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把泗州淹没，原来生机勃勃的泗州城沉入了洪泽湖底。刚刚坐上了龙廷宝座的农民皇帝朱元璋，在震惊之余派了刘伯温去治理洪泽湖的水患。

　　刘伯温聪明绝顶，在泗州和下五州（里下河地区）之间筑起大坝，坝旁带耳，以在水患发作之时炸耳放水保坝；同时，砌起水闸，方便里下河干涸之时开闸放水。这样，在范公堤与大坝之间的湿地很快就变成了水陆交溶的的地方。

　　这片地方，水是甘甜的，没有凶残的鳄鱼；岸是芦苇丛生，没有吃人的豺狼虎豹。只有人吃水里的、岸上的和空中的一切美味。而且，一个人、一只小船、一只木桨就可以转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相传，朱洪武丢了泗州，虽有刘伯温为他造出下五州，但因为无人开发，所以也还是不甚喜欢。后来他下了道圣旨，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赶杀”——派兵驱赶百姓到里下河地区，不走的就杀头。但想来这个刚刚坐稳天下的皇帝还不至于那么愚蠢，所谓“赶杀”应是“赶散”，即移民的意思。

　　当初，朱元璋定都之初就把他的心腹将士都安置在富庶的苏州，这些将士划田圈地，召集民工，很快就把苏州“填”得实实在在，因此“皇太祖察民居疏密，行填实之法，凡有大族，有司举其殷实者，填实各处”。这些将士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拖家带口来到指定的土地上，各自选择高地，挖河造田，刈草盖屋。

　　苏州阊门的移民来到盐城北安家之后，他们取鱼打猎，围滩造田，起早贪黑，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菱角、花香藕以及水稻，自给自足外有了剩余，于是便有了交易的出现。不但这儿的人走出去，还有外面的商人走进来。人们的交易地点，除了县城及范公堤上的上冈外，还有西高田上的湖垛，上冈和湖垛之间被一条沿河串连着，精明的商人为了降低行用费，就乘船到产地中心去购货，中心就是连当时应天府都耳熟的地方——鸳鸯墩。

　　鸳鸯墩在湖垛和上冈的中间，同样被沿河串着，住着王姓一大家子，王家就是第一批从苏州移民过来的。这主人曾是一个文职小官，做事喜欢动脑筋，卓有远见。在选址安居上，他很是费了一番工夫。他带着全家乘船在这片地区四处察看，当行到靠近范公堤的高岗时他没有停留，因为在这儿落脚的人太多；到了湖垛时，他觉得也没有发展前途，但他爱上了这条直通大海的沿河。一日，他再次来到高岗和高田之间时，看到河里有几对鸳鸯正在嬉戏，“真是吉祥之兆啊！”他顿时欣喜不已。于是上岸俯看，他发现脚下是一块高地，地里长着红六角草，向北不远处还有几块更大的草地，而其余的地方都在一层薄水之下。他转了几天也没有发现人烟——这正是他需要的地方，心中很是满意，于是决心就在这里落户，并为之取名鸳鸯墩。从此王家人在沿河南北两岸分住，意为象鸳鸯那样相依相望，永不分离。

　　水荡地区，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地人和外来客商不论去海边买盐还是去盐城县衙，都要经过鸳鸯墩。他们饿了要吃饭，累了要休息，王家人趁机开了饭店、旅馆、饼摊和杂货铺，很快，这里就成了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鱼行和草行也应运而生，时间一长，鸳鸯墩成了远近闻名的商业区。

　　王家富了，地盘也扩大了，南北三十里，东西二十里。除了围滩造田外，还利用草地在鸳鸯墩以西的一片滩地上开辟了养马场。

　　按照律法，三年后这里就要缴纳田赋丁税了，而且还要养马。历代朝廷都法定百姓养马，明初时，因为朱元璋本人是安徽凤阳人，因此他取消了江南地区养马的任务，这样就加重了江北的任务，由“十户一马”成了“五户一马”，不过，相应的优惠政策也是很诱人的：养马者可以输银，还可以占地不税，养马的厩长、厩老及厩卒、厩医等可享受地方的奉银。精明的王姓家长深谙此道，他收留了外来求生的饥民，年轻力壮的围滩造田，年老体弱的就养马，鳏寡孤独者在鸳鸯墩北部的一块高地上男女分住，划出一块土地为“祷田”，召来和尚、尼姑和道士在这里教他们颂经念佛，为王家祈福求寿。王家成了世祖，这块“祷田”当然也被免除了一切赋税。

　　不知不觉中三年已过。盐城知县要找百姓在各个垦区为他们代政，代政者人选标准很高，因此，官员们虽然心中有数，还是要逐个微服私访。对里下河这个新垦地区来说，要认定的里长和甲长首先要具有很好的开发精神，因此王家就成了重点考察对象。

　　知县和衙役们乘船先到了鸳鸯墩，只见墩边船只来往络绎不断，不大的墩子却见人头攒动，就象县衙门前一样，可见这里的买卖很是兴隆了。绕着墩子的小河向北就是王家的主宅，仿苏式四合大院；院子的东北有三座独立的庙堂：东边是黎三庙，庙里正堂供着黎三老母的泥像，中间是道观，西边是尼姑庵，人们总称它为黎三庙，虽未成规模，在这个新垦区也已是奇迹了。

　　知县在这里敬了香，讨了杯水喝，很快就被李主持发现了。李主持善于察言观色，他从步履和神态上看出了知县的身份，就留下知县吃了斋饭，并细细讲了王家主人的雄才大略和养马三百的规模。一听到王家养了这么多马，知县立即想亲自去看个究竟，就在李主持的指点下划船西行。西边是一条不大的沟河，直通西塘河，专为马饮水开凿，名叫马沟浜，浜上有数不清的马厩，各种颜色的小马驹在老马的带领下正在草地上啃草，马夫们坐在一边看守着，老马夫正在马厩里为老马和刚刚生育的母马梳洗。

　　知县惊叹不已，也知道王家的来历，不敢怠慢，立即亲书上报朝廷，皇太祖看了奏章，一户竟然能养马三百，这让他龙颜大悦，他立即提笔御批“立一木挂黄旗，以示臣民”。知县有了御批，立即召集大小官员到鸳鸯墩宣读御批，举行竖旗仪式，并任命王家主人为里长兼粮长，同时在王家设立了预备仓（明律法一府拨万贯，一县设四个预备仓，以备赈灾之需），规定周边地区见旗到此缴赋。因此，人们称王家主人为“独木王”。

　　独木王养马输银，各行的生意越做越大，收取的田赋直接存放在自家仓库里，预备仓里借出还入，出少入多，久之就聚沙成塔；特别是代收田赋，开垦了新地而不报上，随着新垦地逐年增加，王家的财富越聚越多。

　　第一代独木王去世了，第二代独木王在旗杆的高度上打起了主意。当时永乐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他想再加一木又何妨，可以多多地收取赋税，很快，他就实现了心愿。

　　当时很多落后地区的开发需要财力支持，于是朝廷不仅取消了对里下河地区的补贴，而且还加重了赋税征收。盐城知县把理财放在了政务的首位，他发现民田越来越多，可是缴纳的赋税却不见增多，私访之后才明白原来是独木王捣的鬼。这可是欺君的大罪！永乐帝本人就是个叛逆者，得到应天府的奏章后，他担心独木王财富骤增后也会聚众叛乱，于是下旨“满门抄斩”，又念王家开垦有功，恩赐了“肉球坟”一口。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王家上百口人顿时成了刀下鬼。

　　王家就这样消失了。本来昭示着幸福吉祥的鸳鸯此时成了不详之兆，于是鸳鸯墩被公议改名为双舍里，意为舍掉一切灾难，可以重新兴旺之意。到了洪熙元年，官府派粮长丈量田亩，划鱼鳞图，立黄册以户为主，田各归户。

　　这样，双舍里东西南北方圆三十里的土地上出现了无数个地主，这些地主在此后几百年的你争我夺中，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有名的就数东边生家、西边路家、东南的缪家、西南的曹家和北边的伍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