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阴要塞起义的史料我看过不少，但都需要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这次军事行动是我党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一次起义。起义的成功，是我党深谋远虑的重大成果。下面我准备分几个部分谈谈这次起义的前后经过。

 

领导江阴要塞起义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和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简要地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我是江苏盐城上岗人。原名唐秉光，于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期由仇一民同志（仇良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一九二八年春，仇一民同志被反动派杀害，我和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但一直未中断革命活动。

 

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又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来担任“社联复旦大学”支部书记。

 

一九三七年冬，组织又调我去武汉，参加长江局的青年工作。后因形势的变化，组织上又派我去徐州，开展第五战区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是在苏、鲁、豫、皖特委直接领导之下，公开称“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当时的第五战区是战略行政区，是李宗仁的管辖区，但青年救国团并不属于他的领导，是我党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组织的青年团体。当时我任团长和党团书记，参加特委的活动。当时的“青年救国团党团”实际上就是特委青年部。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份，徐州沦陷，我突围出来后又回到长江局，仍搞青年工作。

 

我共有亲兄弟五人，大哥唐君鄂（原名秉沂），我是老二（原名秉光），三弟唐小什（原名秉辰），四弟唐秉琳，五弟唐秉煜。由于我早年参加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几个兄弟都先后参加了党。唐君鄂，中共党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任盐阜区高级中学校长，因重病经华中分局邓子恢同志决定随大军转移山东，途中遇敌机扫射中弹牺牲。三弟唐小什，一九四七年任射阳县委书记，黄百韬部追踪华中工委，对射阳县进行重点扫荡时，不幸牺牲。四弟唐秉琳，一九三三年初期就参加了爱国活动，抗日时期又参加了救亡运动。当时，国难深重，他认为只有投笔从戎，才能杀敌救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

 

一九三八年秋天，长江局决定，要我打进国民党战地干部训练第三团搞地下工作，并担任地下特支书记。当时四弟秉琳在国民党炮兵四团任职。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前方作战，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及求和投降活动，因此对我党从同情变为向往。在整个抗战时期，他经常与我保持联系。我经常用通信方式对他进行教育，也常启发他必要时反戈起义，投身革命，我记得在此期间曾有过数次长谈。

 

一九三八年夏，在徐州台儿庄大撤退时，我们碰过一次面。当时我把我党中央对抗战的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都告诉了他。叫他心中有数，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份，在武汉又碰过一次面。

 

武汉失守后，在长沙又一次会面。当时国民党军心涣散，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秉琳的情绪也很消沉。我耐心地向他分析了形势，说明侵略战争必败，我们必胜的原因，以及蒋介石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貌。告诫他一定不能做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事情。

 

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同志指示，我特地绕道湖北咸宁和秉琳会见，当时他任国民党炮兵第八团二营营长。我秘密地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这次会面很重要，我把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后的指示精神向他做了阐明，并对他进行了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对他以后走向革命，组织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唐秉煜是我最小的一个弟弟，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我记得他在十五、六岁时，失学在家。当时我在徐州苏鲁豫皖特委搞青年工作，正值新四军在河南确山办军事训练班，彭雪枫同志是主要负责人。这时我想起我最小的弟弟秉煜和堂弟唐克，决定把他们两人一起输送到确山训练班去。他在确山训练班毕业后，长江局要选调一批骨干，打进国民党长期埋伏作地下工作，五弟秉煜就是被选中的一个。

 

一九三八年十月份武汉大撤退，秉煜和原党组织失去联系。当时派秉煜打进国民党做地下工作，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在江西，联系很困难。他写信找我，语气很焦急，很烦躁。我写信暗示他，和原来组织失去联系，还可以和另外的组织取得联系，意思是说可以和我联系。我在信中要求他，一定要根据组织原来意图在国民党军队里坚持下去。

 

这时国民党中央军校十六期正好招生，秉煜也要找一个埋伏的落脚点，因此以国民党失散军官的身份投考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在成都受训。毕业后调到桂林国民党中央军校六分校当分队长。他去桂林时曾来重庆找过我，我把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详细地告诉了他。后来我从重庆向苏北撤退时，要经过桂林，事前约秉煜在桂林碰面。这时国共摩擦和严重，情况很险恶。秉煜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痛恨之极，但又不能表露出来，所以思想很苦闷，情绪很不好，坚决要求跟我回去搞正面斗争。当时我耐心地说服他，要他在国民党内坚持下去，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战斗岗位，不能改变组织叫你长期潜伏的决定。秉煜当时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长期埋伏，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我也很同情他。不久他仍要求我带他回去，我严肃地对他讲：“组织的决定我无法更改，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辜负党对你的希望，要克制自己，完成党的任务。”在我的说服教育下，他安心地留下来。

 

一九四○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经过请示南方局，决定我所领导的地下特支，从国民党辖区撤退到南方局。

 

一九四○年初冬，我回南方局向周恩来同志报到，党指定何凯丰同志（南方局组织部长）做我的联系人。从此我就参加了南方局所领导的地下斗争活动。

 

一九四○年底，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决定叫我带领部分同志，撤退到苏北新四军地区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在这一段期间，我历任盐阜地区的县长、县委书记、团长、团政委、中心县委书记、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解放战争初，曾任十二纵队支队政委、叶挺市（盐城）城防司令、政委。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大军渡江以后，因江阴要塞策反工作是我开辟的，陈丕显同志传达粟裕司令员代表前委任命我为江阴要塞前委军代表。以后原江阴要塞正式改编为华东军区江阴要塞，我又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早在一九四六年初，党已考虑如何组织使用这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当时老五唐秉煜在宜昌兵工团当连长，四弟秉琳这时在重庆已与五弟有联系，他在军令部任一厅特种兵股任股长。

 

秉煜不想在国民党军队干了，想回解放区，用暗语写信给秉琳说：“母亲生病，想回去看看。”秉琳回信问他怎么走法？他回信说：“要走很困难。”后来他准备请长假，拿证明到重庆另找工作。如请长假到重庆找到工作，不但可以有一份粮，也可以有个落脚点，可以长期埋伏。经四弟秉琳同意，秉煜就到重庆。在重庆他找到了工作，在“重庆城塞局工程队”任分队长，修建防空洞。快要胜利的时候，约一九四五年春，五弟碰到原来的老师，他任工兵团团长，五弟借师生关系在工兵团当了上尉连长，后来移防开到宜昌。

 

抗战胜利后，四弟秉琳随军令部到南京，改编为国防部三厅，仍主管特种兵兼要塞业务。五弟秉煜从宜昌来信给秉琳，说部队将移防徐州，他想脫离不干了。秉琳同意他脱离部队来南京，五弟来南京后与四弟住在一起。

 

一九四五年底，五弟秉煜想来解放区汇报情况，四弟说先联系好再走。一九四六年春季，正好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通邮协定签字，四弟五弟用暗语写信到解放区给老大唐君鄂。这时正是国民党疯狂进攻张家口的时候，四弟信上说：“小本经营蚀了本，想回去做生意。”这信果然到达上岗，唐彩庭同志在邮局（党员、堂兄弟）见到此信，就取回交给了老大，老大把他们的信转送给我。我立即把这封信拿给曹获秋同志看，并和他研究如何处理。曹当时说：“先复信要他们等待，我们将派人和他们联系。”并说：“此事由你掌握。”研究决定后由我口述，老大执笔用暗语写了回信：“家里生意也蚀本，你们在外边还好混些，二姑奶奶准备去南京探亲，顺便去看你们。”一九四六年五月份，唐秉奎（唐坚华的父亲）找到老四秉琳，说是唐坚华（我的堂侄，党员）来了，这就是组织上派去的所谓“二姑奶奶”。他们去上海和坚华会了面，这是第一次接头。

 

老四秉琳在国防部三厅任职，他通过关系，把老五秉煜也搞进三厅当了上尉参谋。当时吴广文在国防部一厅当上校参谋，掌管军队人事工作。吴广文对蒋介石统治很不满，加之家累甚重，又不屑蝇营狗苟，所以生活很清苦。经常在老四老五面前发牢骚。吴广文和我家是姨表弟兄，和老四关系很密切。老四知道他在大革命时期参加我党，以后盐城的党组织被破坏，因而失去了联系。所以老四率直地把写信回去联系的事告诉他，他高兴地说：“如有回音我们一道走。”当坚华第一次联系时，老四把这个情况也告诉了他。唐坚华带了初次摸底的情况回到解放区。

 

一九四七年初（或一九四六年底），唐坚华第二次去南京带了组织意见。以我的名义向他们做了布置：“老二的意见要老四等继续留在白区做秘密工作，抓实力，相机慢慢发展，搞些力所能及的情报，发展力量，准备迎接大军的行动。”这时是淮海战役之前，局势还不太明显。老四秉琳等根据党的指示，经过多方活动，调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当参谋处长，老五升为少校参谋，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主管要塞业务。这时国民党国防部调孔庆桂为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当炮兵团长时，老四是他的连长。老四根据抓实力的组织意图，正好借孔庆桂的关系，谋取兵权。此后唐坚华就作了交通员，传达组织指示往返江阴接头，展开了秘密活动。唐坚华是共产党员，建阳县区长，中级干部，又是我堂侄，所以是靠得住的人。在这个时间唐坚华带去党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入党的决定。

 

这个地下活动所以能开展起来，并非偶然，而是我党长期工作的结果。老四老五弟兄两个，早在重庆期间，就经常写信回盐阜家乡上岗，上岗都知道我这个人，虽说不通邮，实际是未断过联系，他们在重庆的情况我都知道，我也曾与曹获秋同志谈过他们几个思想和品质。自中央发出通知“积极开展对蒋介石军队的工作”以后，我感到这是个活眼，但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当时只有曹荻秋同志知道。在我和他研究这个问题时曹曾说他也有个弟弟在国民党军队里，也准备找机会联系搞策反活动。

 

唐坚华回来汇报情况说：“秉琳的老上司孔庆桂当上了要塞司令，第一任参谋长姓聂，也是老四的同学。”我与曹荻秋听了很高兴，这正是抓实力的好机会。

 

老四根据党要抓实力的指示，趁要塞扩编守备总队时活动当上了上校总队长。这时党又指示他，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上层工作，不要向基层发展，防止暴露秘密。

 

一九四七年秋，组织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在江阴要塞下点本钱，设立一个固定的联络点，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唐仲衡调去搞固定联络点。仲衡是我堂兄，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党的活动，工作能力也很强。如何掩护仲衡去江阴呢？决定走他老师（当时民社党的头头张君励）的关系，对外就说到上海来找张君励老师谋职业的。一九四七年六月间，他先到上海，在外扬言，“家乡来了共产党，呆不下去了，逃出来的。”又通过一些关系在江阴安了家，为了做得像个样子，组织上把他的家属也送到江阴，从此建立起固定的联络点。

 

一九四七年秋，华东局成立华中工作委员会，当时领导班子只有三、五个人，书记是陈丕显同志，管文蔚和曹荻秋同志是主要成员。管文蔚同志当时负责军队，任华中指挥部的司令员，曹获秋同志任华中办事处主任。华中工委成立时在合德镇。在我向工委汇报地委情况时，管、陈、曹和我四人专门研究了江阴要塞的问题。大家意见一致决定要很好抓紧这个点的各方面的工作。在讨论工作重点应放在那里的时候，一是认为放在搞国民党国防部情报上，当时我不同意。我认为江阴要塞是战略要地，如果怕人事调动，只要播下种子就有活动余地，决不能放弃江阴这个要地。管、陈同意了我的意见。管文蔚同志指出：“工作要特别谨慎，只能做上层工作，一般不要扩散，要在绝对保密和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工作，要大抓实力，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并利用他这块招牌作我们的掩护。”其他领导也做了发言。这次会议很重要，为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针。

 

唐坚华被捕前，我因病休息，江阴要塞工作移交给华中工委社会部。但他们还是经常把江阴情况告诉我，把我当顾问，所以江阴的动态我是知道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知道国民党的要塞司令孔庆桂换了戴戎光，我很高兴，因为戴戎光是阜宁人，与我们家有旧社会所谓的世交关系，唐秉琳同志的地位相信不致有什么变动。果然，戴到任后扩编了一个炮兵总台，把唐秉琳从守备总队长调任炮兵总台长。此后，唐仲衡同志传来消息：“经唐秉琳同志动员，吴广文同志同意来要塞任参谋处长。唐、吴又动员王德容同志也同意来要塞任参谋长。原来他们都是戴戎光在陆军总部军械处的下属。戴当上司令后有意调他们到江阴工作，他们深知戴戎光的为人，不愿再和他共事，因此起初都谢绝戴的邀约。唐秉琳同志亲自前往南京，名义上是代表戴戎光去邀请他们，实际上将组织意图告诉了吴广文。吴就欣然从命。同时，唐、吴共同做了王德容的工作，他也答应来江阴。本着抓实力的指导原则，后来经过他们的活动，吴广文由参谋处长调守备总队长。王德容由参谋长调游动炮兵团长。基本上架空了戴戎光。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的病情好转，组织调我到盐城筹建华大，培训数千名渡江后接管新区的干部。有一天，吴铭来盐城找我，带来宋学武同志的信。信中说：“唐坚华被抓，情况不明，组织决定派吴铭同志做交通员，去江阴了解具体情况。”同时又派去唐路（坚华的弟弟，党员）和唐坚华的姨妈（党员）去帮助了解情况。吴铭同志说：“组织派我去江阴，请你介绍一下江阴的情况。”我向他介绍情况后，又根据宋学武的信，写了一个小条子，寥寥几句：“形势大好，快有大的转变，积极奋勇工作，坚定不移的完成任务。”意思暗示他们大军要渡江了，我把这条纸卷成一个小纸卷交给了吴铭同志。

 

吴铭同志接上头后，又回苏北汇报情况，因国民党封锁很紧，吴铭一时不能再去。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心士气低落，处于摇摇欲坠之势。要塞地下党小组开会研究了形势，急需汇报。原定要塞情报每月通报一次，因吴铭同志已回苏北，形势发展得又很快，所以决定另派一个人来苏北汇报情况。当时唐仲衡生病不能来，正好唐秉煜趁国民党国防部向广州撤退之机请假来江阴。经研究决定派秉煜过江，汇报国民党国防部的江防动向，并请示其他问题。

 

唐秉煜到盐城找到我，把当时的情况全面的向我做了介绍，这时华中工委正在淮城近郊开扩大会议；地委以上干部都参加，所以我决定唐秉煜跟我去，直接向工委汇报。我们一到就走进管文蔚和陈丕显同志的临时住处。他们一见我们来，非常高兴，因为我带来了老五  （系秉煜暗号）。陈丕显同志说：“你们来得正好，现在正急需这方面的情况，下午我主持会议，请管文蔚同志负责和你们一块研究。”

 

第二天，管司令和刘先胜副司令接见了我们。我先向他们介绍了秉煜，然后由秉煜汇报情况。秉煜把江阴要塞当前的形势和工作进度做了概括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管、刘二位同志听了汇报很高兴。管文蔚同志讲：“你们工作得很好，工委给予很高的评价。”管文蔚同志又讲了当前形势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说：“华东临近渡江，你们来得正好。下一步要努力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组织这次起义要以地下党为中心，团结要塞上层指挥官，架空戴戎光，夺取指挥权，联系中层指挥官，率领全体官兵起义，保证大军顺利渡江。“又说：“炮台是关键，起决定作用，一定要牢牢掌握。”秉煜汇报了地下党小组意见。请求派几个骨干打进要塞帮助工作。管文蔚同志说：“派人比较困难，去的人不了解情况，不适应环境，搞不好要暴露目标的。要派的话，只能派少量精明强干的人起帮助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你们。工作要谨慎，警惕性一定要很高，此事关系重大，如果泄露机密就会前功尽弃，千万要保守秘密，不可大意。”有关吴广文、王德容入党问题，他说：“非常时期不能履行正式入党手续，今天我们代表华中工委批准他们入党。”管文蔚同志还说：“现在就是利用国民党这一条——绝对服从，只要把上层指挥官抓住，就可以直接下命令。”我当时把管司令的指示，又重新对秉煜说了一遍，因为很重要。秉煜又把搞到的国民党江防布署图交给军区参谋长和参谋处仔细研究，并复制描了图。当时我在开会，内容是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布置渡江准备工作。会开了十天以上，会后我回盐城。秉煜则由工委写信要钟明同志掩护过江。

 

宋学武同志说过：“江阴问题曾上报中央。”王征明同志是华东局社会部科长，派到华中工委协助搞江阴要塞策反工作的，是粟副司令直接调他到华中工委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江阴要塞起义成功，决不是一次偶然的胜利，而是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领导同志精心指导下，在地下党同志忘我的奋斗下取得的成果。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江阴要塞的地下活动领导工作曾有三次变动，首先是由盐阜地委负责，分工由我来抓；华中工委成立后，由管、陈亲自掌握。事后听说，在大军渡江前夕，由管文蔚同志代表华中工委，把江阴要塞的策反领导工作亲自交给了十兵团党委。管司令又亲自向韦国清、叶飞同志作了说明。管司令认为这个地下班子是可靠的，组织起义是有把握的。同时也提出派人的意见，请他们考虑，后来派去的李干等四个同志，是十兵团派的。通过地下党用勤务兵的名义分别安插到要塞总台、流炮团，总队和通讯连的。

 

十兵团渡江时，我正在华中大学，但重要情况仍向我通报。江阴要塞的工作，如何从工委转到十兵团，我不大了解，管文蔚同志比我清楚。

 

大军渡江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拂晓，当时华中大学校部在靖江，我是在靖江得知“江阴起义成功”的消息的，同时命令我很快渡江。四月底，我只带一个挑夫和一个警卫员急忙过江。当时工委已到无锡，渡江后我直接去找秉琳，在码头上首先遇到了吴福海同志（原华东海防司令）、张爱萍同志，他们正在筹组华东海军，当时海军司令部在江阴。吴福海同志是我的老相识，一九四四年在华东党校一起整过风。在码头上见面时，吴福海同志跑上来拥抱了我一下，大声的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老弟立了大功了。“我知道他指的是秉琳。这时秉琳也到码头上来接我。吴福海同志又说：“陈锐霆（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正在找你。”他们带我找到了陈司令员。陈锐霆同志见面就说：“你老弟这次表演得很好呀！”并转告我：“阿丕正在找你，你赶快去无锡（阿丕是对陈丕显同志的亲切称呼，党内都这样称呼他）有要话跟你谈。”然后他派车送我到无锡。

 

在无锡见到了阿丕，他很高兴地说：“你来得很好，正在找你。”他向我转告粟司令员（前委）决定委任我为江阴要塞政委。阿丕还说：“你立了大功了。”我说：“这是党的领导好，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阿丕又说：“粟司令讲，要提拔唐秉琳、吴广文为副司令。”但后来没有实现。

 

丕显同志没有多讲，叫我赶快走马上任。

 

要塞在五月中下旬之间宣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我任政委、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李安邦同志为副司令。不久，前委调刘世湘同志为司令（原华东野战军后备兵团副司令），当时的命令是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名义公布的。开始我是以三野军代表的名义接管要塞的，五月中旬以后才以政委、党委书记名义出现。

 

当时我的工作中心就是整编、改造部队，补充炮兵、步兵，任命团长、政委、处长，给起义军官办训练班，政治上进行改造，当时我任班主任。

 

要塞起义军官有二百余人（起义后逃亡不少），按连排编制，插进我们的老兵当骨干，建立了党的组织。通过诉苦教育，讲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逐步提高干部战士觉悟。渡江后，李干同志被十兵团调回去了。要塞留了徐以逊、王刚两位副教导员。开始他们都不愿留在要塞，经过我和他们谈话，最后他们的思想还是通了。在我接见徐、王的时候，他们向我汇报了协助要塞进行地下工作的情况和要塞策反起义的经过，我听了感动很生动。他们在汇报中提到了李干同志的工作情况，李干是参加捕俘戴戎光战斗的。当时徐、王另有任务，没有在场。戴戎光是唐秉煜、吴铭亲自解送廿九军军部直接面交胡炳云军长的。后来王刚提升为炮兵团第一营教导员，徐以逊提升为炮兵团政治处副主任。我在要塞工作了不到一年，一九五○年一月份离开。一九五二年要塞撤销，改归海军。

 

粟副司令员在大军渡江后三、四天，去江阴要塞进行了视察。新华社随军记者发出迟到消息：“在我大军渡江同时，江阴要塞在炮兵总台长唐秉琳等率领下，宣布起义……”粟司令由陈锐霆同志陪同到要塞后，亲切地接见了唐秉琳同志，鼓励他们说：“你们为大军顺利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并指示好好稳定部队情绪，做好武器装备的保管工作。秉琳经常谈到此事，他说：“我当时心情极为激动，我们只做了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党和首长竟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和鼓励，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

 

王征明同志曾向我建议，希望要塞党委将策反要塞起义工作进行一次认真总结，对每一个同志做出评功鉴定，我认为王的建议很有必要。但当时一是整军改造部队任务重，二是我身体不好，胃出血，实在脱不开手，当时想稍待一下再说吧。

 

粟裕副司令员当时兼南京市委书记，市委准备办党校，决定调我筹办党校，因此离开江阴要塞。现在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己病故，再想组织当事人进行全面总结已不可能了。回想起来深感遗憾和内疚。

 

总之，江阴要塞起义是党做了长期的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力量积蓄上，都为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原江阴要塞官兵热烈响应地下党起义号召，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深得人心。党的领导一定会得到那些具有民族感、爱国心的国民党的广大官兵的拥护。我经常和秉琳谈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是蒋介石必败，我们必胜的原因，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党，忘掉人民。”

 

 

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全国政协文史委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