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结识胡福明(姜茂友)
1983年,我在盐城市委机关报《盐阜大众报》社当记者,有幸被抽调与市委宣传部的理教科长刘万琳、副科长张华龙一起撰写一篇《红旗》杂志出版社的约稿——关于阜宁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调查。为了到北京给《红旗》杂志社送稿,使我结识了胡福明先生。
当时,市委杨明书记在京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从北京来指示,要宣传部立即派人把我们撰写的调查报告送给他。因为稿子是我执笔的,所以我就有了这趟美差。
我于6月21日下午4点钟抵北京站,5点钟住进了沙滩2号《红旗》杂志招待所,找到了编辑部的郑幼云编辑,6点钟坐《红旗》杂志社的轿车到达江苏代表团驻地——五棵松炮兵招待所。7点钟见到了我市出席全国人代会的代表童朝明、巴一恺、王尤珍,由他们带我见到了杨明书记,杨书记急着要赶火车离京,急匆匆地把我介绍给了胡福明副部长。杨明书记指着胡部长拍着我的肩膀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你就钉着胡部长,他叫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稿件一天不发表,你就一天不要回盐城!”说完他就跟胡部长握手告辞了。
胡部长在领我去他房间的走廊里,突然停住了脚步,很随性地给我介绍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这是顾秀莲省长,这是凌启鸿副省长,他是盐城大众报社来的记者小姜,你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我很拘谨地作了自我介绍。胡部长跟两位省长说:“《红旗》杂志出版社要出一本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汇编,全国35篇文章,我们江苏就是两篇,盐城、淮阴各一篇。小姜就是送稿件来的。”
告别两位省长,胡部长把我领到了他自己的房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普通话说的这么好,不是盐城人吧?” 我印象很深的是胡部长把我们《盐阜大众报》说成是盐城大众报。“小姜,稿件的事件,你不要急。你没来过北京吧?没来过就好,没来过就有新鲜感。所以,我跟你说三句话。”见我要掏笔记本,胡部长连忙接着说:“不要记,不要记,我讲话你不要记,我要说哪三句话呢?第一句话是,你要玩,玩哪里?天安门,故宫,长城,这些都是世界名胜啊,所以你一定要玩,这些地方都玩完了,怎么办?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句话:还是玩。不是玩过了吗?还要玩什么呢?那就去要北京大学呀,清华大学呀,人民大学呀,都要去玩。还有,你们当记者的,还要去人民日报社呀,新华社呀,这些地方统统要去玩。这些地方又玩完了,干什么呢,那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三句话,还是玩,再玩什么地方?王府井,东单,西单,那些大商场,你一定要去看,要去玩。这些地方,你全部玩完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跟你说稿子的事!好不好?就这样定了!”
离开炮兵招待所时,我还纳闷,住在同一幢楼里,杨明、童朝明、王达宣、王尤珍的房间电话都是六位数810646转各自房间的分机428、426、206之类,而胡部长的房间却另外多了一部七位数8144362转425的。巴一恺告诉我,一般房间都是用的部队专线,与外边不通,而领导房间多了一部外线电话。
我玩了三天,实在不敢玩了,我担心假如稿件用不出来,如何回家交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胡部长汇报,他“被逼无奈”地说:那你下午来《光明日报》社找我吧。自此,我就钉着胡部长不敢擅自离开。
那时候,胡福明到北京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高校、新闻单位都争着邀请他作报告。我就像他的尾巴一样跟着他,到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等多家单位去听他作报告。每次我也都是被他“请”到台上跟他并排在前排就座。每次主持人介绍完主席台上的人员之后,胡部长都要插话很认真的指着我:“这是我们江苏盐城报社的记者,小姜。”他好像对“盐阜大众”不熟悉,所以有时想说,又生怕说错,总是临时又改说“盐城报社”。现在回想起来,我这角色在当时也真够滑稽的了。
胡部长是无锡人,他的话说得稍快,听者就有难度,有时主持人或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也发话询问,正好,我的母语也是吴语,我能大致能听懂胡部长讲话,所以有时我就主动帮他翻译几句。
有一天晚上迟了,他坚持要我跟同住一个房间,说是正好聊聊天。说句实话,那时尽管我是地方报社的一名记者,但没见过大世面,更没见过大人物,在胡部长面前总是显得稚嫩、青涩。难忘的那夜,胡部长呼声如雷。早间醒来时,他问我:“小姜,昨晚我没打呼吧?”我只好违心地唯唯诺诺地点点头又摇摇头。他又来上一句:“我只有累了才会打呼,一般不打呼!”我在心底窃笑!
每次吃饭时,他也总是让我坐到他的边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南京。他拎起包就要走,我可急坏了,我那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稿子的事。他直拍脑袋:“噢,噢,还有稿子的事呢!别急,我来!”说完,他就翻出小本本来找电话号码,一通电话之后,他撂下话机爽朗地大声笑着说:“我帮你的事情办完了,明天你还找郑-幼-云,行了吧。那你现在也要帮我办件事哎,——帮我把这些大包小包一起送上火车,怎么样?”我也正是那次头一回看到软卧车厢,领教了“豪华”二字。
胡部长坐定之后,列车服务员就捧着本本走了过来,征询胡部长点哪些饭菜。胡部长不假思索地大手一挥:“来两碗面条!”我一听他要“两碗”,立即跟他打招呼,我马上回招待所吃。他一听:“噢,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我都忘了,没给你订!”不由分说,我又陪着他吃了两碗面条,下车后我想,他的饭量真大!
送别胡部长的第二天,《红旗》出版社的郑幼云编辑找我看小样,敲定稿件。后来这篇调查报告被刊印在《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初的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上。《红旗》杂志1984年第6期封底上刊登了一篇“图书评介”,以《一本系统介绍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书》为题,专门推介了这本书,文章写道:“这本书共收入了35篇调查报告,是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从各省、市、自治区《红旗》联络员组织、推荐的百余篇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中选编出来的。”“这本书内容广泛,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和特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些调查报告的作者,有的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调查研究部门或专门组织的调查组,有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年轻的农业经济研究人员。他们的调查报告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分析都有一定的深度。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劳动组织、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5年2月,我们的这篇文章还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呢。因为书上的署名是“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获奖证书上要写上主撰人员的姓名,为了这事,我还特地怀揣着《盐阜大众报》社严锋副总编的亲笔信去南京找省社科联的王淮冰主席,王老又陪我一直找到胡副部长,胡部长再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再后来,他到省委党校当校长,因为我大学同学施建华和原来《盐阜大众报》社的同事张彦加在党校工作,所以我又拜访过胡部长一次。
我虽然跟
转自《塘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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