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农耕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在中华大地耕耘劳作。生存繁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丽的乡村田园，蓝天白云，青山碧水，万物竞生。传统农耕经典之处在于有机耕种，给庄稼积有机肥、施有机肥，生态环境零污染。

在那个年代，农家有三个设施：粪坑、猪圈、泔水缸，粪坑积蓄人畜粪便，让其自然发酵；猪圈是一个小肥料厂，各类农作物的残叶根茎，瓜果蔬菜的皮壳，道边的野菜杂草和河沟里的水草藻类以及农家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灰土、有机垃圾，与猪的粪便、垫料以及饲料残渣等混合一体，经猪拱掘、踩踏并发酵，便形成了富含多种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的厩肥；泔水缸用以存放家中的剩饭、剩菜、厨房垃圾、淘米水、直至洗锅洗碗水等，泡制发酵，与米糠、杂粮等混合一道喂猪。农户还饲养牛、羊和鸡、鸭、鹅等，赚些零用钱，又积了肥。农闲时，农民还干些罱泥等活计，既疏通了河道，又为庄稼备上了富含腐殖质的泥肥。

有机肥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就是能为微生物降解。一位学者说，一块稻田湿地，并生的动植物多达100多种，能降解所有的有机废物，化污染为洁净，变废物为资源，实现能量的转换，水洁土净，维系着各物种的共存共荣。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教会了农民掌握了自然界中各物种“相生相克”的规律，村民祖祖辈辈护鸟、护蛙，呵护益虫，实施生态除虫灭害。最可敬的是千百年来，我们的农民与燕子同居一室，相依相伴，这在全世界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二

我国传统农耕大多是由农民用体力劳动完成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大批年轻精壮的劳动力流出农村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极大下降。我曾在报上阅读到了一篇标题为《我那垂老的故乡》的文章，文章写到：“年前回乡，从村东道村西，我没有遇见一个人。……堂叔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都走啦，先是男人们去了，后来女人们也跟着去了，现在连孩子们也去城里读书了。村子空了，学校也空啦，我们村子原先有两百多人啊，现在剩下不上四十个男老女老在家看窝啦。去就去了呗，还都不想回来了。’……空村、荒村，我那垂老的故乡啊”。难怪有人惊呼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让我国传统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因种种原因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比如，化肥农药超量使用，直接导致乡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当下，由于留乡务农的大都是妇女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人戏称为“3860部队”，他们既无力积肥，更无能力将有机肥一桶桶、一筐筐施到田里去，他们能做的是撒撒化肥、喷喷农药。一些地方农民种麦子的时候索性撒下大剂量除草剂，种生姜时投下剧毒农药，地里不长草了，生姜不生虫了。有报道说，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量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60%—70%。

由于使用化肥既省力、又能增产，农家有机肥源便成污染源。许多地方人畜粪便、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或渗入地下，生活垃圾随处倾倒，造成垃圾围村。有些地方农村条件好了，他们建楼安装抽水马桶或改厕建化粪池，但粪便、污水暂时还未能达到集中收集净化的程度，大多还是直接排入水体或渗入地下。在城乡结合部环境污染更是让人心焦，一些失地农民为了谋生，利用自家宅基地砌猪舍、搭鸡鸭棚，搞起畜禽养殖，由于种养分离，畜禽粪便更是无法处置，便偷着向河沟里倾倒，污水漫溢、深入地下。

去年七月，环保部在一篇《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与对策》的报告中披露，全国行政村每年产生的生活污水90多亿吨，生活垃圾2.8亿吨，污染源普查显示，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生态失衡，生物多样性正在丧失。有人说蛙声是天籁之音，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乡村能听到充天塞地的蛙声。前年，《新民晚报》，登载一条消息，讲生态平衡破坏酿出恶果，唐山乡村部分地区老鼠成灾。原因是当地农民使用大量农药、鼠药，导致老鼠的天敌都死光了，老鼠便猖狂起来，啃玉米、吃花生，还产生了抗药性。去年夏天，我从电台听到一个短讯，是说广州一个什么组织搜集到了七千只萤火虫，在一个体育馆里举办少年儿童观赏萤火虫晚会。有趣吧，但让人焦虑。

三

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成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农民过上城镇居民的生活。但是，城镇化步伐的过快过急，必然会对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田园的保持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压力。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城镇化论述颇多。有专家给出了1.0版本和2.0版本之说：1.0版本的城镇化为速度型，平均每年城镇化率增长一个点，一年有一千多万人进城。现阶段进入2.0版本，即以质量为主、速度为辅，或者说速度、质量并重的阶段。坚持生态优先，修复乡村被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良机，也是落实中央关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务实之举。笔者认为要抓住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是要稳定农业劳动力队伍。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劳动力资源仍然是实施农业耕作的第一要素。稳定农业劳动力既是协调城乡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基本的要求，也可以避免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而产生的乡村“空心化”和面源污染等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过分强调土地流转，把农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培育种植大户和资本下乡上，然而修复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恢复生物多样性，非急功近利所能办到的。要依靠那些勤劳纯朴、热爱自然、热爱土地，有着浓浓的乡土情结的农民去完成。当下，我们既要重视农村青年的教育培训，大力发展农业院校，教育、鼓励农村青年经营农业；同时，要引导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变观念，对于不适合留在大城市的，鼓励他们回乡务农，发展农业，建设美丽家园。

其次，减缓消灭村庄运动。传统的农耕方式有助于修复乡村自然生态，传统的庄落与传统的农耕方式是相适应的。只有在传统的村庄里，村民才方便饲养畜禽，积有机肥，施有机肥，逐步扭转农田对化肥农药的依赖性，同时，由于畜禽粪便、有机垃圾还田，乡村的面源污染、农业源污染将得以缓解、以致消除，乡村的自然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将会逐渐地得以修复。

对于“拆村并居”、村民集体上楼存在一个隐患，如果环保设施跟不上，就会产生都市的污染模式移植到村镇社区的可能。笔者认为即使建立新农村社区，也应该给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留下一定空间，我们不应忘记建国后，农村家庭饲养业曾经是国内畜禽产品市场的主渠道。农村就是农村，喂几头猪、养几只羊，养些鸡、鸭、鹅，乡村就应该听到鸡鸣狗叫。有些人将乡村面源污染的板子打到了农民饲养禽畜的“屁股”上，不公平，千百年来农民谁家不养猪、养牛羊和鸡啊、鸭啊，可世世代代村民不总是饮用河水吗，问题的关键是粪便和有机垃圾入田。

第三，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将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规划，统一种植。农业合作社虽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赋予其市场化、科学化的组织管理理念，克服吃“大锅饭”的问题，它将会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中，扩大规模化耕作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公益事业中发挥一家一户无可比拟的优势。《新民晚报》曾经报道过，农民互助合作尘封了几十年，被两位年届六十的上海女知青徐桔桔、北京女知青贾爱春在插队落户的第二故乡黑龙江逊克县奇克镇山河村激活了。她俩带领山河村村民搞起了种植合作社，收回了流转出去的机耕田，实施机械化耕作，整治村容村貌，开展多种经营，兴办绿色种植，安排富裕劳动力出门打工或兴办其它产业。山河村土地增产了，村民致富的路多了，村庄变得清洁美丽了，村民们称赞参加合作社“有奔头”。企盼广大乡村多涌现一些像老知青徐桔桔、贾爱春这样的带头人，将单干的农户组织起来，用集体的智慧和勤肯的劳动建设美丽乡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最后，要鼓励、引导农民实施生态种植。近年来，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深入人心，广大农民认真反思这些年用化肥、农药“逼”土地产粮的教训，想方设法改善土壤，减少耕地对化肥、农药的依赖。生态岛崇明实施用政府补贴的举措推进土壤的植物修复法；其他郊区农村也采取在稻田放养“虎纹蛙”和江西麻鸭，创造“蛙稻田”和“稻鸭共作”的生态灭虫法。我们还要牢牢把握的是动员和引导农民给庄稼施有机肥，这是当下治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污染，恢复生物多样性的最便捷、最节俭、最有效的途径。市场在呼唤安全、健康的有机粮油、蔬菜和瓜果。我们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从媒体宣传、科技指导、品牌培育、市场开发到居民消费等诸方面，引导、关心和支持农民兄弟发展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或者，鼓励能人、牛人能创建一批像江苏“田娘”一样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农民生产有机肥料，让有机种植有法可行、有利可图，我们一定可以走出一条自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