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申城，万紫千红,人流如潮,川流不息，一阵阵凉风带着寒气，行走在大街上的人们，穿梭而过。突然，手机铃声响了，电话那头是王鹏程先生：“四叔，今年11月9日，是我家父百岁诞辰。经我们兄弟姊妹商量，我们将举行一个缅怀父亲活动,邀请您参加。”

接完电话，顿时我思绪万千，仿佛回到了五十多年前。他说的家父，正是我的堂兄启蒙老师王学怀。当年在老家长北滩人称“怀大先生”。那时，我才几岁，懵懵懂懂，刚到了读书年龄，父亲将我送到条龙小学报名，我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怀大先生”。记得父亲拜托他几句，就走了。从此，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他高高的个子，身材比较魁梧，穿着简朴，说话十分严肃。孩子们见到他个个很害怕。我也是如此，一见到他心就扑扑跳，上课时，规规矩矩，坐在土墙草屋的教室里毕恭毕敬。尤其是课堂提问，更是紧张，有时回答不了问题，他会发火，甚至要吃挨打。于是大家一下课，个个躲着他。然而，越是躲越遭殃，老师经常课后喊我到他办公室去认字、写字、默字，做算术题。由于不懂事，当时我真恨透了（其实是对我的特殊关心）。记得，我小时候是左撇子，写字用左手，怀大先生用尺子打得我左手都肿了起来，强行纠正。结果没有办法我只好用右手拿笔，不会拿，他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学会用右手写字。有几次因完成不了课外作业，他告状到我父亲那里。

转眼我们读完了三年初小，（当时一至三年级叫初小），进入到完小，袁舍小学（不在本村，即现在的唐界村），怀大先生又将我们一个个送到袁舍小学，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去袁舍小学报名那天，我们一共有八九个同学，我们一个个扛着自带的小板凳，拿着书本（那时大家几乎都没有书包），跟在怀大先生后头，当走到唐界长北、唐界交界处，要过一座独木桥，桥当时全是树棍建成的，行人走上去摇摇晃晃，真正是走一步摇三摇，莫说我们小孩，就是大人过桥也是防不慎防。这时怀大先生招呼我们不急，由他将我们一个个接过去。只见他一手拎着学生的膀子，一手拿着板凳，一步步在桥上艰难前行。结果几个学生过桥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我们一个个接过桥去。这时，只见他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衣衫。他说：“以后过这桥你们可千万要小心。”

那时的条龙小学校舍、学桌条件特别的差，怀大先生的家就住在百米之外的后庄。记得学校校舍除了墙脚，有此古砖外（系王氏宗祠拆卸下来的砖头），土墙草屋三间，每年风雨之后都得修缮，学生年龄太小，修房子全是老师和当地群众的事。当时，学校只有两名老师，其中另一人还是代课老师，怀大先生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校舍每年要进行一两次泥墙，披墙。怀大先生身先士卒，我们见到他修校舍时，常常是赤着脚，一到上课时间，先去打铃，然后一身泥巴，一手灰，拿着书本走进课堂，人们称之为“赤脚教师”，学生的学桌也是老师用泥垒成的。讲台是一个土墩子，一个班级分一二三年级坐在一起。教完一年级布置好作业，再教二年级，三年级，轮流教，几门课全是一个人教，语文、算术，有时还教唱歌，怀大先生是不会唱的，但还是要教，目的就是提高孩子们的兴趣与乐趣。教学条件特别的艰苦，寒天怀大先生办公、批改作业常常坐在被窝里，而夏天，还要忍受酷暑的煎熬。就这样，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怀大先生默默地奉献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事着最基层的教育事业，无怨无悔。

想当年，在长北滩（即现在的长北村），有三位有名的大先生，一位是我的父亲鼎大先生（王立鼎），一位是怀大先生（王学怀），还有一位是华大先生（王曰华），他们都是从事启蒙教育的老师（解放前为私塾教师），地方群众将他们称之为最有学问的人。他们三位都是本家，从辈份上排，他们是三代人，三个人当中，他们汉文水平都很好。个个不仅有一手好的毛笔字，还都会吟诗作对。其中，怀大先生还是三十年代参加王氏续修宗普的成员之一，至今，王氏宗谱还留着他手抄本的墨迹。怀大先生教书亦是十分认真的。他时常在课堂上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有出息，走向外面世界，到大城市工作。至今我们清晰地记得他讲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上海南京路热闹非凡，每五分钟就有一辆汽车经过，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去大上海见识见识。不能像我这样还没去过大上海南京路。我在条龙小学读书时，有一位代课老师教学生教错了一个字，将“老师傅”，读成了“老师传”，怀大先生听后勃然大怒，他大声疾呼，不能误人子弟。然后，在课堂上作了多次纠正。由此，看出他作为一位老师对学生如此的负责。

怀大先生，一辈子从事小学教育事业，毕身为人师表。在他一生中，用最赤诚的行动，从事最基层的启蒙农村教育，用自己的汗水与辛劳浇灌着一片桃李，谱写一个最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人生篇章。

如今，怀大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缅怀我的启蒙老师（堂兄）一片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