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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文史网通讯》2010年第一期（2010年8月8日出刊）
建湖文史网通讯
(2010年第1期 / 总第1期)
《建湖文史网》网站 编
□素质教育伴君成长之最佳网络读本
□传承文明了解家乡之最优精神快餐
□陶情养性宁静致远之最美心灵鸡汤
苏准印（2010）字JSE-1002866
2 0 1 0 · 0 8 · 0 8
《建湖文史网通讯》开篇语
应该说，办了网站就是想沾上网络之光，忽然想着再搞一个《建湖文史网通讯》，自然有悖常理。好在有哲人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自然要把这所合之理讲上一讲。《建湖文史网》毕竟初创，自然有必要利用平面媒体的优势来宣传自我；再一个，《建湖文史网》的文稿以原创为主，这样也就很有必要再找一个载体来作个展示；第三，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网友的热情，便于大家与我们的交流，多一个平台，我想也会更多一些沟通，更多一些理解，也会更多展示。
目 录
01 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专题报道《建湖文史网》开通
01 《建湖文史网》首季运行报告
03 《建湖文史网》栏目文章题录
12 《建湖文史网》网季撷珍
12 建湖送奶工 感动大上海（王学言供本网专稿）
16 台湾三忠庙供奉陆秀夫神像（台湾 左武章）
17 建湖与海内外城市：建湖与镇江
23 春老“好雨”
26 故乡的水车（王学言）
27 《建湖文史网》背景音乐简介
网页动画之古筝曲《高山流水》
首页《建湖颂》与作者单明
30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正辨
32 “一本书主义”溯源辨正
40 （《三国演义》中曹植之七步诗非“煮豆燃豆萁”
41 《水浒传》中的“空城计”
47 网友释疑
48 《建湖文史网》征稿启事
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专题报道：
《建湖文史网》开通运行
5月26日，《建湖文史网》（http://www.jhwsw.com）正式开通运行，这标志着建湖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数字化、多媒体化和网络化的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了纸质史料难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问题。
《建湖文史网》设有文史通讯、史志档案、文史沙龙、人物春秋等16个栏目，还开设了与社会有关部门及公众的互动专区。文史资料的征集、服务对象从原来的定向性小范围扩大到面向全社会各界人士；展示方式从传统的静态纸质显现到采用多媒体方式动态表达和智能表达；出版方式从传统印刷出版转为采用信息网络全天候发布；使用价值从一次性、零散性使用到立体性、多层次性互动、无限次使用。（5月28日）
《建湖文史网》首季运行报告
去年，县政协酝酿利用新闻媒体来加大宣传力度，我们于是决定搞一个《建湖文史网》。既然决定了，便抓紧进行，可是网上搜寻并无县级的文史网站可供参考，大家感到压力加大，但又觉得这倒是个创新机遇。这样，经过四五个月的努力，《建湖文史网》正式开通运行。这里把首季运行的情况报告给各位关心《建湖文史网》的朋友。
网站各栏目运转情况，除了少数栏目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未能正常运行，全网站栏目共发布近160篇文稿，约120多万字。其中，《建湖县志》发布了两卷，《建湖县志（1986～2008）》发布了五卷，并被其他网站转录。一些极富建湖特色的栏目与文章点击率还是很高的，比如，本站专设的“乔冠华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录音”，很多同志听了说，乔外长浓浓的建湖乡音，让人自豪，让人奋进。
网站主撰供稿积极。《建湖文史网》高度重视原创稿件，首季运转情况来看，原创稿件达55篇，占总稿件数38%；网上首发稿件95篇，占59%。这应当感谢本网主撰的辛勤劳动与全力支持，特别是王学言、金之愚、李世安、金学桂、朱明安诸同志更是积极撰稿、供稿，令人敬佩。王学言先生专供本网《建湖送奶工 感动大上海》，李世安老先生推介台湾左武章老的文稿尤其让人感动。
网站最大的收获还在于逐渐得到网友们的关注，在目前尚未完全为百度录入的情况下，首季点击量突破8000，网友遍布除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国内区域。
无庸讳言，由于《建湖文史网》处于初创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我们正在努力加以改进与提升，一方面与技术支撑方联络，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与主撰加紧联系，并不断扩大这支队伍，以此提升原创文稿的数量与质量，同时扩大对外联系，增加富有建湖特色的文稿上网量。这里我们想对各位说：谢谢你们的关注，更希望你们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建湖文史网》的目标是本期通讯封面上的三句话：素质教育伴君成长之最佳网络读本；传承文明了解家乡之最优精神快餐；陶情养性宁静致远之最美心灵鸡汤。这固然是我们的奢望，但如果《建湖文史网》是我们大家的，那就是我们应该达成的一个目标。您说对么？
《建湖文史网》栏目文章题录
至2010年7月底，《建湖文史网》共发布158篇文稿，字数约120多万，目前尚有10多个小栏目未有文章发布。
现将各栏目发布文题录存于此：
【政协新闻】
政协新闻
张礼祥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湖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苏冬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湖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
郑中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湖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常委
会作工作报告
政协机构
建湖县第十二届政协组织概况
建湖县第十一届政协组织概况
建湖县第十届政协组织概况
【文史通讯】
文史建湖
《建湖日报·史海帆影》正式创刊
“热爱家乡，传承文明”主题活动在建湖县实验小学举行
中央军事影视媒体来建湖了解抗日将领陈中柱史料
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建湖文史网”正式开通消息
文史动态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必须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
思想文化的界限
会员行踪
《土地之子——陈庭元文集》一书出版（王学言）
《现代汉语成语唐氏由词速检法》正式印行
书文天地
董金奇之《易经初探》由作家出版社印行
《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第3版正式发行
吕立琢之《先贤选论集》
【文史沙龙】
文史常识
“乐府”小释
文言文破音异读类举
文史语吧
通榆河纪事（王春瑜）
莫将野史视等闲(王春瑜)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正辨
“一本书主义”溯源辨正
《三国演义》中曹植之七步诗非“煮豆燃豆萁”
盘古即霹雳说
哲思三百首之燃情岁月弥足珍贵
《水浒传》中的空城计
文史名作
嘻笑怒骂 酣畅淋漓——王思任《致马士英书》赏析
唐宋时期几首蚕妇诗
文史团体
蒹笳诗社
建湖艺文社
【史志档案】
《建湖县志》
《建湖县志》第一篇之第三章乡镇
《建湖县志》第一篇之第二章行政区划
《建湖县志》第一篇建置·区划之第一章建置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七:粉碎“四人帮”至改革开放（截止1985年）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六:“文化大革命”期间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五:1956年至1966年“文革”前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四:1949年建国至1955年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三:1941年建县至1949年建国前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二:近代至建县前
《建湖县志》大事记之一:古代部分（至1840年）
《建湖县志》概述
《建湖县志》立传人物名录
《建湖县志（1986～2008）》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三十二章社会团体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三十一章军事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三十章政法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二十九章政协建湖县委员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二十八章建湖县人民政府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五卷政治第二十七章建湖县人民代表大会
《建湖县志（1986～2008）》第五卷政治第二十六章中共建湖县委员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五章经济综合管理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四章民营经济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三章金融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二章商贸服务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一章建筑业 房地产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二十章工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十九章农业 农村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四卷经济第十八章经济综述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七章招商引资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六章外贸 外经 外资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五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四章调控体制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三章流通体制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二章工业企业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一章农村经济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三卷改革开放第十章政治体制改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二卷基础设施第九章邮政 通信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二卷基础设施第八章供电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二卷基础设施第七章水利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二卷基础设施第六章交通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二卷基础设施第五章城镇建设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一卷区域 环境 人口第四章人口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一卷第三章区域 环境 人口环境质量环境保护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一卷区域 环境 人口第二章自然环境
《建湖县志（1986～2008）》之第一卷区域 环境 人口第一章建置区划
《建湖县志（1986～2008）》大事记之五：2006～2009.8
《建湖县志（1986～2008）》大事记之四：2001～2005
《建湖县志（1986～2008）》大事记之三：1996～2000
《建湖县志（1986～2008）》大事记之二：1991～1995
《建湖县志（1986～2008）》大事记之一：1986～1990
《建湖县志（1986～2008）》总述
1986～2008年建湖县获省级以上表彰、命名选录
建湖文史资料
中美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记美国坠机及其飞行员获救的经过
长北滩——建阳（建湖）县在这里诞生(王学言）
梁垛港边碧血花——陆庄遭遇战追记
喋血捐躯铸英名 ——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陵园巡礼
乡镇志（暂无）
专业志（暂无）
村居志
《沈杨村志》简介
《建阳镇建阳居委会街道志》简介
企事业志
盐城近代工业第一户——上冈宏兴蛋厂
张毅甫和张家荣茂铁工厂
地名志
通榆河纪事（王春瑜）
家谱（暂无）
【人物春秋】
历史人物
学渊望重的著名学者陈中凡
独树一帜的弹道学专家鲍廷钰
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陈庭元（朱明安）
忠贞不屈的战士——王翰
辛亥烈士孟佐天(李世安 金之愚)
游驸马与望夫台(金之愚 李世安)
晚清诗人陈玉澍(李世安 金之愚)
御前侍卫祁以德(金之愚 李世安)
革命烈士
悼念先夫陈中柱将军(口述 王志芳 整理 陈璞)
章书记领导我们在二区(李少滨 刘建中 张学纯 吴清明)
革命烈士孙森全
革命烈士杜乃旺 陈必友
革命烈士王标
文明楷模
建湖送奶工 感动大上海(王学言供本网专稿)
吴连登专访(王学言 张兆领 张勇峰 戴汇)
从水乡之子到“三线”骄子—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王春才(王学言)
晚霞绚丽满天红——八十五岁老游击队员唐光真大写真(王学言 张兆领 姜茂友)
你这个老先生——建湖县中老教师张大溪记片
海外游子
桑梓情深的企业家杨栋
首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
陆秀夫研究
台湾三忠庙供奉陆秀夫神像（台湾 左武章）
《宋史·陆秀夫传》注译（上海 游万）
乔冠华研究
共和国的杰出外交家——乔冠华(盐城 徐于斌)
（附：乔冠华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淮剧经典】
建湖淮剧史话
淮剧泰斗何叫天
德艺双馨——马秀英(王学言)
《建湖淮剧》之淮剧的起源与发展（金之愚 李世安 金学桂）
经典节目简介及视频
金殿认子（首页）
新苗圃（暂无）
票友苑（暂无）
杂技集粹
建湖杂技史话（金之愚 李世安 金学桂）
《建湖杂技》之第八章各级领导对建湖杂技的重视与支持
《建湖杂技》之第七章建湖杂技的价值
《建湖杂技》之第六章建湖杂技的艺术特色
《建湖杂技》之第五章建湖杂技的发展
《建湖杂技》之第四章建湖杂技的新生
《建湖杂技》之第三章“十八团”杂技的传人
《建湖杂技》之第二章建湖杂技的传承关系
《建湖杂技》之第一章建湖杂技的起源
精彩节目及视频
建湖杂技节目类介
【烟花奇葩】 （暂无）
【名胜寻芳】
建湖旅游
美哉双湖(查文玉）
建湖赋（唐张新）
旅游天下
《建湖与海内外城市》之一：建湖与镇江
【建湖图鉴】 （暂无）
【方言语汇】
建湖方言
建湖方言词语之三（转自《建湖县志编纂随录》第22章）
建湖方言词语之二（转自《建湖县志编纂随录》第22章）
建湖方言词语之一（转自《建湖县志编纂随录》第22章）
语言研究
量词“位”的感情色彩不可误用（唐张新）
说“客”
归谬四法谈趣
谈“早生华发”
唐宋诗词中的助词“脚”（唐张新）
修辞论艺
成语的仿造
老鼠就怕这张画——婉曲修辞简介
整齐的混乱——舛互修辞简说（唐张新）
一段唱词77个“官”——“极度反复”简说
咬文嚼字
汉语拼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儿童读本）
【民间艺苑】
民间故事
“在数难逃”之三种说法
民间歌谣
一家子说倒话
民谚（暂无）
民间舞蹈
建湖的民间舞蹈(一)
民间工艺（暂无）
民风民俗
改革开放以来之民风民俗（《建湖县志（1986～2008）》）
【西塘雅集】
诗歌
一方水土（陶天真）
文学
故乡的水车(王学言)
汶川地震亲历记（陈斌）
春老“好雨”
传奇英雄姜祝山(王学言)
风门岭阻击战亲历记(许宝庆，转引自海南澄迈政协信息网)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六，作者：王学言）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五，作者：王学言）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四，作者：王学言）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三，作者：王学言）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二，作者：王学言）
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一，作者：王学言）
“万岁考”（王春瑜）
书画
王荣的基督教绘画
摄影（暂无）
摄像（暂无）
音乐
《建湖文史网》背景音乐简介：首页《建湖颂》与作者单明
《建湖文史网》背景音乐简介：网页动画之古筝曲《高山流水》
【国学经典】 （暂无）
【读书杂记】
“法乎其上得其中”出处排除(唐明白)
中外金钱奇论三则
孔子议防风氏大骨(唐张新)
人生难得是真言——读《季羡林人生沉思录》
【咏史寻趣】
史书读趣（暂无）
咏史千绝
咏史千绝之三皇五帝与夏商
《建湖文史网》网季撷珍
★文明楷模
建湖送奶工 感动大上海 (王学言)
【编者按】 此文为王学言同志供本网专稿，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劳动者用自己的服务与诚信感动大上海的故事。金有生，让我们关注他的事迹，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让我们象他那样“莫以善小而不为”。我们为建湖的土地上又成长出一位文明楷模而骄傲，我们更应努力去做金有生这样的感动社会、感动人生的人。
他，是我们建湖县冈西镇的一位普通农民；
他，是一位从农村来到大上海送了八年牛奶的农民工；
他，因送牛奶被玻璃戳破脚跟血管，仍坚持送奶直到昏厥被人们发现；
如今，他的事迹被各大媒体、网站报道，传遍大上海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
8月1日中午的申城，骄阳似火，热浪袭人，本网主撰王学言冒着酷暑来到华山医院，看望在上海光明集团因送奶而受伤治疗的建湖籍农民工金有生。
走进华山医院2号楼13层外科病房，此时的金有生刚刚入睡，同病房的病友家属悄悄地叫醒了他。一席自我介绍后，憨厚老实的金有生平淡一笑：“我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受伤了只是想把奶送完，再去医院，哪个晓得，淌血多了就晕倒了……”
回忆：扎破脚跟坚持送奶到昏迷
回忆起受伤时的情形，金有生记忆犹新——
7月29日凌晨12点钟，他和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后，骑着电动车到光明牛奶集团南站拿牛奶，凌晨2时将300多瓶牛奶分发给200多户。正当在上海市普陀区绿杨路201弄杜鹃苑小区送到接近一半奶时，突然脚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钻心疼痛，他用手一摸是块玻璃，于是忍住疼痛，拔掉玻璃，用车上的旧衣服包扎了一下，继续送奶。
“当时感觉十分疼，但又不能不送。”金有生说，他将一瓶瓶鲜奶送到每一订奶户的奶箱，被玻璃扎破的后脚鲜血不停地往外溢，每走一步都留下了鲜红的血脚印。送了一会，他扔掉了裹脚的外套，捡了一张报纸，擦了擦血。可能是血流得太多了，周围又找不到其他东西，他脱下了内裤，然后再穿上裤子，用内裤包扎住了伤口，接着又继续送奶。直到送到第30多户，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而倒下。
凌晨4点多，小区内有居民起床，当他们见到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的金有生时，再看到一个个血脚印，大家惊呆了，以为发生杀人凶案。可当居民最终得知金有生强忍疼痛送奶，流血过多倒下时，大家个个感动不已。
居委会和小区居民用水冲洗了半天，还是能看到依稀的脚印。有人试图数一下这些血脚印，但失败了。从门房间开始到14号门洞跟前，不到100米的距离，有160余个血脚印，都是鞋子后跟留下的血印。接下来是3排房子、12个门洞，每个门洞前、楼梯间都有血脚印，根本数不清。
小区的监控录像也见证了全过程，可金有生在被亲属和好心人送往医院前，仍不忘再三拜托门卫将剩余下的奶给小区居民送去。
骄傲：尽职送奶工是咱建湖人
昨天早晨，笔者在看上海东方卫视新闻时，也被这则报道吸引了，并从中知道这名叫金有生的送奶工还是我们建湖人！
根据东方卫视的报道，笔者请市公安局帮忙查找金有生的相关情况。但因为《新闻晨报》和东方卫视报道都用的是“金友生”，查到符合条件的三个人，却因为其它情况不相符合而不得不作罢。最后，笔者只得再次致电救治金有生的上海华山医院，请护士代为传言，才知道“金友生”其实叫“金有生”。
而此时笔者连忙去上海华山医院看望采访金有生，同时，笔者致电金有生的户口所在地——建湖县冈西镇白果居委会，该居委会书记钟维生一口应承寻找金有生的家人及邻居。此后的回复中，我们知道金有生八年前已经去了上海谋生。“邻里都说金有生平时很老实。”钟书记这样说道。
今年42岁的金有生，8年前，经人介绍来上海打工，后来成为上海光明牛奶集团普陀区桃浦地段的送奶临时工。他租用了一间10多平方米的居民住房，一家四口人，仅靠金有生送奶每月约2000元的收入维持生活。爱人系二级残废，无劳动能力，孩子读书。他告诉笔者，在上海送奶8年里，每天是夜里12点起床，一直送奶到上午9点多钟结束，风雨无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他送奶注重诚信，决不耽误订奶户的时间，按时准点，受到了居民的普遍赞誉，当谈到送奶的辛苦程度时他感慨不已，他每天送300瓶奶，要送到200户人家，楼层高低不等，最高的六层楼，光爬楼梯每天就达3000多个台阶，每天仅跑路达35公里之多，而每瓶奶的收入只有0.2元。
感人：躺在病床上仍默写送奶清单
出事当晚6点，医生为金有生的右脚做了手术，把几乎断裂的右脚跟腱接起来。
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是，金有生被送入医院后，利用手术前后的间隙，默写了一份细到不能再细的订奶清单——两张纸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200余家订户所订的300多瓶奶，甚至逐一标注了特定客户家的奶箱地址：“11—501，特浓×1，放在铁门窗上”、“51-103，信箱上面一尺，畅优×1”……
到了病房后，金有生对暑假来上海和父母团聚的大女儿说：“还有20几户订奶的清单没写好，你帮我写一下。”所谓订奶清单，就是“几弄几号几零几，订了什么奶”。记者了解到，在手术前两个小时里，金有生趁着吊水的时间，凭记忆写了两张纸——200余家订户、300来瓶奶。“小区几零几，奶瓶具体放在哪里，我最清楚了。”金有生说，因为送奶时间久了，每户住户的要求都印在脑子里，他写下来可以进一步方便根据奶站档案送奶的同事投送。
金有生工作的送奶站副站长周友贵向记者介绍说，金师傅从2008年9月开始送奶，平时工作很负责，是送奶量最多的员工，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家四口全都靠他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生活。周副站长说，金师傅送奶以来基本上没有接到过居民投诉。杜鹃苑小区78岁的杨阿婆订了十几年牛奶，最近3年都是金有生送的，从没出过错。杨阿婆说：“出了许多血，还要挨家挨户送，肯定是送到吃不消了才停下来的。”
反响：底层“小人物”感动大上海
金有生的事迹不胫而走，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他的事迹传遍大上海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截至昨天，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内的报道媒体超过了100家。
人们高度赞扬金有生，这个说：“当代农民工了不起。”那个说：“老金如此讲诚信，强忍疼痛送奶，他送的不是奶，而是他与我们上海居民血浓于水的情……”还有人说：“如今在建设诚信社会过程中，金有生是名副其实的典范，他干的虽是极其普通的送奶行当，但他如此讲诚信，他的一举一动震憾人的心灵，这是平民百姓做出的大壮举，正是当前社会最要的宝贵精神……”
网友的评论也很多，比如，“我很少见到有人能这么尽责。他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在他身上却看到了一种伟大的精神，是无私，是敬业，更是一种‘傻’！但这傻让人感动，让人钦佩，让人触动灵魂。”
“他的斑斑血迹，让人动容，这些代表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祝愿早日康复，其实这样的人是默默在为我们城市奉献着！城市需要这样的劳动群众！”……
的确，金有生感动了上海，于是一个个好心的上海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连日来，上海酷热难当，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前往医院看望金有生的脚步，送上礼品、现金和手机等物品。
当媒体报道，金有生的手机在昏迷后丢失的事情，昨天中午11时左右，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冒着高温，送来一部价值千元世博园内销售的新手机另加3000元现金，当病房同床病友问送手机和现金人的姓名时，来人只是微微一笑说：“我是上海人，老金的事迹太感动人了，值得我无比的崇敬！”说完就走了。
8月1日中午12点钟，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妻冒着38度高温，骑自行车行十多里路来到华山医院，送上200元现金。当金有生看到两位汗水湿透全身、舍不得打的而骑车送来200元钱的老夫妻时，他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来。当医护人员想叫他们留下姓名时，老人只是说：“阿拉是上海人，来表示一点小心意，不要记名字了，如今的农民工太伟大了，阿拉上海人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家住闸北区退休教师吴奶奶和老伴，当看到电视台播出金有生的事迹后，一夜未睡，深深被他的事迹所感动，吴奶奶2007年患肿瘤在华山医院做手术，如今经济条件很不宽裕，然而，她还是和老伴商议拿出2000元，于昨天下午专程到医院看望金有生。
祸不单行。因金有生住院，其身患残疾的爱人吴秀巧替金有生送未送完的两瓶牛奶给马路对面订户时，被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而此时，摩托车逃之夭夭。好心人拨打110报警，结果120急救车将她免费接到医院治疗，腿部被缝了9针。在医院，当地居民为她付了治疗费，当人们得知吴秀巧的丈夫就是金有生时，好多在场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这几天，看望金有生的人络绎不绝，一批又一批。送钱的人有老人、小孩，还有白领和领导干部，他们临走时总是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是上海人，祝好人一生平安。”金有生虽是光明牛奶集团下面的一位普通的临时送奶工，但当光明集团有关领导得知后，不但专门前来看望，送上礼品、慰问金，还落实金有生的医疗费用，使金有生无比激动。
采访结束后，笔者代表报社和本人向金有生献上一点爱心，躺在病床上的金有生眼含热泪连声说“谢谢”。金有生，就是当代农民工的骄傲，他的事迹使我们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感谢上海人的无私援助，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作者附言：金有生是建湖人，他的行为在上海能引起如此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民网等100多家新闻媒体网站宣传，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典型，值得总结宣传，以弘扬光大。
★陆秀夫研究
台湾三忠庙供奉陆秀夫神像
台湾 左武章①
本（2010）年三月下旬，同乡会乡友联谊，席间常务理事薛鸿儒参加，②对本人透露：位于台湾东北角的台北县双溪乡，建有一座“三忠庙”，又称“大宋三忠王”，供奉南宋殉国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主神。③随之寄给我一份二月十三日《联合晚报》“走春栏”详载④：双溪溪山优美，观光特色以吃“姜花茶、姜花饼、姜花粽”为地方三宝；顺请参观台湾唯一的“三忠庙”。次日，我告知四子圣予查证属实，⑤乃于四月一日驱车循绿荫蔽天的山道行一小时半到达该乡长安街，亮丽的庙貌和精雕的照壁呈现眼前，飞檐纷错，梁拱交辉，其岭南建筑风格，令人叹羡！
双溪三忠庙的兴建，有段感人绵长的过程。早在元人统治中原初期，闽粤一带人民纷起反抗。福建漳州尤溪魁城，⑥有位连进法公为崇仰三忠公忠烈大义，特雕塑其神像奉祀，以教诲后代子孙效法。由于原乡战乱频仍，他带领家人以竹篓挑三忠像及连家祖先牌位逃到近厦门的长泰县江都乡，⑦途中因未带武器，却能安全脱险，认是三忠庇佑所致，代代相传，奉为恩主！
时至清乾隆46年（1781）连氏十三世连元乔率族众渡海来台，翻山越岭，发现双溪大片荒野，乃定居开垦，另造“土角茅屋”供奉三公神祗，⑧后族群渐繁，事业盛旺，遂与乡亲各族集资于同治七年（1868）在现址建庙，对陆公三献礼庆祝圣日，挑在公历六月十八日（但这并非他的生日，其故不明）。现正与庙方联系，准备如期参拜。（本文刊载于台北市江苏省盐城县同乡会《盐城乡情》第十五届同乡会讯第一版，江苏省建湖县李世安转赠）
编者注：①左武章，1922年生，今江苏省建湖县钟庄镇左家庄人，黄埔军校十七期步科毕业。黄埔同学会杰出校友，台湾中华艺文学会顾问，休闲、游乐、景观及造型艺术专业设计师。退休后潜心宋史研究，撰有《宋陆丞相秀夫史事疏述》、《陆秀夫史实研述》等专著，热心故乡陆秀夫纪念馆建设，被盐城市陆秀夫研究会聘为学术顾问。《花的丽情艳语》一书最享文名。②薛鸿儒，今江苏省建湖县上冈镇人。③文天祥（1236～1283），今江西吉水人。南宋末大臣，与陆秀夫等拥立益王，1278年被元将张弘范俘获，至崖山，张逼其为书招降张世杰、陆秀夫，他以《过零丁洋》诗与之，末两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秀夫（1236～1279），南宋末大臣，字君实，今江苏建湖县人。先后与陈宜中、张世杰等立益王，益王死又立广王为帝，任左丞相。后移至今广东新会境内崖山，次年二月为元将张弘范所破，他负帝蹈海。张世杰（？～1279），今河北涿县人。南宋抗元将领，陆秀夫蹈海后，他拥杨后突围，四天后遇大风，溺海遇难。④《联合晚报》，新加坡的一份主要晚报。⑤圣予，左武章四子。台湾天铵国际旅行社董事长。⑥尤溪魁城，今属福建省三明市。⑦厦门的长泰县江都乡，今为漳州市长泰县枋洋镇江都村。⑧土角，当指土坯。
★旅游天下：建湖与海内外城市
《建湖与海内外城市》开篇总归要说说编辑这个系列的想法与打算。建湖人自古以来胸怀天下，志在四方，在他乡建功立业的同时，也使建湖与海内外的许多城市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联系，《建湖与海内外城市》就想从这样的角度来展示建湖人的风采与胸襟。很显然这样的文章虽然由我倡导起笔，我却无法以一己之力去完成，希望《建湖文史网》的读者参与其中，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建湖人来写这样的文章最好不过了，愿我之砖能引尔之玉。
其实，与建湖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城市，无疑是上海，之所以先从镇江写起，一是因为建湖有一则著名的传说与镇江最著名的景点金山寺有关，二是因为建湖历史上有位名人陆秀夫与镇江有着密切的联系。
编写此文参考文献均在文中予以标注。
建湖与镇江
镇江是一座古城，古称“宜”、“朱方”、“丹徒”、“京口”、“润州”、“南徐州”。 三国时期为东吴大帝孙权的建立政权的都城。民国18年（1929）起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1949年4月，这座古老的城市回到人民手中。自1985年以来，镇江已被列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重点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说起这个城市的景点，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金山寺，金山位于镇江市西部，面积为292亩，海拔43.7米。原为扬子江中一个岛屿，由于“大江曲流”，至清光绪末年（1903年）左右与陆地连成一片。金山景点甚多，充满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古人赞为“江南名胜之最”。 金山因有金山寺而名闻遐迩。金山寺建于东晋，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原名泽心寺，亦称龙游寺。清康熙帝曾亲笔题写“江天禅寺”，但自唐以来，人们皆称金山寺，是中国佛教诵经设斋、礼佛拜忏和追荐亡灵的水陆法会的发源地。金山寺寺门朝西，依山而建，殿宇栉比，亭台相连，遍山布满金碧辉煌的建筑，以致令人无法窥视山的原貌，因而有“金山寺裹山”之说。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什么原因，在建湖流传起马良独修金山寺的故事，虽然是传说，却有鼻子有眼的，煞有介事，那我们听听吧：
马良独修金山寺，不用江南一锹泥
李世安主编的《建阳居委会街道志》和王树祥、王卯东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盐城市故事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中，都收录了《马家荡的来历》这个在建湖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讲述者为潘进儒、郭凤琴，采录者为雷雨、泰宁。
相传，很久以前，射阳湖东岸建溪镇（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一带）有个财主叫马良。虽说很有钱，但为人却非常耿直，在乡里是出了名的乐善好施。
这天，马良到镇江去游玩，见天色已晚，便走进一家大客栈，只见客堂里坐了一屋子人，全是江南有名的财主富商。其中有几个认识马良的连忙起身施礼，纷纷请马良坐首席。马良向左右扫了一眼，只见唯有首席空着，心中正觉奇怪，还未来得及细问，就被人家连请带拖地坐了下来。
马良刚一坐下，一个和尚捧着文房四宝，就跪到了马良面前。马良问起缘故，这才知道，今晚是金山寺主持老法海请客。老法海虽说打败了白蛇娘娘白素贞，可是他那座金山寺连同小土山却被白娘娘作法冲得无影无踪了。今晚请客正是为了化缘，在江中迭造一座小土山，在山上再重建金山寺，马良来之先，大伙已经事先商定，哪位施主若肯承担这个工程的大部分资金，就请他坐首席。所以这个首席一直空着，谁也不敢去坐。刚才大家推推搡搡请马良坐上首席，这叫明抬举、暗作践。这时马良听了，心里也着实吃了一惊。但细细想来，倒正是个机会。何不趁此戳戳这些沽名钓誉、奸滑伪善之徒？！马良不紧不慢，接过纸笔，洒洒脱脱写了下去。众人以为写的是所捐钱财的数目，再一看，都吓呆了！原来缘簿上面写着七个大字：“马良独修金山寺。”这时有个闻名江南的大富翁，气得摇头晃脑，大骂马良是狂徒，目中无人，便使了个坏心眼，想难住马良，他问马良：“独修金山，土从何来？”他的意图就是想在用土上卡住马良，只见马良微微一笑，提笔在纸上又加了一句：“不用江南一锹泥！”
马良回到家中，立即动工取泥，雇了几百条大船日夜兼程运往镇江。几年以后，他家的千亩良田就变成了一片水荡，这就是现在建湖西部的马家荡。
金山堆成，寺庙建起，马良又卖掉建溪镇东首辛安墩一匡地地，给官方作牧马草场（即马厂），换取银两为金山寺装了顶。马良家财用尽，再加上劳累过度，后来连累带饿死在金山脚下。后人为纪念他，在金山上修建了一座“马良庙”，至今香火不断。
这个传说在建湖一带流传极广，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听大人们讲过这个故事，那时大意是教育我们为人要真诚，说话要守信，做事要有决心。当然，这个传说产生的背景是不是如此，就很难说了。建湖的马良怎么与江南的金山寺发生的联系，不知那山脚下是否真有个马良庙？也不知道民间传说中为什么要展示在财富上斗败江南财主，或许在激励人们勤劳致富的同时也有一点点阿Q的意思？但是我想对传说作求实的追寻其实是很可笑的，还是象当年老辈们给我们讲这个传说的用心，最有意义了，你说是吗？
鹤林灯火永不灭，光前裕后秀夫神
马良是否真的修过金山寺，或者马良这个人是否到过镇江，再或者是否真有马良这位财主，这些恐怕都不好说，不过，有一个建湖人却与镇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就是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陆秀夫。
陆秀夫，字君实，南宋楚州人，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出生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身处宋末动乱之际，帝昺时任左丞相，辅佐抗元，1279年广东厓山（今新会市境内）力战不胜，负帝蹈海，实乃气壮山河，痛悼古今，与文天祥、张世杰一起被誉为“宋末三杰”、“宋末三忠”。
南宋末年龚开《陆君实传》、元代脱脱等《宋史·陆秀夫传》记载，当陆秀夫三岁时，其父陆闻霆（字芳春）作出了一件对陆秀夫一生也是对中国历史都有着很大影响的决定，那就是举家迁居京口，即镇江。至于这年为什么迁往镇江，于广生《海国孤忠》认为躲避蒙古军队南侵，左武章《陆秀夫史实研述》则认为此说“实属大谬”，而认为是因为旱荒与匪患。到了镇江，据《丹徒志》记载，居于丹徒汝山下的朱方镇，据说其母陆赵氏有个叔叔叫赵士诚，其先人与陆氏先人陆洵曾在北宋仁宗朝同朝为官，关系甚密，同属清流派，加之后来历代姻亲，两族虽说远隔大江，但一直相互支撑。这样陆芳春带着一家投奔这位赵士诚，赵士诚果然热情相待，把汝山下的一处庭院送给陆家，还给了半顷耕地、数顷山地，更让陆氏一家感动的是，赵士诚把陆芳春的两个儿子陆清夫、陆秀夫送到当地最有名的二孟先生的学馆去就读。
《丹徒志·儒林篇》记载：“孟逢大，字□□（脱两字），京口人。孟逢原，字深造，逢大弟。兄弟并以词赋名著乡里，请业者前后以百数，经口授指画，俱有法度。每三岁宾兴，其门人领荐者十二三，如王龙泽、陆秀夫诸公，皆其徒也。”
陆秀夫当时读书的学馆设在镇江的南山，南山是京口南郊诸山的统称，其地林木幽深，风景秀丽，山间又多千年古刹，历朝历代有很多诗文、书画名家在这一带著书缀文，吟诗作画。而这其中的黄龙山麓下的鹤林寺是最古老的一所寺庙，始建于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北宋书画家米芾在鹤林寺旁建精舍（即读书处），并题其匾额曰“城市山林”。二孟先生的学馆正在鹤林寺内，后来有人说二孟先生开设鹤林书院或许源于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里，陆秀夫刻苦攻读，《宋史》中说：“稍长，从其乡二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非常儿也。’”可见陆秀夫深得二孟先生的赞赏。陆秀夫确实不负二孟先生的厚望，十七岁回原籍参加州考，折桂淮安；二十一岁（《嘉祐四年登科录》云十九岁，当是依当时风气所报之官年）与文天祥为同榜进士。据李世安、金之愚（镇江人）《千古一相陆秀夫》记载，登第的进士依次为在礼部贡院集中时，大家互叙同榜之谊，陆秀夫对来自京口的王良臣和来自盐城的刘幼发说：“今日皇恩渥重，吾侪当思报国，相勉为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为不负此举！”主考王应麟（《三字经》作者）听到这番议论很是赞赏，对他们说：“阅卷得文天祥，予不胜喜；今闻贤论，何让天祥？可贺，可喜！”
陆秀夫确实在风云变幻、国运坎坷的南宋末年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实际上南宋末年，文天祥要么是在逃亡，要么是在元军俘虏营中，而张世杰主要率军在外，《宋史·陆秀夫传》记载说：“时陈宜中往占城，以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乃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时世杰驻兵厓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可以说，南宋海上朝廷的内政外务完全是由陆秀夫独力支撑，正是这种“当思报国”，“不负此举”的精神贯穿始终。就是在这样“匆遽流离”的岁月中，他还每天书写《〈大学〉章句》为小皇帝讲解，在阐发《大学》之旨时，他曾这样说过：“人之可以死，身也；其不可辱，不可死，志也，节也，心也！”这正可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样气贯长虹。（左武章《陆秀夫史实研述》）
可以这样说，鹤林寺的灯光引导了陆秀夫的一生，陆秀夫也为鹤林寺增添了无上的荣耀。陆秀夫回淮安参加州考后重访鹤林寺，他感慨万千，写了这样一首五律：
岁月未可尽，朝昏屡不眠。窗前多古木，床上半残编。族犊饮溪水，助僧耕稻田。寺门久断扫，分食愧农贤。
正是由于陆秀夫与鹤林寺的因缘非同一般，后人纪念他的诗中常常会提起鹤林寺。曹晋杰主编的《陆秀夫史料与研究》收录的清人蒋逸雪《陆忠烈公年谱》中引录，沈光宸吊公诗》有云：“知是正心功有素，鹤林秋夜一灯残。”徐燧诗，亦有“鹤林灯火传心学，粤领衣冠即首丘”之句。
申奥有我夏文志，结缘萨翁不了情
前几年在江苏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知道镇江有位退休工人夏文志，以一位普通中国公民而积极投身奥运申办，当时挺感动挺感动。特别是听他那一口的建湖普通话，疑心着也可以说是希望着他是建湖人。今年不记得究竟在中央电视台还是在江苏卫视纪念萨马兰奇的节目中，又看到了对夏文志的报道，更加感觉到他是建湖人。在网上一搜，果然有了让我很自豪的消息。那是2008年发表在《环球华商网》的消息《他与萨马兰奇结缘 10 多年终圆奥运梦》，这里就把这位在镇江的建湖人的事迹抄录于下：
随着 2008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日益临近，近日，江苏镇江焦山公园举办 2008 “圆梦 8 月清凉一夏”艺术展，展出了镇江谏壁发电厂退休工人技师夏文志为圆奥运梦，与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结缘 8 年的不凡情结，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爱国情操。
今年 69 岁的夏文志是江苏建湖人，系镇江谏壁发电厂退休工人技师。为体育事业增光添彩，促进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是夏文志执着的追求。多年来，他对收集中外名人体育题签情有独钟，收集了数以千计的著名运动员题写的题签，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体育收藏品上的亲笔题签，并在全国许多城市举办过“申奥有我一个”个人藏品展。他的事迹曾先后被海内外数十家媒体采访报道。尤为感人的是，为圆中国百年奥运梦，夏文志从 1995 年 6 月起与萨马兰奇倾心交往，互增礼品，积累了不少萨翁亲笔题签及赠送的礼品，特别是萨翁高度赞赏夏文志为北京申办 2008 奥运会所作的努力，并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取得成功表示祝贺的信函。萨翁与夏文志的奥运情结，成为国内外体育界的佳话。夏文志赠送给萨翁的礼品现珍藏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展馆。
上午 9 时许，“夏文志与萨翁的奥运情结主题展”，在焦山“乾隆行宫”正式对游人开放。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和镇江市民络绎不绝。记者注意到，在展品中最为吸引人的眼球的是， 2000 年夏萨马兰奇八十寿诞前，夏文志请我国一代高僧、焦山茗山法师（2001年病故）书写的“运动长寿”条幅和其 90 寿辰的一对寿碗，赠送给萨马兰奇；萨翁回赠的印有自己头像的银币、一件特制的“奥运百年”纪念衫和一枚奥运金质纪念章。这次展出的 100 多件体育藏品，是从夏文志收藏的 4500 余件收藏品中精选出的一小部分，集中反映了夏文志与萨翁的深厚情谊，其部分复制品和收藏证书等这一次也参加了展出，其中一些是首次公开亮相。许多游客在现场参观后，对夏文志与萨翁和奥运的情结给予高度称赞，不少人与他合影留念。
高僧圆寂涅槃日， 半千舍利显奇观
2003年时有一则新闻引起了广泛关注，或者说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是这年2月27日发表在《扬子晚报》上的《镇江老和尚圆寂3年后火化 显现486颗舍利子奇观》，这位高僧法名乘义，正是建湖人氏。先来读读当时的报道：
本报讯 镇江昭隆禅寺老和尚乘义圆寂三年后出缸火化，显现486颗舍利子。这一奇观是近日该寺方丈观云法师首次向外界披露的。
近日，记者在观云法师邀请下，来到该寺藏经楼上观看了供奉乘义老和尚的舍利子。只见486颗舍利子一一摆放在几只青瓷盘子里，有黑色、红色、栗色、灰色和白色等，大如成人拇指，小的小于米粒。其中最大的一粒直径约10毫米，呈紫红色，亮光照到时金光灿灿，放在阳光下，便会放射出五色光彩，令人称奇。
据了解，乘义老和尚是盐城建湖人，9岁时在盐城罗汉院出家，一生用功修持，曾先后在上海玉佛寺任首座和尚和西堂堂主、昭隆寺首座和尚，是观云法师的恩师。1999年9月1日，86岁的乘义在昭隆寺圆寂后，被安放在密封的荷花缸里供奉，于去年9月出缸火化。(逊生 致同)
所谓盐城罗汉院，原址位于建湖县九龙口镇（蒋营镇）收成小街东首，始建于唐建中四年（783），为盐阜地区“九寺十八院”之一，1942年毁于日寇炮火。1986年在建湖县城太平庵旧址处恢复。1996年4月，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茗山法师倡议并带头捐资，征地迁址，在县城太平路南首东侧重建。1999年11月完成主体建筑，并由茗山法师主持开光仪式。2008年随着建湖县城城南新区的建设，罗汉院决定迁址双湖公园西园，今年10月份可望落成启用。
说到茗山，那又是一位与镇江有着密切联系的建湖人。据《建湖县志（1986～2008）》记载，茗山（1914～2001），原籍盐城市区人，1914年3月出生于今盐城市区。俗姓钱，名延龄，法名大鑫，建湖县罗汉院原住持，佛教界高僧大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5岁起随母参加佛事，听讲佛经，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8岁至16岁随父（清末秀才）读书。19岁辍学到收成罗汉院削发为僧，从宏台老和尚学习功课经文2年。1933年春，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戒。是年秋，成为焦山成立佛学院第一届甲班高材生，1935年夏毕业，任定惠寺知客。1935年，经佛界太虚大师推荐入武昌佛学院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从武昌佛学院转到湖南南岳祝圣寺，边钻研佛学，边开展湖南佛教抗战工作。抗战胜利后返回焦山，参加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举办的会务人员培训班，任训育员。1946年夏，接替定慧寺雪烦法师传法，任定慧寺监院、焦山佛学院教务主任、《中流》月刊主编。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焦山定慧寺住持，著书讲经，成为国内知名高僧。1983年，创办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经常到全国其他佛学院讲经授课，深受众僧敬重和爱戴。精研佛学，通晓经、律、论三藏，著书甚多，其中《诸经提要》、《茗山讲经录》、《茗山传记》、《茗山日记》、《茗山自传年谱》、《茗山文集》成为传世代表作。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和镇江市政协常委、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副院长兼南京栖霞寺、无锡祥符寺、句容华山隆昌寺、盐城永宁寺、射阳息心寺住持。支持建湖县重建罗汉院，亲自出任住持，并在1999年11月20日新院落成庆典仪式上亲致法语。2001年6月1日，在上海圆寂，享年88岁。
其实建湖与镇江这座城市的联系肯定还有很多值得回忆与讲述的。据《建湖县志》记载，清末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当时有十多家镇江客商为避战乱来湖垛小街经商，一下子带动了湖垛的商贸业，很快，“湖垛的商业经济地位已与盐城城厢、沙沟（今属江苏省兴化市）鼎足而三，成为旧制盐城西北乡的首区”。
（唐张新）
★ 西塘雅集
春 老 “ 好 雨 ”
唐张新
春老，是我们对王春瑜王老的尊称，当然包含着祝他青春长驻，研究上巨著不断，身体上健康精神。最早是读了《“万岁”考》、《“语录”考》、《烧书考》等杂文以后，知道王春瑜这位明史专家的大名，再后来渐渐知道他就是建湖人，自然更生仰慕之情。后来多次在北京组织汇报会，参加振兴盐城咨询会的活动，也多次拜会过春老，虽说他是那样的和蔼，但总让你觉得有一种高知的凛然在压迫着你，再加上有人介绍说老先生有一种特别的倔劲，自然心中敬畏之情愈益强烈，只想着敬而远之。现在想来真正是后悔莫及，若是早上十几年能得春老耳提面命，自己的学业定能有所建树。
这次主持《建湖县志（1986~2008）》编纂工作，一方面固然感谢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也实在是觉得在赶鸭子上架。我喜欢历史，但那是读书而非修志。不过，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领导交给的任务，只会想着如何去做，如何去做好。我这时自然就想到了春老，因为我知道他老先生是《建湖县志》首志的顾问，也知道他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于是请好友王学言试探性地邀请春老为《建湖县志（1986~2008）》担任首席顾问。真的没想到，春老慨然应允，不但对县志编纂寄予厚望，而且表示一定参加评审会。当时，真的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那是因为春老掌舵，这部县志的质量无疑是有了坚实的保证；惶恐，则是担心如何能达到春老的希望。
评审会前，我再三让学言同志询问如何把春老接到建湖，可是春老明确地说不用接，27日下午准时到建湖宾馆见面。不用说，春老是如约而至，我们自然深觉过意不去。春老详细询问了评审会的准备情况，并对我说：“这部县志我看了，总体不错，专家的意见总归是不会少的，但自己要有信心。”一句话让我把悬在半空中的石头放到了地，原先我早就准备着接受春老严厉的批评，我一直在为自己鼓劲，春老批评不怕，只要春老指路就行。这么权威的专家这么爽气，自己倒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春老又说：“我明天在会上要向县里赠送陈玉澍的《后乐堂全集》，我们对这位乡贤的研究很不够。”陈玉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也是光绪年间《盐城县志》的主编。春老向我们赠送这部著作，除了希望加强对陈玉澍的研究，我们更多的体会是希望我们效仿这位先贤，以求实、创新的精神编纂好这部跨越两个世纪的县志。
第二天上午，春老不顾年过七旬，也不顾旅途劳顿，全程参与了《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他的评审意见给我们以鼓励，也给我们以启示，同时他热望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多做一点贡献，并向县里赠送了极其珍贵的《后乐堂全集》。
春老的评审从新时期中国地方志的起步谈起。他说，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志编纂在基层已经开始了探索与实践，但当时的实践是比较混乱的，在理论与规范上并没有明确，大家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统一，地方志也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直到1989年前后《人民日报》上甚至还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地方志之风如何刮起来》，批评一些地方编纂地方志。其实，80年代中期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秘书长就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和请万里同志兼任组长两事向中央提出报告，胡耀邦同志批转给胡乔木，并说万里同志就不要兼了，但《条例》要抓紧制定。也就在此后不久，梁寒斌同志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借用王春瑜一年，参加调研工作。春老曾到编纂工作比较规范的江苏如东等地调研，还发表了《国家方志可等闲》等学术论文。不久，春老应邀担任《建湖县志》的顾问，他说起与当时修志同志的交往至今还念念不忘，特别说到戴文斌、陈衡志两位早早逝去，非常惋惜。他说戴文斌同志文笔很好，陈衡志同志史实把握得很到位，应该为这两位同志立传。
对于家乡的变化春老感慨万端，对《建湖县志（1986~2008）》编纂工作春老评价颇高，他用了两个“令人感奋”，一是家乡变化令人感奋，一是县领导对史志的重视令人感奋。
对《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春老的总体评价是：结构严谨，史料详实，语言精炼，有所创新。结构严谨方面，春老特别强调史要与志分开，不可混为一谈。春老说在他的论文《社会主义新方志编撰实践》中就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这一方面的实践是对头的。史料详实方面，春老认为，“详”固然重要，但“实”更重要，《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对资料的筛选与把握尺度是合理的。语言精炼方面，春老说：“《地方志工作条例》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志书必须使用比较精炼的的书面语言。”他认为《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有所创新方面，春老列举了《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中例子，特别对在镇区一卷中专设“人文”一节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寺庙入志问题他说，外国学者对中国寺庙的研究都很有兴趣，我们自己保存一些资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再说了，太平之世寺庙盛，除了邪教，一般来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嘛。
对《建湖县志（1986~2008）》（评审稿）的批评同样很严厉，我们从中体会春老所寄予的希望也是很厚重的。一是总编不可当空头总编、挂名总编，一定要认真统稿，要体现科学规律，要有学者良心，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他特别举了自己主编《中国反贪史》的例子，来告诫我们，当然这一条主要是告诫的我。二是史实要更进一步的推敲。比如，建阳建县大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召开的，你们说是季舍（评审稿），有何根据？海南中学60年校庆时，魏福宝县长邀请抗日战争期间在建湖工作的许多老同志回建湖，王良太同志是当时的县总队总队长，朱泽同志是当时的县委秘书，大家说的很清楚是季家墩，哪里来的季舍？这一类的史实要核，就是当代的也要核实。三是学术文化一块要从严，有些非正规的出版社所出的书籍不应该入志，一定要从严，要精录。选录的诗文能否成为传世之作，应该列个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要有重大影响。四是志稿中前后矛盾之处要坚决清除。
春老评审以后，一直认真听取其他专家的评审，正如春老所言，专家们的批评意见真的不少，有些还是相当尖锐，甚至影响到我的信心。下午春老回老家去父母墓地祭奠，并让学言同志带话给我，要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但要有信心，并约我晚饭后面谈。
晚饭后，我和许兆广老先生还有学言同志一起拜望春老。很可能是因为专家的评审意见象石头一样压在心头，酒宴之后仍然显得很压抑与沉重。春老哈哈一笑，说：“搞县志何必搞得这么胆战心惊？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一下子把我点通了，一种整个自信心真的又回来了的感觉。春老又说：“虽说我因为眼力的问题，没有看得很细，但我是完整地看了，我那四句话并非客气之词。结构是严谨的，合乎志书的体例要求，志不是史，总体上就应该是一种带有拼装的构思；你们的结构不要随意更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要改，大的理念与思路不要动。史料详实，不是一味追求详，专家有各自的研究与爱好，有的内容要充实，有的不可讲，不能把志书搞得太琐碎。语言的问题，一定要记住用精谨的书面语言，切不可追求文采而以辞害意。创新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还要善于从专家的意见中吸取合理的内核。专家们都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你想把所有专家的所有意见都采纳进来，都体现出来，那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此后，在交谈过程中，春老除了要求我们认真梳理专家的意见，筛选以后认真修改，同时又反复强调“修志是一门科学，有种种规范性的要求，必须按照规定来，但无论如何不要动摇对志稿的总体评价”。
可以说，真正是“听君一席话，顿然开茅塞”。从春老那里出来，虽说压力仍然很大，但心中已经豁然开朗。我想，对志书的的质量应该有这样两种最基本的态度：一个是认真严谨的态度；一个是科学客观的态度。所谓认真严谨的态度就是要把编纂工作作为一种事业来追求，保证志书的质量不是被迫要做的一件什么事，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一刻也不松懈，一丝也不马虎；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所谓科学客观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人无完人，不但是说世上没有完美无缺之人，而且也是说世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之人，对人如此，对于一部志书来说也是如此；还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客观接受的角度来看，也决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志书；再说时代在发展变化，对志书的要求也会在不断变化，如果续志编纂跨度过长，那么很可能会疲于奔命，而且会缺失志书编纂本身的时代特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放松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而是说一个度的问题。志书不同于一种个人创作的历史，它还有工作任务的性质，也就是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大家都以质量追求为唯一要求，那么志书的出版期限要求也就落空，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前部续志尚未完工，后部续志又该启动的尴尬局面。再说，一部志书出版也并非说就是这段历史叙述的完结，就是史志部门还需要继续编纂一些专业志，这本身就还有补充完善的空间。
没过多久，学言同志带来春老题赠我的一首诗。诗云：“烽烟万里嫁红妆，长安无语话凄凉。堪笑枉杀毛延寿，应惭汉家有边墙。”春老录完此诗后，又加有一小序：“零陆年秋，游三峡，于昭君庙口占。己丑年盛夏，应邀返故乡评审续修县志毕，录呈唐张新方家雅正。”其喻令我惭愧难当，但确实使我的信心无比坚定。
当《建湖县志（1986~2008）》志稿通过验收，正式付印时，我给春老发了一则信息。春老很快回信表示祝贺。不久，我又收到春老寄赠的《中国人的情谊》。我想，春老对我这样的后学愚生的关爱与呵护、指点与引导，也正是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传统”吧。古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用说，春老正是这样的“好雨”，春老正是那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情谊”“润物细无声”的“好雨”啊。
故乡的水车
王学言
那是四十多年前，家乡到处是水车，因为它是农民灌溉用来提水的必备大型农具之一。水车和车棚都是圆形的，全部是用木头做成的，四周用木头支撑着。车棚用芦柴，稻草履盖着，不漏雨，四周没有墙。水车可以用牛拉，也可以用人推，木头做成的槽桶，通过拂板，在轴轮带动下拂板把水通过槽桶往上提，向农田灌溉。
在我的记忆中，用牛拉车的很少，大部分是人推。而牛拉只需一条，人推却要十个，人推的话，每人一根木杠绑在车轴上一起推，男女老少，大人小孩子都可以。特别是夏季栽插时，人们天蒙蒙亮就开始推车，中午也很少休息，一直推到下午，才能将两三亩农田灌溉足水源插秧。
那时，人们的干劲特别足，在推车过程中，大家谈话风声，有说笑话的，有讲故事的，还有唱小调的，总的大家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在推车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用力推，但也有极少数人有时偷懒，不用力，跟着跑，不管怎么说，所有人围着车棚圈子转，跑的速度和路程是绝对平均的。有时，年轻力壮的人推车拿老人或妇女取笑，用力推，大步跑，加快车轮转的速度。这样，老年人和小孩就遭殃，逼着快跑，几圈下来，上气接不了下气，只好停下来休息，而此时的年轻力壮的人却哈哈大笑。
参加推车的，年轻的为整劳力，年纪大些的和小青年（十四五岁）为半劳力，一天下来，推十三四个小时，整劳力10分工，半劳力五分工，十分工为一个工日，每个工日折合人民币五角钱，我们当时是读书的学生只能算半劳力，每到星期或放暑假，都要参加推车，一个暑假下来能拿二十个工日就了不起了，几乎天天要上工。
每天推车劳动回到家里累极了，妈妈总是舍不得，想方设法慰劳，煮一个鸡蛋或一块饼，那是最高的奖赏。
水车，除了用于提水灌溉之外，不用时，夏天还是人们纳凉的地方。炎烈的天气，人们纷纷来到水车棚避暑，大家有的在车棚圈子上睡觉，有的坐着谈天说地，侃侃而谈，风趣无比。人们在水车棚里，太热了就下河游会泳（因水车都是临河而立）。有些大人睡在车棚圈子上，叫小孩推着圈子转，增加空气流动凉快些。而到了秋冬季节，水车又成了农村孩子们的乐园，他们推车玩耍，爬车攀登，进入了农村孩子们的童话世界。
如今，自从有了抽水机、排涝站、抢排泵，这种是水车提水速度上百倍现代化的提水工具，水车，这种原始工具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水车，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永恒的记忆。
★《建湖文史网》背景音乐简介
网页动画之古筝曲《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是一首极其著名的古曲，相传为春秋时代伯牙所作，今天则一般认为是后人依据春秋时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而创作的。
伯牙，春秋时期一位极负盛名的琴师，姓伯名牙。伯姓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常见的姓，如周武王时代不食周粟之伯夷，秦穆公时代善识骏马之伯乐。说他姓俞名瑞字伯牙，则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的杜撰。《荀子·劝学篇》中曾讲“伯牙鼓琴而六马仰斜”，极言其弹琴技术之高超。
钟子期，春秋时期一位善于辨音知乐的高士，相传是在楚地以打柴为生的隐士。
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知音相遇的记载，过去认为最早出自战国时代列御寇所作的《列子》中的《汤问》，但现在一般认为《列子》为东晋学者张湛托名之作。这样看来最早的记载当是《吕氏春秋·本味篇》。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云：“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这里关于伯牙绝弦破琴的原因，与《吕氏春秋》还是略有差异的。《吕氏春秋》中的说法是因为钟子期死而失知音，没有值得为之弹琴者；《淮南子》则认为是钟子期死而失知音，弹而无人赏识。
而《列子·汤问》的记载为：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这里的记载似乎只是描述钟子期之善听，并未说明二人知音之乐。“吾于何逃声哉”，甚至让人觉得伯牙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冯梦龙说伯牙姓俞，是否喻其为“周瑜”亦未可知。不过，一般的辞典多引《列子·汤问》中这段记载作为“高山流水”的语源，认真分析起来还是很成问题的。
乐曲《高山流水》最早很自然地是以古琴曲的形式流行于世的，由于《荀子》、《吕氏春秋》中的相关记载，很早就相传《高山流水》系伯牙所作。据《百度百科》，古琴曲《高山流水》的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朱权，成书于1425年），此谱之《高山》、《流水》解题有：“《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后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至今《高山》一曲失传，只有《流水》这首古琴曲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一起，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古筝曲《高山流水》有浙江、河南、山东筝派三个版本，实际上是三支完全不同的古曲。浙江版《高山流水》，据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此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浙江桐庐县俞赵镇关帝庙水陆班子演奏的笛曲改编而来，风格淡雅，流畅动人，重在描绘登山观水之时悠然自得的心境，知音相得相容之雅趣，洋洋盈耳悠悠在心。河南版《高山流水》，又称“花流水”，曲调优美轻快，让人更多地感到得遇知音的欢欣与愉悦。山东版《高山流水》曲调舒而不缓，急而迫切，更多的是那种求遇知音的期盼、焦虑，甚至还有几分无奈。这里的评价完全是我的一己感受，我非钟子期，并不能贴切作曲与演奏者之所念，然而我虽非钟子期，听曲而心动，心动而感发，亦所谓人同钟子期，心同钟子期，其实人皆如此，何必钟子期才能听音，又何必钟子期才得知音？
《建湖文史网》网页动画背景音乐选用的是浙江版的《高山流水》，这是因为这首古筝曲流传最为广泛，再一个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的就是这首《高山流水》。
以《高山流水》作为开头的背景音乐，自然是希望《建湖文史网》的访客能成为朋友，朋友而成为真正的知音！
首页《建湖颂》与作者单明
《建湖文史网》首页之背景音乐，无疑应该是最具建湖特色、最能代表建湖精神风貌的音乐。如果有县歌，自然是不二之选了。不过，建湖至目前尚无一法定的县歌，这样首页的背景音乐也就有了多种思考。一种是以历史上的准县歌《前进吧，建湖》（后改为《建湖之歌》）为背景音乐，但我们觉得这首准县歌还是将近20年前的作品，熟悉者也已寥寥，特别是音乐主体为进行曲式，与《建湖文史网》的整体风格还是有些距离，故而放弃。一种是以在建湖传唱较广的《九龙口》为背景音乐，《九龙口》词曲均出自名家，曲调优美，不过我们觉得此曲毕竟只是歌唱的建湖一景，虽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景，总归还是有些缺憾，假如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当时也就准备以《九龙口》为首页之背景音乐了。但也就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单明同志有一首《建湖颂》，可谓大气磅礴，优美动听，于是众口一词，非此莫属，而《九龙口》则作为《名胜寻芳》栏目的背景音乐，想来也是得其所哉。
单明，江苏省建湖县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演出家协会会员、演出经纪人，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盐城市音乐家协会理事，建湖县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曾任县文化宫主任，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县体委副主任，县文化局副局长。擅长歌曲创作及演唱；受益于著名作曲家龙飞、王祖皆、著名词作家任红举和蔡玉祥教授的指导。1984年获盐城市“优秀歌手”称号；1986年从事歌曲创作，其代表作有：《建湖之歌》（获江苏省“家乡之歌”大赛二等奖），《春风带着欢笑来》（获江苏省第三届 “三新”电视大赛二等奖），《公仆颂》（获江苏省反腐倡廉歌曲大赛一等奖），《玛莎之歌》（获全国乡镇企业歌曲大赛第三名），《水乡四季歌》、《总书记到水乡》（获21世纪全国农民歌手（曲）大赛作品奖），《放鸭郎》（获团中央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参加了中国第六届艺术节“玄武湖之春” 音乐会演出），《四季花开》（获首届江苏·中国民间艺术节银奖，第五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全国“群星奖”入围作品，并应邀参加上海国际音乐节“中国记忆”经典民歌音乐会演出），《中华民歌》（获第六届江苏省“音乐舞蹈节”作曲奖），《雨梦》（获第八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他的作品旋律优美，有强烈的艺术时代感，创作素材大多采用江苏地方音乐原素，具有浓郁的水乡文化特色，能把听（观）众不知不觉带入水乡的梦幻心境当中。我国音乐界泰斗金铁霖先生听了雪人组合演唱的《四季花开》后，深情地说：“久违了，今天终于又听到一首优美的江苏新民歌，这歌是典型的江苏风格，好作品！” 他多年从事本地区重大政治、经济活动的文艺演出及企业文化形象的策划工作。成功策划组织了杨玉莹、潘长江、屠洪纲、严顺开、周艳泓、蔡国庆、杨洪基、阎维文、宋祖英、彭丽媛等艺术家的演出活动；策划了中国·意大利之夏、中国·建湖烟花杂技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大型文艺晚会并担任总导演、艺术总监；担任过全国农民歌手大奖赛华东赛区评委、监委。
根据单明同志回忆，1992年初，根据县委要求，为铸造“团结﹑创新﹑务实﹑奋斗”的建湖精神，激励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和斗志，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建湖县歌的征集工作。经过3个月的广泛发动，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精心参与﹑协力合作，共征集到由戴德厚作词﹑单明作曲的《前进吧，建湖》等37首词曲作品，经县歌征集领导小组聘请专家反复筛选，6首歌曲进入试唱录音阶段，根据试唱录音效果，又组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余学文、县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主任金之愚等对作品进行修改，5月中旬对修改后的录音作品，组织了社会各界人士代表近200人在县政府大会议室进行试听，大家认为《前进吧，建湖》词曲朗朗上口，旋律优美，有鼓舞人心的效果。通过无记名投票的办法一致评选《前进吧，建湖》为建湖县县歌，征集领导小组将评比结果报县委领导审议同意《前进吧，建湖》为建湖县歌，歌名改为 《建湖之歌》并在当年“七一” 庆祝大会上正式播放。1992年7月决定以《建湖之歌》（试唱稿）作为备选县歌，并下发《关于印发〈建湖之歌〉（试唱稿）并组织演唱的通知》（建委宣［1992］27号）。《建湖之歌》由余学文、戴德厚、金之愚作词，单明作曲（县委宣传部通知中误为余学文、戴德厚作词、单明、金之愚作曲）。后由县委宣传部发文至全县各乡镇党委县直各单位组织教唱，县广播电台在文艺节目中正常播放，县电视台建湖新闻开始采用这首音乐长达三年之久。1992年10月，举行全县《建湖之歌》大合唱比赛活动。在全县演唱过程中，总体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但由于缺失法定程序，也就是没有经由县人代会认定，所以最终没有能够被确定为县歌。
2007年春，创作县歌的工作再次启动，由单明作词作曲的《水乡情》被列为重点备选，此歌后更名为《放歌建湖》，最终定名为《建湖颂》。与此同时，著名词作者任红举、曲作者戚建波也应邀参与县歌创作，最终他们拿出的是《九龙口》，详见《名胜寻芳》背景音乐。
★文史语吧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正辨
话说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入京都，朝政尽为所辖，遂废新帝而立献帝。董卓知曹操素有天下之才，欲任其为骁骑校尉，一起谋划大事，然而曹操岂愿为其鹰犬，史载“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不想在中牟这个地方为亭长所疑，执送至县，县中有人识得此人乃曹操，劝县令放了他。《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说这位县令叫陈宫，不但放了曹操，还与他一起逃走。路过成皋，夜宿曹操故人吕伯奢家，曹操误杀吕家八口，路上为怕可能的报复，又杀了沽酒回村的吕伯奢，并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有此行或许还不能算是天下最恶之人，而此言则表明其心至恶，正因为如此，曹操成为天下最为负面的奸雄。
不过《三国演义》的说法只能当作小说看，其依据是有问题的。查《三国志·武帝纪》并无此记载，裴松之注录有相关记载三条，但均未作评定，也就备存而已。
第一条录自王沈所著《魏书》，王沈（字处道）为西晋时文学家，《魏书》实际为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其文曰：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观此条记载，则曹操并未杀吕伯奢，而杀其家人，乃“其子与宾客共劫”在先，实为自卫之举，并无过当之处。《晋书·王沈传》（郑39）评价其所著《魏书》时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王沈为魏高贵乡公所宠爱，号其为“文籍先生”，可是高贵乡公与王沈等人密谋将攻司马昭，王沈却飞驰告密，以功封安平侯。然而他“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这样看来，他所著的《魏书》为曹操讳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条录自郭颁所著《世语》，这里先要辨明一下，许多引文把这里的《世语》误作南朝宋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裴松之注语中讲得很明白，这部《世语》的作者是郭颁。郭颁，晋人，《世语》全名为《魏晋世语》，全书已佚，后人有辑本。其文曰：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观此条，仍未有杀吕伯奢之说，不过已经从被动防卫改变为主动进攻，所谓“疑”，并无实据，便“手剑夜杀八人”，其行已经与《三国演义》中杀吕伯奢全家的曹操并无二致了。
第三条录自孙盛《杂记》，东晋时著名史学家，此书中所述最为生动，其文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观此条，实为《三国演义》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语的出处。不过，《三国演义》有两处细节的变化，却使此语更加凸显曹操冷酷与残暴。此文言曹操“凄怆”而语，而《三国演义》则去掉了这个重要的表达曹操内心世界的词语，似乎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再一个就是两句都加上“天下”，这样就把曹操一时之感叹，变成为其一世之处事原则。其实这样的变化，不但从道德深层次上彻底毁灭了曹操，而且还误导了此后无数的精英敢于践踏人类的道德底线，几乎与马丁·路德那句令人胆寒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之语，在灵魂上同归于无耻。
不过有学者认为，孙盛实际是套用了晋文帝司马昭的“宁我负卿，不可使卿负我”的话，强加在曹操头上。
近读《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两军大战，当晋军逼近时，楚大夫孙叔建议统帅潘党：“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楚军遂疾进，获得大胜。
“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薄”这里是迫近、逼迫之类的意思，在战争中采取这样的思路，是为了占据主动而求势、造势，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句话后来或许由战争原则运用到为人处事上，那几乎就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在抢占主动，避免被动上相差无几了，但在道德层面上看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当然到了《三国演义》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则更是沦落到道德底线之下不知什么程度了，不过，那实在是作者为了塑造形象的虚构，并不是真实的曹操。世人自然不应该以此来责备曹操，更不可以此来作为处世原则，否则便上了罗贯中先生的大当了。
（唐张新）
“一本书主义”溯源辨正
近几十年来对文学青年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实实在在的应该是五十年代后期至文革期间曾被广泛批判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就笔者而言，通过大批判而知道了这样的主义，到了知天命之年回首人生历程，发觉自己的追求与吃辛受苦的动力竟然全来自这“一本书主义”，该知天命了，却仍然受此理论“蛊惑”而毫无翻然悔悟之心，可知这“一本书主义”之厉害。正因为如此，实在觉得需要好好“清算清算”，免得一辈子被其蒙在鼓里。呵呵。
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般的解释为，丁玲在主持中国文学研究所时，曾对青年作者们说过：“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那么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及对这一主义的批判又是怎么一回事，对“一本书主义”又应该怎么看？笔者根据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些溯源与辨正，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
过去一直以为“一本书主义”的首倡者为丁玲，或者这么说吧，过去一直把首倡者之名加于丁玲。近观乡贤台湾学者左武章《花的丽情艳语》中代序《我与花、我写花》一文的补白，方知前人早有倡导，于是上网搜索求证，寻得《古典情怀读古集粹》，其中第446则引《清代小说笔记选乙集》中所载之清顾公燮《消夏闲记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于圣经贤传，言理谈道之书，一见辄倦再见即思睡矣。惟稗官野史，津津不厌。是记也，略彷佛稗官野史，竟之所到，笔亦随之，今观之者，时或解颐抚掌，时或骇目惊心，差堪引人入胜，名曰消夏闲记。虽固陋无文，仅供谈柄，亦足以醒愚蒙，亦足以振聋聩，而才人雅士诋诃弗计焉。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辈身后，尚有一卷书，被人吹毛索瘢，便是天地间尚有此人在。否则，付之草已(亡)木卒而已，其言最为沉痛！仆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所谓“但使我辈身后，尚有一卷书，被人吹毛索瘢，便是天地间尚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已木卒而已，其言最為沉痛！否则，付之草已(亡)木卒而已”，与丁玲“一本书主义”的精神如出一辙，只是更为沉痛至重。这也是乡贤左武章公所录载，而使笔者更其耸然的一段话。人存世间，或有多种成就业绩的途径，然而对于读书人而言，尽己之才尽己之力，不怕烦苦劳累，著书立说，虽说不必皆成家成派，总归是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迹，其价值实在也不全由自己也不全由当世之人所定。我想，这位先民所言之深意即在于此吧。当然，就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而言，还有希望拿出高质量的一本书的含义，不过也是在尽己之才尽己之力而已吧。
顾公燮，清代著名学者，著有《消夏闲记》、《丹午笔记》。
不过，谁最早倡导“一本书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仍未解决，因为顾序中乃是引用，“先民有言曰”，这“先民”究为何人，此言又出自何处，实在无处寻觅，还望智者赐教。
丁玲“一本书主义”是个冤案
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是始于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据陈漱渝《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中国作协党组当年的“报告”写道：“丁玲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中国作协党组搞这样的报告是与当时主管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有着直接关系。据陈漱渝文章，当年周扬整丁玲主要是三大罪名：一是“一本书”，二是“两个点“，三是“三个时期”。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完全是栽赃陷害，前文已经述及，不赘。但周扬居然根据这种不实的材料，对丁玲进行了振振有词的批判。他说：“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关系如何培养下一代作家的根本方向问题。究竟是用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还是用丁玲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来培养和教育青年？”他进而用近乎威胁的口吻说：“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义世界观的极端恶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因而也是可以从他们手中收回的。”（1957年9月16日和17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如此吓人的上纲上线术，是今天在太平盛世生活的青年人匪夷所思的。
但周扬的讲话为这“一本书主义”定了性，丁玲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犯，不过事实并不如此，在当时即有很大的争议。
首先丁玲自己辨正说：“我从来没有‘一本书’思想，更无从宣传。……（苏联作家）爱伦堡来中国时，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同我说过，说书和靴子不一样。靴子是应该要一百双比较差的，不应该要一双好的。而书呢，宁肯要一本写得好的，不要一百本写得差的。我当时觉得这话有道理，我们应该讲求一点质量了。我把这话同别人谈过，爱伦堡这话也许有其片面性，但这也扯不上是‘一本书主义’。”
文学研究所当年的学员们也都认为丁玲没有提倡过“一本书主义”。先后在文研所学习和工作的徐刚1956年7月给中国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很得丁玲器重的作家徐光耀（《小兵张嘎》作者）1956年12月12日在回答中国作协党组的提问时说：“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李向东、王增如《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
到了1956年根据调查的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均不能成立或并不存在。当事人之一的李之琏1989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不该发生的事——丁玲事件的经过》，文章回忆道，比如说，原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一本书，以此为资本，和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么作家呢？等等。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作无作品的作家。
不过，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不可避免地又被作为她反党的罪证当作了靶子。时任作协秘书长的朱正，在后来出版的《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回忆道：
从1957年7月25日开始， 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骄傲，把自己的像片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挂在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曾经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玛拉沁夫在《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一文里揭发丁玲说：“据说，前年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是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觉到这句话还渗杂着旁的一些情绪。那时，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谈论说，丁玲作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作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作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我们还说： ‘在这一点上，丁玲同志有点阿Q精神。’今天看来，这样分析显然太浮浅了。其实丁玲的思想实质并非这样简单。她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人们看不起她，请胡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 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一般的‘家常话’了。”
即使丁玲不承认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也不打紧，反正玛拉沁夫以亲耳听到的话作证，坐实了这一点，这就比一般的揭发批判有力得多。揭发之后，还有一段章太炎《谢本师》式的文字：
“作为一个学生，我曾向丁玲的作品学习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艺术上我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因而我也尊敬过她。但是，丁玲，你不要以为你在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有‘影响’，不管你对你错，都会听你的； 如果你仍反党到底，你就会被群众无情地抛弃掉！”（《文艺报》1957年 第22期）
在当时，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文艺界的一种时髦，更是一种必须的过场。正如巴金晚年在其《随想录》中回忆的：
反右斗争中，“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不像别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也想保全自己。
这样“一本书主义”再次成为丁玲的罪证，其实在最后的平反中似乎并未涉及到“一本书主义”，确实，这又怎么可以作为什么罪证呢？
周扬批判丁玲“一本书主义”之心迹寻觅
丁玲与周扬本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同一战壕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丁玲和周扬相互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在左翼文学内部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它与1935至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一场论争爆发时，丁玲尚被软禁在南京，自然没有卷入。但是，作为自认喝过鲁迅乳汁的鲁迅的崇拜者，作为冯雪峰心心相印的知音，作为胡风的友人，丁玲连带着对周扬有了隔阂，而周扬连带着对丁玲也有所戒备，对于有着浓重的血缘宗派传统的中国文坛来说，本也在情理之中。（秦林芳《丁玲与周扬》）这样看来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是很复杂也很尖锐的，笔者这里只想重点探究一下，周扬为什么会把“一本书主义”作为丁玲的头等大罪揪住不放？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按照周扬他们所认为的丁玲确实表述过“一本书主义”，似乎很难成为什么罪过。
周扬对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可以他1958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代表，他写道：
许多同志正确地批评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对待文艺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究竟是把文学事业看成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当作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呢？究竟是用前一种态度，即共产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还是用后一种态度，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
我们希望每个作家都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没有作品，还有什么文学事业呢？但一本书主义却是损害我们的文学事业的，而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决不可能产生出好作品。“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做满足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以为写了一本书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东西，高踞于人民之上。“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在文艺界，这种人并不少：写了一本书，画了一幅画，拍了一部电影，有了一点名气就目空一切。个人的名望愈大，党和人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愈小。他们的思想感情离人民就愈远。他们觉得人民沾了他们的光，欠了他们的债。他们忘记了荣誉是人民给他们的。贪图名利和骄傲自满，就成为不少文艺工作者生活上和政治上堕落的重要原因。
“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贵，好像作品只是依靠个人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他们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创作，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创造历史的人们，才是不朽的。书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真实地纪录和描绘了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说出了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而已。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没有人民之德、之功，又那里有什么“言”可立呢？如果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你的“言”又如何立得住呢？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骄傲。一个作家，如果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赚稿费，为了想一举成名，如果写出一两本小书就沾沾自喜，骄傲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未免太可怜，太渺小了。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写出了一两本书就用来当作反党的资本，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野心家们为了拉拢青年作为供他们驱使的工具，竟不惜利用青年的弱点，利用他们的缺少经验和好胜心来向他们灌输骄傲的思想，引导他们走上反动的道路。丁玲、陈企霞等人就是这样腐蚀青年的。这应该引为我们的教训。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其中的欲加之罪不言而喻，但是即使当时的人们也不一定清楚，周扬为什么要对“一本书主义”这样上纲上线呢？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再加上三四十年代的恩恩怨怨，于是，周扬便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是一个方面，但其本心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主导他如此作为的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林伟光《一本书主义》中的剖析或许能让我们对周扬当时的心迹有所体会：
反观周扬先生，虽然我们见到过几大册的《周扬文集》，但其中大多是经不起历史及时间淘洗的，应时应景式的讲话之类，何况不少还是别人代写的，严格上也不能算是他的作品；就是翻译，自始至终也就半本《安娜》。这原也怨不得他，繁重的行政事务，还有接踵而来的运动，哪有他闲下来创作的时间？可是不幸，周扬说到底也还有些文人的臭脾性，于创作也还不能完全放得下，结果，丁玲之炫耀正击中他的软肋，这就难怪他要如此之耿耿于怀了。这是否意味着周扬之反对“一本书主义”？如今寻绎，恰恰正是相反的另一种心态的潜意识流露。
当然对于笔者来说，既不是当时的亲历者，又非这一个问题的专家，只是把网上搜集的资料加以排比，以期帮助读者对这样一个问题有所了解，同时也从中体会到反右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貌似纯洁革命的过程中，包含着多少个人的私欲与争斗，而这种私欲的膨胀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党的形象对于人际关系对于人们良知，具有多么大的摧毁作用。
关于“一本书”思想或“一本书主义”的认识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知，在丁玲之前（如果说丁玲曾经主张过的话）中国古代先贤早已经倡导“一本书主义”，这样的思想不自丁玲始，其实也不会自丁玲终，或者说也不会因为对丁玲的批判而终止。笔者在开头讲了，其实正是在对丁玲的批判中，我们深受“一本书主义”的影响。林伟光《一本书主义》中还有这样的叙述：
以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正先生说过，他原是写诗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获过全国诗歌奖；但对着洋洋得意的他，老作家，著名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却浇了他冷水，说写这些小东西没用，必须要有一本大的东西才能在文学史上立足。这就促使熊召正开始了《张居正》的创作。姚氏的话无非是“一本书主义”的换个说法。还有陕西的陈忠实，五十岁前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反响不能说没有，却始终局限于陕西。五十岁时忽然惊觉，如果自己此刻死去，连一本可以垫棺材的书都没有，于是发愤而写《白鹿原》，写成后，获茅盾文学奖，于是自觉一本书有了已可以死而无憾矣。
再一个，丁玲并无人们一直批判的或者说一直认为的“一本书主义”， 《“丁陈反党集团”案略述（上）》记述，丁玲于1956年8月9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重大事实的辩证》和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及8月17日写给李之琏的信中，说，有人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事实上，丁玲从未有过“一本书”思想，更谈不到“一本书主义”。（史云、李新《文史月刊》2004年第5期）
在丁玲之子蒋祖林的《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中，记述了丁玲亲口陈述的情况：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 “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引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有一种理解认为不是指“写一本书”，而是指“读一本书”。 武兵《一个把灵魂和社会主义紧紧裹在一起的人——纪念丁玲》一文中说，大家知道，丁玲同志曾经被批判为“一本书主义”。她在晚年解释过她的“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她说：“我就读一本书。什么书？我就是读生活的书，社会的书，革命的书。我不是革命家，但我不愿离开革命；我不懂社会学，但我总要把自己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我在生活上总要和最广大的群众打成一片。我最爱和这些人共欢乐。我坐牢5年，头一年不准我读书，第二年起让我读书，我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50来本书。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我觉得，我每天都和世界历史上那么两位最高尚的人相对，我发现我读那本书比我读文学书还有兴趣。文学书里写的人物，英雄人物，才子佳人都不如马克思、恩格斯可爱。我感谢‘四人帮’给了我那么一个幸福，坐在那里读了这本书。”（（22）（《丁玲文集》第八卷第501～502页））从此事渊源来看，当是两个范畴内的事，此说并非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正解，录此聊备一阅。
最后我想说，“一本书”思想也好，“一本书主义”也好，实际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也是它能影响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原因，它实际上是要求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劳动向社会奉献成果，以此来实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唐张新）
《三国演义》中曹植之七步诗非“煮豆燃豆萁”
曹植“煮豆燃豆萁”之七步诗，可谓家喻户晓。不过，罗贯中《三国演义》则有异说，他认为七步诗另有所属，“煮豆燃豆萁”一诗乃曹植应声之作，其第79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中云：
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植曰：“愿乞题目。”时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牛于墙之下，一牛陷井而亡。丕指画曰：“即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字样。”植行七步其诗已成。诗曰：“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相遇块山下，欻起相搪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曹丕及群臣皆惊。丕又曰：“七步为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由上所引可知，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七步诗是指的“两肉齐道行”一诗，而不是“煮豆燃豆箕”一诗。这与通行的说法是很不一致的。目前最早记载曹植“煮豆”七步诗的，当为成书于刘宋时的《世说新语·文学》，其文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后来明冯惟讷《古诗纪》则记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那么罗贯中此说有什么根据呢？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两肉齐道行”可能属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中“三分虚”的一部分。今人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是相当完备的曹植创作集，其文集及附录均未提及此诗。罗贯中置此诗于小说中，一者乃小说塑造人物之需要，从七步为诗到应声而作，步步紧逼，较之独引“煮豆”一诗更能突显曹丕之残酷与曹植之才思敏捷；二者“两肉齐道行”极有可能前人已有附会之作，罗贯中引入《三国演义》。
正史中并无对曹植七岁作诗的记载，我想有人（如余冠英）对此表示怀疑，这是很正常的。但有人以正史对魏收“七步之才”的记载，而以为后来《三国演义》在创作中以此提升曹植，则是对《北史》的误读。魏收是北齐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北史·魏收传》（卷五六·列传第四四）说：“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魏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俄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这里所谓“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明显是以“七步之才”与魏收之才相比，说魏收之才与“七步之才”不相上下，所以这里的“七步之才”并非指魏收，而是另有所指。这里没有指明“七步之才”就是指的曹植，但可以想象那是因为无须指明。这样来说，至少在《北史》成书的唐代初年，“七步之才”的说法已是人所皆知之事。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北史》的编著者李延寿官职不高，但学识超逸，《旧唐书》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而魏收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有才学而无史德的史官，他奉命修《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我这样不厌其烦的引录，是想说如果不是有所依据，则李延寿不会自己的编造这样的记载来赞美魏收，也就是说，在北齐时代“七步之才”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了。看来，要想否定“七步之才”指曹植，还得有新证。（唐张新）
《水浒传》中的“空城计”
说到空城计，人们都会想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街亭失守后智退司马懿的故事，其实在成书应该早于《三国演义》的《水浒传》中也描写了一个运用空城计的战例，比较这两个空城计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文学史角度，都是蛮有意思的。
防守宛州时梁山军使用空城计
《水浒传》第１０６回《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汩没破坚城》中写道，梁山军被招安以后，平了大辽，又奉旨讨伐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王庆，在进攻防守非常牢固的山南州城时，进展不怎么顺利，而这时守城的主将王庆的舅子段二有个帐前参军叫左谋，给段二出了个智取宋江大军的计谋，他说：“宋江等粮草辎重，都屯积宛州，从那边运来。闻宛州兵马单弱，元帅当密差的当（得力）人役，往均、巩两州守城将佐处，约定时日，教他两路出兵，袭宛州之南，我这里再挑选精兵，就着縻将军统领，教他干功赎罪，驰往袭宛州之北。宋江等闻知，恐宛州有失，必退兵去救宛州。乘其退走，我这里再出精兵，两路击之，宋江可擒也。”再说宋江正在营中思算进攻州城之策，便有侦探军卒来报告，说段二已经派兵马去袭宛州了。宋江自然非常紧张，军师吴用则说：“陈安抚及花将军等，俱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只就这个机会，一定要破他这座城池。”又向宋江密语半晌，自然是破城妙计，说得宋江大喜，集中全力谋划攻破州城之事了。再说王庆军的縻将军引兵来到宛州城外，镇守宛州的陈安抚令花荣、林冲领两万兵马出城迎敌。二将刚出城，王庆的均州三万兵马又到了宛州城北，这陈安抚再教吕方、郭盛领两万兵马出城迎敌。未到一个时辰，王庆的巩州三万兵马又杀到宛州西门。众人都相顾错愕道：“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兵马虽有一万，大半是老弱，如何守御？”没想到宋江、吴用本以为不必忧虑的宛州确实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这时平时并没有什么杰出军机才能表现的圣手书生萧让向陈安抚献了一计，这计就是空城计，陈安抚和众人都点头称善。陈安抚教宣赞、郝思文挑选强壮军士五千，伏于西门之内，待敌军退却方可出击；那些老弱军士，不必守城，都要将旗帜掩倒，只听西门城楼上炮响，再将旗帜一一齐竖起。只许在城内走动，不得出城。叫军士大开了城门，陈安抚他们几个则登上城楼，笑谈剧饮。接着《水浒传》中写道：
多样时，那贼将季三思、倪慑，领着十余员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奔到城下来。望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一个秀才，于城楼上花堆锦簇，大吹大擂的在那里吃酒；四面城垣上，旗旛影儿，也不见一个。季三思疑讶，不敢上前。倪慑道：“城中必有准备，我们当速退兵，勿中他诡计。”季三思急教退军时，只听得城楼上一声炮响，喊声振天，鼓声振地，旌旗无数的在城垣内来往。贼兵听了主将说话，已是惊疑，今见城中如此，不战自乱。城内宣赞、郝思文领兵杀出城来，贼兵大败，弃下金鼓、旗旛、兵戈、马匹、衣甲无数，斩首万余。季三思、倪慑都被乱军所杀，其余军士，四散乱窜逃生。
其余两路敌军也都被杀退，宛城防守大获全胜。这边宋江率军夺了山南州城，放心不下，差马灵往陈安抚处报捷，并探问消息。马灵回复时，说到萧让用空城计退敌一事，宋江却并没有称道说好，倒是大吃一惊，说：“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与《三国演义》空城计之比较
《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也好，《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也好，应该都是一种文学创作。《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退敌的空城计，在史书中并不见记载，《三国志》对街亭之战是这样记述的：“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后人评价《三国演义》有所谓“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之说，但作为小说中非常著名的空城计来看，实在可以说并无史实依据。这样，我们可以从文学文本的角度对两部著名小说中的空城计的描写作一些比较。
从情节构造和展开来看，两个空城计都是小说重要情节展开中的关键，事实上就是如果不使用空城计，就无法保证战役意图的实现。《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使梁山军以弱胜强，取得了宛州防守的胜利，这个胜利对于梁山军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宛州这样一个重要的粮草屯积之所失守，那无疑会直接影响对山南州城的进攻。小说写萧让设计，陈安抚用计，王庆军中计，最后还写了宋江的惊计，空城计的运用过程完整连贯，和宋江进攻山南州城遥相呼应，显示了空城计对整个战役的重要。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而言，空城计的意义当然更加重要，如果在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北伐计划泡汤的情况下，孤守西城的诸葛亮处置失当，那会导致全军指挥机关的覆灭，这实际就会成为蜀国存亡的一个拐点。也正是为了突显这样的意义，《三国演义》不惜笔墨对诸葛亮运用空城计展开描写。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连下数道命令，第一条就是为空城计而下的，急唤关兴、张苞分付说：“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击，只鼓噪呐喊，为疑兵惊之。彼当自走，亦不可追。”再后来当司马懿大兵压境之时，诸葛亮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接着就写其用计，这个计就是空城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那边司马懿前军见此模样皆不敢进，司马懿亲临视察是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自然遇上关兴、张苞二路伏兵，魏军只得尽弃辎重而去，这里诸葛亮率军连夜撤回汉中。后来小说还写了司马懿引军复到西城，问知诸葛亮“止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又无武将，只有几个文官，别无埋伏”，“关兴、张苞，只各有三千军，转山呐喊，鼓噪惊追，又无别军，并不敢厮杀”，司马懿悔之不及，仰天叹道：“吾不如孔明也！”两部小说在描写空城计时，在情节的构造与展开的手法上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个空城计都是先写其布阵，再写主帅登城镇定自若吓退敌军；两个空城计为了突显此计重要意义都采取了前有铺垫后有照应的手法。两个空城计如果理性的看都会觉得不可信，小说作者其实都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水浒传》中先写左谋献计就让人感受到宛州的危急，再写实战中果然如左谋所言，再点上一笔，写众人都相顾错愕道：“城中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兵马虽有一万，大半是老弱，如何守御？”在这样的情况下萧让的空城计就显得势所必然，也不由读者不信了。《三国演义》里的铺垫就更加充分，首先极写街亭丢失的突然和给蜀军带来的严峻形势，小说中写诸葛亮跌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再写十余次飞马来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而此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此时也只有诸葛亮来施空城计了。当然在情节构造与展开方面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水浒传》中的空城计实际是作为守宛州的一个插曲，而《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则是守西城的主体，也就是说这样的情节位置不同；《水浒传》中的空城计主体人物在游动，出计的是萧让，用计的则是陈安抚，而《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则集中围绕诸葛亮来展开，在描写其大智大勇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从人物塑造来看，《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因为作为中心情节，展开相当充分，把诸葛亮那种风云变幻不惊于色的镇定自若、捕捉战机于白驹过隙之间的大智大勇，描绘得活灵活现。小说中的诸葛亮一贯的性格特征是“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在空城计中为了丰富诸葛亮性格内涵，同时又使其能让读者接受，小说在铺垫部分极写失街亭之后蜀军的万分危急，交代明确诸葛亮使用空城计乃万不得已，“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同时也写其布置精当，安排关兴、张苞设下疑兵，这样使司马懿不得不中计，诸葛亮不但对战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且洞悉敌军主帅的心理取向，他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小说通过空城计对魏帅司马懿的描写也是非常到位的，虽然在这里司马懿更多是作为诸葛亮的陪衬人出现的，但小说写其精谨，写其对诸葛亮的了解与敬畏，很是传神。相比而言，《水浒传》中的空城计由于其本身在战役中的价值，再加上人物主体的游动转移，只能给读者一种简单直接的印象，就是萧让的机智，虽然小说也通过陈安抚、花荣来衬托萧让，宋江听说敌人兵马去袭宛州，大惊失色，可是吴用对他说：“陈安抚及花将军等，俱有胆略，宛州不必忧虑。”而当敌军数路人马压境，陈安抚也无计可施时，萧让献出空城计，陈安抚以下众人，都点头称善，并依计而行。不过在《水浒传》中萧让并不是足智多谋的代表，因此这里极力写萧让的机智就显得无根无由，缺乏整体效应，也许小说把这样的情节放在吴用身上来表现，说不定会起到特殊的塑造作用。
从情景与效果的渲染上来看，《水浒传》的空城计相对而言侧重于正面描写，简单明瞭，而《三国演义》里的手法则更多面渲染，显得丰富灵变。《水浒传》中的空城计直接写陈安抚依萧让授计去排兵布阵，写敌军兵临城下对比非常鲜明，特别是“那贼将季三思、倪慑，领着十余员偏将，雄纠纠气昂昂的杀奔到城下来”，而城上却又别一番情景，“望见城门大开，三个官员，一个秀才，于城楼上花堆锦簇，大吹大擂的在那里吃酒；四面城垣上，旗旛影儿，也不见一个”，再后来城楼上一声炮响，敌兵惊退，城内杀出五千伏兵，可谓惊天动地的一番景象。当然，小说此前也通过敌军谋臣左谋之口构筑临战的悬念，再通过吴用之口为萧让献计作了铺垫，此后通过宋江的惊叹来渲染萧让之计的惊险，但都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手段，并没有把空城计的险恶危急的氛围展现充分。而《三国演义》在施计之前对背景的交待就让人一下子置身万分危急情境之中，王平使人送来马谡布阵图本，诸葛亮是“拍案大惊”，说：“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后听报街亭已失，写其“跌足长叹”，说：“大事去矣！”这一惊一叹，形势之险恶尽在不言之中，空城计之重要尽在不言之中，诸葛亮之处变不惊足智多谋也尽在不言之中。在正面展现空城计时开始运用对比敌我两军首领的举措，笔法与《水浒传》相似。而接下来的正面描写则是以司马懿的“一笑”对诸葛亮的“三笑”，写得万分传神。魏军到了城下不敢前进，急报司马懿，司马懿是“笑而不信”，因为此情此景对于司马懿这样久经征战的将军来说也是闻所未闻，更何况对手是狡智过人的诸葛亮呢，所以即使其子司马昭疑心是空城计，但司马懿却决不相信，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在退兵途中又遇关兴、张苞伏兵，司马懿更是惊慌，小说写其“回顾二子”说：“吾若不走，必中诸葛亮之计矣。”这“回顾”太神妙了，把司马懿抢先惊逃写得惟妙惟肖，从侧面极力烘托出诸葛亮的神武威凛。这是写的司马懿，小说写诸葛亮看到司马懿“自飞马远远望之”，是“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写其见魏军远去时，“抚掌而笑”，而“众官员无不骇然”；写其对众人解说空城计之秘时，“拍手大笑”，说：“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此后小说还写司马懿再到西城探知真实情况“悔之无及”，仰天长叹说：“吾不如孔明也！”其实这时即使司马懿无此长叹，读者也早有此长叹了。由于这样多面的描写刻画，反复的烘托渲染，《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和诸葛亮给读者留下的印象确实是难以磨灭的。
两个空城计的文学史意义
现在比较权威的看法，《水浒传》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的，更确切的一种说法是由施耐庵著，罗贯中编次。所谓编次，其实际的意义应该是说，施耐庵完成了《水浒传》的话本写作，并已经成为公认的本子，罗贯中再加以整理改编，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而《三国演义》则公认为罗贯中所著。由于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有罗贯中的创作，所以都写到的空城计就让我们觉得很有点意思。
了解到《水浒传》中也写到了空城计，而且手法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再加上《水浒传》又是经由罗贯中编次的，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是先有《水浒传》中的空城计还是先有《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我想，既有可能是罗贯中在编次《水浒传》的过程中受到这里的空城计的启发，在《三国演义》中展开描写，造就神奇的篇章，也有可能是罗贯中觉得在《水浒传》中加上一笔空城计可以出彩动人，还可能有其他的设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会是众说纷纭的，不过我们应该承认的就是这两部小说在空城计上确实有着相同的构思痕迹。这里还值得提一下《水浒传》第１１６回《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写解珍、解宝被曝尸乌龙岭，宋江不听吴用劝阻发兵抢尸的故事。小说写宋江纵马赶到岭上，“见两株树上，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树上削去了皮，写两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见分晓。宋江令讨放炮火种，吹起灯来看时，上面写道：宋江早晚也号令在此处。”也就在此时伏兵四起，乱箭齐发，一时情况万分危急，幸好内有花荣，外有李逵，拼命厮杀，总算杀出重围。我们再来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孙膑大破魏军的一段描写：“孙子度其行，暮当到马陵。马陵道陕（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很显然《水浒传》中这段故事，不但基本情节而且有些细节都是由此化借而来的，有意思的倒是《水浒传》第１１６回的结束语：“直使规模有似马陵道，光景浑如落凤坡。”小说自然是想借此让读者相信宋江乌龙岭上的这一幕也是真实的，不过这个结束语有意思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不但告诉我们宋江此时的处境犹如身陷马陵道的庞涓，而且还提及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的三国故事。《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关于此事只有一句话：“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在《三国演义》第６３回中演绎成十分生动令人叹息的庞统这位号凤雏的统帅在落凤坡命丧乱箭之下的故事。当然，《水浒传》中提到这个故事，极可作为罗贯中编次的痕迹来认识。
至此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家喻户晓，而《水浒传》中的空城计湮没无闻呢？是否从这个角度可能证明《三国演义》的空城计是“后出转精”呢？这些在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想，《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文本的精彩丰富，有巨大想象空间，是其流传广泛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诸葛亮的空城计确实写得太神太妙了。另一方面这个空城计在《三国演义》之先也可能是《三国演义》之后，就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出现，到后来著名的京剧《失空斩》中的“空”就是演绎的空城计，剧中诸葛亮的那段著名唱段更是脍炙人口：“我正在城楼看山景，耳听得城下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派来的兵。……诸葛亮在敌楼把驾等，等候了司马至此谈谈心。”至于是否为“后出转精”倒也很难说，在文学史上总体上讲这应该是带有规律性的，但到具体的例子就很难一概而论了。比如《荡寇志》后出于《水浒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无法与《水浒传》相比较的。因此，这两个空城计，谁先都有可能，但不论谁先谁后却给了我们进行比较的最好的文本资料。（唐张新）
网 友 释 疑
■《建湖文史网》为什么没有照片与视频？
答：这主要是网络系统操作上的技术问题，从本网的想法来看，还是希望做到图文并茂，但近期我们会着力改变这种情况。
■建湖是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湖文史网》设置“民间艺苑”专栏设想是对头的，但内容为什么如此单薄？
答：上世纪八十年代，盐城全市范围内进行民间文学的普查，当时各县市区都出版了自己的专辑，但建湖县当时由于特别的一些原因，未能如期出版。此时《建湖文史网》正在初创，当时的想法是先在网上把建湖民间文学的各部分发布，然后再进行总概。到2009年编纂《建湖县志（1986～2008）》时，大家重提这一旧事，经与知情领导交流，当时遂决定由县政协通过有关部门立项来解决，后因立项问题有变化，此事再度耽搁。2010年7月，县文化馆新任领导觉得此事应该由他们来完成，这样也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民间艺苑”专栏近期将会进行充实。
■《建湖文史网》稿件要求及投稿办法怎样？
答：请见本通讯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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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文史网
2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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