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缓缓垂下，校园渐渐昏暗起来。

今晚停电。供电部门说是维修线路。

教室里渐次亮起来，那是上自修的学生点燃的烛光。课桌上，一支支燃烧的蜡烛宛如一支支小小的火把，跃动不已。微风吹来，摇曳不定。有的抵御不了风的侵袭，流泪了，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来。烛光映照着一张张稚气未脱而又青春勃发的脸庞。他们或托腮沉思，或细阅资料，或低首疾书……一个个像馋嘴的孩子在贪婪地吮吸知识的琼浆。

烛光摇曳，我依稀见到了另一番情景：

在一土坯的茅屋里，如豆的灯光驱除了眼前的冬的寒冷和夜的黑暗，一个大男孩在灯前专注地阅读小说《闪闪的红星》。这是他接触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他为潘冬子的机智、勇敢、顽强所深深地震撼、折服。

“禾子，睡吧，不要再熬灯着火的了。”

这是妈妈的声音，也不知是第几次催他了。他知道，妈妈不是怕他熬夜影响身体健康而是舍不得耗费灯油。这怪不了妈妈吝啬，因他生活于5毛钱1个工日、火油要计划供应的年代。

他无奈地灭了灯，但饥饿的人已经抓到面包岂能轻易释手？半夜爬起，像做小偷似的蹑手蹑脚把灯点起，背倚床头读起书来，为不让家人发现，就用本子遮挡在灯的外侧。东方既白，书已翻至最后一页。拥被而卧，不觉已到上学时间。上学路上，“冬子”与他一路伴行。

从此，他爱上了读书，爱上了文学。

这个大男孩就是30年前的我。

正是这“嗜书”的习惯成就了我，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如愿以偿地跃出“农门”。两年寒窗后，站在三尺讲台前，成了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虽说是乡镇中心初中，但地处偏僻，设施简陋，尤其是供电极不正常。当地人形容说“天一黑，电就突（停的意思）”，于是，老师们晚办公只能与油灯为伴。一次，县教学视导组到该校检查工作，一位老同志听了我的课，看了备、教、改的资料后，同我单独交谈：“学生的作文是什么时间批改的？”语文教师感到最辛苦而又遭人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作文批改了。

“晚办公时间用于备课和批改学生练习。9点钟后，独自在宿舍批阅学生作文，每次给自己定的指标是批改20本，这样6个夜晚可将两个班学生作文改完。”我如实回答。

那位老同志注视我几分钟后，语重心长地说：“小同志，你还年轻，后面的路还长着呢！要不然，不到40岁就衰老了。”这是长者对晚辈的呵护，让我备感体贴和温暖。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我接受过若干次的教学督导，表扬的话、批评的话都听过，但几乎没有深印象，唯有那一次，像打下烙印一般。虽然，他一语成谶，后来，每当读到《祭十二郎文》总是不忍卒读：“吾人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些话似乎不是韩愈老先生写他自己而是说我。

有人说老师的鬓角是被粉笔染白的，我却认为是被灯火烤白的。

两年后，我调到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办学条件比之前的那所好多了，但“电荒”问题却很突出。每到傍晚，电灯开了，却因电压不足，使得“亮”起的电灯像垂危的老人。穷则思变，有的班主任就在教室里更换大功率灯泡，“经验”一传开，班班模仿起来，如此一来，电源更加枯竭，500W的电灯亮起来也实在照不了多远。学生们只得自备油灯或蜡烛，两节晚自修下来，用手指掏一下鼻孔，手指是黑的，但没有人有怨言，因为他们赶上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时代。点燃的油灯、蜡烛，犹如一支支擎着的火把，照亮着这些求知若渴的孩子们前行的道路。

其间，也发生过一些与“油灯”有关的故事：

一学生带来一瓶火油，可担心别人偷窃，就放在自己存放衣物的木箱里，几天后，衣服取出来，散发出一股火油味。其父亲来找我，话语中大有责怪之意。我说：“你家孩子的火油被人偷过吗？”他说：“没有。”我说：“就放在教室里，如果被偷了，我赔。”他照我的话做了。一个月后，偶遇那位家长，我问他：“有人偷过你家孩子的火油吗？”他羞赧地说：“没有。你教育的孩子真好！”我们都笑了。

那时的孩子淳朴、善良、好学、可爱，让我时常怀念起与他们相处的那段岁月。

20年后，我来到现在工作的四星级高中。第一次走进教室，吸引我的不是多媒体等教学设备，而是悬挂着的排列有序的11盏日光灯。每当夜幕降临，教室里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学生们再没有经历长时间油灯、蜡烛的烟熏火烤。

我真羡慕他们。

“电来了！”教室里一片欢呼。

一支支蜡烛被吹灭了，但我心里的烛光依然在摇曳。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束烛光，那就是人生目标，它时刻在引导着我们前行。只是有些人不小心呵护使之熄灭了：有的被重新点燃，有的却没有，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甚至步入沼泽，跌入深渊。

烛光在摇曳。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