成仁于抗日战场，固然原因甚多，但据说与当时族人修谱，议决不允其入谱也有直接关系。固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修谱之人必须坚持操守，切不可为金钱所诱，为权势所逼。
      四是名人传记应尽可能翔实确切。翔实就是要有实感，要有细节，如果有图文资料则为宝贵；确切就是要核实姓名用字、生卒年代、籍贯住址、生平事迹等，同时要坚决纠讹。而现在许多家谱中所列杰出人物，有的太过简单，如叙烈士以“抗日牺牲”一语带过，有的简单抄录而不加辨析。如此均不合翔实确切，对烈士、杰出人士未尽心，对后人未尽责。《尚义堂虞氏家谱》设有《传记与书赞》，其中所录有特殊业绩之族人，事实详尽，立论正义，既可教育族人，亦可为社会教材。如其记述虞老太君救护作战负伤的区队长祁日辉，记述虞成芝、虞克勤等烈士，都很详尽而且有家族记述特点。再如其记族人虞启杰，著有《眷秋堂诗集》，自定为9卷，1000余首。民国30（1941）年上冈日寇扫荡，“公挟集西行，不惜以身相护，几为日寇枪击。堪惜一生心血，终究毁于一旦，令人椎心泣血”。此记实可补我邑文化记录，亦更增对日寇之痛恨。此还记称，其子虞汝扬终成大器，其民国29年外出时，公锡之以诗，其中有句“奉公易积德，履险当如夷”。家族特点显然，亦有细节入文。
      五是关于“烈女”的记录。旧时代所编纂的家谱受正史、志书影响，多专记或特别标记“烈女”，其实所应批判的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标准。对于杰出母亲的记录，实际是相当重要的，而在新修的家谱中普遍没有得到重视，这是极为短视，也肯定会在贻误后人的同时贻笑后人。家族中的女性，婚进者是为家族培育后人，新增者将为异族之母亲，事关家教，事关家族，事关社会，对于其中之“贤妻良母”，自当大书而特书，以资彰显与引导。此问题后当专论，此处只是就名人谱而言，不可忽视对杰出女性的记录。

杨幼樵先生的两幅国画
□ 陈   斌
      杨幼樵先生，名詹，字庆升，画名乐渔，别号西溪居士，是盐阜地区的一位开明士绅。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之后同陈毅将军经常唱和。1955年夏，陈毅特地为杨的80寿辰寄来祝寿诗，这在江苏党史及县志中均有所记载，外界对此广为传知。此外，杨幼樵先生对诗词书画造诣颇深，擅长翎毛山水花卉，蜚声省内外，今天所写的这则两幅国画的故事却是鲜为人知的。
      建国之初，杨幼樵任县政府委员（编者注：1955年9月建湖县人民政府改为建湖县人民委员会，直至1966年“文革”。），同时任政协苏北委员会委员，与县工商界开明人士的家祖父（编者注：陈玉瓒，可参阅《回忆我的祖父陈玉瓒》一文。）彼此过从甚密。记得在50多年前的一天，那时，我已到记事的年龄，杨幼老当时已年逾七旬，家祖父在家中宴客，来宾没有别人，只有杨老先生一位。当天，我被告知，今日特请杨老先生作画，做小孩子要懂礼貌，见面要叫杨爷爷，再则不可在客人面前皮闹。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一轮红日已经西斜，大门外，只见门外走来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着一袭长袍，一头白发，面色红润，下巴留一络花白长须，虽然柱着拐杖，但腰板硬朗、精神矍铄，我想这肯定是杨幼老了，连忙喊了声杨爷爷，他很慈祥地笑了。在楼下，同大家招呼后，便落座用茶，一阵寒喧，便转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上随便聊了起来。至于作画一事，两位老人只字未提。冬天日短，眼看金乌西坠，屋内也逐渐变得昏暗起来，祖父叫人将汽油灯点起，照得整个店堂光亮起来。只见杨幼老不时从坐椅上立起，在大堂里捋着胡须、踱着方步，时而吟哦几声，其他人也不便打扰。不一会儿，厨房来人说，“晚饭已备好，可以开席了”。这时，杨幼老蓦然停了下来，要厨房稍候，且慢用饭，待画作好不迟。言罢，家祖父在前，杨幼老在后，径直登上二楼，我当时也在其后跟了上去。其实，此前文房四宝皆已准备停妥，摊放在二楼的案台上，另一盏汽灯高悬梁中。杨幼老将衣袖卷起，直直腰板又将宣纸展开，凝思一刻便挥毫泼墨，只见笔走龙蛇，两幅国画便一蹴而就。第一幅画的是一匹老马，用墨不多，但依然勾勒出老马神峻的轮廓，身在枥中，四蹄似欲腾空；马首高昂，意想再凌空，奔驰之态跃然纸上。画左题诗云：“久战沙场立功勋，伏枥犹存万里心。闻道朝鲜风雨急，昂首时作不平鸣。”当时正是1950年冬天，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我志愿军已雄纠纠气昂昂跨江赴朝作战，他正是通过这幅老马画自喻，虽已是古稀之年，报国之心到老不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情怀十分感人。另一幅画则是山林之中、旷野之间，大雪漫天，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在近处一间茅舍的门前，一老叟伫立在松树之下，那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可说是一尘不染、天籁无声，那老者不怕天寒、不怕雪大、忘掉一切、专心地对着雪地里那几株绽开的红梅凝视而望，这和柳子厚（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境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画中题红梅诗云：“平生最厌是繁华，宅傍苍山处士家，我心不比随风柳，冒雪先开第一花。”这也正表达了老人家一生追求真理，跟随民主政权，“不做杨柳随风倒，自比梅花心志高”的高尚情操。
      画成之后，记得杨幼老在酒席间说道，其大意我尚记得，“凡作画写诗，贵在立意，咏物诗最难工，太贴切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故而这几个时辰一直在思索如何着笔，一旦立意成功，即胸有成竹、笔下就象江河奔腾，顷刻之间，可一气呵成也”。还风趣地说，“这餐饭如早吃了，说不定将思路堵塞，就无画无诗了”。说罢，谈笑了一番。
      杨幼樵先生的这两幅画家祖父将其一直保存得很好，每年夏季都要拿出来见见阳光，以防霉变。一直到1966年，那场劫难后，不知怎的，这两幅国画不知了去向，究竟是当“四旧”给抄了，还是丢失了，至今仍是个谜。几十年来但愿有人能将它好自收藏，我们也就心安了。

一部热爱淮剧、热爱家乡的杰作
——读《业余淮剧志》有感
      淮剧，一朵苏北民间艺术的奇葩。她源自于民间俚曲，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孙宏书和赵志鸿两位先生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建湖，从不同途径进入大上海，出于对淮剧的共同热爱与追求使他们相识，聚在一起欣赏淮剧、交流心得。退休后，两人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淮剧历史的研究整理上。在淮剧进沪百年大庆之际，他们献上了这本充满对淮剧、对家乡热爱的《业余淮剧志》。
      《业余淮剧志》是研究淮剧独辟蹊径的一部佳作。所谓“业余”，指它主要记录淮剧群众团体和票友的生平事迹，这是以前的研究所未有过的。讲的是业余淮剧，可是业余界从来不乏经典的作品和优秀的人才。淮剧许多优秀的佳作均来自苏北的风行牛歌、号子、民歌、俚曲等，如此广泛的生活基础是淮剧发源的土壤。许多淮剧人才也是从业余起家，从业余组织中走出来的，最终成为广为称道的名家大师。这一部《业余淮剧志》选择了这么一个视角展现了淮剧的魅力，更为后来人研究淮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实资料。
      《业余淮剧志》以记载上海业余淮剧状况为主，同时包含无锡、盐城、台湾，取材颇为详实。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分别记录上海淮剧群众团体和票友事迹；第三、四、五部分将无锡、盐城、台湾三地单列，予以记述；第六部分则收录了淮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奇闻逸事，趣味十足。
      该书在叙述上简洁明快，单节篇幅长不过几百字，短则百十字，剧社情形、票友形象跃然纸上，清晰明了。米粒大千，见微知著，正是从这一则则微小的事迹中，折射出票友们对淮剧艺术的痴迷和为淮剧发展的不懈奋斗，更有作者对那些鞠躬尽瘁，为淮剧事业做出贡献的群众团体和票友们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业余淮剧志》为票友志，为淮剧志，更为了那一抹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读这本书，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两位淮剧迷对淮剧的执着，对乡土文化的痴情，更有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建湖人，对家乡的热爱，对苏北的真情。正如作者孙宏书所云：“京昆淮三足鼎立在上海，苏北人脸上好荣光”；“唱淮剧，爱家乡，乡土韵味更芬芳！”          （胡志超）

感    受    世    博    三    题
□ 唐张兵
      去上海看世博会，一直是几年来的憧憬。因为世博会办到了家门口，不去太可惜。今年世博会开幕不久，侄媳从南京打来电话，送我门票，真是开心。但看到每天几十万的人，又想等人少时再去。人是越等越多，天是越等越热。等到十月份又是黄金周，看看时间越来越紧，看世博会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终于下了决心，赶紧去吧。恰在此时，南京同学来电话，找上海同学的电话，联系住地，准备去看世博，问我是否一起去，真是问到心里去了，考虑一番，决定借此机会，去上海看世博，同时与同学聚一聚。
高铁 ： 动感世博
      本来从建湖去上海不必坐高铁，但同学劝我从南京一起去上海，同学的意思那就是既然世博是科技创新的最高等次的展示平台，那何不坐一下高铁，体验一下高科技。和同学约定从南京出发，乘下午2点半的高铁去上海，首先体验动感世博吧。
      走进高铁车厢还真是感觉不同。高铁车厢很宽敞，每人都有坐，一边是三人座，一边是两人坐。我们买的是二等车厢，据说一等车厢还要宽敞，当然价格也高了很多。高铁准时启动，我们的座位靠近车厢连接处，抬头就看到车厢门头上的电子显示牌。上面不停跳动的数字，显示高铁在加速，开始是10KM，接着就是20、30、40数字在快速加大，很快就达到200 KM以上，估计出了南京城区就提速了。很短时间内，高铁的速度就达到了320KM以上，最高时速达到327KM。奔驰中的高铁十分平稳，没有普通火车的晃动感和咣咣声，从车窗向外看去，路旁的景物疾速向后退去，比普通火车快多了，但并没有快得发晕的感觉。
      一路上和同学感慨万千，想当年在上海读书，开学与放假，来去路上乘车和打仗相似，随时准备冲，如果赶不上，就要等一天。回想起来当时如果坐火车，学生票可以半价，但我们家住苏北的几个同学，回家很少乘火车，因为火车很拥挤，在登车口，每个人都担心挤不上车，既要快点挤上车，又提着行李，往往人进了车门，行李还在车门外，夹在其他挤着上车的人群里，拉也拉不动，只能等行李随着人群的挤动，趁势拉到自己身边。那个急哟，身不由己啊。恨不得能飞进车厢。现在水陆两路，不论是火车还是汽车、轮船，都不用担心当天走不了，高铁、汽车都可以当天来回。
      30年的变化，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啊。尤其是高铁的技术，令人骄傲，我们国家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哈哈，洋人只能望洋兴叹，真长国人志气。这既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使然。
入园 ： 宏观世博
      一出上海火车站就可以感受到世博的气息扑面而来，公车，上挂着世博一线、二线牌子的，一共几路，也没认真数，感觉就是有好多路。到了住地，大家一起商量明天游园的安排。商量的结果就是，既然我们看世博会属于比较迟的，那就干脆不排长队，以感受氛围为主，大家美其名曰“宏观世博”。
      第二天早晨睡到自然醒，乘7号线地铁，到了地铁售票处，向咨询台问讯到哪一站下，恰巧遇到一位热心的解答人员，她说，这几天看世博，更不宜去热门馆，你们这个时间出来，世博会的预约卷早就发完了。建议你们乘7号线到后滩下，先到非洲区看看，因为非洲区的人少些，然后欧洲区转转，最后亚洲区逛逛。听了她的建议，可以说是正中下怀，我们几个人觉得有道理，当然照此办了。
      虽然对人多有了思想准备，到了实地一看，可以说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出了地铁口，就是世博园区外围了。到处都是人，旅行社的导游领着一批批的人群，更多的是自己去的，三五成群，有以家庭为组合的，也有以朋友、同事、同学为组合的，也有排着整齐队伍的中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走向进口。应该说人虽多，但是秩序井然，大家都表现得比较讲规则，有的还互相礼让，一种文明气息在世博空中让人感动。
      地铁口有免费大巴送游客到八号门。在大巴上，不少人见到幼儿和老人主动让座。到了八号门，还有好多进园通道，我们选了一个通道，排队等候进园。这是第一等待区域，大家很随意的排队。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前面有一拨人进到第二等待区域，我们又向前进了几米。在第一和第二区域之间有一条园区管理人员过道，虽说谁都想少等一些时间，但没有人走这条捷径。这样又过了十多分钟，我们也进了第二等待区域。又等了十多分钟，进到蛇行通道，虽然不快，但是缓慢地、不停地向前。快到安检进口了，之前我们一直听说不能带水进去，可以带空瓶，于是我们赶紧喝带去的纯净水，即将进入安检口时，瓶中还有一些水，我们就把水倒进窨井，这时通道口的志愿者提示我们，不要倒，可以带进去。哦，规则改了，应该说是更人性化了。听说原来是硬性规定，有水的瓶子肯定不让带进去，即使当着安检人员的面喝给他们看也不可能放行。
      通过安检，进到园区，抬眼就见到南非馆，于是打开相机，先拍一张留影。依次是阿根廷、斯洛文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等国家馆，看到埃及馆时，我们觉得埃及是文明古国之一，和我们国家相似，也是历史悠久的，就进了埃及馆的蛇形通道准备排队，刚走了几步，就听说要排3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实在不愿意。于是放弃排队继续向前，边走边看边拍照片。到了欧洲区，感觉人群明显稠密多了。逛到俄罗斯馆前，已是中午时分了，停下用餐，当然只能吃点干粮和水果。俄罗斯馆边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休息区，有免费的净水龙头和公共厕所。听说园区里建有不少净水点，供游人喝水。手一按，水就流出来了，直接用口接着喝，既卫生又方便。水龙头有高有低，方便小孩饮水。带有空瓶要灌水的，也有可灌水的龙头。过了俄罗斯馆就是立陶宛、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奥地利、爱尔兰、挪威、土耳其、乌克兰、希腊、冰岛、拉脱维亚、芬兰等等。我们一边看风景，一边体验世博氛围，还估计日本馆人可能不多，恰在此时，播告排队情况的广播响了，在排队4小时以上的馆中有日本馆。哈，世博让上海变得更加宽容，让国人显得更加理智。
      边走边看，抬头即可远远看到中国国家馆了。我们就顺着大道直奔国家馆而去，一路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馆。亚洲馆园区内的游人很多，熙熙攘攘，川流不息，除了队伍更长外，倒也不显得特别拥挤。主题馆的外形很有特色，恰如媒体介绍的，主题馆外形设计是从“折纸”的创意出发，屋顶模仿上海里弄“老虎窗”正面开、背面斜坡的特点，显示上海传统石库门建筑的文化魅力。馆的周边向下有很深的水池，水从坡面向下不断地流，流水潺潺，波光鱗鱗，令人心旷神怡。
      国家主题馆边上就是世博轴。网上介绍世博轴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入口和主轴线，是世博会一轴四馆五大永久建筑之一。整个建筑设计为半敞开式，地下地上各两层，集商业、餐饮、娱乐、会展等服务于一体。听人介绍说，世博轴位于浦东世博园区中心地带，是园区最大的单体项目，南北长1045米，东西宽地下99.5米-110.5米、地上80米，基地面积1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2万平方米，总造价近30亿，为鸟巢及水立方的总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是世博轴俯视图，因此一直以为世博轴类似高架桥，到跟前看了才明白，和高架桥不是同一个概念。世博轴上座落着好几座形状类似马蹄莲花的透明网状物，那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站在它的边上人显得很渺小。网上可以找到夜晚时拍摄的照片，流光溢彩，美不胜收。但我们到达时天还很亮，没有这个眼福，只能从不同角度拍几张照片留念。
      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中国馆就在世博轴大道旁边。我们没有预约卷，就在外围看风景，中国馆的构造确实奇特，不论是远望还是近看，恢宏大气的中国红，都令人赏心悦目。从不同方位以中国馆为背景留影都很有气势。虽然不能进馆观看有点遗憾，但中国馆是永久建筑，总有机会进馆，所以也不觉得太遗憾。我们几个人相约，再找机会来体验，在“寻觅”中发现并感悟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从中国馆向南不远就是澳门馆和香港馆。再向南就是6号门了，参展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广场上。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世博会，彰显我们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团结友好。园区内也到处可以看到外国游人。
      看看天色不早，我们决定趁早出园。我们的“宏观世博游”也就结束了，游世博，不排队，虽然脚不停但一点不感到累，更没有排队等待的焦急，这样看世博也是很不错。去世博前，听到一种说法：不看世博遗憾，看了世博更遗憾。我的看法是，不看世博遗憾，看了世博不遗憾。大家议论说，其实这是与看世博的心情与方式直接相关。如果排上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只能看上两三个馆，排队成为一个主要部分，看世博的期待无疑会被侵蚀。所以选择看世博的方式就显得十分关键，我们这种“宏观世博”让我们感到不虚此行，而且更期待着中国馆的重新开园，那时我们会细细品味世博的内涵。
上海 ： 永远世博
      这次到上海与以往的感受大不同，世博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环境、心情、人们的文明程度都有了不只一个能级的跃升。
      上海的空气变得清新了，没有粉尘了，这是很不易的。在上海的几天皮鞋不擦也没有浮灰。记得在上海读书时，空气中粉尘那可真叫是多，一年到头难得见到晴空。一到下雨天，雨水和着粉尘把碎石路糊得黑乎乎的。苏州河水一年到头都是墨汁样的，发着恶臭。而黄埔江水一到夏季也会发臭。而现在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苏州河、黄埔江都不再发臭，变清了。
      交通方便了。上海的堵车领教了好几次。1992年去上海，从虹口经四川北路去南京东路，小车在四川北路堵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南京东路。如果不坐车，步行不超过一小时。2007年去上海，想从南京路去豫园，就是等不到车，边走边找车，最后还是步行。这次到上海，最令人惊奇的是，短短几年时间，地铁轻轨纵横全市，四通八达，十分方便。
      世博之风强劲有力，不过也有吹不到的地方。在市区公交车和地铁里经常遇到老人小孩，但让坐的人不多，有些青年人不但不让座，那种理直气壮的表情还让人知道他（她）不想让座。与我们在去世博的车上完全不一样，也让我们感到与世博的氛围那么的不和谐。这与我们当年在上海读书时的风气更不一样了，那时给老人、孕妇、小孩等让座是很自然、很习惯的事情。这当然让人产生一种担心，世博会结束了，这种文明之风是会更加强劲更加深入人心呢，还是会另外的走向呢？
      但我们还是相信，上海会永远世博，上海会把世博的文明与精彩一起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弘扬光大，同时也会由上海影响到全国，就象上海世博会一直没有闭幕。

王辅璧《漫游记》选介：美国行（3篇）
不戴精神枷锁

老母在世，虽没有文化，但坎坷的人生，艰辛的生活历程，使她不信鬼、不信神、不信宗教，这在我心灵烙下深深的印记。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成为无鬼论者。无神论者，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命运靠什么鬼神，坚持一个人的命运，一靠国运，二靠自己掌握、奋斗。
      这次来美国小女儿家，因自己外文一窍不通，几乎找不到人交谈、沟通，正如老伴所说，像被关起来坐牢一样。为了摆脱孤独寂寞之苦，调节心理，利于身心健康，女儿为我们安装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4台接收装置，为我们订了《人民日报》海外版、《读者》、《小小说》、《世界日报》。但离开电视，离开书报，看到的仍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听不懂的话语，有路无车走不了，有商场无车逛不了，有钱无处花。孤独寂寞感，常常不知不觉地生出来。
      女儿颇费心力，向我们介绍哥城华人华侨教会活动情况，动员我们参加教会组织的常青组。华人华侨教会，毫无疑问全是华人。到教会有人说话沟通，可以了解美国好多情况。教会里有美籍华人、有访问学者、有留学生、有探亲人员。从我观察了解，参加教会活动的，有一半是非教徒，而常青组成员几乎全是来美探亲老人，与其说是教会，不如说是华人联谊会。华人教会宗教活动后，让大家自由交谈、吃点心，对于远离祖国、远离亲人的华人，利用教会，定期会聚、互相沟通、交流各种信息，遇有困难寻求帮助，消除孤独感，学习学会在美国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待人接物，大有好处。华人教会可以说是华人学会在美国生存发展的学校。
      我和老伴，每周星期四上午参加教会常青组活动。是教会就要传教。牧师们把《圣经》讲得有滋有味的样子，逐章逐段逐句解读，而我对这种解读索然无味。我把《圣经》当着历史读，当着文学作品读。他们不厌其烦地讲，每个人要知道并学会祷告，几乎逼着每个人这样做。他们说，“主”掌握决定我们一切，我往往会笑而不语。我不会信任何教，不会去戴这个精神枷锁。我参加教会活动，除了找乡音、找说话人，就是为了了解教会本质，更好地拒绝教会。老伴说得好，“主”就是自己。任何宗教都有清规戒律，即精神枷锁，无“锁”一身轻，无“锁”就是福。美国统治者及其他国家统治者重视教会，是为了利用教会控制人民。美国第三届总统、1775年《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说得最坦白：精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和丈夫，基督信仰是最省钱的国防。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教会不惜人力物力组织常青组，是关心我们这类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向我们灌输宗教思想，诱我们入教。2003年11月13日，是个永远忘不了的日子。那天，是我们回国前倒数第二次参加教会活动。几个月来，教会负责人对我们可以说“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登门访问、打电话询问，用车接送，为我们祷告，教我们唱歌、学《圣经》、听信徒现身说法，想使我们得到潜移默化的洗脑，而后让我们自觉自愿地加入教会，戴上“精神枷锁”。殊不知，我心里早已筑起防卫长城。
      他们认为时不我待，赶在我们回国前强化教育，给我们放电视录像。电视录像，我越看越不对劲，越看越坐不住，越看越使我怒火中烧，几次中途想走。但一想到这就是战场，不能临阵脱逃。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能捍卫中国的文明史，该当何罪？我憋住气看，攥紧拳头看。电视录像一放完，我就声明要讲几句话。传教人员关静淳说：“王伯伯你讲吧。”我说，这个电视片，作者煞费苦心，为了不光彩的目的，把很多电视历史剧进行任意剪辑，把中国一部文明史，描绘成一部战争史，互相杀戮史，无人性史，沉睡史，造神史，似乎中国从古到今，没有文明，没有人性。看了这个片子，不知道自己也包括作者是怎么来的，片子竟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描绘成杀戮，无人性，把中国其他反侵略卫国家的战争，也说成无人性。说唐僧未取到真经，真经在西方，中国一直沉睡。我以史实，说明美国、意大利、以色列有史以来就是对内对外战争不断，为什么偏要丑化中国呢？圣经及基督教义和传教人，都声言不管政治，这片子却尽谈政治，攻击政治，已违反初衷。从这个片子看，好像信耶稣的人，就不做坏事，不打仗。耶稣诞生国以色列，世人无人不晓，它侵占别国领土，残杀无辜巴勒斯坦百姓。说中国造神，耶稣死后100年，40多个人才写《圣经》，才把耶稣当神，这不是造神吗？这个片子，丑化中国悠久文明史，攻击现在的中国政权，有挑动人民反对政府、对社会不满、搞动乱之嫌。这种片子在国内绝对没有市场，在教会放，也有损宗教形象。由于场所不同，我未用更严厉的语言批驳。
      关姐承认，这是北大毕业的哲学博士来美的毕业论文，民运人士把它搞成电视片。这就对了，民运精英们搞出这种片子不奇怪，他们就是靠出卖祖国，谩骂人民、谩骂共产党，才乞讨到西方反华分子的施舍、豢养。
　　经过参加教会常青组的活动，我更坚信无神，更坚信宗教为政治服务。要警惕宗教洗脑，出国留学青年特别要提防上当，谨防戴上“精神枷锁”。我国要严防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扰乱，对人民政权的颠覆。
　　
美国中小学生素质教育三例
     
美国中小学教育，既重视传授知识，对学生授之以鱼，更重视学生想象力、创造性的教育，即对学生授之以渔，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点金术。学校充分利用每个学生的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美国教育工作者认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多样的。所以，学生对同一个问题，不应有统一的答案。美国老师对学生的作业，没有“对不对”的评语，只有“好不好”的评价。我从在美国搜集的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的事例中，择其三则，记述于下。
保护一个鸡蛋
      密苏里州一个小学老师，对学生说：“今天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明天早晨，每个人从家里带只鸡蛋来，放在身上，要保护好，放晚学再带回去。”同学们不解。一个同学说：“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容易吗？”有不少人附和着说：不难。老师笑着说，这确实是件容易的事，希望大家都能做好。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按老师的要求做了。但弄坏鸡蛋的消息接踵而来。斯利拎着塑料袋，蛋成了汤，说下车被一个叔叔挤碎了。大家正幸灾乐祸，啪的一声，希拉的鸡蛋从桌上滚落地上，报销了。哈多把鸡蛋放在裤袋里，时刻小心翼翼地用手护着，上厕所时还是压坏了……放学前，老师一检查，有三分之一的人鸡蛋不存在了。老师询问了大家情况，然后说：谁能说一说这一天里的体会？大家纷纷举手。有的说鸡蛋虽未坏，但心情很紧张，提心吊胆的。有的说，鸡蛋我一直小心地保护着，可还是碎了。有的说，保护一个鸡蛋，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难。一位女生说，保护一个小小的鸡蛋，都那么不容易，爸爸妈妈养育我们真辛苦，我们哪一个不是爸爸妈妈的宝贝蛋呀！老师关切地注意着大家，赞同地说：大家说得真好，不管你们是否保护好鸡蛋，你们都有了很深的体会。这就是我让你们带一个鸡蛋的目的。
家庭作业自己出
      新西泽州一所中文学校，每次放假前，由学生轮流提出一个最困扰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从最实际的自身问题，到天马行空，稀奇古怪的念头。问题不管严肃不严肃，只要是自己最感兴趣、最感苦恼、最推不开、解不开的问题。如：假如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假如我当众出丑怎么办？、我想当班干大家不选我怎么办？然后，每个人带着问题回家，自己找答案。答案可以稀奇古怪，只要能用自己的语言明确表达出来就行。
      起先，学生一本正经，拘谨，由于老师对每个人的发言都点头微笑，渐渐地有的学生风趣，有的学生幽默，有的学生绘声绘色起来，课堂气氛热烈，充满活力，笑声不断。学生们展开思想翅膀，自由发挥，各抒己见，精彩纷呈。久而久之，学生自己就会体会到，任何问题和答案，都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也不代表谁对谁错，要看各人的理解。
自我推荐心爱的东西
　　一位美籍华人说，一天，他10岁的小女孩，抱着自己喜爱的布娃娃，在那里手舞足蹈，有模有样，对着布娃娃讲：沙沙，我爱你。你圆圆的脸，金色的头发，蓝蓝的大眼睛，双眼皮，高鼻子，苗条的身体，穿着颜色鲜艳的连衣裙，肉皮色的长筒裤子，实在太漂亮了。我推你当选美小姐。……她一遍又一遍地讲。见她爸爸没事，就说：“爸爸，请你做我听众好吗？我向你介绍沙沙小姐。”她爸爸说：“好呀！”小女孩第一遍讲3分钟，第二遍讲4分钟，第三遍讲5分钟。她把布娃娃介绍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生动。说到6分钟时，她说：“好了，爸爸，谢谢你，我明天要到学校推荐我的布娃娃。”原来，老师布置她们一个家庭作业，即每人向大家推荐一样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愈详、愈细、愈生动愈好。目的是培养学生观察力、想象力、口头表达能力。
　　
美国人自觉当义工
     
美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把当义工当着人生的必修课。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各家长，都把青少年当义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2002年布什在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要美国民众在一生中，贡献出两年时间当义工，为自己的社区、国家、乃至国际间需要帮的地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特别鼓励17至24岁的年轻一代参加社区工作。
      义工，在美国，已自觉化、制度化、组织化。当义工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全国各地都有各个层面的义工机构。如“城市年”在全美各地有分会。美国的学校，尤其是高中学校，向学生灌输义工思想，或规定学生毕业前，必须有40至60小时的社会工作经历。许多学校、青少年，将当义工视为学校的功课。有的学校规定，社区服务成果，是评量入学资格时一个加分项目。这是青少年积极当义工的驱动力之一。由于当义工已形成社会大气候，有代代传承的良好氛围，有不少青少年是主动热情地当义工，贡献自己的心力，发挥自身的才能，热忱帮助需要帮助的群体。
      纽约某校11年级学生余志扬说：“当义工，除了可以交上许多新朋友，生活内容也丰富了，更有意义了。”16岁的陈思，每个星期花6个小时，在美华癌协会担任义工一年，主要是接电话，安排访客，户外宣传。她说：“当义工一年，发现自己长大了，获得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社会经验。以前不太懂得如何表达自己，也不太会说话。现在可以很自然地自信地表达自己，宣传、讲话，很有信心。”据当过义工的人讲，当义工，可以学会与各种人相处，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遇到不友善的人，懂得怎么去修正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产生良性的效果。哥城李慧媛说，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也帮助自己成长，通过助人使自己有成就感、满足感。美国有关部门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较早投入社会活动，学习社会经验，懂得关心照顾别人，有责任感，这些孩子在校表现通常比较优秀，且具有领导统御能力与技巧，有自信心、有自控力，去抽烟、吸毒、喝酒和干其他不良事的几率比较低。
      美国不少家长带孩子一起去当义工，言传身教，助孩子健康成长。有个美国华人叫卢国贤，他带两个儿子当10年义工。
      美国青少年当义工，内容很多。如到医院照顾病童，美化社区环境，到老人院陪伴老人，为老人居家安全提供帮助，打扫街道，清除墙壁涂鸦，邮箱上漆，整理公园，为流浪儿缝睡袋，课外辅导，家教等。新西泽州义工自动组织起来，搞课外辅导、捐书、募款、讲座、收集空罐头等。一个不到17岁的青少年筹划建立的“我为学校”已办二年。2003年夏季陆续举办了六场讲座，内容包括生物、教育、市场、科学等主题。演讲者有中学校长、市长、大学教授，听课的主要是青少年和孩童。
      当义工，已成为美国人自觉主动的行为。

谈  “双数字成语”
□ 葛金求
  　带有数字的成语可特称之为“数字成语”，如“一本正经”、“三番五次”、“十字路口”等等。其中带有一个数字的成语为“单数字成语”，如“七年之痒”、“四处奔波”、“九霄云外”之类；带有两个数字的成语为“双数字成语”，如“五光十色”、“四平八稳”、“十全十美”之类；带有三个或四个数字的成语为“多数字成语”，如“一五一十”、“二五八扁”、“三三见九”“九九归一”之类。本文就最常见的“双数字成语”谈谈自己的观察心得。
      双数字成语，就数字的位置排列，就有六种格式：一三数字式、二四数字式、一四数字式、二三数字式、一二数字式、三四数字式。二四数字式如“有一得一”、“盯一扒二”、“举一翻三”、“连三赶四”、“支五使六”、“离三冒九”、“天七人三”、“贷七免五”、“朝九晚五”、“金九银十”等；一四数字式如“一分为二”、“七不离八”、等；二三数字式如“乱七八糟”等；一二数字式如“九五之尊”、“四六成联”、“一二当之”、“三五明月”、“二八佳人”等；三四数字式如“乒乓八六”、“阴常二五”等；一三数字式如“三朋四友”等。一三数字式最多。应用最广，宜作进一步分析。
      从乘法九九表联想到双数字成语，也排列个双数字成语九九表。初排如下：
      一字一板、一心二用、一日三秋、一年四季、一日五游、一茎六穗、一桥七方、一鱼八吃、一言九鼎、二马一虎、二分二至、二满三平、二庭四镇、二金五银、二推六拦、二宫七庙、二潮八蛋、二旬九食、三位一体、三心二意、三朋四友、三皇五帝、三头六臂、三魂七魄、三灾八难、三跪九扣、四菜一汤、四体二用、四世三公、四平四正、四分五裂、四清六活、四端七情、四时八节、四肢九窍、五鼎一肴、五饼二鱼、五大三粗、五湖四海、五进五出、五黄六月、五霸七雄、五花八门、五候九伯、六科一室、六学二馆、六街三市、六通四辟、六朝五代、六律六吕、六家七宗、六帆八棹、六部九卿、七通一平、七跛二拐、七实三虚、七略四库、七裁五诉、七情六欲、七擒七纵、七长八短、七还九返、八家一井、八跪二螯、八部三曹、八盘四碟、八斗五车、八观六验、八怪七剌、八心八箭、八颠九簸、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九曲三弯、九门四阙、九寺五监、九谷六米、九涝七旱、九江八河、九攻九距。
      从排九九表的过程中，发现有的组合很容易获得，如一一组合、一三组合、三一组合、三五组合、三九组合、四八组合、五四组合、七八组合等，有的组合很难见到，如二打头的组合，人们常用双、两等替身词，而使“二”字的组合大为减少；另外，六、七、八、九打头的双数字成语，除七八组合、九一组合外，比三五打头的也显得低频。为此，我又特地挖掘一些成, 语、准成语、类成语，如：一门五杰、一档六铺、一谷六园、一箭六星、一饮六得、一日七餐、一周七开、一生八制、一石八景、一镇八体、二黄二圣、二教五时、二纪五纬、三言二拍、三坊七巷、三棱八角、三章八款、三台八景、四海一家、四动六静、四亲九眷、五经二纬、五男二女、五迷三道、五宽五厚、五岳五镇、六合一通、六年一检、六位一体、六厂二校、六忌二慎、六粗四精、六上五下、六文五图、六丁六甲、六根六尘、六滩七湾、六方八远、六关八寨、六冷八热、六守八征、六坐八爬、六亲九族、七试一退、七进五门、七坡五坎、七侠五义、七战七捷、七处九会、七陌九阡、八紘一宇、八味一盘、八浅二深、八儒三墨、八徙五迁、八音五色、八荣八耻、八更八点、八子七婿、八音七始、八益七损、八宝七彩、九等三除、九州四海、九边六镇、九命七羊、九幽七祖、九鼎八簋等。
      双数字成语其中有的源自于古文中的原句，如“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见袁枚《黄生借书说》。有不少源自于古文语句的摘拼，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摘拼为“八斗五车”；“尧有九年之涝，汤有七年之旱”摘拼为“九涝七旱”，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摘拼为“五霸七雄”。有的源自于方言口语，如“五男二女”、“九等三除”、“八盘四碟”；有的源自于行业语术语，“七试一退”是商界行业语，“五进五出”是篮球术语，“五宽五厚”是奶牛饲养术语。更多的是来自现代报刊杂志，来自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如：七通一平、六科一室、六厂二校、一箭六星、一桥七方等。
      典型应用的例子有：
      1、“一饮六得保平安”的金秀绞股蓝茶（《中国老年报》，1996. 12. 11。）
      2、这“一桥七方”的管理模式，是管理创新的一部分。（《新华日报》，2006. 9. 28。）
      3、看看男人的“六朝五代”（《跨世纪》，2001. 8. 46。）
      4、快乐是五饼二鱼，你越把它分出去，收回的也越多。（香港潘铭焱《杂感五题—快乐十诀》/《读者》，1997. 2. 6。）
      5、短信小说《城外》“一鱼八吃”（《中国青年报》，2005. 2. 6。）
      6、过去，大雪啤酒厂的六科一室的领导班子都是五六岁的老年人。（董晓葵《中国“大雪”当家人》/海燕，1995. 1. 58。）
      7、（郑和下西洋仿真宝船）船长63.25米，宽13.8米，六桅八帆，吃水约深4米，排量约1300吨，船上编制约400人。（《新华日报》，2006. 9. 25。）
      五进五出与六进六出，形式上尽管差不多，含义却大不相同。五进五出，指篮球战术，五个队员一起进攻、一起防守。六进六出，指早晨六点出门，一直要到晚上六点才能回家，才能进家门，这是一种诙谐的说法。
      在双数字成语的使用过程中，惯性力量很大，表现在七八式铺天盖地，八七式便少得可怜。新颖性，是文章成功的重要特征，给人们一点新鲜感吧，广泛运用的格式，我偏来点小变化，让词语活起来。非常用格式，顺手拈来，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与时俱进，语言运用也是时代的产儿。

杨锡浪《村落》系列之三：朦胧二章
昏黄的月色，缭绕的香火
把这个从大唐帝国走来的水边村落装点
渲染一种威严和神秘的? 还有
不绝的乌啼
高高的断塔和长长的断影

祭      月
      《说文解字》：朦，从月；胧，亦从月。“朦胧”的诞生似乎天生地与月有一种缘联，无论是一个词汇，还是一个村庄。
      在网上下载“goole earth”,转动地球至华夏大地，再将光标点击苏北建湖与阜宁的接壤之地，九曲十八弯的射阳河与悠悠北去的西塘河交汇的地方便是朦胧。
      关于朦胧传说向来纷纭。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率师东征时，兵驻盐城一带海滩上。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李世民单人匹马夜巡大营，不慎闯入了临近敌营的一片滩涂，被敌方巡营的主帅盖苏文发现，立即策马挥刀追来，李世民急催战马，落荒而走。这时，他见有一口枯井时，便跳入井中藏身。盖苏文追到水井处，却不见人影，只看到那眼井口上结着一张完整的蜘蛛网，料定井里不会有人，便策马回营去了，李世民也就躲过了关键一次击难。鉴于李世民是“真龙天子”，又被蒙在井口的蜘蛛网掩护逃生，故名“蒙龙”，后误生“朦胧”。
      历史的久远，烟尘的浩瀚，模糊了的视线总是无法辨清历史的真实，于是东拼西凑组合而成的传说便成了探索客观事实的救命草。求证朦胧这个村落的来历，我更相信自然奇观说。西塘河汇入射阳河，一清一浊，分明一如泾渭。西垂的残月临水而悬，清浊界线的两侧，光学的原理让倒映水中的残月有了清浊两异、隐约朦胧的奇观。对于这样的景观，没有科学的解释，诗意的虚幻和神秘便笼罩了这个水边村落。
      “秋风吹射水，新月两朦胧。风起云水兴，香缭云雾里。”在朦胧，村民们固然对帝王将相曾经光顾的传说自豪不已，但长久以来飘渺的虚荣与丰收、平安的现实渴望相比，以捕鱼耕种为生的村民更对这个虚幻神秘的月色景观五体膜拜。
      来朦胧看这里的村民对月的膜拜最佳时节要数中秋八月，橙色的田野把不大的村落包围，淡雅的稻花香充溢村里的每一条巷子。晚上七八点钟月上柳梢时，朦胧最为热闹，除了在自家门庭内外燃香上烛，家家户户妇孺童叟更自觉地来到射阳河西塘河交汇处的观月台，把月饼、莲藕、花生、红薯等农产品悉数陈列，再敬香磕首点鞭放炮，无限虔诚地把双月相祭，把庄稼收成估算，把未来生活祈祷。
      月亮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绝非寄托情感那样简单，在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月亮崇拜和月神传说对于中国哲学、艺术以及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看着朦胧村里众多月亮信徒的，我想，这难道不是月亮崇拜在一个村落的最好演绎吗？！

断      影
      塔，从土，从草，从合。按照训诂学的原理，拆解塔字，我们不难理解，塔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一座坟墓。
      在没有虫吟的冬日月夜造访这个水边村落，透过掩映的树木、杂聚的民宅和零星的灯火，我依稀看见了这尊从大唐帝国走来的古塔，高高的断塔，长长的断影，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无声威严。历经千百年的风霜雪雨和雷鸣闪电，像一位残疾的垂垂老者，这尊密檐楼阁式三级古塔多个部位已残损不堪，剥蚀的墙体，蛀空的梁柱，倾斜的塔体，看着，我生怕他随时坍倒，好想上前扶他一把。
      村民告诉我，在此幸运脱险后，唐王李世民顺利地巩固大唐江山，为表达对这口古井和蜘蛛的感恩，遂在此修建宝塔，名曰：朦胧。
      葬金娃于坟中而得金陵，查阅资料，我了解到宝塔确是一座宝坟。上个世纪80年代，省文物部门曾来此勘探，在塔下底层地坪发现地宫，平面呈八角形，宫中有一石函，内贮一只银棺，银棺上镌有“元丰八年”字样。棺内有高僧舍利子数粒，《太平通宝》铜钱多枚。宝塔葬宝的用意不得而知，但其中的所掘藏物表明，现今的朦胧宝塔最多始建于北宋。
      关于这古塔的来历，除了与李世民相关联的传说，更有另一种传说。很久以前，朦胧村古井里有一猛龙，每逢六七月份便抬头发难，如注的暴雨将万顷良田和无数生灵淹没。要想水患不再来临，除非借九牛之力用砻糠搓绳捆绑拉来一座千年古塔将其镇压。于是，村中一人称戛娘的寡妇用绣花针把砻糠一粒一粒穿在头发上，然后与稻草起头搓绳，夜以继日而不掇，其苦其诚终感动了一位名叫张邋遢的神仙，张神仙用七条水牛、两只蜗牛及戛娘的砻糠绳从江南拉来了这座古塔，猛龙被镇，洪水退尽，打那朦胧便风调雨顺四季平安。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封建社会里，童话般的宝塔镇水传说似乎满足了乡民们战胜自然的渴望和憧憬，但我想，宝塔若果, 真能, 镇水, ，从大禹时代至今，水患频繁的中华大地岂不早成了塔的世界。走访在百姓之间，村民告诉我，朦胧宝塔原本五级，不知在哪个年代，一场龙卷风将其刮掉两级，从此朦胧就成了一座断塔。仰望这座饱经风霜的断塔，镇得了水却镇不了风的事实，似乎更充要地证明了自然力的强大。
      历经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被赋予了无数的民间传说，朦胧古塔的神秘色彩愈加浓厚，其中的多重价值也不言而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对朦胧塔进行了保护性修葺，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发展旅游方面作出不少努力。
      阳光明媚的春日，尽管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红顶帽接踵而至，没有大小解说喇叭的叫嚣，铺天盖地的金色菜花早已把这个一向冷寂无声的村落渲染得热热闹闹。这样的时节，一改以往月夜寻访玩味这诗意的残塔断影，和朋友结伴再次来到这座古塔前，, 我发现，朦胧断塔这位和善的残疾老人露出和蔼的笑容。旅游业的是否兴旺不是我关心的，但我只是希望这位老者能像乡民们祈祷一样，庇佑这个饱经水患的村落五谷丰登，四季平安。

王学言人物散文三章
陈克天与通榆河
      1995年夏天，我利用在省水利厅开会空隙时间，经水利厅文协刘志中主任引见，专门来到省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采访家乡游子，德高望重的“水龙王”原副省长陈克天（当时已离休），见到家乡来人，陈老特别高兴，当时，虽疾病缠身，但还是拖着病体讲述当年治水的件件往事。后来我写了《石城访老天》的人物专访（人们习惯亲切称他为陈老天），他讲的那样的动情，其中有关他和通榆河的往事，至今笔者仍记忆犹新。
      那天，陈克天精神尚好，情绪较高。他穿着白衬衫，红润的面容，高大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眼睛，话语中带着浓浓的乡音。他说：“我们家乡地势低洼，解放前，人民灾难深重，水患不断，上有客水压境，下有海潮顶托，南北水系不畅，南通、盐城、连云港南北水系无法流动，长江水无法润泽苏北沿海地区。从此，他作为水利厅长和分管水利的副省长，与开发通榆河立下了不解之缘”。惟水是兴业之所在。通榆河从1984年立项到2002年建成通水，整整历经18年。而对陈克天来说，为通榆的开发整整花费了30多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五”计划就曾开发过通榆河。那是1958年，从海安到阜宁157公里的土地上，10万多民工曾挥锹上阵，但由于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1959年被迫停工。30多年后，这些遗留下来的半截子河，始终在陈克天的心中魂牵梦萦。
      1966年，苏北沿海地区曾规划开挖苏北运河，这条河南起射阳河北岸的阜宁、北到响水的灌河，全长53公里。当时已是江苏水利掌门人的陈克天，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再上通榆河。可时隔不久，发生了“文革”，陈克天被打成了走资派被下放到干校劳动，致使通榆河开挖计划被搁浅。
      沉睡的通榆河规划，终于随着改革开放而复苏。1984年，江苏省委提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战略决策，当时陈克天虽已离休，但他仍锲而不舍，向省委提出建议，因此通榆河开发又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陈克天和北京老干部王俊（原国家燃料局局长，现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执行主任，建湖籍人）等人的倡议下，经省长会办会议通过，1985年1月，成立开发通榆河工程领导小组。这次行动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除了人们充分认识到通榆河的重要价值之外，关键是有一位老人在积极奔波，上到京城争取国家支持，下到基层实地考察调查论证，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争取资金，他就是陈克天。
      这位从建湖县草堰口（现并入上冈镇）走出去的新四军老战士，曾跟随黄克诚、张爱萍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陈克天，解放后担任过水利厅长、副省长，他心系黎民百姓，治水成就卓著，这位“水龙王”（因他治水有功，百姓称他为“水龙王”），离而不休，仍负责通榆河开发规划，进京申请立项，全身心投入在通榆河工程建设上。
      从1984年起，陈克天开始申请为通榆河立项，他先后16次进京。他找到曾在苏北战斗过的陈正显、张爱萍等老领导，讲述苏北人民遭受水患的苦难史。介绍开发通榆河的意义，争取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因此，在较短时间内通榆河开发被批准立项。
       忙了立项，又忙资金。陈克天在北京向家乡领导王俊汇报时，说到通榆河开发资金的事，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王俊为通榆河立项和陈克天一起跑了数十次，找过有关部门和领导，终于获得批文，再谈资金的事，似乎有些难以开口，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向王俊等有关在老区工作过的领导（振兴盐城北京咨询的同志）提了出来。几经周折，有关部门终于同意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115亿日元（一说123亿日元）开挖通榆河。可好事多磨，江苏省上报的项目材料经外经贸部送世贷银行审核后，日本方认为通榆河不符合贷款条件而被拒绝。陈克天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再次进京和王俊商量。那天，陈克天赶到王俊家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他们凭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凭着共产党人的无私执着，王俊穿上大衣，不顾严寒和凛冽的呼呼北风，深夜敲开了原外经贸部部长的家门。已经休息的部长得知王俊和陈克天半夜登门，必有要事，于是起床接待。当听了王俊和陈克天言词恳切的汇报后，这位部长感动了，答应了解情况后再说。离开部长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他们俩一夜未眠，商议对策。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赤诚感动了部长，也感动了日本有关方面，终于同意了通榆河贷款项目。事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告诉他们：部长在召见日方代表时，特别讲述了陈克天、王俊等老同志为通榆河开发贷款项目而做出的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精神而感动了部长、感动了日方代表，才使通榆河开发如愿以偿。（当然，建设通榆河资金远不止这些，还有国家、省、市和地方筹集的资金，但这笔贷款是当时开发通榆河的“第一桶金”）。
      10多年后，通榆河中段完工，陈克天因年高体弱躺在医院，没能赶到盐城看通榆河通水典礼，而欣慰的是，在建设过程中，年已八旬的陈克天，在滨海段灌溉总渠与通榆河交叉的施工现场和已建成的涵洞里看了一圈，他亲眼目睹了一台台施工机械在昼夜不停地施工，彻底告别了锹挖肩挑的“人海战术”，十分欣慰，他抚摸着洞壁对随行的同志说：“我们要做的事，终于成功啦，了却了我人生中的一大夙愿。”
      2010年3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盐城籍人）欣然为通榆河题写纪事碑文：
盐城汉时称盐渎，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势低洼，形若锅底，旱时汲水甚艰，涝时排水尤难，故历代水旱频仍，地瘠民贫。清道光时林则徐关心民瘼，亲至盐城主持修河，囿于时艰，难成大业。新中国建立后，政府虽重视水利，终因财力匮乏，苏北水、旱灾仍迭发，一九五四年大水，千里绿野顿成泽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盐城人民即痛感兴修通榆之河之必要，至八十年代，省市政府更深知发展经济，通榆河乃命脉也。经时任江苏省副省长陈克天多方奔走呼吁，国务院于一九九一年批准工程立项，复经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执行主任王俊，鼎力支持，获日本一百一十五亿日元贷款，使兴修通榆河最困难之资金问题，迎刃而解。几经寒暑，南起南通九圩港，北达连云港赣榆县之通榆河工程，于一九九九年告竣，全长四百一十五公里，流经盐城境内一百八十八点六公里。从此引长江水入通榆河，对苏北饮水、灌溉、排涝、航运等，厥功至伟，民皆颂之。赞曰：大河流淌，碧水天长。先民宏愿，终成华章。前贤大德，后世毋忘。风正帆悬，前程辉煌。
      如今，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陈克天对通榆河做出的巨大贡献。
　　（注：陈克天于2011年3月28日，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95岁，被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母亲的往事

母亲离开我们30年了，但她那一件件往事在我们的心目中无法忘却，好似一朵朵康乃馨在心中绽放。
      母亲青年时期随外祖父母搞水上运输为生，常年漂泊在上海、苏州、无锡及苏北一带搞运输。听说，当时外祖父还是相当富裕的，在苏南苏北小有名气。母亲排行老三，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但十分受人尊重与爱戴。她对农田的活原本是一窍不通的。但自从嫁给父亲之后，她就彻底告别了船民生活，一门心思相夫教子、耕种农田。当时，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家徒四壁，仅靠几亩农田和教书微薄收入为生。然而母亲认真学习农活，什么犁地、耙田、割麦、栽秧，样样都干，真正是丢下摊笆拿扫竹，同时还要照顾我们兄妹几个（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真可谓是忙里抽闲，这对一个农活十分陌生，尤其是对小脚奶奶来说，是何等的艰难。但为了生活，母亲没有被困难所折服，而是凭着坚强的毅力，不仅学会了干农活，使几亩薄地成了肥沃的土地，每到收获的季节，稻谷飘香、果实累累。每当看到这些，母亲脸上总是露出幸福的笑容。然而，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了道道皱纹，手上留下了一个个老茧。人民公社成立，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参加集体劳动，样样都干，大家说她不是师娘，而是劳动的能手。
      三年困难时期，苏北农村一片凄凉，不时传来人被饿死的噩耗。我们家8口人，除了出嫁的姐姐之外，兄妹5人，仅靠父亲20多元的工资，家里没有一个整劳动力，唯有母亲半劳力，参加集体劳动，生活得非常艰难。她以坚强的毅力支撑住一家人的生活。大跃进吃食堂时，由于我们家住在舍上，离食堂较远，父亲又不在家，母亲只好拎着小   （liàng） 子，一日三餐到食堂打粥回来给我们吃，兄妹几个每天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拎着   子出门，一直盼望到她拎着大半   子稀粥回到家里。妈妈总是将稍稠些的粥捞给尚不懂事的我和妹妹吃，几个哥哥也争先恐后抢着喝上几碗，而她自己也就是最后喝一碗稀粥汤。母亲总是说：“不饿”。母亲那双小脚，晴天到食堂打粥尚可以，一到了下雨刮风和寒冷的雨雪天，就十分困难。一天三趟行走起来十分困难。我们亲眼见到母亲拎着   子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踉踉跄跄地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待回到家里只见她满头是汗。记得有一次母亲拎着一   子粥，由于雨天路滑，不小心跌倒，粥全部翻倒，回到家里，她抱着我们兄妹几个痛哭一场，由于我们不懂事，还哭喊着饿，要吃的，一家人大的哭、小的喊，而此时的母亲哭得更加伤心，真正是心如刀绞。有几次，我亲眼见到妈妈口吐血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现在想来，其实是饿得奄奄一息。有一次，我不懂事，饿得无法忍受，拿了邻居蔡小龙家放在屋檐门口的几个山芋回家，母亲见到山芋问是从哪里来的？我如实告诉她，没想到被母亲打了几个耳光，并要我坚决送回去，我坚决不肯，结果母亲亲自将山芋送了回去，并向蔡小龙赔不是。回来母亲见我鼻青脸肿仍在哭泣。顿时，她一把搂住我痛哭。她要我吸取教训，今后再穷再饿千万不能拿人家东西。小龙的夫人十分同情，结果当天晚上送来一篮子山芋，母亲感激不尽，我们兄妹如获至宝。
　　60年代中后期，生活情况稍有好转，但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到春节，父亲总是买上几斤肉回来，母亲将一年节省下来的小麦拿出来用水淘洗晾晒，准备过年。那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工拐磨，为将小麦磨成面粉，等父亲周末回来，从晚上开始磨面粉，一直到第二天天亮，真正是通宵达旦，才将二三十斤小麦磨成面粉，而父亲还得赶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去上课。母亲一人在家里“忙年”，忙得疲惫不堪，但看到孩子们盼到过年高兴的样子，母亲总是感到十分的欣慰。
      母亲为了我们子女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记得我7岁时，由于饥饿的原因，不幸患了重病，先是母亲驮着我到几里外的戴六先生和才大先生（戴芝禾、王学才）私人诊所治疗，后来，又带着我到公社医院，但病情仍一天天加重，父亲和母亲一起带我到建湖县人民医院求医，经过检查，当时的王桂芳院长对我父母说：“这孩子快不行了，回去吧。”当时父母二人好似晴天霹雳，只见母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急得团团转。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不甘罢休，赖在在医院不肯走，央求医生治疗，后来王院长又建议到盐城附医试试看，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父亲只好向教育部门求援，局领导孙竹、王桂田和市文化局的王荫科长十分同情，鼎力相助，给予救济，特别是王荫亲自到附医担保，将我收治入院。经过40多天的治疗，我的病情发生了奇迹般好转，终于康复出院。40多个日日夜夜，母亲没有离开半步，父亲既要教学，又要照顾家里的孩子，不停地来回奔波，十分辛苦。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来去除了到建湖乘轮船外，其余全是母亲背着我步行。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的件件往事，始终在我心头魂萦梦绕，今年是母亲逝世三十周年，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母亲。

春      花
     
春花是阜宁马家荡的渔家姑娘，40年代末，经人介绍嫁给了一贫如洗的建湖县高作长北滩小龙。但自从春花过门之后，小龙的家庭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由穷变富，尤其在刚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前后，小龙成了当地有名的富户，前庄后舍的人们刮目相看，赞不绝口。说到这些，与春花的到来有很大的关系。
      小龙的家是位于陆沟河畔的一个孤头舍子。父母穷了一辈子，在春花刚要过门的时候，家里已是一无所有的小龙，不幸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一天，小龙的母亲提着水桶到河码头打水，一不小心滑到了河里，小龙的父亲看到后，吓得一边大喊“救命”，一边下水救老伴，可他也不会游泳，结果夫妻双双被活活淹死。
      安葬了父母之后，小龙就在“六七”里与春花完了婚（苏北地区习俗死了人娶媳妇必须六七之内）。
      这时的春花还不到20岁，可是看到兄妹几个年纪还小，无奈之下，她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这以后，小龙为人家杀猪宰牛，春花在家里默默地操持着家务。“寒窑”般的土墙草屋，一家人在严寒酷暑中忍受着煎熬。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春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常常被眼前的生活逼得泪水涟涟。每到家里揭不开锅，总是春花咬紧牙关，跑东家到西家借粮食。有时全家人一天只吃一顿，艰难度日，冬天拾柴禾，春天挖野菜，渡过了一个个春荒。但谁也没想到，春花心里总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让这个家尽快地富裕起来。
      当时刚刚解放，人们的思想相当保守，观念陈旧，宁可饿死在家里也不当兵，在苏北一带广泛流传“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民间谚语（其实是人们对国民党抓壮丁的厌恶说法），而春花却不这么想，她在娘家就听说过，新政府参军最光荣。于是，她劝说小龙的二哥德才去参军，可能将来会有希望。政府的有关领导在动员参军的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春花，老二听了弟媳的话，报名参了军。临去部队那天，春花恋恋不舍将德才送了老远一段路，再三叮嘱二哥自己保重，一家人等你的好消息。
      一天，区里来人，说是调查德才的情况，部队准备录用他为空军.当时春花不知道什么叫空军，她连夜赶回娘家，问正在读书的弟弟。弟弟说就是开飞机，这可乐坏了春花。那以后，只要有飞机在天空盘旋，或呼啸而过，在田间劳动的春花总是天真地望着天空，告诉大家，可能是二哥回来看我们了。后来，德才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空军教练。他几次回乡探亲，人前人后，对弟媳春花总是无比敬重和感激，而春花更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春花本来对农活一窍不通，但这难不住她，一切从头学起。说来也怪，不管什么农活，她一学就会，一做就熟。人们不敢相信她是渔家姑娘。什么割麦、栽秧、犁田，样样都精通，因而记工分的日子里，春花所得工分几乎与男劳力相等，最高时可达十分工，虽说当时十分工年底算帐仅三角几分钱，但一个妇女能得十分工一个大队也没几个。
      除了干农活，春花有时还要半夜起来帮助丈夫小龙杀猪。本来小龙的家前屋后，在春花未过门之前，一颗菜没长，一只鸡未养，更谈不上养猪养羊，可春花到来之后，家前屋后一片绿，鸡鸭成群，猪羊都有，小龙一家变了模样，彻底改变了寅吃卯粮，吃了上顿无下顿的饥民生活。春花勤俭持家，小龙卖力苦干，他们家很快由穷变富，60年代中期，在长北滩第一家盖起瓦房，着实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大家交口称赞，是春花给小龙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春花有一颗善良之心，对困难的人总是同情、怜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
      小龙在经济方面是比较抠的，但春花与他不同。只要听说哪家有了困难，遭了灾，总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瞒着丈夫悄悄给予帮助。70年代初，本村一个男子因下水救人，不幸被淹死了，之后春花看到这家孤儿寡母，十分同情，多次将米、油和食品送到这家。有一年临近春节，隔河邻村的一户失火，春花将自家准备好的饭菜端给这家，结果，丈夫小龙杀猪回来，得知自家准备过年的饭菜端给人家了，狠狠地打了春花几个耳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春花，只是流着泪低声说：“人家太可怜了。”
      春花的丈夫小龙经常宰牛，而左邻右舍买不起牛肉的孩子嘴馋，就一边等牛肉汤喝，一边用父母事先做的小布袋装上半斤米左右，用绳子系住放入牛肉锅煮，待牛肉熟了，米也成了“牛肉饭”，而小龙有时总撵这些孩子们走，不让他们煮饭、喝汤，生怕沾了他的“鲜”气，春花总是在一旁劝说小龙，一个劲地站在孩子这一边。于是，每当小龙宰牛，在大灶台前都挤满前庄后舍的孩子。
      春花参加队里劳动时，她常常悄悄将自己做的饼塞在口袋里，一到大田，总是一块不留地全部分给大家。看到其他人吃着她亲手做的饼，她总是欣慰自安，有一种幸福感。在当时食物十分匮乏的年代，象春花这样发善心的人的确不多。
      但春花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小龙传宗接代的思想非常严重，家里自从有了女儿小鸭子（小压子），一心想再生个儿子，可一连几年都未生，春花心里感到压力很大，有几回，小龙花了好多钱请人 “送桩”，夜晚一大趟人在他们家前屋口吆喝着，意思请送子观音下凡，让春花生子，一直到深夜人群才离去。然而，小龙和春花一生始终没生儿子，一度时期小龙为此十分沮丧，成了他们夫妻的终身遗憾。
     人去留名，雁去留声。如今，小龙已逝去数年，春花也于去年过世，而春花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她，犹如一束报春花，在春天里静静地绽放，散发着芳香。

李世安文史散文三篇
古韵今风话塘河
  塘河缘于古老的高姥塘、张岐塘、油葫芦塘（港）名。据地方史志记载，唐代淮南黜陟使李承在盐城西北乡（今建湖县）西境屯垦射阳湖时，曾对内地湖塘进行一次整治，引用旧湖塘，疏浚开拓，把原“积水塘”浚成“活水河”，使境内水系得到构通，形成了三条塘河，因其浚于唐代，亦称“唐河”。后来，人们按照地理方位，称高姥塘为东塘河，油葫芦塘为北塘河，张岐塘为西塘河。
  塘河流经范围较广，是建湖水系的主要动脉。东塘河目前南起新河庙，向北流经古基寺、五港口、三官殿至吴湾入北塘河，全长25公里。北塘河从港口向东，流经高风港、薛家庄至吴湾与渔深河相接，为东塘河与西塘河下游的调度河道，全长9公里。西塘河纵横县境中部，源自兴化沙沟镇附近的谢家荡（旧与建湖同属盐城县），向北流经黄土沟、楼夏庄、唐桥、近湖镇、东陈堡、黄沙港，西联盂兰河、建港沟，上承兴化、宝应流入的落水，汇集县境西部雨水入黄沙港及射阳河，是建湖排洪、灌溉、航运综合运用的骨干河道，全长63公里，为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
  西塘河中段的近湖镇，旧为湖（水）中一垛（滩），名“湖垛”。原先这里地薄人稀，只有垛北“神台”有几户人家做买卖。“神台”系古人祭祀河神之处。明万历二十年（1592），总河尚书潘季驯委兴化县令欧阳东风督浚西塘河沙沟至神台段，使台畔张岐塘与沙沟水路贯通，故古塘河又被称为“神台河”。不久，扬州推官李春奉委重开东塘河中段的高姥塘，西穿建阳的建港沟，两河在神台交汇。盐城通往府城淮安的官道——古基寺至官渡段，随河堤而成，又途经神台，从而激活了湖垛，湖垛也由此成为县境水陆交通的枢纽。到了清代中叶，湖垛已跃入盐城八大镇行列。湖垛的兴起，得益于塘河。当年西塘河上的“一桥十渡”，构通了城乡交流，曾为湖垛带来多少繁华岁月。值得一提的是，横跨在湖垛塘河上的活动桥，机械操纵，中间一截桥面可开可合，来往大小船只可以直接扬帆而过，俗称“洋桥”，在当时苏北里下河地区还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交通便利，东部高田的大米，西南部沿荡的水鲜，北部的大豆、高粱，均在此集散。西塘河畔，买卖兴隆，店铺货栈，构成沿岸繁华长廓，热闹非凡，煞是可观。
  新中国成立后，曾对西塘河进行了两次拓浚。一次是1958年，拓浚影响城区排水和航运的湖垛一段；另一次是1972年，结合黄沙港二期整治工程，重新疏浚了从黄土沟至东陈堡河段，形成了现在的西塘河规模。西塘河成为建湖水绿城市的名片，那是改革开放后的大手笔。首先推进了撤渡建桥工程，将塘河上的“隔岸招”（渡船），全部改架现代化桥梁，相继建成了气势不凡的建湖大桥、新世纪大桥、南环大桥、中环大桥，进一步拉近了塘河两岸的距离，又为县城平添了几分壮观。90年代末，结合旧城改造，搬迁了临河建筑，沿河建成现代化居民小区，2003年，县委、县政府斥资在驳岸内打造“外滩”，开辟了沿河十里风光带，多元装点，格调高雅，形成集游览观光、民俗民情、地方风味小吃、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西塘河文化带。西塘河南端的城南双湖公园，为城市文脉，这里建成的文化艺术中心、体育中心……集中了全县的文化资源。其中重要景观之一的民俗文化一条街，内涵丰富，文韵十足，成为塘河文化的凝聚地。
  近年来，在80万水乡建湖人的精心打造和努力呵护下，西塘河已成为一条风光生态航道，河中绿波荡漾，碧水生清；两岸树绿花香，百鸟飞翔。人行至此，流连忘返，大有船在水上行、人在画中游的感慨。

又到“五谷”挂果时

　　芒种过后，建湖几处景区内五谷树又是一番景象：枝叶间似雪的繁花开始凋谢，取而代之的是一串串稻谷状的果实，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于是，人们总是驻足流连于五谷树下，尽情观赏，以一睹“五谷”挂果奇观为快。
　　五谷树是奇树，甚至可以说奇甲天下。这种木犀科雪柳属的落叶灌木，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深秋落叶。奇就奇在每年结出的果实形状各异，有时像水稻，有时像高梁，有时如玉米，有时则又仿佛小麦、小米之类的谷物，“五谷树”便由此得名。在特殊年份，结出的果实还有像鱼、虾或绿豆的。更为奇特的是，五谷树对生态环境特别敏感，具有预报当地年成丰歉的功能，当年的果实形似稻谷，则水作物丰收；形似高梁，则旱谷丰收；若果实呈鱼、虾形，则当年水势必大；呈绿豆状，则大旱。多少年来甚是灵验。比如1940年，此树结的果实像绿豆，当年夏秋应了遭大旱，百日无雨，境内河底干涸能走人。1991年结出的果实似小鱼，这一年果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这几年结的都是稻谷状的果实，农作物年年获得大丰收。五谷树全身都是宝，其“嫩叶可代茶；枝条可编筐；茎皮可制人造棉；亦栽培作绿篱”。难怪人们视五谷树为“建湖一绝”。
　　五谷树久负盛名。明清两代文人雅士题诗撰文的颇多。明隆庆间，赵善政所著《宾退录》云：“胡惟庸（洪武时宰相）家有一树，名‘五谷’，夏月其实若稻麦者，则其年大有，若为鱼形，则其年大水”。万历间，南京学者周晖的《金陵琐事》里写到当时南京有两株，“不但结子如五谷，亦有似鱼蟹之形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湖籍的明史专家、学者王春瑜先生，曾撰文向海外推介故乡的五谷树，吸引了不少文化人前来探奇揽胜。
　　五谷树亦与佛教有缘。我国当代著名高僧茗山法师生前曾告诉笔者，五谷树素洁、淡雅，且有灵气，与莲花一样，是佛教的象征。抗战前，盐城西北乡（今建湖县境）多数庙宇都有五谷树。每年五谷树开花、挂果时季，僧徒们都要净手采摘其花果供奉佛爷。在民间，人们把五谷树奉为神灵，旧时做“嘉苗会”，也少不了拜祭五谷树，求树神保佑地方五谷丰登。当地农民在种庄稼前，都要到五谷树下，焚香祈祷，看树上结什么果实，就种什么庄稼。直至今天，仍有少数信男信女，到五谷树下磕头烧香，求树神降福消灾，这显然是一种迷信，但足见五谷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五谷树生来并非中国元素，我们建湖则是它的第二故乡。《建湖县志·古树木栏》云，五谷树乃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从域外带进中国，以后国内始有种植。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述，明万历末，南京已不见此树踪影了，然而清光绪版《盐城县志》却有五谷树的记载。古建湖五谷树从何而来，传说有二：一说最先是由明英宗女隆庆公主和驸马游泰（建阳镇交睦村人）从京城带回盐城西北乡，距今已有500多年；另一说是古收成庄（今九龙口镇）一渔民出资从南京移植过来的，经过多少代人的驯化、培育，不断地被注入本土民俗内容，不断地被融进建湖人的文化与生活之中，才使这舶来品在水乡扎根，并形成颇富东方情调的五谷树文化。五谷树是建湖一宝，是建湖的骄傲。我曾听到一个久居意大利经商的同乡说，在那里见到了一种“气象树”，不由想起故乡五谷树，前年五谷树挂果时节，特托同行从建湖捎去几串果实，因为五谷树就是他梦中的家乡。
　　如今，建湖不少地方都有五谷树。“五谷树”已成为建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九龙口镇有个以五谷树命名的五谷村，村里有株五谷树，树高10米，粗可合抱，树龄已有200多年，是出神话故事最多的地方。该镇九龙口风景区和收成老街，均有几株五谷树，并享誉一方。在建阳陆秀夫纪念馆和南林寺大院内也有几株，镇郊瓦瓷村还有几株，都有8米多高。尤其是陆秀夫纪念馆景区那株五谷树，不知是何缘故，这几年繁衍特别快，在树本周围滋生了不少新枝，现有一人多高。目前该馆正在规划林地，打算在馆内建座“五谷园”，彰显五谷树的风采，使五谷树真正成为景中之景。

风车咿呀呀地转

　　很多年以前，水田地区的主要灌溉器械当数水车，而利用风力带动水车则专称风车。我的家乡建湖处于里下河腹地，土肥水丰，地平如砥。风车在这一带被沿用了好几百年，脚车与牛车的威力远远比不上它。它那高大的八卦型骨架，威风凛凛地站在田头，老远就能映入你的眼帘；它转动时发出的咿呀呀的声音，一如行吟诗人的轻声低唱，极具音乐的韵律美，让你陶醉，让你着迷。
　　建湖八桅大风车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明太祖洪武年间。那时的里下河地区，土地广褒而人口稀少，为了开发这片宝地，朝廷着力推行屯垦政策，将苏州、松江一带的大批居民“赶散”于此。这批来自太湖之滨、鱼米之乡的移民，为里下河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建湖，东临黄海、西濒射阳湖，域内沟河港汊密如蛛网，水源十分充足，只是缺乏大型提水器械，以致无法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岂不令人惋惜？其时江南已开始用天车（多部水车串连在一起）提水，让水翻过坡顶，以浇灌另一侧的农田，但天车只适用于丘陵地区，不能照搬到平原来。由此人们想到了船上的帆篷，便在利用风力上动脑筋、打主意，风车于是应运而生。
　　风车是盐城西北乡（今建湖县境）先民智慧的结晶。在研制过程中，当地的一批能工巧匠，特别是那些有经验的老木工，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最后制成的风车，采用八面辐射式车型，正中立一车心轴，与车辋固定在一起；辋外侧嵌有一圈木齿（棱锤），与跨轴一端的齿（拨桩）成“十”字交差；四周支架上竖有八根桅杆，桅杆上各挂一张蒲织的帆篷。当田里需要上水时，人们只须将蒲篷扯起，风吹动八张蒲篷作追逐式的圆周运动，从而使车心轴、车辋一起跟着转运，辋齿则带动跨轴作纵向转动，跨轴另一端的齿（水拨）就逐个拨动水车的榷子柫板，河水就被一格一格地提上岸来，沿着沟渠，流到需要灌溉的大田里。这种八桅风车不受风向的限制，不论风从何方来，它都朝着一个方向转。风小时扯满篷，风大的扯半篷。风车的所有部件都用木料制成，一律用榫头联接、组合，不用一钉一锔。真可谓造型美观，设计科学，取材方便，经久实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建湖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弟兄人八个，围着柱子坐， 一阵风儿起，一个撵一个”。现今60岁以上的建湖人，都是听着、哼着这样的《风车谣》跨出摇篮的，几乎无一例外。我幼年在私塾念书时，曾看过一本《农用杂字》，据说是清代社学（设于乡社间的学校）所用的教本。书不厚，那上面就印有八桅风车八八六十四个部件的名称，书面上端还配有精美的插图，像动力系统的桅、篷，传动系统的车心轴、跨轴，提水系统的槽桶、柫板、拨，升降系统的横担、提担、力索、人字架等等，应有尽有。可惜这类书籍后来见不到了，以致如今还有许多旧时的农具、农活，人们只记得它们的名称，却再也写不出那些个字来。
　　到了清末民初，纺织工业兴起，出现了以布作篷的六翼风车。它是向风而立、作上下转动的，人们称它为“洋风车”。用洋风车带动水车提水，占地面积较小，比八桅风车轻便，但须要根据风向随时调整它的方向，而且灌溉面积也只有八桅风车的一半，仅二、三十亩田。因此，建湖人还是钟情于八桅的，一直把它当个宝，甚至将它人格化。每年春节，人们总会用一张大红纸，写上“大将军八面威风”七个大字，贴在车心轴上，还在风车边上摆出几样果蔬，当作供品，让“车神”享用，以求在新的一年里人安车顺，水肥田丰。
　　抗日战争时期，身躯高大的八桅风车曾被老区军民用作传递信息的工具，人们亲切地称它为“消息车”。桅杆上蒲篷的颜色及其张合程度的不同，分别表示敌伪军的各种动向，以便群众及时转移，避开敌伪的“扫荡”。
　　1941年日寇侵驻湖垛镇（今建湖县府所在地）以后，八桅风车惨遭浩劫，大件被日伪军拆去构筑工事，小件被用作夜间照明以壮胆。仅塘河东十八团（今庆丰镇）一带，被拆毁的八桅风车就有两百多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水乡人民治好战争创伤，努力恢复生产，八桅风车的雄伟身影重又出现在建湖大地上，它那咿咿呀呀的吟唱，比往日更加欢快，像是在庆贺自己的新生。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普遍建立了抽水机站，尔后又有了电灌站，机灌与电灌逐步取代了车灌，风车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曾经发挥过的巨大作用和它那伟岸的风采、动人的吟唱，在人们心中留有极其美好的回忆，始终无法抹去。
　　风车是农耕文化标志之一，既具实用性，又具地方性，更以其优美的造型、精巧的设计和如歌的声响，带给人美的享受。我在孩提时代最爱与小伙伴到“车口”，去捕捉被车水带上来的小鱼小虾。“车口”可是个“天然蓄鱼池”，那里水声潺潺，水花飞溅，游鱼成群接趟地喷水嬉戏，我们极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风车附近零星地块里种的蔬菜，成活率极高，长势也比其它地块里的好，绿油油的，吃起来特别鲜嫩。
　　今天，人们如果想一睹八桅大风车的风采，那也不难，就请去重看一遍《柳堡的故事》吧！想当年，这部影片在建湖放映的时候，那真是万人空巷，观众如潮，赞美之声，不绝于耳。特别让建湖人感到亲切的，正是那影片中频频出镜的八桅大风车，一首《九九艳阳天》的插曲，让无数人为之倾倒，满城乡都在传唱。几年前，盐城市民俗博物馆特地请了一位八十多岁的庆丰老木工，为该馆制作了一部八桅大风车，供人们参观、欣赏。一时，盐阜一带的许多旅游景点和生态园区都起而仿效这一做法，增添了新的看点。
　　今当建设生态环境、提倡低碳经济、发展旅游农业的大潮，人们对节能环保的八桅大风车的怀念之情更加强烈，也就毫不足怪了。

季如华诗词四章
国庆抒怀（四首）

崛起中华甲子龄，雄狮翩舞叱风云。
神州焕彩赖贤哲，点染乾坤日月新。

定鼎强基沐党恩，昌隆国运惠苍生。
大同理想腾飞梦，全面小康最喜人。

巨人屹立领风骚，敢与豪强试比高。
奥运金牌登月箭，寰球列国仰天骄。
 
天翻地覆历峥嵘，如日东升似火红。
民族精神承百世，复兴大业更恢宏。

徐安山散文三章
初   冬
      初冬，还能感受到些晚秋残余的一点高爽。
天，并没有想象中的寒冷，介于透骨的寒与清澈的冷之间。每个下午，都能有暖暖的阳光轻洒，如鹅绒般轻覆在皮肤上，让人禁不住地臃懒与疲乏。不想呆在屋内，便一个人四处走走，而且到达野外也仅需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田里的麦子已经泛出了青，如一层薄薄的绿色的毯子，覆在灰色的泥土上，显得特别的清脆。整个原野望去，有些灰白，缺失了秋天的那种令人兴奋的金灿灿的色调，有些郁闷。路边长着些不知名的光秃秃的灌木，上面三三两两地缀着些金黄色的叶子，分外刺眼。蹲下身逆光看去，仿佛透明。那是一片极为旺盛的金色，经历了一个萧瑟的晚秋，竟然看不出一丝的苍老和凋零的味道。随手摘下一枚，上面有些虫噬的痕迹，还可以清楚的看见已经干瘪的褐红色的经脉。想象着那些年轻的血液也曾经在这些已经干瘪的脉管里奔腾，那些青春的岁月似乎还在面前飞扬。只是都已经过去了！这些努力着的、竭力着的、已经枯死却紧紧地攥住青春颜色的叶子，也终将凋零，在厚厚的积雪下，化为泥土。让灵魂在漫长的冬季，悄悄地积累着蓬勃的生机，然后在下一个季节，破土而出……
冬天的夜晚来得比较早，一阵瑟瑟的风吹来，仿佛提醒着我——该回家了。我依旧用几分钟的时间，不紧不慢地踱回家中，如往常一样做好晚餐，等待妻女的归来。然后，一起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
马   灯
      马灯，很久以前是除了煤油灯便常常被人们用来做野外或者生活照明的灯具。一尺来高，由灯座、灯罩和提手三部分组成。灯座其实就是盛放火油的地方，然后通过一个旋钮调节火头大小。每过一段日子，便要用剪刀将灯捻剪去烧焦的部分。灯罩可以随时拆除下来擦拭，每次擦拭以后，光照都显得特别的亮。小时候，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马灯下完成的，也常常因为火头调节过大而遭到父亲的大声呵斥。冬天，也常常在作业的间歇将冻得通红的小手围在灯罩周围取暖，或是偷偷的将一根火柴放到马灯顶部烘烤，直至点燃。
很怀念马灯闪亮的日子。几家人，围坐在家里惟独的一个马灯前。父亲和邻居的叔叔伯伯们唠着他们所谓的国事或是关于某家婆娘的笑话，说到情绪激动之时，散上一圈烟，揿起灯罩，取个火，将点燃香烟一个接一个的传下去，烟雾缭绕之中，几个人不时地发出一阵爽荡的大笑。母亲则一只脚踩着摇篮，一边哄着尚未能跑动的妹妹入睡，一边纳着鞋底。每隔一会母亲便将纳鞋的针在黝黑的发上捋上几下，继续为她的四个孩子一针一针的纳着千层底。我和哥哥及姐姐在灯下做着作业，偶尔也会回头认真的聆听大人们说的那些我们似懂非懂的话，结果又招来父亲的一通训斥和母亲的呵护……依稀记得，那时家里砌房子是不用搬运工的，都是左右邻居抢着帮忙将船上的砖瓦传递上岸；那时的农忙也不用拿钱去买工，都是互相帮着将田里的庄稼收割或者播种；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人们难得的红脸，那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的美好。
后来通了电，马灯便彻底的失去了作用。被闲置在家里的某个旮旯，渐渐被所有人遗忘，直到尸骨无存。
现在的夜晚，万家灯火通明。日子好了，再也不会因节省一点煤油而到邻居家里唠嗑，只是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一种莫名的原因渐渐的冷淡起来。随着马灯的消失，那些爽朗的笑声和温暖的情景便成了遥不可及的记忆。
究竟是从哪一天，又是一些什么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的淡漠了起来呢？

回      味

下午，偶然听到郑绪岚演唱的李连杰的第一步武打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多少年过去了，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熟悉。每次听到它，我都能想起趴在稻草堆上的那个天真的少年，甚至我还能清楚忆起当时空气中弥漫着的、从村部食堂里飘出来的浓浓的油香味，常常勾引得我不停地咽口水。那时候，天空是纯净的；人群，是热闹的；我，是那么的简单。
小时候忒调皮，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也忒好，所以调皮的缺点常常被大人们忽略不计。相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除非自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找乐子。小时候最喜欢抓鱼。从记事开始到后来离开老家的这段日子，家里就从来没有为鱼操过心（主要是父亲去世较早，家里没钱买鱼，也是被逼的。）。一年四季，只要小河、小沟里的鱼还活着，我就有办法把它给弄上来。那时候捕鱼的方法也简单得很，不外呼钓、摸、网、射等几种方法。最直接也最辛苦的就是摸了。夏天是摸不到鱼的，只有进入冬腊月后才可以下手，那时的鱼一般都蜷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农村里都是一家或者几家合用一个码头，那时的码头也不象现在，都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也就是几块青石板，几块砖头、几个沙包垒起来。每到冬天的时候，常常有胡子鲶鱼钻进缝隙或者沙包里，摸在手里滑溜溜、肉嘟嘟的，每个都有三两以上，一般几个码头下来，都能弄个几条，给家里添个菜绝不是什么问题。摸的时候卷起袖子，手顺着缝隙或者沙包口慢慢的钻进去，摸到鲶鱼的时候，一定不能急着用力，要用手掌慢慢的托着鲶鱼的前腹，用食指和无名指轻轻地卡住它的两个侧鳍。慢慢的顺出来，等刚出缝隙或袋口的时候，迅速的加力，甩上岸就成为你的盘中餐了。运气好的话，也能逮住一条一斤以上的大家伙，那样便可以为自己单独做一大碗浓浓的鱼汤。美滋滋地喝着热气腾腾的鱼汤，也不枉我那被冻的通红的小手了。现在让老婆啧啧称赞的厨艺，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操练的。不过现在再怎么做，也做不出当年鱼汤的味道了。
钓是最悠闲的取鱼方法。一般是家里不缺什么菜，而自己也有那份闲心的时候，就会挖些蚯蚓或者和些小麦面，提根竹竿、拎个水桶，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真有那份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趣，无所谓有与没有。当然，以我的技术和眼光，通常都是有所斩获。
那时候我还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小鱼鹰！有时上学的途中都能弄上几条鱼，不是放在书包里，就是用枝条窜起来，藏在路边的某个水边，等放学的时候再弄几条，然后一起带回家给母亲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只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她老人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还有网和射的方法就不和你们唠叨了。说多了你们嫌烦，我也觉得无趣。就是听到了这首《牧羊曲》想起了年幼时候的一些事，那些让我快乐并感动的事。而如今，这些快乐和感动真的是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假了。

禅让玄机小议（《史记札记》之一）
      《史记·伯夷列传》云：“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案：据《史记·五帝本纪》，尧在位70年，辟位28年而崩，其继位是因为其兄帝挚不善，则其至少在20岁以上，那么尧之寿当在120岁左右；舜20岁以孝闻，30岁尧举之，50岁摄行天子事，58岁尧崩，3年丧毕，61岁代尧践帝位，在位39年，其后之17年由禹摄行天子位，舜之寿亦当在100岁以上。尧和舜的高寿都是值得怀疑的，同时交替的过程，在舜长达20年，在禹长达17年，固然说明了慎重，但是何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要么是继位者始终先帝不放心，要么是先帝不肯让位。不然就要从另一范畴去寻找解释。
从《五帝本纪》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尧是属于黄帝嫡系系列的，黄帝长子曰玄嚣，次子曰昌意；昌意之子高阳为帝，即颛顼；颛顼死后，其子穷蝉未能继位，而是玄嚣之孙高辛为帝，即帝嚳；帝嚳死后，其长子挚为帝；帝挚不善，而弟放勋为帝，即是帝尧。这说明在尧与舜之前，中原的统治大权都是在黄帝一脉，而且是传子而续，到了帝挚时因其不善而被其弟取而代之。从历史记载与传说来看，舜虽是颛顼一脉，但已经算不上是黄帝嫡系系列的了，而且从其五世祖穷蝉起皆微为庶人。所以《孟子》中说：“舜起于畎亩之间。”那么尧之前颇为严格也颇为成熟的传承模式，怎么会突然到了尧与舜的时代突然地改变为一种禅让的模式呢？这是很可怀疑的，而且这关键就在于所谓的禅让，一个漫长达20年的禅让过程。
      也许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分析：
      第一，尧让舜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五帝本纪》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史记索隐》引皇甫谧云：“尧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9人，皆不肖也。”也就是尧自己的儿子都不能胜任天子之职。尧有8个堂叔非常贤良，有8个堂兄弟也非常贤良，《五帝本纪》云：“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董未能举。”未能举，实际是不肯举，也就是说连重要的官职都不给这“八恺”和“八元”，当然就不会考虑让他们承继大统。看来尧也不打算再让其兄帝挚系列承继大统，就干脆来个传贤不传子，既然连儿子都不传，其他亲戚系列当然也就不要有所企图了。就这样，舜才有了机会。
第二，尧让舜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由尧掌控、主宰的过程，也就是说由尧开启，而又是可以由他随时中断的过程。用了20年的时间，这位按照传说来看这位110岁的老人才恋恋不舍地把大统正式交给舜，看来只有一种解释：他在享受，他在等待。享受权力，享受利益，尧说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说明为天子是有利的，这位老人在位七十年，无疑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生活，已经无法适应没有权力的生活。但更重要的他在等待，他不是在等待舜的成熟，舜是因为成熟才能被岳牧们推荐到尧的面前。他等待的是舜的失败，《五帝本纪》云：“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那样可以说荐之于天了，而天意不在舜，那样丹朱们也就有了机会。他等待的是丹朱们的改邪归正，这样机会还在。这一等就等了20年，争气的是舜，“顽凶”的丹朱们看来到老也看不出什么出息，这时尧才不得不说什么“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这冠冕堂皇的美妙言辞，把天下交给了舜。
第三，尧让舜的过程真正完成是在尧死丧礼三年之后才真正完成。《五帝本纪》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腕，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这样舜才回到中原践天子之位，尧与舜的禅让过程才算结束。这样的分析决没有抹杀尧让位与舜的事实及其伟大，而是说这个过程决不是后人用禅让来描述得那么轻松顺畅。从传说中还可以看出，尧认为丹朱“顽凶”和其他九兄弟的不肖，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丹朱们对尧的不顺从，还有就是确实严重缺乏治理天下的才干，而不是品德上的“顽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沉迷于大统的丹朱们，舜这28年的过渡期再加上3年丧期，还有后来的避让期，那么怎么的也会搞出点什么事来吧。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交替过程虽然很漫长，但是非常平稳，非常和平，倒是尧这样漫长的试用过程，真会诱发出祸乱的，这应该说得益于丹朱们品德上没有明显问题。
那么舜让禹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尧让舜的翻版，但毕竟尧让舜是一个由世袭模式转向禅让模式的过程，无疑要艰难得多。舜让禹用了17年的过程虽然漫长，那是因为禹身负治水重任，“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夏本纪》）。现在来看，《史记》中的记载其实很多是舛互难明的，前面讲了，尧舜之高寿及禅让过程之漫长，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看作真实的记录，它实际只是传递着某种信息，我想大概主要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世袭制与禅让制并不是一个前后相承的过程，其实中间有着许多的反复；禅让制是中原的最高统治权从一个部落转移到另一个部落的过程，世袭制与禅让制转换的过程更是这样的部落间最高统治权力的交替过程，因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尧舜禹时代最高权力的交替过程总体上来讲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部落战争，但中间无疑是有着争斗与杀伐的，《五帝本纪》中记载，舜掌管天下大事后，“流四凶族”，“殛鲧于羽山”，都不是一般的事件，而多多少少是与最高统治权有着关系的事件；尧舜禹更多的部落的名号，也就是说尧舜禹时代更多的是一个部落统治的过程，而不必严格地地看成一个单体人生存与统治的过程。                                  （唐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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