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轻狂，每个人年少时都有一个天大的梦想，美其名曰理想。

从初中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写作文。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满脑子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写出来的作文却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也常常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评讲。尤其让我值得骄傲的是，我读初中的学校是一所民办初级中学，但凡学校开大会或有人作报告，都是我在台上做会议记录。及至到高中毕业，这6年我可算是学校的“才子”了，初中和高中学校的黑板报都是我出的。这也不知不觉地催生了我想当一个作家的梦想。于是，读文学书籍和投稿，便占用了我全部的课余时间。

那时在上海7口之家，姐姐出嫁，仍有我们4个孩子上学，全靠父亲每月60元的工资，经济拮据可想而知。但善良的父母总支持和满足我的读书愿望，省吃俭用抠下点钱给我订阅《少年文艺》、《上海文学》和《诗刊》。父亲说，孩子要看书，增加知识，总是好事。每当我开口向母亲要钱买书，她总是一言不发，默默地从手绢里拿出几块钱，递到我手上。这钱还带着母亲的体热，绵软而温馨。

我是从初二就开始写诗投稿。说到写诗，一来年轻人朝气蓬勃，热血沸腾，血气方刚，又富于幻想，最爱读诗，而写诗又最容易表露心声，抒发情感；二来写诗简单，花费的时间少，便于操作，于是隔三岔五我就投稿。那时投稿不要邮资，注明“稿件”即可。但尽管我不停地写、不停地投，却总是石沉大海，但我痴心不改。为了不让父母看到编辑的退稿信，我把这些退稿信用报纸包起来，放在家里木橱里面的抽屉里。有一天，我又一次存放编辑的退稿信，发觉这些退稿信好像被人动过了，难道是父亲？因为母亲是不识字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弟妹尚小，不可能关心这些。

终于，一天在上海环卫运输队工作的父亲出差回来，坐在我身边，眼睛看着我，轻声地问我：“你写文章投稿了？”我心里一揪，不置可否，胀红着脸，只是“嗯”了一声。父亲说：“只要你喜欢，就别放弃！”说着，父亲还从兜里掏出5元钱给我，说是让我买书、买稿纸和墨水。

我心里一热，有些泪眼朦胧，原来父亲是支持我的，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964年我高考落榜，进大学中文系深造的希望破灭，1965年8月报名支边去了新疆，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一片肃杀、万籁无声、文化荒漠的10年里，投稿是不可能的了，我就一边认真学习词典，读古典诗词，一边不停地写诗。1979年5月，我调到一所中学任教。1982年，我的第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接着，我的诗歌、新闻通讯和散文纷纷面世，一年间几乎 “征服”了新疆的所有报刊。

1983年暑假，我回沪探亲。那天，父亲也正好出差回来。他吃饭时突然问我：“你阑尾炎开刀怎么也不告诉我们？”

我说：“我没有得阑尾炎，也没有开刀呀！”

“那你文章里怎么说开刀住院呀！”

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刚开始发表文章时，缘于激动，缘于新鲜，也缘于慰藉父母对我的殷殷期盼之心，我每发表一篇文章，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把样报样刊随同一封滚烫的家书寄给父母。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写道，作为班主任的“我”得了阑尾炎开刀住院，一个平时很调皮的学生还来医院看“我”。这本是虚构的，但父母却把它当作“真人真事”了。后来母亲告诉我，每当我把发表的文章寄回家，父亲总要看上几遍，还大声地念给母亲听，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那个高兴劲和自豪感就别提了。在父亲看来，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简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也证明了他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没有落空。直到我2003年退休后回到上海，还看到当年我寄回家的那些样报样刊，父亲用报纸包裹得严严实实地放在抽屉里，尽管那些报刊的纸张已经发黄变脆。

缘于一种爱，一种执著，我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至今，耕云播雨，一路跋涉，我已在全国70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200多万字，文章入选数十种选集。2009年7月，我的哲理随笔集《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正式出版公开发行。那天，我把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书无比兴奋而又小心翼翼地捧到父亲跟前。父亲听说我出书了，十分高兴，他接过书，用手轻轻地摩挲着，喃喃地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出书了，喜事！大喜事！”他把书尽量向眼前靠，良久，仍然不无遗憾地说：“可惜，我已看不清书上的字了！”其时，父亲已91岁高龄，患有糖尿病、白内障，眼睛几近失明。

我的第二本书即将付梓，第三本书也已脱稿。去年，我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前几天，父亲给故乡江苏建湖他年近八旬的七弟打电话，最后还兴高采烈地说：“告诉你，鹤同现在是上海作家啦！”他把“作家”两个字说得特别重、特别响，满是自豪和得意。可见，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作家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

毫无疑问，一息尚存，我将一直写下去。虽然，93岁的父亲已看不清我写的字，但我深知，父亲喜欢我写作，更希望我写出更多更像样的东西，因为他现在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在看。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