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下楼去车库取车，就看到墙旮旯处的木头扁担。尽管它尘封已久，却依然透着黑红的亮，俨然渗着父亲晶莹的血汗。它中间驼两头尖，形如弓，酷似父亲的脊梁。它全身萎缩，宛若父亲沧桑的脸庞。于它一端背面，还隐藏着小小断痕，仿佛是父亲身上致命的伤疤。那是我父亲的扁担，年历60之余。

    孩时，听祖母说，我的父亲聪明能干。13岁的他就跟“大趟秧”（一种古老的群体农活），15岁能挑担挖沟，接下祖父自上海带回的枣木扁担。19岁时正式担任生产队队长，一当几十年。父亲中等身材，瘦弱，幼时左臂病疾致残。平日左臂永远是一成不变地像夹着一根“细木棒”。但他就是用这残臂和那根扁担，挑起全生产队的重任，撑起风雨飘摇，老小八口之家。更是用残臂和那根扁担，将我们一趟兄妹，从小“挑”到大，从农村“挑”进了城市。

    在我们还没出生时，父母用这扁担，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自很远的荒地挖泥、挑泥、做屋基、夯实，再挖泥、做泥、脱土坯、晒干，忙乎半年后，请来泥瓦匠盖起了新土屋，给我们营造一遮风避雨温暖舒适的窝。父亲闲时就亮出扁担来擦，擦了又擦，擦了又擦。母亲言，父亲其实就是“显摆”。逢人就夸耀他扁担：“这扁担行！用来顺手，结实耐用，一担能挑好几百斤呢！”说已跟他好多年了，成了他的“老伙伴”。

    打我记事起，父亲的肩上就没离开过这根扁担。挑河工、担大粪、挑草塘、挑猪灰、挑泥挖墒，运粮运草，赶集等一切的一切，笨重的农活及物品移动，全靠它，甚至挑人。记得小学时的一个春雪天，我与堂妹在无伞无靴无望，夹着过年新布鞋，赤脚蹒跚于泥泞路上。蓦然，远远看见前面无比熟悉的身影，担来一副柳筐担子。啊，是我父亲！父亲让我与堂妹一头一个坐在柳筐里，叮嘱我们抓牢柳筐系。我们像“小猪”样幸福地荡悠在温暖的“摇篮”里。可到了家，当父亲脱下泥草鞋洗脚时，我蓦见他右脚大拇指上，一条长长的血口在流血……一旁的母亲一边骂我们这些丫头没长脚，一边弄来盐水给父亲的脚伤口消毒。父亲却笑眯眯地摆摆手说没事，路上尖玻璃划的。

    父亲爱他的扁担，如同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他去公社开会回来太晚，临睡时忽问母亲扁担哪去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母亲说，哎呀，忘了，被西头如伯家借去挑泥做屋基了，说好用半天的，到现在也没还。父亲于是催我快去索回。我吃力地扛回了扁担。父亲连忙接过扁担，左看右看，反复查看、抚摸。他说：“不是我小气，我怕他把扁担弄断了，或是用后乱扔乱丢，到冬天上河工全凭它呢。”一次在我家开社员会，东头徐胖兄弟俩，用父亲的扁担搁在门口石头上当凳坐。父亲一边讲话，一边拿眼不时瞟着扁担。不一会，他还是将自己的凳子让给他们坐，换下这根扁担。在众多乡人眼里，这扁担就是我父亲的“命”。

    白驹过隙。后来，改革开放，机械化取代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种田越来越轻松化、简单化。农人种地宛若艺术家大笔一挥，便有了一年四季诗情画意的庄稼。这下可冷落了父亲的扁担。但于八十年代末的一天，正于家中服侍病重母亲的父亲，忽闻酒后拖拉机手不慎将“铁牛”赶到了河沟里。父亲心急如焚地拿着那根扁担，叫来几个大汉，硬将拖拉机抬上了岸。可就在拖拉机上岸之时，忽然“咯吱”一声巨响……父亲的心猛烈震动一下，大家的脸色都变了，父亲心疼地抚摩着扁担的裂痕，看着已上路的“铁牛”，却挥泪而笑！就在那年，我的母亲不幸病故，父亲也大病一场。

    1991年，在我生孩子那年春，正逢发大水。父亲在半人深的水路上，拄着这根扁担，自农村老家摸到城里医院看我。2010年农历七月初三，78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走后不久，我就搬进了这座新城市，来时我特意带上父亲的扁担，以怀念父亲，鞭策自己。

父亲的扁担，一如他的脊梁，担起了一个男人所有的重任。

转自《建湖日报》201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