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拖着红色手拖车急急地走，我目送她老人家离开。这送别的场面已在同住的十七年里形成一种习惯，而每次的送别都让我心生伤感。

　　母亲是回上冈的老屋。那里有她不放心的三间两厨和前庭后院的菜畦。母亲总念叨着不放心不放心，要回去看看。每次我总笑她，那老屋里啥值钱的都没有，你请小偷去偷人家还向你要劳务费的。但母亲总是固执地每周回一趟老屋摘些青菜瓜果，对我说的“来往车费够买一大筐青菜”的说法充耳不闻。唉，没法子，老人家想做什么就让她去做吧，只要她开心。

　　只是这送别的场面却总让我伤感。现在是母亲一个人的孤独身影，十年前一次次送父母离开的镜头依然清晰：熙攘的人群，一辆人力车，父母并排而坐——两顶绒线帽、两位不再年轻的苍凉背影……人群的喧闹声己淡然消去，而父亲离开的背影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现在，父亲去世已有十年。十年！让我惊觉恍惚，我觉得父亲的离去还是才发生的事。

　　父亲是位穷教师。他那个年代，教师是真的穷的。记忆里家里的开支总是入不敷出，到了下旬父亲便拄着拐杖去镇上找文教助理预支下个月的薪水。有一次父亲到家眼里是噙着泪的，母亲追问下才听父亲长叹一声：“助理冲我发火说每月都来，烦死人！”父母的叹息像一颗种子无声地落在我年幼的心里，疯长成忘不掉的记忆。这助理衣食无忧，她不能体会穷人的捉襟见肘是如何的斯文扫地。而对于父亲起伏的人生，又需怎样的隐忍和坚强才把岁月过得平实安然。

　　父亲出生于富农家庭，排行老三。微薄的收成和连年的战乱，日子也好过不到哪。识文断字的父亲便在1949年考进了二野军大，后随军解放重庆，被组织安排留守重庆负责财政税务。不幸的是，父亲这时查出患有肺病，在当时是难愈的绝症，父亲便挟上包裹回到了苏北老家。（2010年左右，二野军大校友会寄来了一张父亲当时的照片，清瘦的父亲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当时全国开展扫盲运动，父亲的病情也有好转，便在地方政府安排下当上一名乡村教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

　　有时和父亲闲聊，我问父亲，为什么你参军时做的是文官，而五叔只是一个炮兵，现在他做了行长而你却在教书呢？五叔家的日子多富裕呀！我们为什么这么穷呢？父亲总是叹口气摇摇头，对当年年幼的我，他不想费力解释他那代人的理想与抱负以及国家与个人得失间的取舍。经年之后我才明白，人生际遇是与时代大背景脱离不开的，父亲那代人崇尚的是奉献与国之大爱，像雷锋，像黄继光。后来在一次笑谈中，父亲才说为什么会选择做教师，因为那时有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将军战场上受伤，只好去军校教书，为国家培养出了好多高级将领。“那是无上的光荣啊！”父亲如是说。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为什么那么呵护他的学生，苦口婆心劝说家长让孩子读书，宁愿用微薄的薪水资助一个没钱读书的孩子也不会给他亲生的女儿带回一粒糖果……离休后的父亲致力于红学研究，他书写的红楼梦诗词稿件可堆至近两米高。也是父亲的稿费才能让我顺利把大专读完。

　　母亲常说一生不易，这样的穷困，还是让我们兄妹四人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如今父亲去世已有十年，留在我记忆里的叹息声也渐行渐远，他的青春、他执着一生的信念、他经受的贫困折磨都风干成记忆。唯有这送别的场面，清晰如初——枣红色绒线帽、墨绿色羽绒棉袄、黑色的拐杖和佝偻而亲切的背影。

人到中年，方才领悟，父母与子女只是半生缘。每个人都在父母的一次次目送中长大，成家立业，又目送着父母亲人一个一个地离去，然后又在子女的目送中离开……生老病死我们无法左右，唯有这目送中的温情，会永恒成一盏不灭的小桔灯，在挂念着的亲人身心乍寒时，点亮一份温暖和希望。

转自《塘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