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大前年了，在一个风大得有点离奇的下午，我正坐在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云梅老师，你侬个在哪儿？”

“我在家。”

“今天是我80岁生日，我来给你侬个送几只寿碗。我刚才去过电台了，她们说你侬个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我送到你侬个家里！”

其实一听到有点侉的高作腔，一听到但凡说到“你”这个字都会换成“你侬个”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就知道他是我在电台做主持人时认识的老听众徐兆荣。我做的是一档时长半个小时的文学节目《青春的旋律》，每周日上午8点半准点播出，他也会准点收听。而且，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投篇稿来，也是我的老作者了。我才做主持人的那三、四年，他的稿都是手写体，而且七十多岁的他都是骑车从乡下送过来。后几年，他开始请当地打字社的一个人将手写稿敲出来，然后发到我的邮箱。每发完稿后，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云梅老师，我给你侬个发稿了，请你侬个查收一下！”

80岁生日的那个下午，老人很显然不是在室内打的电话，他的声音明显听出喊来，并且伴着清晰的风的吼声。

那时，我刚离开电台一两个星期。跟做了8年的节目告别，是很有一点伤感的。但在那样一个天气恶劣的午后，却接到一个曾经的老作者、老听众的电话，心里便有温暖的波滑过。不过，考虑到恶劣的天气，我对徐老说：“祝您生日快乐！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家离电台很远，您还是不要来了。”

因为依我对他的了解，我猜他这次还是骑车到县城来的。

“云梅老师，我一定要送去！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要亲手给一些最值得感谢的人送上我的寿碗。我已经送出去好几只了。你侬个家住在哪里？”他语气坚定地问。

也许是因为一直坚持搞写作的原因吧，连做出来的事情也异于平常的农村老大爷。不知为什么，原本计划着发呆后上床的我立刻想成全老人的做法了。

“您现在在哪里？我自己去拿碗吧。”

“我在广播电视台楼下呢。还是我送到你侬个家里吧！”

“我刚好出门办件事，要经过电台，顺便去拿一下。您先到电视台的大厅里等我吧，里面暖和些。”

开电屏车出门时，才知道风刮在脸上有多疼。我几乎是眯着眼睛躬着身子开到了目的地。正待锁车时，身后传来高作腔：“云梅老师，辛苦你侬个了！不好意思，给你侬添麻烦了！”

手里拎着一只蛇皮袋的他依然穿着那件老式的中山装，依然是一幅谦恭拘谨的模样。干瘦的身子在风中更显单薄，脸上似乎还有被风吹过的泪痕。说完话后，他立刻就地蹲下来，细心地往蛇皮袋的最深处掏。里面大概是放了不少的铺垫物，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他掏出了两只用布条扎得很紧的纸盒，并且郑重地递到我手上：“云梅老师，这是我80岁生日的寿碗，祝你侬全家寿比南山！”

我虽然觉得他表述的逻辑有点乱，但他的意思我是明了的。我比他更为郑重地接过寿碗：“徐老，祝您过到120岁！”我本来想买个礼物送他，但一来天冷风大，懒得在外停留，二来考虑到他骑车不好往回带，于是作罢。我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红包，往他手里塞。他立刻涨红了脸，一脸决绝，连连说：“不能不能！你侬这样就是骂我了！你侬个不收起来，我就将寿碗带回家了！”搞得我都觉得我拿钱这个动作亵渎了老人的本意。

 “云梅老师，谢谢！这么多年，你侬个一直帮我改稿，经常在节目中读我的稿子，还给我寄稿费，太谢谢了！你侬节目做得那么好，可惜，以后听不到了。”

我急于让老人回家，便岔开话题：“你还要将寿碗送哪些人，如果有我熟悉的，我帮您带给他们吧，省得您一个个地跑了。”

“不，我自己送！我没有贵重的礼物送他们，但我的心是诚的。”

和我告别时，老人将装有寿碗的蛇皮袋口小心地别在自行车后架上，底部又用细绳轻轻地兜了一圈，确认不会晃动后，他朝我轻轻地挥了一下手：“云梅老师，谢谢你侬个特意来！再见！”

站在风中，我看着他跨上自行车。车身简短摇摆过后，坚定地朝向前方。

回到家后，我将那两个包得很紧的纸盒打开，发现各放了一只红花蓝字的寿碗。许是防止碰撞，寿碗里面垫满了稻草。我能想象得到他包装时的场景和心情。那两只寿碗被我拆开后又原封不动地包扎好，放在碗柜里。

还有一件事，也是关于寿碗的，那时我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在电台兼职。一天上午，跟中心领导请了半天假，等到下午再去的时候，几乎看到我的每一个同事都跟我说了同样的问题：“今天上午有个老人找你了，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关系特别好的，还跟我详细地描述了老人的样子，年纪很大，个子很小，长得很黑，穿得很土，手里拿着一蛇皮袋。我在心里疑惑，是谁找个人找出这么大的动静？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徐兆荣抓着一蛇皮袋来到了我的窗口。同时，很多其他窗口的眼睛也都望向了我这边。大概他们也很好奇，这个老人今天这么执著地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后来我知道，上午他先到了广播电台，后来又打听到行政服务中心的位置，到了中心后，他又几乎是逢人便问：“云梅老师在哪？”“云梅”是我在节目中的自称，他压根就不知道我姓什么。而工作中一向称全名的人往往一时又不能将这个名字跟我迅速联系上。那时我们又都没有手机。于是，找得很辛苦。到我的窗口后，他直接交待来意，说是村里有个老人过百岁生日，他特地多要了两只寿碗送给我。说完后，他就低下头，在蛇皮袋里“窸窸窣窣”地掏。当他捧着用草绳绑着且中间用稻草隔着的两只碗时，特意强调：“这个老人是活着的百岁啊，这个寿碗好呢！云梅老师，你侬个是好人！祝你侬个长命百岁！”那个下午，几乎全中心的人都知道了，有个老头花那么长时间找到我，就是为了送两只寿碗给我。那天回去后很感动，特地写了篇日记，并且特地写道：“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作者和听众，我会无怨无悔地坚持将这档节目做到最久远，做到最精彩！”可惜，最终，我还是失言了。当然，那是后话了。

几天前，无意间听说徐兆荣老人已在几个月前因病去世。这么说来，他80岁时送我寿碗的那次，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而我在记忆中搜索了很久，发现这个给我投了很多次稿、打了很多次电话、发过很多次节日问候语的老人，跟我见过的另一面也就是我在行政服务中心时的另一次送寿碗。这个周日，忽然想起他来，便打开碗柜，找到他曾经送来的这几只寿碗。我把它们打开后，又照原样放好。盯着寿碗看的时候，记忆中的这两件事便跳将出来，并且在我的大脑里越来越清晰，但是，我的眼前却越来越模糊……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