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家人，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

渐行渐远的背影与无边的夜色融为一体，父亲，你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我。

父亲离去，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

我从小学三年级就离开村上的复式班，到街上跟着父亲上学。那时父亲在供销社做营业员，计划经济时代这种职业是很吃香的，但出生贫寒的他并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本分厚道，一生要求进步却始终不得要领。这是我成年以后对父亲的印象。那时候，在我眼里父亲是世上最好的人，善解人意，不凶不狠，对于一个男孩子，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了。

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拉着我的手，走过石板条铺成的小街，去街南头的农具厂，父亲可能早就打听好了，那天正好出铁。穿过黑多亮少的小镇之夜，远远地就望见农具厂特别骄傲的灯光，隆隆机器声也有些目空一切。离厂区近了，父亲拉着我的手就猛地抓紧一些。我们小心翼翼地探脚跨进厂区，轰响的鼓风机，怪兽一样的铁炉，满地的砂模，铁水倾倒时像炫目的焰火飞溅开去，披着厚厚盔甲的工人更像古战场勇士。好奇，紧张，刺激，我屏住呼吸，一边觉得眼睛不够用，一边又不由自主地往父亲怀里钻，当我仰头朝父亲的脸上望去，他用粗大的手摸摸我的嘴巴，笑了笑，却不言语。看完了出炉的全过程，父亲又把我带到印刷厂，这里浓重的油墨味有点呛人，我们走进排字间，两个戴眼镜的师傅正在静谧的灯光下拣字，父亲和其中一位打了招呼，然后就让我从字架上找我和父亲的姓名，当我把6个铅字紧紧地抓在手中，心里一阵狂喜。回到父亲的宿舍，我找出伤湿解痛膏，剪成细条把铅字裹好。第二天，我所有的书本上都印上了好看的铅字姓名，那个得意啊！从此，我便觉得自己是个有见识的人，你看，连铁锹怎么生产的、书怎么印出来的这么复杂的事我都知道。

父亲从没有讲过为什么要带我去参观工厂，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觉得那是童年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父亲文化水平不高，无权无势，我想，宽厚无边的父爱流溢与职业地位、文化修养没有多少关系。

父亲几乎没怎么对我发过火，这大概既缘于他脾气好，也因为我乖巧听话。有一次，父亲动了大怒，就是鲁迅笔下“出离愤怒”的那种。那时强调“开门办学”，数学课是要脱鞋子卷裤腿去测量秧田、土圆仓的，物理课的任务，则好像非把我们培养成“三机一泵”样样精通的农机员不可。这时候，同学之间开始出现“手抄本”，我借来了《一双绣花鞋》，父亲发现也拿去看。这是抄在作业本上的小说，经过多人之手，牛皮纸封面已经破损，内页字迹模糊，饱经风霜的样子，像出土文物。父亲决定我们自己也抄一份，他和我一齐动手，熬了几个晚上，终于赶在还书期限之前抄好。父亲拿出他整理帐册的精细功夫把《一双绣花鞋》装订好，再三叮嘱我不得外借他人。我没听话，把手抄本借给一个最要好的同学看。后来，我到了入团年龄，很虔诚地打入团申请报告，可迟迟批不下来，父亲到学校一打听，说是有人民来信反映我私传手抄本的政治问题，父亲顿时就铁青了脸。一个人平时脾气越好，发起火来就越发可怕。父亲那天真是怒不可遏，回到宿舍抓住我就打，边打边骂，甚至举起了板凳，幸亏他的同事闻声赶来拉劝。

我美丽的母亲是个识得不少方块字的农民，她结婚多年直到30岁才盼星星盼月亮盼来我的呱呱坠地，我在父母心中的位置自不待言。成人后我才意识到，那次经历的暴打，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渐渐萌生两个想法，一个是，做事不能无所顾忌；另一个，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暴打带来的皮肉疼痛逐渐消失，而这些想法却在心里留下了深深烙印，并且长久地影响着我。是啊，天天与我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街上孩子，他们不管怎么玩皮，人家是城镇户口，将来肯定会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而我来自农村，不认真读书根本就没有出路。这样的想法一旦形成，我就开始有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寂寞与孤独，一门心思读书学习。我们是文科班，班上有同学整天以读小说为乐，而我却视稀缺的复习资料如命根子。于是，我和一位同学互通有无，各得其乐。父亲总是心疼地让我不要熬夜，要我早点睡觉。他越这样，就越发使我觉得不能偷懒，不能有丝毫懈怠。专心于某一件事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青涩的少年时光就这么像一把金色的沙子从指缝溜走。1979年我参加高考，我考的是父亲认为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文科。

等待高考成绩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这样的日子里我曾经视父亲如宿敌。

那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夏日傍晚，我在土墙茅草屋的家中鼓捣突然失声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催我放下来先吃晚饭。我说：“今天一定要修好它，修好了，就考得上；修不好，就考不上。”不一会儿，门前的路上传来自行车铃声，很少大声说话的父亲远远地就敞开嗓门喊着我的乳名，声音透着喜悦。我闻声把手中的收音机猛地往桌上一放，就在这时，收音机响了。父亲带回了好消息，他说得知成绩后在镇上还买了西瓜请客。父亲是个很节俭的人，这样的请客真是破天荒。平静的农舍，好消息带来的喜悦很快就被等不到录取通知书的焦灼所代替。父亲请高人指点，我填的5个志愿依次是：中央财经学院、江苏师院盐城分院、南京师院、江苏商专、扬州师院，据说这种本科、专科交叉的“波浪型”志愿可以确保被录取。而我对父亲的埋怨也由此而生，我的分数高出本科线好多，考分比我低的都陆续拿到通知书了，我想我的问题肯定出在志愿上，这种捉迷藏似的志愿根本就是一厢情愿、作茧自缚，肯定不会有学校录取我了……被这些想法折磨着，我坐立不安，滴水不进，看见父亲就像看见了仇人，一句话也不跟他说。父亲心里也没底，便心思很重地提了只小黑包去盐城打探消息。第三天，父亲在建湖县城坐农共汽车回来了，从车站到家门口，一脸笑容的父亲见到熟人就从包里拿出一颗水果糖请人吃。父亲带回来的好消息，就像闷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酷热天兜头泼下的一场及时雨。正是这场透雨浇出了我的别样人生。那一年，我16岁。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许多与父亲独处的机会，但我却没有一次想到问一问父亲，那样的大热天他只身去了没有亲戚熟人的盐城，住在哪儿？吃的什么？有没有受到什么委屈？我知道我的父亲，他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他为人实在，不善言辞，拙于交际。

一辈子少言寡语的父亲，在他69岁的初夏突患脑溢血，昏迷一个星期后去世。那些日子，我和弟弟妹妹一直陪在父亲身旁，我想问他一些事情，他却不再能够说话，永远地不能说话了。我就这样长时间地望着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能吃，不能动，不能说，一点表情也没有，只有黑黑的胡茬渐渐长满双腮与下巴，我用自己带在包里的电动剃须刀轻轻地将父亲的胡茬剃净，收起剃须刀，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剃胡子，还会有第二次吗？

我父亲就这么于深度昏迷中一声不响地走了，没有痛苦，没有折磨，没有抗争，没有纷扰，没有遗憾。父亲一句话也没留下，留给我母亲、留给他深爱的儿孙们的，只有他一生的好。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