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因工作变动，举家迁往江苏常州。根据母亲的建议，搬家的日子定在国庆节。打点好所有的行装，母亲还特别从一个旧木箱里拿出她的荷包，分给我几张“红歌卡”。她深情地说：“这东西和家里那盆万年青，都要永远留着！”

母亲给的“红歌卡”，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流行的红色革命歌曲（包括样板戏）照片。那时教唱革命歌曲是很流行的事，除了手写，最好的形式就是冲印有谱有词甚至还有人物插图的小照片了。我小的时候，母亲管它叫“歌卡”。当红色成为经典，我们就改叫“红歌卡”了。

红歌卡是我们的“传家宝”，也是母亲的挚爱。母亲只有初中文化，但她酷爱文艺表演，年轻时候当过公社的文艺宣传员，会唱很多红色歌曲。在淮剧样板戏《沙家浜》中，母亲是阿庆嫂的扮演者；在《洪湖赤卫队》中，母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韩英；在《红岩》中，母亲又成了视死如归的江姐……我参加过母亲的同学聚会，在她儿时伙伴的心目中，简直就是“红色歌王”。

生于六十年代末，我的孩提时代是看红色经典电影长大的。那时的红色电影都有红色歌曲，很多影片的主题曲至今传唱，成为永恒。像《上甘岭》中的《我的祖国》，《洪湖赤卫队》之《洪湖水浪打浪》，《铁道游击队》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母亲都为我找来歌卡，在教唱的同时，她还告诉我，“以后看电影不要急着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看他们是为谁打仗，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老百姓欢迎他，那就肯定是好人。”母亲总是用红歌启发我读书做人，记得我十岁生日那天，曾为空军指挥员的父亲送给我一顶镶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我爱不释手，戴着它就上学去了。晚上回来，母亲问：“今天有什么感想？”我说很开心，同学都羡慕我。母亲又问：“你知道多少关于红五星的故事？”我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开头就是五角星，还有《闪闪的红星》里面潘冬子也戴着这帽子。母亲夸奖了我，又给我讲起了江姐《绣红旗》和红五星的生日——南昌起义的故事，还让我写进了作文本。从此我每天晚上都缠着母亲给我讲故事、唱红歌。

记忆深处，母亲教唱最早的一首还是《南泥湾》。那时我在农村还没有上学，也没有幼儿班，母亲对我早教的教材只有两样，除了64开的《识字课本》，就是幅面有两张火柴盒大的红歌卡。母亲在田间劳作，我在树荫下玩，她忙累了就过来喝水休息，提着篮子就会唱起“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开始我并不明白意思，只是觉得好听，也会跟着唱两句。到了小学开始记事的年龄，我才把歌唱全，却并不解深意。1995年，我面临下岗，郁郁寡欢。母亲跟我谈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是不可能的，什么东西都要靠劳动换取。你还记得南泥湾吗？”母亲又把歌词的历史娓娓道来。一度彷徨的我终于醒悟，我开始勤奋读书，无论酷暑严寒，甚至除夕初一，都雷打不动，终于在写作之路上取得可喜成果，由于写作内容多关注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法治进程，所写评论、论文多次在全国性论坛获奖，并长期在一些报刊开设专栏。我也因此被选调到常州工作。在一次笔会上，文友问我当初有何精神动力，我以一曲《南泥湾》言明心志：能像南泥湾的战士一样吃苦耐劳，做什么都能成功！

母亲的红歌并非只有那几首老歌。上世纪80年代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90年代《春天的故事》、《十五的月亮》以及近几年的《走进新时代》、《爱我中华》，母亲都很喜欢。她常说，每个人生活的时代都该有红歌，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没有理由不唱！确实，每当我们唱起红歌，哪一次不是精神抖擞，充满希望？红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见证了祖国的兴旺，更延续了一种不灭的信念，给了我更多的希望。

如今，红歌卡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些年，我家的房子也几次翻新、搬迁，但红歌卡始终没有被丢弃，红歌依然是那样的红。我儿子上幼儿园，我母亲提前教他唱了《共产儿童团歌》等两首红歌，孩子唱的神气活现，还拿了奖呢！

由于我们在外地工作，每年国庆或春节我们回老家，都要举办家庭联欢，虽然有了DVD，母亲仍会把夹“红歌卡”的本子拿出来，尽情地唱上一首又一首。我们兄弟姐妹可以唱流行歌曲，但也都会哼上一段段红色的“保留曲目”。红歌、祖国、母亲，这三个字眼总在我们心中激荡。见我们都没有“忘本”，母亲很开心。她说：“红歌最大的好处，就是教人向善学好，不会变坏，你们到哪里工作，无论当多大干部，都不能干坏事。红歌会让你们记住家乡，记住那个时代，记住老传统。”为了经常保持联系，上月母亲过生日时，我特意送给她一部新式手机，下载了好多红歌，只要我们几个打电话过去，她就能听到自己最喜爱的歌。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