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挣扎,一次次思索——解读苏轼(许佳佳)
密州猎场,一位豪气万丈的不老英雄遥望西北,誓要远射天狼;快哉亭内,一位夜饮归客伫听江声,畅想归隐江湖;赤壁之下,一位超然物外的得道之人泛舟夜游,清心品味禅理……时而乐观进取,时而旷达自适,时而冲淡清平。在苏轼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折射出儒教、道教、佛教思想的三种不同的人生姿态。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并高度赞誉苏轼“比其他任何人似乎更能从审美上体现出儒家所标榜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准则”。可见,不同的思想可以互补,并在一个人身上得到有机融合,形成一种相对既实用又超脱的生存方式。那么,苏轼是怎样平衡这些充斥着矛盾的思想,使它们互补互融来诠释他自身的人生价值,营造理想的人生境域的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生积极入世,关怀社会。从小受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苏轼也不例外。与其他读书人一样,他以“学而优则仕”为信条,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努力读书,博得功名,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命运之神似乎也垂青于他,在应举这条路上,他走得很顺利。二十二岁的他就靠满腹诗书取得进士及第,顺利地叩开了仕途的大门。然而前程看似辉煌的他,并没有顺理成章地飞黄腾达。母亲的逝世,使他错失了入仕的良机;策论的犀利,使他受到了同僚的排挤;妻子、父亲的相继病故,使他再度错失为政的时机;政局的动荡,使他卷入了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变法漩涡。他笃信的人生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那么无力,他开始怀疑他的政治信仰,怀疑他的人生道路,怀疑他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乌台诗案”可以看作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乌台诗案之前,政治上他虽屡遭挫折,但仅表现出苦闷、孤寂之感,并没有怀疑过儒家思想为他指引的人生道路,报国之心不减当初,从《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中就能看出。“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多么威风,多么豪迈的场面啊!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年少时的豪气犹在,报国之心尤胜当年。“鬓微霜”,没错,岁月催人老,但又何妨?如果君王肯重用他,他仍会鼓足劲,拉大弓望着西北方向,勇射天狼。豪壮的言语,恢弘的气势,高远的志向,不馁的雄心,这些无一不让人由衷地佩服。西夏与契丹都在威胁着北宋王朝,满腔热血的苏轼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内心也在进行着激烈的自我斗争,是继续盼望着被重用的一天,还是要从政治上抽身,他很矛盾,但并不怨愤。受儒家教育的深深影响,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根深蒂固,他再怎么不得意,也无法从这个阶级立场中勇敢地跳出来。
思想的微妙变化总是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并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情境下初见端倪。熙宁九年中秋节,苏轼作出了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的抉择。兄弟异居两地,月圆人不圆之时,重情的苏轼思念起弟弟子由。想着子由,也想着人生的缺憾。满腔疑惑,“把酒问青天”。现实太悲苦,旷达如东坡也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消极想法:“乘风归去”。这多少影射出道家出世的思想。但毕竟“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儒家入世的思想在他心中毕竟根深蒂固。头可以深入云端,但脚还是立于人间,人间才是他的根。于是,感慨人生的缺憾古来有之,应当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现实。这就是著名的《水调歌头》。在这首词中,我们能感受到苏轼的内心由痛苦挣扎、彷徨犹豫到最终经过剧烈斗争又旷达安然的复杂过程。经受了那么多挫折,他的心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产生消极避世的心理也不足为怪。可贵的是,他没有一味沉溺在道家的消极退避中,哀叹人生的虚无,而是用儒家崇尚的乐观进取的态度肯定自己人生的意义。
因为卷入“乌台诗案”,苏轼被迫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被关在监狱里的他无奈地呻吟着,痛苦地思索着,绝望地自问着。“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猛绕云山心似鹿,魂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其一),本是天之骄子,供万众仰望的重臣,一身浩然正气,威风凛凛地立于朝堂之上,却遭人暗算沦为阶下囚,理想、抱负无处安放,只能在黑漆漆的四面墙中孤独无望地等待死神的召唤。儒家思想教他如何明理立德,如何积极进取,如何治国平天下,却没有教他面对死亡时如何才能不恐惧,朝不保夕时如何支撑自己的信念。所以,在给子由的信中,他一改往日的豁达与乐观,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对自身的怀疑表露无遗。他是怀着末日的心态和必死的决心写下这封“遗书”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修的“身”都要不复存在了,何来的“平天下”?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历史上只是多了一个忠君报国不成而枉死的儒生,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这样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命运给了他一丝怜悯,他侥幸活了下来。对他个人来说是幸或不幸我们无法揣度,但对于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来说,却是百年难遇的大幸。
这一站,他来到了黄州。经历政治漩涡、侥幸存活下来的他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思索。“以有罪之身流落天涯,必须随遇而安。初到黄州时……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得到一块荒地,并带领家人耕种,自食其力。这块荒地便是流传后世的“东坡”。“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轼《初到黄州》)“自笑”、“荒唐”,看似自嘲,其实又何尝不是安贫乐道的表现?淡泊名利的他本就不求富贵,而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也曾教过他要安于贫贱。《论语·述而》中就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物质上寒碜点没关系,但精神上一定要富足。人生可能遭遇的磨难太多太多,我们无法阻止它们的降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旷达自适的精神削弱他们的杀伤力,用淡然的佛心无视它们的肆虐侵袭。历经大风大浪、甚至曾在生死一线徘徊的苏轼似乎也领悟到了这一点。“到黄州的当年,他就给人写信说,借了天庆观的道堂三间,准备冬至后入室,闭关修炼四十九天。”并且他“闲居未免看书,为佛经以遣日”。(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同时他也从道家思想中汲取妙言真谛,来完善自身的思想体系,以达到儒释道三者的有机融合,做到在行动上入世但心灵上出世。
的确,很多时候,他总能平衡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他身上有由佛、道哲学消极面引起的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但儒家的积极进取始终支持着他尽力为百姓造福,老庄的达观自适、淡泊名利的积极面也让他能够在痛苦中竭力自拔,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味道。正如李泽厚总结的那样,“苏轼不是佛门弟子,也非漆园门徒,他的生活道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仍然是标准的儒家。他的代表性正在于,吸收道、禅而不失为儒,在儒的基础上来参禅悟道,讲妙谈玄”。《定风波》中,他手执竹杖,脚着芒鞋,高呼“一蓑风雨任平生”,他淡然回首萧瑟的岁月,轻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啊,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该看透了,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痛苦中,没有跨不过的槛,何不随遇而安、不避风雨、履险如夷呢?《临江仙》中,他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的确,生命是一个偶然,一个人就算走完一生的路也未必能读懂生命这个谜,只是在世俗的指引下,人向功名利禄靠近。经历了沉浮起落的人不禁发问:“何时忘却营营?”也许泛舟归隐江湖是不错的选择吧!“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很浪漫,很超脱,但也很无奈吧!如果真身处要位,有施展抱负的平台,他也不会在希望落空后渴望解脱吧!
在黄州的这几年,苏轼“耕种自济、养身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颇有道家“以无为求至乐”和佛家“以清心求极乐”的审美情趣,然而,他也在时刻等待着仕途上的转机,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可是,当机会真的降临时,他没有狂喜,没有得意,反而迟疑了。“归去来兮,吾归何处?……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苏轼《满庭芳》)。前路茫茫,世事难料,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被动感,不论是当年流放黄州,还是此时离开黄州,他都身不由己,他永远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棋局。此次离开黄州,他“没有马上飞黄腾达……期间有一年半以上‘投老江湖’的长途漂泊。这一次漂泊也可以说是‘身行万里半天下’”。他遍访名胜的过程中,途径许多名刹,有幸得见得道高僧,并受他们指点。“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苏轼《赠东林总长老》)他听到了溪水的说法之身,看到了山色的清净法身,一夜之间,无数表达着真理的自然的偈语向他涌来,他已经与自然的大道完全融化了。他显然已经达到了禅门“悟”的境界。可是,他的思想并不是单纯地指向佛家,所以,很多事情,他能看透,也能觉悟,但要做到“放下”,谈何容易?不久,痛失爱子的他产生了归隐的想法。然而,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又一次显现出来。在他无心政治的时候,政治却主动靠拢他,这次,他是被“居庙堂之上”了。他真的累了,又或者,儒家赋予他的政治理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因为他首先是个文人,一个有着超凡创作天赋的文学家和深邃哲思的思想家,政治对他而言,远没有文学和哲学对他有吸引力,他忧国忧民,但他对权力看得很淡。“归去,归去,江上一梨春雨”,“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苏轼《如梦令二首》)他更希望自己还是那个雪堂春睡的东坡居士,而不是看尽官场黑暗、权力纷争的翰林学士。
终于,他解脱了,被卷入“元祐党争”的他又遭到了外放。如果说“乌台诗案”后被流放黄州时他是失望的、愤懑的,那么这次被流放杭州,他该是欣然的、平静的。在周周转转、曲曲折折的政治之路上,他明白了在当时的局势下,“平天下”对他来说只是白日梦,但“平一地”,他还是可以倾力而为的。他能够做到为百姓干实事,同时可以潜心修身。经历了太多,也思考了太多,他似乎已经看透、也放下了。“儒以治世,道以修身,佛以治心”。这句话概括他对儒佛道思想的选择性吸收再恰当不过了。只是,达到这样的境界之时,他的心已是千疮百孔,静若死水,再也无法产生一丝涟漪了吧。
把他的一生放在审美和思想领域中来衡量,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一生多么丰富,多么值得挖掘,他历经磨难,打通儒释道思想,换来我们今人一句“有价值地活过、有思想地活过、诗意地活过”,而他内心的欣喜或落寞,只有他自己独饮。
转自《塘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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