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一星期蔬菜，戒了半个月的酒，在阳光灿烂的初夏，我准备献血了。

我献血的历史，追溯到十年前，那时校长按照考勤名单，挨个点过去。第一次献血，心情有点别样。很多同事不理解，感觉像去做手术，很沉重，心情怪异地紧张。无奈，他们都是干部，大多还是党员。有人说，干部干部，就得先来一步。党员嘛，就不要别人做工作了，有想法，先进性哪里去了？

我们校长也没有过多宣传，气氛搞得像上战场，好在他自己第一个冲锋，按计划，一号至十五号。号召力挺强，一车人晃着过去。十六号十七号像逃过了抓壮丁，中午准备小酒庆祝。可是，没到中午，两位教导主任提前回来了，很高兴，说自己的血不合格，人家不要。那心情，像是遇到了初恋情人，喜出望外啊。

校长回来了，说没完成任务，还要替补两人。要体质好的。这下校长有经验了，找来了五人，目测筛选。我恰恰是十八号，传叫到校长室，校长像医生一样询问病史，我们大家努力回忆。没想到，他们有人记得肝炎病史，二十号说从小从牛背上摔过。我想来想去，说了一句最咒自己的狠病：脑炎。我知道人的大脑最重要，脑子最应该得到保护，红十字会是救人的，不会伤害我，总不能拿着受伤者的血，大发慈悲去救其他人吧。可是，事与愿违，校长眼睛一亮，选出没有血液方面病史的。也许，脑病跟血液没有关系，跟水的关系更近一些，我觉得那时脑子进了水，一点不懂献血的常识。再看看十六号十七号，衣架似的身材，熬夜的黑眼圈还没完全褪去，他们救命似的哀求地看着我，我怜悯地看着仅有我一半体重的他俩，英雄气概把血液慢慢温腾起来，点头了。

献血现场平静得像输液。护士小姐那温和明亮的微笑，让人心情渐渐舒缓下来了，发毛的心里还有疙瘩，可是，在女人面前不该胆怯。我不停地喝水，好让血液稀释一些。止血带扎上了，膀子的肌肉开始抽筋似的抖，护士看到我早已背过了脸，说：“别紧张，别紧张。”

我的牙齿有点发颤，抖出一个字：“冷——”。

温暖柔嫩的手指在膀子上轻轻一滑，蚊叮似的扎了一下，殷红的鲜血慢慢流出来，进了前后摇摆的血袋，那是采血专用的。在等待完成的几分钟里，我看到墙上的彩色宣传画，护士话不停息地解说着献血的益处，亲和的语调让我差点忘了拔针。这时，我才明白献血的价值，明白此前关于献血的种种错误想法是多么可笑。一想到自己的鲜血将会挽救别人的生命，心里竟有说不出的自豪。

后来，我看到一部电视剧。中国医生支援非洲，一位酋长的女儿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在条件很落后的非洲，快速找到血库很困难，情急之下，一名中国医生经过简单的血型比对，然后，抽出自己的血，献给了酋长的女儿。漂亮的女孩得救了，医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是，更大的麻烦来了，女孩一定要嫁给医生。医生不知所以然，女孩说：“我的身体里流着你的血，我就是你的人了。”看后，哑然失笑。我当年对献血的认识，基本上和酋长女儿的水平差不多。呵。

几年后的今天，我再次光临献血现场。人，赶集似的挤。我看着挤满一屋胖胖瘦瘦的年轻男女，感慨人们的思想变化如此之快。短短几年，献血志愿者愈来愈多。物质决定意识，建湖人的生活条件好了，思想觉悟自然也高了，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奉献出爱的血液，使那些急需补充血液的病人保全生命，恢复健康，也许，这就是最实实在在一种的幸福。什么是幸福建湖？这便是现实一种。哦，明早我可要早点来。

回头遇上熟人，他热情向我招呼，问我去了哪里，我一反常态的高调：“献爱心，献血去——”很自豪，又不免有些胡思乱想，要是到非洲千万要注意，那里有酋长的女儿，她会牢牢地记住我的名字。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