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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连登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连载六之四,作者:王学言)

发布日期:2011/10/18 11:46:52  阅读:5085  【字体:
 
 
毛主席部分餐具制作的经过
 
    在吴连登的脑海里,一代伟人毛主席的生活习惯与百姓并没有什么区别,那片片往事,时常呈现在吴连登的眼前。在众多餐具中,毛泽东最喜欢家乡湖南出产的双面梅花瓷碗。
 
    毛泽东在生活上素以随便简朴著称,无论衣食,还是住行,一生中从来没有向人提出过任何过分的要求。毛泽东生前身边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对此记忆犹新。然而,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着自己的一些个人喜好。比如说他在使用吃饭的瓷碗方面,尽管对碗的质量不是很讲究,但还是偏爱那种印有梅花图案的小瓷碗。这是他个人的一点偏好,工作人员了解他这一喜好后自然得满足他这小小“要求”。当然,毛泽东从未明说,更未发布“指示”。但工作人员领会到了,于是便做了。毛泽东对此未加任何表示,也可以说他是默许过了。
 
    起初,工作人员与江西景德镇联系了一批日用瓷碗。瓷碗边缘印上粉红的腊梅花,而且不止印于瓷碗的边缘,还将红梅印在了碗内。当这种瓷碗制作出来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就喜欢这种梅花碗。此后,他这一习惯便再未改变过。
 
    据说,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瓷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没想到,毛主席的这句话给湖南醴陵这个偏远小镇带来了繁荣。当这句话传出后,湖南人便开始关注醴陵的瓷器工业的发展,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到了70年代,醴陵的瓷器已发展到相当规模,许多产品堪与景德镇的名瓷相媲美。醴陵成为中国第二大瓷都。
 
    毛泽东终生不忘家乡。尤其到了暮年,对家乡思念更深。他常常想回湖南小住,在这块他早年成长奋斗的热土上感受一番逝去的“峥嵘岁月”。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接待处招待所使用的瓷器都是景德镇产的红梅瓷碗、瓷碟等。这使湖南人觉得大为不妥。他们说:毛主席回到家乡,为什么不用家乡的泥巴做的碗呢?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向有关部门汇报,得到支持。
 
    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接受了去醴陵为毛泽东制作日用瓷器的任务。为了慎重起见,接待处邀请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同行,因为吴连登一直管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由他监制确保万无一失。肖根如、吴连登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到了醴陵,联系了瓷厂,提供了样品。后来,在醴陵瓷厂的制作过程中,他们又几度上醴陵,解决一些细节的问题。不久,第一批试制品出来,肖根如、吴连登带了试制品回长沙征询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然后便开始正式生产。
 
    醴陵生产出来的这批梅花瓷器十分精美,无论是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均堪称上乘之作。毛泽东见到这批瓷器时,真是高兴异常。此后,毛泽东便改用家乡产的这种梅花碗。
毛泽东钟情梅花碗,自然基于自己对梅的钟爱。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梅花是其歌咏赞颂的突出意象。梅花的高洁雅致,傲骨凌霜的风韵,无时不激起毛泽东磅礴诗情。他在诗词中曾赞道:“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自己已不能端碗吃饭,都是身边工作人员端着梅花碗,一勺一勺地喂他。此时此刻,瓷碗周际的红腊梅依然那么艳丽迷人。1976年9月9月,毛泽东走到了自己辉煌人生的终点。伟人去世后,其晚年生活遗物全部保存在丰泽园仓库。后来,毛泽东生前用过的梅花碗连同其它生活遗物运回韶山故里,成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永久珍藏的珍品。
 
毛主席使用的小餐桌
 
    周福民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个理发理由,他见到晚年的毛主席生活行动不便,尤其是吃饭用的桌子,给他老人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理发师周福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琢磨着为主席做一张方便适用的新餐桌。
 
    据吴连登的回忆,毛泽东晚年经常坐在床沿上用餐,小餐桌便摆放在紧靠床头的地方。晚年的毛泽东因健康原因,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张大木板床上度过的,他在床上办公、学习,也在床上会客、娱乐,甚至连吃饭也在床上进行。
 
    毛泽东每日两餐,有时甚至只有一餐,中间饥饿辘辘时便以麦片粥、烤芋头、压缩饼干等充饥。每次开餐,工作人员都是用一个提篮提到卧室,然后一碟一碟地端上床头的小餐桌。于是毛泽东便开始一天的正餐。当他餐后准备睡觉时,工作人员便会在饭前让他先服几片安眠药。
 
    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用餐的小餐桌是用藤子做的。这个小藤桌四条腿绞在一起,不太高,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吃饭时,双脚不仅踏不到藤桌隔条上,脚后跟着不了地,而且身子还要稍稍前倾一些才行,看上去很不方便。
 
    1961年,年轻的理发员周福民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不仅做毛泽东的理发员,而且兼做卫士和其它杂勤。小周年轻胆大,脑筋灵点子多。他见毛泽东吃饭时样子不方便,而藤桌又太小太矮,便想为毛泽东做一个较合适的餐桌。有一天,毛泽东请小周陪他一起吃饭,小周见机会来了,便一边吃饭一边与毛泽东商量起来。小周说:“主席,我帮你设计一张新桌子吧,你这么吃饭多累呀!”毛泽东不大相信小周会做桌子,但他还是同意让他试一试。于是小周说:“主席,您坐着,我来量一下尺寸。”然而,小周身边未带卷尺,毛泽东卧室里也没有尺子。小周陪着吃完饭后便立刻奔回值班室,用卷尺重新量了尺寸。
 
    小周设计新餐桌时考虑到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吃饭,而床沿比一般的凳子要高出许多,于是便相应地将正在设计的桌子抬高了几公分。同时,他还在桌子下面设计了一块一尺来宽的木板,该木板呈现45度角倾斜,离地几公分。小周想,主席吃饭时就可以双脚踏在这块木板上了。设计好后,小周便把制作任务交给了中南海木工班。不久,木工班就按照小周的设计做出了新餐桌。
 
    新餐桌搬进毛泽东卧室时未油漆。毛泽东坐上去试了试,感到甚为满意。从此,毛泽东便一直坐在这种造型独特的餐桌上吃饭。
 
    毛泽东很喜欢这种独特的一人餐桌,工作人员为此多做了一张以作备用。后来,摆放床头的那张小餐桌涮上了阳干漆,刷亮亮的,很是醒目。毛泽东每天就坐在这张餐桌旁用餐,因为饭菜碗碟温度高,时间一长刷亮的餐桌上便烙下了许多餐具印痕。工作人员见此,便准备在上面铺上一张桌布,但这一变换必须首先征得毛泽东同意。毛泽东听罢建议,立刻一口谢绝。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变?每天吃过饭,只要用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的,多方便多省事,不要浪费那个桌布钱了。”
 
    毛泽东去世时,中南海旧居里保存下来几张这种小餐桌。其中一张餐桌由北京运到韶山故里,放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
 
毛主席喜欢睡木板床
 
    吴连登负责毛主席饮食、起居、工作等服务性事宜,因此,他对主席的各种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说到这些,他感慨万千。吃饭、睡觉、工作,可谓人生三大事。对于一般人如此,在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自甘清贫,在生活起居方面素以简单随便著称。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便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喜好和特殊要求。相反地,毛泽东对于“睡觉”便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讲究”。
 
    吴连登听人讲过,1949年3月,毛泽东挥师离开西柏坡,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起初,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第一次走进双清别墅自己的卧室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了一通脾气。原来,毛泽东对卧室那张弹簧床极不满意。其实,这间卧室的摆设十分简单,除了几张凳子、一张桌子、一张床外,并无多余的东西。室内唯一显得豪华气派的家具就是一张弹簧床。这是以前的主人留下的,警卫员布置房间时并未动过。警卫员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床,坐在上面就像坐在沙发上一样,厚软舒坦。他们觉得这个床要比毛主席以前在农村时睡的任何一张床都高级。现在解放了,生活条件好了起来,让毛主席睡得舒服一些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认为,凭毛主席的贡献和地位,早就该有这么一张床,然而,这只是他们的想法,毛泽东却并不这么想。当他走进这间卧室时,第一眼看到了这张床。他对此很恼火,声音很高地对工作人员说:“为什么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他指示卫士赶忙撤走弹簧床,并说:“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毛泽东发火引起许多人恐慌。因为双清别墅没有木板床,而毛泽东以前睡的木板床又没有带来。这可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劝毛泽东暂时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第二天再想办法。卫士将大家的意思转告了毛泽东,并告诉他,已叫管理科的同志弄木板床去了,但现在换来不及,要等明天再说。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听了这番话,他头也不抬地说:“弄了木板床后我再睡。”显然,毛泽东牛脾气来了,如果不能弄到木板床,他是不肯睡觉休息的了。大家对此束手无策,焦急万分。最后,他们只好又找管理科联系,将毛泽东的态度告诉他们。管理科的同志也深感为难。他们说:“没有现成的木板床了,到哪儿去弄啊?”卫士们说:“没有现成的也得赶快去想办法啊,要不主席怎么休息?”于是,管理科立刻请木匠,紧锣密鼓地为毛泽东赶了一张大木板床。毛泽东见了这张床,感到很满意,于是便上床休息。后来,毛泽东搬入中南海丰泽园时工作人员便将这张床也搬了过去。
 
    香山双清别墅发生的“木板床风波”,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毛泽东不愿改变睡木板床的习惯和原因。后来,毛泽东本人亦对所睡的木板床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要求。他对工作人员说:“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至于我更是比一般人在床上度过的时间要多。因此,我的床一定要搞舒服一些。”毛泽东这么说是因为他喜欢卧床办公、看书、学习。因此,他要求大床能够放上一些书,使他能随手拿到。于是,后来人们便对木床进行了改进,使之能符合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用过后深为满意,感到真正是“舒服之极”了。改进后的木板床有三个特点:一是普通,毫无刻意雕饰,与一般人家使用的木板床并无区别;二是宽大,足可以容纳下两个象毛泽东这样身材魁梧的人;三是倾斜,木床一边高一边低,造型奇特,其中高的那边睡人,低的那边放书。此后,毛泽东便一直睡这种木板床,从来未曾改变过一次。
 
    吴连登还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他听其他老同志所讲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关于床的故事。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莫斯科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盛情和尊敬,特意安排了豪华别墅,其中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张高级弹簧床。一走进房间,毛泽东便看到了这张床。他伸手按了按这张床,又看了看床上那套高级被褥,皱着眉头说:“我睡不了这种床,把我用的东西和书拿来。”毛泽东说完又使劲按了按床上的鸭绒枕头,风趣地说:“这能睡觉?头都看不见了。”卫士在一旁插话说:“主席,我们把垫子撤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毛泽东听罢连连点头,但嘱咐说:“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卫士说:“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毛泽东表示同意。
 
    毛泽东走进苏联同志为他准备的办公室看书看文件,卫士则在床前忙开了,翻来覆去地量尺寸,然后由叶子龙送往大使馆。
 
    傍晚,大使馆派人送来一块新做的木板。于是,大家一起将苏方准备的被褥、弹簧床垫撤掉,换上了木板和毛泽东自带的旧褥子、白床单、灰毯子、毛巾被、荞麦皮枕头等等。
 
    中国同志的做法让苏方服务员看到了,她们很不理解,甚至认为是自己招待不周,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于是甚为难过。后来,翻译师则费了一番口舌才使她们解除了误会。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苏方派了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叶子龙提前仔细查看了一下毛泽东的住处。这次,苏方特意为毛主席准备了一张木板床,并对原来的蹲式马桶进行了一番刻意改造。毛泽东下榻后,对于苏联同志的悉心照料深为感谢。
 
    六十年代,毛泽东外出频频,足迹几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万水千山。每新到一地,毛泽东几乎都碰到过“床铺问题”。因为地方开始并不知晓毛泽东有睡木板床的习惯,往往竭尽所能为其提供他们认为高级、豪华的床铺。有一年,毛泽东参加广州会议后到武汉,湖北省委在东湖安排了当时能找到的一张最高级的弹簧床。毛泽东住下后不声不响,卫士们也感到颇为奇怪。第二天,人们推开房门一瞧,吓了一大跳。原来毛泽东竟然通宵睡在地板上!
 
    毛泽东对卧具的要求实际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他只要一张既能睡人,又能放书的大木板床。他不要地方为他提供被褥、枕头、枕席、床单。每次外巡,他都是自带卧具,除了木板床不能自带外,其余的一切卧具,他都是随身带着。地方同志见到这一情景,都感动得要落泪。毛泽东毕竟是领袖呀,他怎么就像一个外出打工的“民工”呢?如果连毛泽东需要一张木板床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还像话吗?于是,凡是毛泽东常住的地方,人们都仿照毛泽东中南海那张大木板床的样式,为他做了一张木板床。人们希望,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睡到哪里,都能时刻有一种“身在自家”的感觉……
 
毛主席用的毛巾被和旧军毯
 
    吴连登在毛家十多年时间,对毛主席的旧毛巾被和军毯,感情甚为深厚,记忆十分深刻。他说,我见到这两件物品,就想到,这是毛主席生活艰苦朴素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卧具的唯一要求便是两个字:舒适。他认为睡木板床舒适,于是终生只睡木板床;他认为盖毛巾被舒适,于是拒绝盖厚重的棉被。毛泽东遗物中有好几条毛巾被,这些毛巾被上补丁叠补丁,这足以说明毛主席喜爱的程序和使用的历史。
 
    毛泽东晚年怕冷怕热,因此,他从不使用棉被。毛泽东卧室里时刻准备着棉被和毛毯,但毛泽东从未使用过。他认为棉被太重,睡在里面喘不过气来。于是,毛泽东一年四季只盖毛巾被。工作人员为避免毛泽东冬季里着凉,便时刻注意使其卧室里的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
 
    毛泽东外出时也都随身带着自己的毛巾被。他不愿意使用地方提供的东西,即使是全新的,也不愿意使用。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习惯用自己的东西。”有一年,毛泽东到重庆,四川省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一套崭新的绸缎被子,毛泽东走进房间便皱起了眉头,吩咐卫士把被子撤走。晚上,他便盖着自己那条陈旧的毛巾被过夜。
 
    毛泽东恋旧的心理可谓众所周知。他不仅在友谊上恋旧,而且在使用的物品上恋旧。他不愿意随便扔掉不能再穿的旧衣、旧鞋,更不愿舍弃一条盖了多年的毛巾被。毛泽东这种恋旧节俭的心理是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紧密相连的。在他眼里,凡是尚可利用的物品,不能大手大脚随意扔弃,而要有效地利用起来。他一年要用破几条洗脸毛巾、擦嘴面巾,但他不会同意扔掉这些破毛巾、破面巾,因为他认为还有使用价值,可以用来缝补枕巾、毛巾被。毛泽东生前使用的许多枕巾、毛巾被都有用破毛巾、面巾缝补过的痕迹,其中有一条毛巾被便打有形形色色的52个补丁。
 
    有一次,洗衣工人为毛泽东洗一条毛巾被,一不小心便搓破了。他们觉得这条毛巾被不能再用了,于是便建议毛泽东换一条新的。可是毛泽东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也不同意更换。他总是说那句话:“补一补还可以用嘛!”工作人员无奈中只好继续给他补。这样,毛泽东又能用上若干年。毛泽东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但工作人员却叫苦连天。因为这条毛巾被实在太破旧了,根本无法正常洗刷。好在工作人员脑筋灵活,他们不再送到洗衣工人那儿洗,而是自己泡上一盆肥皂水,将毛巾被放进肥皂水中浸泡一下,然后再到水中漂一漂。漂洗时,为了不致弄破毛巾被,他们一人抓住一个角儿,轻轻地在水中来回晃动。这种方法洗出来的毛巾被自然不及搓洗过的干净,但毛泽东从不计较。他是一个十分随便的人,尤其是在诸如此类的生活小节上。
 
    毛泽东的破旧毛巾被还曾送到上海毛巾厂织补过。每次毛泽东去上海,工作人员都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是否有东西要送到上海去缝补。有时他们带去一件棉毛衫,有时带去几双棕色长筒袜,有时则带上一条破了的毛巾被。工作人员认为上海毛巾厂工人手艺好,不仅做出来的毛巾被好看耐用,而且织补过的东西精致,于是便经常带上这些破旧物品去上海。当然,上海的工人师傅是不会知道这些破旧物品的主人的,否则不知会令他们惊讶到何等程度呢!
织补过的毛巾被比缝补丁自然既要美观,又要耐用,每每织补过一次,毛泽东都能再用上一段不短的时间。工作人员对上海工人的手艺称颂不已,毛泽东见了也赞不绝口……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有趣的是,毛泽东虽然戎马倥偬,纵横捭阖大半生,也曾出入枪林弹雨,战火硝烟,但从来没有负过伤、挂过彩。难怪人们常把毛泽东与“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相提并论。烽火连天的战争已成为辉煌的过去,但战争留给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记忆却是鲜明而深刻的。毛泽东生前遗物中,战争年代的纪念品并不乏见,其中那床陈旧的军毯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他最为心爱的纪念品了。
 
    作为遗物保存下来的军毯显然已十分陈旧,但从暗淡的草绿色中依然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当年战争岁月所留下的痕迹。毛泽东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这床军毯是在毛主席西柏坡时就使用的,至于开始使用年代那就显然更早了,毛泽东曾带着这床军毯转战黄土高原,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最终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对于一般人而言,毛毯的功能也许只限于保暖御寒,但在毛泽东这里却并非全然与众不同。他不喜欢盖厚重的棉被,延安时期,即使是寒风刺骨的严冬,毛泽东也只愿意盖一床旧棉被。有时实在太冷,他便在棉被上加盖一件军大衣或一床军毯,毛泽东一直认为,健壮的体魄是革命的本钱,必须时时刻刻经受风霜雨雪的锤炼。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十分注重体育锻炼,常年坚持洗冷水浴、风浴、雨浴,还曾为当年名噪一时的时代杂志《新青年》写过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长文,阐述自己对体育的全面看法。因此,毛泽东后来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很少生病吃药,御寒能力特强,一般情况下无需盖棉被、烧炕烤火,而只凭一床军毯也能平安地度过了一个个较为寒冷的冬夜。
 
    解放后,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后来家中还有了暖气,再也不必畏惧寒冬了,当时,他在战争年代使用过的军大衣、军毯依然完好如初,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库室里。军毯的颜色虽然有些褪落,但尚未见有破损。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新的草绿色布套,将旧军毯裹了起来。1949年、1957年,毛泽东两度访苏时都曾带着这床里旧外新的军毯随行。
 
    毛泽东极为珍视这床军毯。他生性恋旧,用得越久的东西感情越深厚,更加不能随便舍弃。解放后,军需部门有了丰富的物质,崭新的军毯堆积如山,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从来未曾有过换床新军毯的念头。他的大儿子毛岸英结婚时,毛泽东心中总想送点什么作为礼物,但想来想去他只是送了一件旧军大衣,这床旧军毯也未能舍得给儿子。他对儿子说:“大衣白天可以穿。晚上也可以当被盖。”拳拳慈父心,悠悠爱子情,尽在不言中。
 
    晚年毛泽东因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开始畏冷畏热,但他依然未能改变过去不盖棉被的习惯。工作人员在他的卧室里准备了一床保暖性良好的棉被,还有两床厚软的毛毯,但毛泽东从来没有使用过。他认为年纪大了,盖棉被感到太沉重,会睡不安稳,于是,春夏温暖时节,毛泽东便盖着一条毛巾被过夜;秋冬寒冷时分,他便偶尔在薄薄的毛巾被上加盖一床毯子。这一独特的生活习惯,毛泽东一直坚持到临终之际。毛泽东生前,工作人员常常为他的这一习惯多耗费不少精力。因为毛泽东毕竟已是高龄老人,如果因为冬寒着凉生病,那责任是够大的了。因此,后来人们便在毛泽东居处安装了保暖设备,每到冬季便时刻保证毛泽东卧室、办公室、客厅的供暖。在保健人员的指导下,卫士们在毛泽东活动的这些房间里都装上了温度计,卫士轮流值班,保证室内温度不低于摄氏22度。这样,毛泽东便只需盖一床毛巾被亦可安然过冬了。
 
    毛泽东的军毯已失去了原来的保暖功能。但他依然需要军毯。原来,毛泽东有卧床办公的习惯,于是军毯便常常用来垫背,毛泽东晚年因为年迈体弱,更是很少坐到办公桌前办公、学习了。70年代后,毛泽东外出活动渐渐减少,成日里卧床学习、工作、休息。他在宽大的木板床上办公,文件就堆放在木床上、床头木桌上;他侧着身子看书,半边木床上的各种书籍堆积如山。然而,宽大的木板床适宜放书放文件却不适合老年人靠背。于是,毛泽东便利用起枕头、军毯,将军毯搭在床端木架上,背部、手肘部位塞上枕头,做成一张具有沙发功能的“软靠背”。毛泽东就这样每天背靠在木床架上工作、读书,工作人员每每见此,都想劝毛泽东做一个特制海绵垫靠背,但毛泽东不同意,常常说:“这样很好,不要改变了,已经习惯了,很舒服呢!”后来,江青请人设计了一张能够升降自如的床,工作人员觉得这种床很适合毛泽东用,也想为毛泽东做一张,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始终没有用那种升降自如的床。
 
毛主席的几次生日宴
 
    吴连登说:生日,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节日。古今中外,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形式多样的生日庆贺,人们庆祝生辰,一则为纪念慈母的分娩之苦,二则为纪念自己的成长进步。毛泽东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也需像平凡那样年年有生日,年年庆生日。然而,毛泽东一生却很少正儿八经庆贺过自己的生日。毛泽东生前保存了大量生日菜谱,但这些生日菜门类均十分平常无奇,与平时饮食并无多大不同。
 
    吴连登从老同志处得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生日的往事。毛泽东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年年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生日。作为拥有至高无上权位的领袖,毛泽东本可以每年过上一次热热闹闹、丰盛无比的生日。然而,毛泽东从延安时代起,便倡导党内“不祝寿,不送礼”;解放后,他更是以身作则,严格禁止党内祝寿送礼之风。因此,毛泽东宁肯平平淡淡过生日,决不开“祝寿送礼”之风。
 
    毛泽东少年时代原本也度过一个个热热闹闹的生日。那时,毛泽东尚且依偎慈母身旁,其生日由母亲操持。韶山人很看重生日,无论是大人小孩的生日,常常是宾朋满座,觥筹交错。毛泽东在这种很有情调的地方氛围中度过了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日,参加革命以后,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纵横驰骋,不停地忙碌奔波,很少再有时间和精力庆贺自己的生日了。从此,热闹非凡的生日庆贺便与他再也无缘。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生活相对安定,但每年的生日,他也只是在家中加上几个菜,一家人快快乐乐吃一顿生日饭。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五十岁生日。在中国,五十岁生日可谓大寿,延安城内有人准备为他搞个庆典,但毛泽东严辞拒绝。到了六十岁生辰,这是花甲之寿,中国人自古至今均极为重视,毛泽东也看重这一转变,因为自花甲往后,他就可以称老人家了。但是,毛泽东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自个儿庆贺一番。
 
    毛泽东不是不想热热闹闹过生日,他是中国人,也很重视这一日子。但他觉得自己是领袖,不能在生日这件事上带头搞庆典。因为在他看来,国穷民困之际大吃大喝无疑是伤天害理,而且中国人重视生日送礼,如果党内盛行此风,也会败坏党风、政风。因此,从延安埋藏起,毛泽东便大力倡导不搞生日庆典活动。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在党内,他多次告诫党员、干部:不要搞生日宴会,不准收受礼品,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毛泽东这么说了,不是光要求别人,更是要求自己。因此,他一直决不允许人们为他祝寿。
 
    毛泽东的生日是平平淡淡,他不请客,也不收礼。如果说每年生日与平时有所区别,多些热闹的话,那就是这一天工作人员必定应邀陪他吃饭。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光、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
 
    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拌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腌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已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
 
    开饭时,大家没有象往常那样在欢声笑语中祝贺毛泽东生日。因为整个饭局气氛都很是沉闷,毛泽东不断讲全国形势,并要求大家下乡调查。
 
    晚上,毛泽东吃过饭后给林克、高智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去河南信阳调查。在信的结尾,毛泽东附上这么一段话:“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9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很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缸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里鲤白,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国民经济逐渐好转,毛泽东的心情也开始随着好了起来。1965年12月26日,毛泽东72岁生日请了许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吴连登亲眼目睹了主席过生日的氛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次生日,毛泽东吩咐上几瓶红葡萄酒,并带头喝了一杯。从这天的菜谱来看,比以往要丰盛多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显得与过去不同。这天的菜有:“红烧冬笋、卤猪肝、蚝油焖鸡、百合、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黄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紫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苦瓜炒小虾等菜。”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毛泽东八十岁后明显地感到自己老了,将不久于人世。因此,这几年的生日前后,毛泽东总不时地谈起生死问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也是从八十岁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生日了。在国内,人们不敢公开为他祝寿,于是便悄悄地在家庆贺;地方不敢为毛泽东献礼,但变着花样转达对毛泽东的祝福。毛泽东去世前的几年里,他的家乡湖南年年12月26日都要专程送上些长寿面之类的东西。对此,毛泽东一反常态欣然接受。在国外,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年年12月26日都会送来一些诸如工艺品、食品等礼物。毛泽东面对纷至沓来的生日贺电贺信礼品,心中尽管时有不悦,但又无可奈何。
 
    1975年12月26日,往年那种热闹场面又出现了,毛泽东不再亲自过目那些礼品贺电,只是浏览一下贺单。他不再需要这种热闹缤纷,他需要宁静。
 
    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大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等和吴旭君、俞雅菊、李玲师等都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顿时,毛泽东卧室里传出了欢声笑语。
 
    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这些年来,江青已很难见到毛泽东。特别是半年前,毛泽东还特意吩咐:“没有我的同意,不许打开铁门!”毛泽东所说的铁门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门,据说,毛泽东这一命令便是专门针对江青的,但今天毛泽东生日,江青还是设法进了铁门,江青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
 
    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时格外高兴……
 
    毛泽东的这次生日是热闹、欢乐的,同时又是平常无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每次生日与寻常百姓比较,似乎更少一些隆重、丰盛。然而,毛泽东一生对此都十分知足。如今,毛泽东生日菜谱保存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成为一代伟人平凡而伟大生活的真实见证。
 
    毛泽东平时不喝酒,也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准喝酒。但遇上什么节日,他也很体谅地网开一面。有一年毛泽东生日,李银桥想为他庆贺一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又跟您干了一年,您也该有所表示啊!”毛泽东笑着说:“银桥啊,你这不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吗?”毛泽东当时为党内立了“不祝寿”的规矩,以往生日从来未庆贺过。现在李银桥拐了弯儿提出来,毛泽东想想也应该“意思意思”。于是毛泽东破天荒地同意了,而且主动提出备些酒。李银桥欢天喜地领命而去。他能喝几杯酒,但自从跟了毛泽东后便很少喝酒了。毛泽东也许是出于这个缘故,便主动提出上酒。
 
    生日宴上,卫士们准备了白酒和红酒。白酒自然是李银桥等男同志喝,红葡萄酒则是为毛泽东和女服务员准备的。毛泽东举起杯子为大家敬酒:“大家又跟我干了一年,我借这杯酒感谢大家。”于是,他轻轻地在酒杯上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服务员姚淑贤见状忙说:“不行,不行,主席这杯酒一定要喝掉。”毛泽东说:“你们知道我不能喝酒么。咱们定个协议好不好?你们喝酒我吃辣子。”姚淑贤不同意,说:“主席,酒和辣子不是一回事吗!”
 
    毛泽东说:“白酒辣但辣不过辣子,你不同意么,那你吃个辣子我喝一杯酒行不行?”毛泽东知道姚淑贤吃不得辣子便故意“将军”,小姚当然不会上当。毛泽东见大家都不饶过他,便认真地说:“我还是吃辣子罢,多吃辣子能成事,酒喝多了会误事。”刚说完,毛泽东也许觉得说漏了嘴,于是又马上说:“今天例外,你们尽兴喝,误了事一定不怪罪!”毛泽东毕竟是主席,他坚持不喝酒,大家也不过分勉强他。最后大家还是只好同意他多吃辣椒少喝酒。这次,卫士长李银桥平生唯一一次喝醉酒。毛泽东有言在先,没有表示不高兴,还亲自与大家一道张罗着给李银桥倒水、递毛巾……,为李银桥醉酒忙里忙外,照顾周到。
 
毛主席喜欢穿中山装
 
    中山装,是种翻折式立领的西式上装,由日本的学生装略加变化而成,因孙中山喜爱穿中山装而得名,辛亥革命后在我国流行,被视为中国典型的现代服装。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服被定为“国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穿中山装服。
 
    毛泽东对衣服要求不高,有什么穿什么,从不挑剔。但他对中山服的颜色却只认准一个灰色。在吴连登为主席保管的衣物中,灰色中山装有十多套,灰色呢中山服,灰色哔叽中山服,灰色派力司中山服,满目皆灰色。大概是灰色显得庄重严肃,更或许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穿惯了灰色军服的缘故——从井冈山到延安到西柏坡,一直穿的就是深灰、浅灰的灰色系列军服。
 
    普通中山装的衣领较高,领舌小。为了使毛泽东的穿着形象更完美,专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制作的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田阿桐经过多次修改,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把领放矮些,领尖阔而长,适合毛泽东高大的体形和非凡气质风度,毛泽东穿上非常满意。于是毛泽东的中山服便不同于普通的中山装了。由于毛泽东偏爱灰色中山装,因而,他的中山装便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毛式服。田阿桐回忆:“主席比较喜欢灰色的中山装。春秋以中灰色为主,冬天则以深灰色为主。面料主要是舍味呢,因舍味呢比较柔软,显得干净。”
 
    毛泽东的衣服基本是由红都服装店制作。红都服务店是一家由上海迁至北京的老店,它的前身叫雷蒙服装店。专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华外交使节等制作服装,它以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而著称。198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布什访问中国,他一下总统专机,就翻开衣领对中外记者说:“红都!红都!”盛赞红都的精湛技艺。法国巴黎的皮尔·卡丹公司领导着世界时装的潮流,而皮尔·卡丹先生却在中国的红都服装店订制了一件开司米大衣,穿上这件出自中国同行之手的大衣,皮尔·卡丹满意地笑了。红都征服了这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的确,红都人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对待每一件衣服的。田阿桐在为毛泽东缝制衣服时竭力在面料、色彩和款式上下功夫,操作中,常常甩开机器,用手一点一点扎,以使衣服更平整;领口开到46公分,让毛泽东感到舒适;前阔做得宽一些,后背稍宽一些,肩不要太宽;中腰稍微凹陷一点;后片比前乍略长一点;袖笼提高一点……毛泽东穿上经过这番精心制作的衣服,伟人的身材更具魅力。
 
    田阿桐为毛泽东做帽子也颇具匠心,帽子要圆顶的,而且顶要大一些,面料与衣服的相同,这样,毛泽东的衣帽相配,整齐划一,给人一种和谐美。
 
    “毛式服”在国内外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提到毛泽东,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身穿灰色中山装服,慈祥、和蔼而又让人无限敬爱的领袖形象。这是因为人们无论从电视、电影,还是相片报纸上看到的毛泽东都是穿的灰色中山装;还因为他穿着灰色中山装会见了许多国家元首:金日成、西哈努克、斯大林、田中角荣、尼克松、卡翁达等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正在病中,全身浮肿,原来的衣服都小了,工作人员找一套平时穿的“毛式服”,拿到红都服装店,请他们照着放大一些。2月21日,毛泽东在理发、修面后,穿上这套特制的“毛式服”接见了尼克松。大家看到的仍是熟悉的领袖形象,并不知笔挺的衣服里裹着的是一个病重虚弱的躯体。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谈吐与尼克松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论了哲学、历史与两国关系等重要问题。2月8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从此,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我国的对外工作随之取得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穿着一套灰色舍味呢中山服接见了来华访问的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这套衣服是七十年代初由北京红都服装店王庭森师傅裁制的。英国进口的舍味呢布料,较薄,纯羊毛的。这套衣服是毛泽东七十年代初一次重病后制作的,因为当时主席身体严重浮肿,原先的衣服都穿不进,便赶制了几套衣服,所以,这套衣服与原来的衣服相比,就显得特别肥大。以前的上衣胸围一般是110厘米左右,裤子腰围亦为110厘米,而这套衣服的上衣胸围为132厘米,裤腰围为135厘米。
 
    当毛泽东在1960年以后,把他洞悉乾坤的目光投向非洲时,——特里尔称之为“毛泽东发现非洲”,卡翁达就计划访华日程。
 
    1967年卡翁达第一次访问中国,他是毛泽东最早接见的非洲国家首脑之一,卡翁达是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会见毛泽东的。
 
    毛泽东与卡翁达会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国际形势。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意思: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走。
 
    1974年,卡翁达在巴基斯坦作短暂停留后,途经新疆乌鲁木齐再访北京。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与卡翁达又一次会谈,卡翁达请毛泽东谈对当今世界格局的看法。毛泽东略为深思片刻,用激昂的语调说道:“当今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干涉别国内政;还有欧洲一些发达的国家,有的奉行中立,有的倾向苏、美;还有就是不发达国家。”“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就是著名的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今天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毛泽东与卡翁达的这次会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毛泽东的这套舍味呢中山装便是这次会谈的重要见证物。
 
    毛泽东喜爱灰色中山装,最后保存的遗体同样穿着他喜爱的灰色中山装。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派人去上海做了全套新衣服,均为纯毛、真丝、纯棉质地,没有化纤。做这么多新衣服,大概是毛泽东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没有征得他老人家的同意,若他有知,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他生前最反对随便为他添置衣物。吴连登说到这里,十分动情地介绍毛泽东在水晶棺中的衣服:水晶棺中毛泽东的上衣后背和领子是打开的,因为当时遗体僵硬,为了便于着装,衣服后页同前页一样,做成扣钮扣的。为了固定衣领,使之不变形,领子里放置了两枚卡子,经过这番精心的设计,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仍是那么庄重,那么慈祥。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着毛泽东临终时穿的一套衣服,这是一套灰色毛料中山装,1976年在北京红都服装店制作。衣长76厘米,胸围130厘米。裤长111厘米,裤腰112厘米,上衣两袖从腋下线起全部剪开,两片前页剪掉。白色化纤衬领。裤子从裤腿前面剪开。衣、裤均有多处污渍。这套衣服伴着毛泽东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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