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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五，作者：王学言）
毛主席病重的最后岁月
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1972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72年1月，由于肺心病和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经过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但他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一年不如一年。到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床上办公，站起来都相当困难，走路就更不用说了；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丝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1976年，毛泽东病情恶化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措施，特别医疗小组由北京、阜外、三O一、三O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这时候，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医护人员为主席插了鼻饲，食物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精心配制。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孔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没有停止工作，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他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说：“我行医40年，给成千上万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病魔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当年7月28日，我国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到了首都北京。深夜，中南海游泳池主席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哗啦啦”地震得粉碎，游泳池的房屋是木质结构的，年久失修，为了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作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二O二”，那里房屋新建不久，相对来说要安全得多。警卫中队的战士们趁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了后用担架把他抬到了“二0二”。
毛泽东醒来后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等他弄清怎么回事后，他仍然要求回游泳池。
华国锋亲自给主席作解释：“这是政治局常委作出的决定，以保证主席的安全。”
可是，主席还是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说：“等地震平静下来了，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
这期间，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群众，当他知道这次地震伤亡达24万，其他损失难以估量时，不禁潸然泪下。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这时的主席虽然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但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
9月8日，去世的前一天，主席一觉醒来，嘴里就咕噜咕噜地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身边工作人员马上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在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费了很大的力气半天才划三条线，就再也写不动了。然后，又非常吃力地在木床上点了三下，工作人员马上领悟，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正在日本进行大选，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大选的情况。
这天，医务人员从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紧张地观察，密切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显示心脏严重异常，医疗小组迅速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博大的心停止了跳动。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慢慢地，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处理后事的工作开始了，由于主席生前身体严重浮肿，此时，穿在身上的衣服已无法脱下来，吴连登和其他服务人员一道只得用剪子小心翼翼把衣、裤慢慢剪开，换上了为主席准备好的崭新的中山装和棉毛衣裤。
保存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还有毛泽东临终时穿的棉毛衣、裤，床上垫的床单、枕巾等物品。
吴连登回忆毛主席最后几年的人生岁月时，十分动感情，他带着深深的思念，一往情深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主席一生忙碌，忧国忧民，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特别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
毛主席尊重知识和人才
毛主席十分尊重知识和人才。他除了自己手不释卷到临终外，平时十分注重尊师、交文友。
如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还有郭沫若这些人，他们常见面。而且主席过生日也好，过年过节也好，经常请这些人在一起，与他们畅谈方方面面的事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更重要的是谈学习。
比方说跟郭沫若，除了诗的来往，毛主席还跟他借书，每次与郭老见面总是询问他最近看什么书，同时主席也介绍自己在看什么书。
毛主席青年时候有一个朋友，叫李振翩，是主席的小学同学。后来毛主席参加了革命，他留学到美国，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
李振翩在美国是一个很有造就的人，美国有不少报刊杂志发表过他从事医学研究的文章。解放后，中国报刊也曾报道李振翩这个人。主席看到报道之后，特地托外交部设法在美国找到他。
李振翩当时在美国专门从事天花研究，他对这种病研究是很有成效，并取得了成功。
毛主席对这样的童年朋友、同学特别赏识，而十分想请他回国到北京来，见一见。
1969年春天，经过有关方面的努力，李振翩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来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既是叙旧，增进友情，也是增加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感情。
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李振翩见到主席特别感动，很感激主席接见他。主席专门设了家宴招待了李振翩，畅谈了几个小时。看得出，主席也特别兴奋。谈话结束后，主席还专门交待吴连登，将李振翩安排住在北京最好的地方北京饭店。李振翩临赴美之前，主席特别招呼说，给他搞一点我常吃的菜，也就是湖南菜送给他。当时送了主席常吃的空心菜、猫耳菜、瓢菜，还有腊肉、腊河翩鱼等湖南的家乡菜一大篮子。毛主席特地叫吴连登送到北京饭店给李振翩。主席送东西给李振翩，是认为他对人类作出了贡献。李振翩对吴连登说：“毛主席是8亿中国人民的领袖，工作如此繁忙，真正是日理万机，还这样周密，送东西给我。”李振翩深受感动，当时热泪盈眶。
毛主席十分重视亲情友情
毛主席对他韶山的亲属，包括毛家和杨开慧及他母亲文家的人，只要有什么事，有什么特殊困难和问题跑到北京来，希望得到主席支持的。对他们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主席都酌情给予帮助。比方说，有病的，来后就安排驻在中南海招待所，也叫西安门招待所，那是专门为中南海工作人员来客住的，主席来的亲戚也住在这里。他们来的人当中，大多数是看病，还有的想跟主席见见面。这个招待所当时虽然比较陈旧，但一般人能住到这个招待所还是感到很体面的。毛主席对家乡来客，都以礼相待，十分怀有乡情、友情、亲情。这些人的吃、住、行基本都由主席负责。
主席关心家乡来人的事数不胜数。例如，主席有一个堂弟叫毛泽连，解放后曾几次来北京看望毛主席。
一次主席和他聊天，发现他的眼睛看东西很困难，就立刻派专人送他去医院治疗。
由此，毛泽连感受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亲近和关怀。同时，也引发了他的一些想法。于是，他向毛主席提出：因为家里生活有困难，请主席能否给他帮忙在北京找点事做做，找个工作。
毛主席听后，深有所思地说：“你的困难我知道，可是，我这个国家主席不是只为了解决你一个人的困难呀，如果只为解决你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好当喽！我看，从你个人情况看，还是回家种地为好。”
毛泽连听了毛主席的劝说，回到家乡之后，他每年都收到毛主席为帮助他解决困难寄去的钱，直到1976年主席病重才停止。
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吴连登随中央电视台去湖南，特地到韶山去找毛泽连这个人，看望他老人家。尽管当时毛泽连和老伴均已80岁高龄了，子女们也都成家立业了，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二位老人却依然在农村坚持田间劳作，肩挑背扛，身体很是硬朗。毛泽连也就是电影《开国大典》中介绍的，从湖南主席老家到北京找毛主席想找点事情干干的头上扎着白头巾的那位老农民毛泽连。后来，他来北京看病多次，主席总是交待吴连登给他安排好。看完病，他就回去了。
象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两个，凡家乡来人，住宿、吃饭、路费、看病的钱，全是由主席开支，主席工资不够，就用稿费。一般的这些人来，有住上三五天的，有等主席有时间接见他们住上十天八日的。还有一些家乡人，给主席写信，说自己有困难，对此主席总是寄上一点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毛主席的工作生活规律
毛主席的日常生活，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神秘，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象有人说的那样容易。
长期以来，毛主席养成了多在白天睡觉，夜间办公的习惯。但有时，也在夜间睡觉，白天办公，或半夜半昼睡觉、办公的现象。原因是毛主席由于工作繁忙，总是事情办完了才睡。他对吴连登说：“我要将夜间批示的文件，交人家白天去办。”毛主席还对吴连登说：他一个人改变了习惯，可换来别人工作的方便。
毛主席精力充沛，从来不分上下班，节假日从来不休息。有时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昼夜睡不着，有时几天几夜睡不好，即使在他老人家实在太疲劳时，也只睡上几个小时，醒来后，马上又拿起书，拿起文件，看起来没完没了。常常坐在沙发上看文件，有时看着看着就不声不响地睡觉了。望着他老人家疲惫的面容，吴连登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毛主席的睡觉时间零散，不能按时休息，卫士们为让主席睡好觉，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周围的安静，调整好室内温度等。可是，毛主席还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主席总是说：“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呀！”
1968年的一天，毛主席上午就去了大会堂办公、开会，直到夜里十二点多钟才回来。吴连登以为主席累了一天一夜，他老人家也该睡个好觉了，可是他却一直没有要睡的意思。到下半夜三点钟左右，又去大会堂开会，从凌晨三点半，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会议结束后，主席还是没有休息，接着办公看文件。这一次毛主席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使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感到十分不安。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意志再顽强、精力再充沛的人，也需要适当的休息。可是，我们的毛主席却把看文件换成看书，当作休息；又把看书换成看文件，也当作休息。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换一种阅读内容，也是休息。
通常，毛主席吃的饭菜很简单，每日两餐或三餐，有时加一餐小吃。每餐四菜一汤，三菜或两菜也是常有的事。毛主席喜欢吃粗粮和普通的肉菜，所以饭菜做起来很省事，只要对胃口就行。虽然不复杂，但是种类和做法不断要调整。吴连登总是周密安排，认真研究毛主席每顿的配菜计划。平时，他老人家不喝酒，有客人来了，临时加菜加饭，陪客喝少量的酒。
主席的这些习惯，工作人员都比较好掌握，而且也是容易做到的。难就难在主席吃饭时间不固定，吴连登等工作人员想让主席按时吃饭很难。常常是，饭菜做好了端上来，他却不愿放下手里的文件，吴连登催了又催，饭菜凉了，热了又热。
再就是主席的餐具也有点特殊，他用的碗具与一般的就不一样，有普通的，有定制的，有特制的。因为主席办公与厨房距离有200多米远，为了保证菜饭的温度，吴连登等人想了很多办法。主席办公或看书，不是说饭菜一到就吃，而是要办完事或看完书才吃。有时叫了一次、两次、三次，主席总是说“等一会再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想办法在装饭菜的碗上面做文章。因此每个碗上面都有碗盖，这样既卫生又保温，这也是在当时中南海主席吃饭用的唯一的一套餐具。因为厨房离主席驻的地方比较远，厨房做菜和烧饭用的都是煤，为防止煤气和油烟影响到主席的办公，所以离得比较远。直到70年代才用上煤气，但还要考虑到做菜时的油烟等气味影响主席工作，我们又特制了用竹子做的提饭的篮子等专用装饭菜用的工具，主席到哪里，我们就带到哪里。这是湖南人做的，这套专用餐具现在仍在丰泽园。
毛主席说：“让我一天不吃饭可以，让我一天不工作，不看书就十分难受。”
毛主席对生活要求十分简朴，但他也有唯一的“奢侈”，那就是满屋的书。主席的书，满目皆是，伸手可及，书房、办公室、卧室、卫生间无不放着常看的书。为了便于睡前、醒后抓紧时间阅读，在他老人家睡觉的木板床上竟有半边摆放着书，这可算是毛泽东住房独特的布置。毛主席外出到各地视察时，也用几个大木箱子装满文件和书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毛主席活动没有日程表
除了重要会议，接见外宾之外，毛主席的日常活动没有日程表，多数是临时决定。而且定下来就走，动作快，变化大。有时，活动时间、地点和通行路线都不确定；有时，在实际行动时，又临时改变。为了适应主席的需要和保证安全，工作人员常备不懈，不离主席身边，有事马上办，随叫随到，说走就走。
1968年的一天，一次主席上午到玉泉山开会、办公，一天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清晨返回中南海途中，主席说：“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已到西郊机场附近了。”吴连登看了看东窗外，回答主席。
车上还有的同志隔着玻璃，指着停在飞机场上的飞机说：“主席，你看，都能看到飞机了。”
“走，我们去看看机场的同志们。”主席望着车窗外平坦的停机坪上一排排整齐的飞机突然说。
吴连登当时有点搞不清，主席去机场干什么？事先没听说主席要去机场呀？但是，主席的吩咐，必须照办，司机张正吉立即将车按照主席的意思开向西郊机场。
当车行驶到机场门口时，主席又说：
“把车停下来等一等，去一位同志联系一下，问问人家让不让进？”
吴连登心想，毛主席来了，还不让进？虽然是个军用机场，要经过允许才能进去，可是毛主席进门还用得着联系吗？！但又一想，主席每次外出视察都嘱咐我们，要尊重地方，按照地方制度办事。当然，这次也不能例外。他让警卫人员下车去联系。
机场的同志们，听说毛主席来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呆呆地站在那儿不作声，待反应过来，才喜出望外地跑出值班室，边跑边喊：
“快请毛主席进来，快请毛主席进来！”
很快毛主席被战士们簇拥着走进飞机场。干部、战士都争先恐后和毛主席握手，站在毛主席身边久久不肯离去。
虽然主席一天一夜没合眼，但他老人家依然神采奕奕，并兴致勃勃地深入到调度室、办公室等处视察，看望了正在执勤值班的干部战士，和大家亲切握手，问寒问暖，关心部队工作和战士生活，机场的同志深受鼓舞。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关怀备至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关心，这是有口皆碑的事，在中南海传颂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跟主席一起长征过的秘书叫徐业夫，1965年冬天得了肺病，在中南海门诊部每天打针，打青霉素，但治疗未有效果。主席发现他咳得厉害，问他“怎么啦？”他告诉主席“可能是感冒。”
主席十分关切地说：“一定要好好治疗，注意休息。”后来医务室认为他是肺炎，主席发现他还咳，建议他去302医院检查，最后发现是肺癌。主席得知后立即要他住院治疗，主席把徐业夫叫到他办公室，与徐业夫谈了很长时间。谈了人生，谈了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谈了徐业夫的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还问徐业夫有什么困难，并十分关切地要徐业夫配合治疗，有什么情况和困难随时告诉他。
徐业夫住院期间，主席还特别交待有关方面，发现什么情况及时报告，并派人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看望的同志回来后，主席总是详细询问情况，始终放心不下。后来对他说：“你有病了，你的工作就不要管了，另外找人来做，你现在主要是治疗。”主席再三考虑是不是要告诉他本人，经过考虑，主席还是决定把这个病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徐业夫。后来徐业夫知道了，他了解主席跟他讲话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认真配合治疗。结果治疗了近半年时间，徐业夫还是去世了。徐业夫病故，主席非常悲伤。当时徐业夫还不到60岁。徐业夫的后事处理，主席又亲自过问，要求有关方面一定要解决好其家庭实际困难。
周福民原是杭州市某理发店的一个学徒工，他的原籍在江苏扬州瓜洲渡。主席最早的一个理发师是王惠，因为他年纪大，眼睛不好，后来主席决定换一个理发师。周福民技艺不错，素质很好，经过浙江省公安厅调查了解，各方面都合格。结果就从杭州带到北京来。
在主席身边的人，你别看是个理发的，其它事也管。就像吴连登一样，帮助放电影，研究一些菜谱，还有一些其它的杂事，生活上的事。因为主席那里的事原则上统而不分，但也各负其责，有合有分。
主席对身边工作的同志就当作自家人一样，经常了解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学习情况。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主席总认为应该帮助。因为周福民家里经济困难，主席经常给他经济上的支持。
“文革”期间的1968年，周福民的父亲从扬州到北京，专程去看望儿子。当时毛主席在玉泉山，周福民的爱人告诉他，你父亲是专程从扬州来的。当时正值红卫兵串联，结果这位年过8旬的老父亲没见到儿子，由于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周福民的爱人告诉他说：“你父亲已经去世。”
当时周福民特别紧张，但他为了不惊动主席，周福民忍悲告诉主席说：“父亲从乡下来京，现在身体不好，想回去看看。”没有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后来，周福民一直瞒着这件事，并将父亲骨灰放在自己家里，跟农村的老母亲先说父亲身体不好，慢慢地才让他老人家知道这件事。
时隔近一年时间主席才知道这件事，主席很悲伤，他对周福民和其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
“现在，我们是在和平年代，同志们应该对家里父母长辈尽点孝心，对家庭尽点责任，而不应该因为在我身边工作，就任何家务事都不能处理，以后哪家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千万不要隐瞒。”并专门给周福民予以经济上的支持。
这件事使当时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感动不已。
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而耽误工作。
吴连登也是这样，1968年他父亲在老家建湖去世，也没回家。
主席知道后，十分难过而又十分关切地说：“小吴，你父亲去世，你都未能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中华民族，儿女尽孝道是传统美德。你们这些人在我身边工作连一点孝道都不能尽，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会对我毛泽东有意见，说我毛泽东不尽人情。以后家中有什么事一定要回去处理好了，我的心才会安呀！”说着，毛主席的眼眶湿润了。
后来，主席又给吴连登200元钱，说是给小吴家中作点接济。这件事使得吴连登当场感动得失声痛哭。
吴连登在想，主席这样日理万机，为全国人民操劳，还这样如此关心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我们此时此刻，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李德魁是1958年夏天到毛主席身边开车的司机，先后达6年时间。
1964年，李德魁生病了，一连几天，感觉恶心、难受。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是肝炎，并且已经很严重。当时，治疗肝炎，还没有特效药，这简直是宣判了死刑。
医院没有床位，因为他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硬是加了一个床位，才把李德魁安顿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四个月，但病情仍不见好转。
当时，主席在外视察回来，得知李德魁的病情后，立即派护士长吴旭君和徐健医生到医院看望李德魁，并转达他老人家的问候：叫李德魁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医生的话，配合治疗等。并带300元钱给李德魁，让他增加营养。300元钱，对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月工资只有30几元的李德魁来说，可是个不少的数目。
当年9月底，李德魁在主席的关怀之下，又转院到北京第三传染病医院。此时，李德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输液维持生命的地步，医院只好将他转到急救室进行特护。
主席知道这种情况后，又多次派专人到医院看望，并要求有关方面与院方联系研究抢救方案，还亲笔写下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
在传染病医院，主席特地叫人到医院联系，要求尽可能在避免传染的情况下，将病人与家人见面，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经过抢救之后，病情稍有稳定，主席又建议征求李德魁本人的意见，如果他自己同意的话，去上海治疗，并明确地对张耀祠说：“如果看病费用不够，就从我稿费中开支。”
由于李德魁当时心情复杂，自以为死期将至，怕客死他乡，不肯到外地去，就一直呆在北京。
后来，主席又建议，不妨改用中药治治看。于是，李德魁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中医研究院。谁知半年后病情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李德魁的病——在当时还被列入不治之症的肝炎，竟奇迹般地好了。
出院那天，李德魁哭了。后来他到主席身边，如孩子久别父母似地痛哭不止。主席见到李德魁康复出院，回到自己身边喜出望外，立即放下手头工作，站起来帮李德魁擦泪水，并安慰他，要他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工作。
后来，李德魁在家休息期间，主席又专门派吴旭君带上主席给的200元钱到李德魁家里看望，并向李德魁转达了主席的问候。
毛主席曾多次对身边的同志说：“凡是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家里有什么大事，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尽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也是同志之间人之常情的道理呀？！”
毛主席勤俭节约励后人
毛主席生活俭朴是全党都知晓的事，他从不讲究物以稀为贵。这里向大家介绍主席节俭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有一年，毛主席到江西视察，招待所的服务员在打扫卫生时，将刚刚洗过的一条用白粗布做成的又肥又大的短裤，晾在了晒衣绳上。当地一位处长来招待所检查工作时，发现了这条打着补丁的短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会是毛主席穿的短裤，只觉得挂在毛主席的住地有碍观瞻，就顺手拿下来，交给了司机，这位司机没当回事，放在小车后面，欲作擦车之用。后来毛主席要游泳，工作人员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晾在外面晒的那条短裤。吴连登同志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再问到这位处长时，才弄清楚了这条短裤的下落。这位处长吓了一跳，急忙去找那位司机，幸好司机还没有当抹布用。拿回来后，这位处长才知道，这条短裤是毛主席游泳时穿的，已经穿了好几年时间了。
毛主席还有一双皮拖鞋，据说是建国初期买的，已经穿了好多年，打了好多补丁。身边工作人员几次劝他换一双新的，可主席就是不肯，鞋跟磨破了，只好由吴连登拿到了修鞋摊子上去修。修鞋师傅接过拖鞋，左瞧瞧右看看，然后干脆说：“这双鞋我没法补。”吴连登苦苦请修鞋师傅帮忙，说了一大堆好话，结果，还是原物拿回。
后来主席到长沙视察，吴连登又在长沙找了几个修鞋摊，问了一个又一个，都是拿过鞋一看，一致摇摇头，摆摆手。回到北京后，吴连登又一连几次找了修鞋师傅，都未能修好。无奈，吴连登自己动手，简单修补了一下。主席就是穿着这双补丁摞补丁的拖鞋一过又是好几年。
还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收拾屋子时，随手扔掉了一个用过的火柴盒。主席见了，觉得可惜，就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讲：
“制造一个小火柴盒，就要建设一个工厂，工人师傅要花费很大的劳动，要经过好几道工序才能制造出来，多不容易呀！”
工作人员听了，内心有所触动。接着主席又说：
“制造火柴盒用的木材，都是好木材。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一年要用多少好木材呀！我们节省一点是一点。在旧社会，我们用的火柴是外国的，叫‘洋火’，中国不会生产，后来能生产了，也要注意节约呀！”
主席的语调平缓，但句句透彻，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就把用过的空火柴盒收集起来，装上买来的散装火柴继续使用。这样坚持了数年。主席每当看到大家如此节俭的举动，就会心地笑了。
毛主席使用的两件珍贵礼品
吴连登对毛主席使用的两件珍贵礼品记忆犹新。因为这两件礼品伴随着主席走完了晚年的最后人生。
毛主席使用的第一件珍贵礼品是西哈努克亲王送给主席的一只公文包。
那是1967年秋天的一天，毛主席在北京清真殿接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接见过程中，西哈努克亲王发现毛主席的秘书手中拎着毛主席用的一只黑色的文件包。他了解后得知，毛主席这一黑色的文件包，是刚解放时买的，上面毛皮已一块块脱落，显然看出已用了很长时间。
西哈努克亲王对毛主席十分尊重，毛主席对西哈努克亲王也十分友好。
西哈努克亲王对毛主席说：“主席阁下，你的公文包太旧了，该换一换了。”
毛主席只是付之一笑，说：“是有点旧了，但还可以用。”
说完，西哈努克亲王指着他的随从手上拎着他的一只高级黑色公文包说：“主席，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要将我正在使用的公文包送给主席。”
毛主席沉思片刻后，高兴地说：“好呀。”
随即，西哈努克亲王亲手拿出包内的文件资料，并左右打量了包的内内外外。然后亲自将包送给主席。
毛主席接过包，笑了笑说：“谢谢亲王送的礼物。”此时，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西哈努克亲王用的黑色文件包，质量确实很好，这个文件包内外分了好几层，存放文件、纸张、笔墨的位置十分清楚，皮质十分柔软、高级。
回到中南海之后，主席对吴连登说：“西哈努克亲王是国际友人，他送的礼物，如果我们不收，会有损他的自尊，那就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吴连登听了主席的一番解释，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主席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使用的公文包的意义。
后来，主席从来未换过这只公文包，一直到临终都未更换过。看得出毛主席对国际友人送的礼物十分注意保存，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一代伟人十分尊重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份友谊和感情。
毛主席使用的第二件珍贵礼品是宋庆龄送给主席的一对鸭绒枕头。
这对鸭绒枕头，是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送给主席的。
1964年，吴连登到毛主席身边时，见主席枕的就是这一对枕头。当时这对枕头已经就很旧了。
吴连登曾建议主席换一对新的枕头。
毛主席十分慎重地对吴连登说：“是民主人士宋庆龄先生送的，不能更换，破了可以补一补。”
听了主席的介绍，吴连登对这对鸭绒枕头，也就特别地加以保护，但由于使用时间太长，枕头皮还是破了多处。
每当发现破绽，主席总是叫吴连登帮助补一补、缝一缝，就这样，在这对枕头上面足足补了三四十处。
毛主席到晚年，对这对枕头仍视为珍宝。他时常对吴连登等人说：“这对鸭绒枕头，是体现宋庆龄先生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因此，这对枕头，成了毛主席进京后生活日用品中的一件极其珍贵的礼品。直到毛主席临终仍旧枕着这对鸭绒枕头。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这对鸭绒枕头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厚。这也充分说明毛主席对党外民主人士宋庆龄的一片赤诚。
许世友给毛主席送阳澄湖大闸蟹
60年代中期，留给吴连登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每年重阳节后，总要亲自给毛主席送阳澄湖的大闸蟹及野兔、鱼虾之类的江苏土特产。
因为吴连登是江苏人，毛主席每次吃蟹时，总要说上一两句：“这阳澄湖大闸蟹，是小吴的家乡江苏特产。”
连续多年，许世友都亲自赴京，把阳澄湖大闸蟹送给主席。
每次送蟹，许世友总爱和毛主席谈好长时间，偶尔，主席也留许世友吃一顿简单的便饭。
看得出许世友与毛主席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许世友临走时，主席总是十分关照许世友要注意劳逸结合，并谢谢许世友送的礼物。
许世友每年一次送螃蟹等土特产，数量十分有限，也就是十斤左右。毛主席总是照收不误。吴连登从未见主席拒绝过。
而主席对许世友送来的礼物，都是与身边工作人员共同分享。主席最多也就是吃一两只，剩下的，他总是十分高兴地说：“大家一起来尝尝许世友同志送来的小吴家乡特产。”
而对于这些土特产，他老人家的子女们及江青从来没有分享过。
当时，像许世友送来的礼品，还有周总理送的家乡特产淮安茶馓和延安老乡送来的小米、红豆、花生米等类食品。主席一律收下，但送的数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十分有限。
对于这些土特产，主席是那样乐意接受，也十分珍惜这些食品。主席经常对吴连登说：“这不仅仅是一点食品，更重要的是一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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