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已经算是奇迹了。儿时的记忆里，家是紧挨着爷爷土坯房边接的两间连锅灶。那笆墙泥房真是特别，甭说岁数小的，即使上了年岁的人也很少见过。作立柱的杨树棍或者榆树棍，茶杯粗的、膀子粗的、小碗口粗的都有，用水乡土产芦苇编成的柴笆将四周围起来，柱子和笆用草绳捆扎，笆内外均匀地涂上烂泥巴，柴笆、树棍做成顶。我就是住在笆墙房子里上书房读小学。

七十年代初，父母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用一个长方形的木模脱“土脚”，常常干半夜，他们将烂泥巴和上稻草拼命地甩打，做出一个又一个长方形的泥块，然后放在外面阴干。那时我常帮父母翻晒“土脚”，最倒霉的是不小心弄断了或是遇上雷雨天气，来不及搬运遮挡而淋烂，那是要挨揍的！大约大半年时间，我们终于住上了和大多数社员群众差不多的土脚房！ “土脚房”就是先开槽夯实基础，将“土脚”层层整齐地摞堆起，外面用熟泥巴内外涂匀墙体，再用几根毛头做行条，封上柴笆，涂上泥巴，盖上毛草或稻草，留上门、窗，土脚房就建成了，我清楚地记得“上梁”那天，我们在门外燃放鞭炮，舅舅在屋内，将5角钱买来的一块玻璃匾，小学摆放在条机上，算是贺喜，那天中午，我家居然吃到了难得的肉。在土脚房子里，我读完了初中、高中。

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分到了4亩责任田，父亲勤恳地种好自家责任田，还腾出时间到窑厂拖砖瓦，到预制场打零工。一天，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家里盖了瓦房，望我有空回家看看。我利用星期日回家一看，哇，红砖青瓦的三间主屋、两间厨房整整齐齐，木门涂上黄灿灿的桐油，木窗漆得通红，配上锃亮的玻璃，新房在小村庄十几户土脚房比映下，显得十分耀眼。上梁那天中午，邻居们来了很多，父亲忙着递香烟，酒气和喜气洋溢在脸上。那年春节，我决定回到自家大瓦房里过节。走进小村庄，我又惊呆了，一顺溜全是红砖青瓦的“三间两厨”，还有几户匡起围墙，建成了小院！才几个月的时间，村庄竟有如此快的变化。

工作了，娶妻了，生子了。我在县城有了自己的套房，楼层略高，毕竟是自己的房。乔迁那天，父亲居然喝醉了。我明白了，我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一生盖三次房，但是一下子就住进城里的房，父亲三次盖房包涵了父母一生的辛劳、辛苦、辛酸和辛勤。而今我的儿子也大学毕业了，必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更好的新房。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