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她在人们的口中有着多重的形象：苦命女子，贞女楷模，英雄母亲，烈士遗孀……但，我的记忆中，她只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她的身份只有一个——我的奶奶，我亲爱的奶奶！这是我关于她的唯一的一篇文字，尽管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整而真实地还原她传奇的一生，但是，我还是愿意努力来讲述只属于她的一些模糊的故事。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她，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忘记她！

那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杜乃彤）

很多年了，我一直想给她写一篇文字，却始终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头。因为，凭着我和她那短短十几年的相处，我实在把握不住她复杂多舛的一生的生命轨迹，更不能够体察和洞悉她隐秘深沉的内心世界。在我陪伴她的那些年里，我还小，我很少有机会分享她的喜悦，更无力分担她的痛苦。与她在一起的岁月里，我一大半的时间处在无知和懵懂的阶段。而当我能够开始慢慢一点点地理解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还没有我的时候，她的一生早就已经拉开悲剧的大幕。而关于她传奇的前半生，我始终没有从她那只有一棵牙、干瘪凹陷的嘴里听到过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直到现在，我还在试图把那些仅从邻居老人、父母亲、家族长者和她自己嘴里听来的零碎片断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因为，那些模糊了时空概念甚至主要人物和情节的只言片语，实在是有些零乱和含混。好在，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

她是个传奇的女子。她应该是出生在一个曾经还算富有，不，后来完全应该可以说是相当贫困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个位于苏北平原里下河水网地区的某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原谅我，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有人准确地告诉过我，她究竟是从哪里来到我们这个家庭。包括她自己。说她的家庭富有，是因为，她竟然有着一双在那个年代其实已经不太多见的三寸金莲。裹脚的女子，起码也是一个中规而相对宽裕的家庭的女儿。说她的家庭贫困，是因为，后来，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她失去了父亲。那个时候，她应该还很小。在她大约是几岁，还是十几岁的某一个饿殍遍地的灾年，家道破落的她只能跟着她穷苦无依的母亲一起，开始了羞辱而无奈的讨饭生涯。也许，她们娘俩乞讨的足迹已不止是百里千里，也许，她们只是刚刚离开不远的家乡。在后来的某一天，这对娘俩饥饿而惶恐地站在了一个看起来还算揭得开锅的杜姓人家的门口。在一番狼吞虎咽之后，她们才发现这家的那个善良而坚强的男主人和一屋的孩子根本没有动筷。因为，那点可怜的饭食，先前已经全部盛在了她们母女的破碗里。她的母亲看了看那个沉默的男人，看了看一群围着桌子眼巴巴地望着她们的孩子，也许是短暂地思考了几分钟，也许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想，便决定留下来，与那个好心的男人一起，撑起这个死了女主人的穷困大家庭。她，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杜姓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按排行，她比几个孩子要大一些，他们便都叫她大姐。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写下另外一段。因为，小时候，爷爷的弟弟，我叫做的老爹爹的独眼长辈偶尔遇上烦心事，或者因一些事伤了心喝醉了酒，都会从几里外的家里骑上那辆破自行车，赶到我们家里，向她倾诉心中的不快和委屈。有时，在她面前，他那一只完好的眼里，会流下浑浊的泪水，嘴里会喃喃地重复着一句我当时费解的话：“大姐，我心里头难过啊！”她总是好生安慰：“兄弟，不怕，有大姐在，不怕！”按家族中的身份，他应该叫她嫂子，按小辈的口气叫，他还应该叫她三妈，或者三奶奶。而不是大姐！后来，当我终于从旁人的口中听到她这段苦难的乞讨经历时，我终于恍然大悟。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也就顺里成章了。后来，身为杜家大姐的她，和杜家的三儿子，也就是我英雄的爷爷两小无猜，两情相悦，终于在十几年后的某一天，由姐弟喜结连理，成了夫妻。所以，爷爷的弟弟，她的小叔和弟弟，即便是在五六十岁做了爷爷的年纪，有了委屈，仍然还会像一个孩子一样从家里跑到她的跟前，在年近七十的她的面前，一吐心中的不平与伤心。我记事起，爷爷的弟弟，这位可爱的老头，唯一的还活着的家族中的爷爷辈的男人，口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三妈，我最信你！有时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大姐对我最好！是的，他是杜家那一辈最小的男人，她几乎是领着他一天天长大的。长嫂如母，长姐也如母。而那一声 “大姐”，就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呼唤。多年后，我终于一一理清他们的关系。她的母亲，是我爷爷的继母和岳母。而我爷爷的父亲，是她的继父和公公。爷爷是她的兄弟和丈夫。她是爷爷的妹妹和妻子。一对苦命的母女，和一对同样苦命的父子，双双成为伉俪，是苦难的命运和境遇中，最无奈却也是最圆满的一出喜剧。她是杜家的大姐，可是她并不姓杜。一个讨饭的流浪孩子，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大名——宋成英。

她是个勇敢的女子。从我的老爹爹，也就是爷爷最小的弟弟不断的倾诉中，我能够整理出来的一个片断是，大概应该是在中国二三十年代兵祸四起、土匪横行的年代，有一次，一队土匪扛着枪从门前的路上经过，当时还只有十岁左右的他，一个调皮而无知的顽童，竟然看不惯那些人凶神恶煞吊儿郎当的作派，向那群魔鬼说了一声：“鬼色喽！”随即，便被土匪们一声“抓起来枪毙”之后，绑了带走。他一边惊恐地哭喊，一边大叫：“大姐，救我！”正在田里忙碌的她，听到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慌之余，很快便镇定地洗了手换了衣，只身一人，勇敢地一路跟着这一队凶恶的土匪，来到了数里之外的匪窝。经过苦口婆心有理有节的谈判，奇迹终于发生。她毫发无损地从匪窝里领回了她的弟弟。而当数年后，这一队土匪成为她男人，也就是我爷爷的敌人时，他们对她这个机智勇敢的女人仍然有着良好的印象，并因此没有对她有过任何骚扰和威胁性的举动。当然，最后杀害我爷爷的并不是这一队土匪，而是另一队反动地方武装，但是，当她同样只身一人从刑场上背回她的男人时，一直叫嚣“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的敌人同样没有为难她。想必，他们是知道她的。是因为同情吗？好象不是。至于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她是个坚强的女子。在她成为杜家三郎新娘不久，她的男人，那个勇敢的贫苦农家汉子，在地方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影响下，还在饿肚子的他，竟然萌发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从开始的一心向往，到最后终于成了革命者中的一员。在那个黑暗而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他不顾旁人的劝阻，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经过很短的时间和巨大的考验，成长为一个区的地下党交通员，继而是一个县的县委通讯站的负责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与她开始聚少离多，有时因为形势的反转和革命的需要，她开始很长时间看不到他，有时是数天，有时，是以年记。她知道他在干着大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件为了无数像他自己一样的穷苦百姓闹翻身的大事。顾大局识大体的她选择了默默的担当和支持。当然，她爱他，信任他，更有一万个理由，要成就他的理想。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她常常一个人，带着八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辛苦耕作着数亩薄田，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相见的日子里，从不在他面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说一句抱怨的话。即使是她的一双儿女因患了严重的眼疾，他却因革命工作需要无法分身回家带孩子求医，最终导致两个孩子双双双目失明，她也没有责怪他半句。当她年迈，有一次，我问她，大姑和大伯一辈子再不见光明，他们恨过爷爷吗？她笑着说，恨，当然恨，恨死了他，他死了他们还恨了好多年！到现在也不肯原谅他呀！我也恨他，我倒不是恨他不回来给孩子们看病，我是恨他死得太早！我懂她的意思，是他对不起她和孩子，他答应的，革命胜利后就回来的，现在，就连给她和孩子们赎罪的机会也没有了！

上有老下有小，却家徒四壁，她的无微不至，她的事无巨细，她的坚韧，她的勤劳，使她的丈夫，我的爷爷，始终一心一意大步行走在革命的艰险征途上。一九四七，黎明前的黑暗。万恶的小鬼子被打跑了，伪军和还乡团却还盘踞在县境时时作恶。他告诉她，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等着我，等我干过革命就回来帮你种田养家，领着孩子们过太平日子！她当然相信他，满心期盼。他说的没错。很快，革命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取得节节胜利，可是，她没有等到他的“王者归来”。她等到的只是一个死讯。她背回来的，只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再没有任何温度的冰冷的尸体。那个端午节的前夜，他决定冒险回家一趟，因为，他的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一周岁了，从儿子出生那天起到现在，整整一年，他几乎还没有仔细地审视过这个最小的孩子的面容。而且，这个端午，他要召开一次县境地下党员的重要会议，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行动部署。身经百险的他哪里知道，现在的他已不再是一个贩牛的农民，那只是掩护他的一个虚假身份。他现在已经是反动阶级重金悬赏的“赤匪头目”！少小离家老大回，也许，是他久在革命前沿，血雨腥风里来去，有惊无险惯了，忽略了反动残余势力的存在和凶险。这一夜，他刚刚召集起地下党员，漆黑的夜地里，就传来了声声湍急的犬吠。从容掩护同志们疏散后，他在敌人踹开门的一瞬间，吞下了党组织成员的名单。他们把他吊在房梁上，经过一夜一天的严刑拷打，奄奄一息的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言未发，一直到死。敌人看实在撬不开他的铁嘴钢牙，就打算将他先押往县城领赏。可是奄奄一息的他步履维艰，实在是个累赘，于是，他们就在半路上将他枪杀于一处不知名的草滩。第二天，她收到了他的死讯，面对没有人敢于承认与她的丈夫相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于前去帮忙领尸的严酷境地，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只身一人，迈着一双溃烂的三寸小脚，在漆黑的夜里一路泪水一路坎坷，摸到七八里外的荒滩，找到了他的男人，那个血肉模糊的冰凉的身体。她告诉他：“死鬼，好了，这回家去就不要再出来了。”“走，死鬼，跟我家去！”她，一个只有一米多一点的纤细而瘦弱的身躯，背负着一个高出她数头的沉重而僵硬的身体，一路又摸黑回到家中，并且在第二天清晨，大开了门镇定地迎接前来祭别的亲属。那个时候，她应该没有泪吧？那一夜，她的泪一定是流干了。不，或者就不曾流过一滴。后来的几十年，家人说过，无论多苦，多累，多委屈，多伤心，她从来不哭。而在我和她一起的日子里，十几年，无论多孤单，多凄惶，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她流过一滴泪。我曾经问过她，那个夜里，听说敌人放出风声，谁要是给共产党头目杜俊青领尸，就以同党论处，埋伏在周围的人只要一看到人来，就可一律当场格杀勿论，你去带爷爷回家，你就不怕吗？敌人是无比凶残的，子弹也是不长眼睛的。她淡然一笑，说，我的傻孙子，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大不了，我们死在一起！当时，我并没有听出她的话有什么深义，可是今天，当我再一次回味起她这句笑着说的话时，不禁热泪盈眶。

她是个贞烈的女子。爷爷牺牲时，她才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她却选择一个人带着八个年幼的儿女，艰难度日。夜雨孤灯，风声鹤唳，她气定神闲，心无旁鹜。好多好心人看她领着一家老小过活艰难，有意劝她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嫁人也好，招婿也行，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堆要吃要喝的孩子，在那个年代要想活下去是很难的。可是，她既没有动过一点点这样的心思，也坚决地回绝了旁人的好意。她告诉人们：“杜三死了，是为革命死的。这个家里，还有我在。我活着一天，他的儿女就活一天。我肯定会把他们带好，带大。我不会再找人，我生是杜家的人，死是杜家的鬼！”从此，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她就这样一个人，从青丝到白发，红颜渐老，韶华尽逝。带着一帮孩子，走过了风雨飘摇，走过了饥荒战乱，走过了艰难困苦，一直走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后期。村里的老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在我们家人或者旁人面前提起她，都夸她是个贞节烈女，都说要是放在古代，杜三妈就配由朝廷立一座贞节牌坊，名字也要写进《烈女传》的。她听到了，总是淡然一笑，咧着已经没有了牙的嘴巴说：“瞎说。我只不过想不能对不起死鬼。他为革命命都不要了，比起他，我活着的这点苦算个什么东西哦！”平实的话，最动人。

她是个慈祥的老人。我记事时起，她就一直对我很好。她对我的好，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值得抒写的细节。但是，百感交集的我一时却又无从说起。比如，她会用政府发的那几块烈属补助，颠着一双小脚，跑上七八里路，到小镇上买一包散装的饼干，自己舍不得吃，却一定要在某一个黄昏，在我放学的时候，向我神秘地招一招手，让我到她的房间，然后从某一个隐秘的地方，变戏法一般捏出一叠散发香气的饼干，对我神秘地耳语：“宝贝，看看这是什么好吃的哦！”比如，她会在我犯了大大小小的错误，却在母亲严厉的责罚下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求饶的时候，站出来向气急败坏的母亲求情，镇静地为我开脱：“别打了，他已经知道错了，再打也没用的。他就是那个死鬼的性子，跟那个死鬼一模一样哦！”说到这些，母亲就会软软地放下手中的树枝或者鞋底，然后默默地走开，装着忙别的事情。这些片断多得已经无法一一记述。而她，始终是我幼稚冲动的灵魂最为温暖的归依和年少孱弱的我最坚强的后盾，让我十几年在她身边成长的日子充满了信任和依赖的幸福。

她对我的好，现在我能够判断出来的是，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她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孙子。多年后，我才知道，也许，是我的性格里的那些倔强和耿直，以及那尚存的血性，跟她的男人是如此的相象。是不是有些时候，我让她看到了那个死鬼的影子，或者，让她想起了那个早早绝然离开她的“薄情”男人？我想应该是的吧。二十多年后的今夜，当我坐在电脑前流着泪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肯定了当初的这个猜测。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以肖他而自豪，且自律。我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肖子孙”。我想，她在的时候，没有说过这句话，现在，我想告诉她，放心，我始终没有变。是这个世界变了，它也许已经不再需要我身上的这些不入流的习气，但是没关系，我就是我，一切再变，我，还是你最疼爱的小孙子。今生能够与你一起相处十八年，是我最无悔也是最骄傲的十八年！一直到现在，我依然为此而自豪，且倍感温暖。

她是个开明的老人。她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烈士家属而对组织有过任何特殊要求。即便是在爷爷牺牲后，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政府按照烈士家属安置政策，为父亲读书支付学费的时候，她都要无数次对少年的父亲耳提面命：“儿子，是政府让你读上了书上得起学，你要好好用功，将来回报社会！”她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哪怕这些应有的待遇，比起为革命抛洒了一腔热血的爷爷的生命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她的开明，还表现在她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度。记得在我懂事的时候起，她就不止一次在某一个温暖的午后，对趴在她膝上玩耍的我说道，大同啊，等我百年之后，你一定要记得告诉你娘老子一声，把我送到火化场一把火烧了，不要土葬，瞎占公家地方。到时你给奶奶买一只骨灰盒，把我抱回来就行。而那时的农村，还并没有完全实行火葬。即使是在十几年后，当她真的安然离世，政府按照烈士家属政策，也是允许她土葬的。但我们仍然按照她的心愿，把她送到了火葬场。那一夜，十八岁的我和父亲一起，坐在一条水泥挂浆船的船头，身边放着她简陋的骨灰包，一路顶着春夜浓重的寒露，把她带回家。尊重家族长辈的意愿，我们最终还是让她和爷爷一起进行了合葬。这一点，似乎已经违背了她的心愿，但，想想她能与爷爷死而同穴，仍然一座坟头，并没有占了更多的地方，却让这对分离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情侣从此相伴相随，我们是欣慰的，我们在心里请求她的原谅。只到今年她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我带着她的曾孙女和外曾孙到她的坟上给她烧纸钱，面对芳草萋萋的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坟，我还在心里对她说，原谅我！我仍然能记得你的样子，还有你活着的时候说过的话：“大同，等我死了后，你替我把那一身雪白的洋布衣裳穿在里边，这样的话，我见到死鬼的时候，他能认得我，而且晓得我是清白的！”这样想的时候，一向不迷信的我又是多么地愿意相信，如果她真见到了他，分离了四十二年的他们会不会一眼认出对方？从此，他们再也不会分开，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写到这里，夜已很深。窗外一片沉寂。只有秋夜的细雨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耳畔忽然传来朴树那苍凉的歌声：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白桦林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她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地每天守在那里。她说他只是迷失在远方，他一定会来，来这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那姑娘已经是白发苍苍。她时常听他在枕边呼唤，“来吧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在死的时候，她喃喃地说，“我来了，等着我，在那片白桦林！”在这个寂静的雨夜，远远飘来的寂寞歌声，令我再一次泪流满面。

　　　　　　　　　　　　写于2009年8月29日，星期六，夜。

转自《新浪网》杜乃彤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