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4日，在苏州金鸡湖公园邂逅一位读高小时的同窗。40多年过去了，她的笑声还是那么清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她对花季里的记忆竟是那么清晰、明朗。她的回忆，她的问今问昨使人对早已沉淀的往事又泛起苦涩的浪花。就像扯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影片，影影绰绰重新向你一幕幕走来。也像苏州水城门里的廻音，绕来绕去，叫你无法入眠。

（一）

　　儿时记忆里的苏州，有好几个水城门，都是全石圆拱，一般宽度约7米，圆弧形顶高也在7米上下，而穿越的深度却有15米左右。这种深深的水门白天开放，晚上则下档或关上大铁门断航，所以每清晨放档时进出船只较多，在我们小孩看来也就十分热闹。最热闹最兴奋的时候就是船进水城门里的各种声音如桨声、摇橹的吱呀声、篙子的碰撞声、走向打招呼的喊声等，都会被放大、重复，甚至错落有致地一遍遍重复。出于好奇，我总是在船篷上等候，当船一进水门时我就“啊！啊！”狂喊起来。于是多少个“啊！啊！”也就一声接一声地喊了起来，闹得来往船上的人们以及自家的大人都朝我发笑，笑我那高兴的狂劲活像个“小痴子”！当船走出水门时，我的喊声还在水门里一遍遍地重复，只是一声比一声渐小而己。此时，我由手舞足蹈变成目瞪口呆，我不是在这儿吗，怎么还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地喊呢？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其实，我此时的目瞪口呆，此时的莫名其妙正是对一个问题的思考或追究，朝我发笑的大人们也不一定能解释清楚，只是他们司空见惯，不去思考而已，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小痴子”。

　　“小痴子”，多么快乐！

（二）

　　我的父亲是一位勤劳持家的强者，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聪慧过人的人。从我记事起，家里有几亩低洼的薄田，几乎连年都遭水灾。靠种田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每到秋后麦种落地，就举家登一木船前往江南苏沪杭一带谋生。临行时，往往带上几个船客（实际上也是逃荒的人）以攒点运费作为通过层层封锁线的“过岗费”。有时也以高价欠上几头猪子到江南农村换上糙米和荸荠等农产品。然后，糙米即为一冬一春的口粮，荸荠等则作为商品到苏州或上海零售。如此年复一年，便使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苏沪杭一带的少年“游客”。美丽的吴越山水、古镇豪宅、石桥石坊、石柱瓦车篷、石柱船河房、还有古墓石碑等等，都给我留下一幅幅美好难忘的印象。还有识字不多的母亲，每到一处都能给我说上一些故事，如同里湖里的罗星洲神庙是跟着湖水涨落的，在这里住宿是有菩萨保佑的；周庄沈万三是做善事感动上帝，在除夕的夜里得到了一个聚宝盆而发大财的；苏州53孔桥8月16那天晚上会有53个月亮晃动是嫦娥下凡用扇子搧的等等。更给我年少的心灵里留下了较多的神奇传说。而水城门里一喊怎么就一声声喊个不完？挂着瀑布的山顶上水是哪里来的？怎么就淌个不完？乾隆皇帝上岸的石码头怎么砌的这么好？他为什么不去我们那里呢？他要是去了，我们那里不也是有了石码头了吗！这些问不出满意解答的问题也使我对美丽江南埋下了很多奇妙的问号。

　　1953年，苏北家乡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生存而行江过海饱受风霜的父亲，带着对安居乐业的美好梦想把几亩薄地和拼了一辈子的汗水结晶——能载8.8吨的木船，一起拱手交给了共产党主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虚年13岁的我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一个能展翅高飞的小鸟在名山大川幽林峡谷里飞翔了几年后突然关到笼子里重新学舌，确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不知天高地阔从围栏里捉到笼子里的“小鸟”学起“开学了”，他们既感到新鲜也能安分守已，相比之下，我一开始上学就成了一个调皮好动的学生。

　　那个解放后刚刚创办的简陋初小，只有两个班，在我们班里最大的学生是19岁，最小的只有9岁，我虽然好动，但每每考试总是第一名，老师无奈就叫我跳级。

　　1956年到了一个叫马舍的完小读高小，跳级上来的小家伙整天不务正业，逮住一本小说就读个没完。上课时老师发现他眼睛不在课本上或不在黑板上，就突然提问，然而他总是答得很对。如果哪个老师故意向深处提问，他就特别高兴，常常反过来提问老师为什么里的为什么，弄得老师也能结舌。

　　考试成绩是尖子，“调皮捣蛋”也是尖子，老师就另行安排“课外作业”。如出黑板报，排文艺演出，宣传粮食统购统销好，人民公社好。谁知这些课外活动正符合他争强好动的天性，干起来特别来劲。语文老师表扬他黑板报写得很好，他就说人家江南石碑石坊上的字还好呢！

　　1958年，大概是“又红又专”、“多才多艺”，在选优拔尖中被免考“保送”进了大阳初中。

　　在建国初期只能普及小学教育的年代里，进初中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这所1955年新办的高小，1957年的首届毕业生升学率是52分之一，即全届52个大男大女只有一位姓姜的状元考进了初中，即是全区最好的中心小学录取率也不超过10%，因为那时全县只有5所中学，其中完中只有两所。

　　就在这年名为高小毕业，实为一群大男大女各奔东西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又发生了另一个像水城门里的廻音一样叫人一辈子忘不掉推不开的印象，那就是一双眼睛和一句简单的语言。水城门里的廻音使人想起来就感到天真、愉快，而那双眼睛和那句简单的语言使人想起来就感到自己愚笨和悲哀；水城门里的廻音使人在一生中每在船上穿越类似水城门大桥的时候就禁不住想大喊一声。而那双眼睛则使人在一生中每看到一个相似她的人往往就禁不住要追看一眼，甚至能尾随一程。然后发觉自己失态了，就留下一丝苦笑、一丝凄凉。

（三）

　　十七八岁正是一个人生长发育“突飞猛进”的时候，它和庄稼的孕穗期一样，需要足够的养分才能挺进成熟期。偏偏我们那代人在“孕穗期”的时候，能吃没得吃，吃也吃不饱。

　　粮食统购统销本是一件很好的事，而动员农民卖余粮更无可非议。但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大粗”干部，干起来就不是动员卖余粮了。他们出于虚荣和政绩的需要，就把党员和所谓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逐户翻箱倒柜，卖得越多越好，卖余粮成了卖口粮。可怜的我往往在“余粮”集中起来到区里报喜、入库的时候，还跟着敲锣打鼓。

　　不知在什么时候，机智的母亲在户外杂草堆里埋藏了一麻袋稻子，直到霜天雪地靠“瓜菜代”已把全家“代”到面黄肌瘦之时，在一个月黑的晚上，母亲才把自家的这袋稻子弄回家。父亲一下子抛开烟锅子，当天夜里就用手磨磨成碎米拌上萝卜茵子把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吃了个饱肚子。

　　1957年的除夕，就因为那袋稻子，我家的萝卜饭里是能找到米的。

　　到了1958年的上半年，这所辐射半径达三公里的马舍高小免去了早操，一位姓吕的老师说，同学们每天来去几公里，哪天不是马拉松？其实，一群鲜活的鸭子已逐步失去了活力，趟鸭人是再也不忍心举起篙子吆喝了。

　　麦收了，这群最大的已二十出头的大男大女们突然又像枯萎的秧苗得到了一场暴雨，顿时又鲜嫩起来。

　　就在那鲜嫩活泼的半个多月里，同学们除了紧张地应付升学考试，还做了不少依依惜别的小动作。如三五一群地到小镇上拍个照片，买个本子或一张小画写上几句祝愿的话相互送送，约个地点晚上到哪家“集中复习”等等。毕竟是二年的同窗了，谁都想在散落的明天里能保留些思念，甚至期望能有点美好的牵挂，甚至觉得肚子里那些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话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

　　就在临毕业前的二三天里，同学们正准备放晚学的时候，坐在我左前方一位女同学低声对我说：今天我值日，你能帮我洒水吗？我说：好。清脆的铃声把同学们都唤走了，我端了一盆水把教室里轻轻洒遍。她拿着扫帚一动不动地朝我望着，那样子好像有话要说，也好像怕我洒完水就走，我就坐了下来随口说等干干再扫。她没有说话，只是拿着扫帚站到我面前，涨红着脸微笑着。这时，我突然发现她特别美丽，白底上淡红暗格的上装，齐肩的短发，粉红的笑脸，洁白的领头大大的，就像池塘里刚放开两片大叶的荷花正好托起一朵粉红的花蕾，似含羞待放，似脉脉含情。端庄、素雅、甚至有点神圣，使人陡然不敢相望。似乎她也有点紧张，一言不发。半晌，她抬起头把两眼望着窗外，似乎她要说的话全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

　　此时，她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很长很长的睫毛下两眶乌亮的眼窝里好像渗出了什么，我一切都明白了，她有话要说，她要说什么呢？她要说的话是不是也是我想说而不敢说或无法说的话呢？其实，我对她早有千言万语，她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父亲，她上面还有四个姐姐，她家的一切全靠五十多岁的母亲支撑着。埋在心里的滋味除了能望她一眼还能有什么呢？没有！她聪明、好学、好强好胜，但从不露出声色，只是在考试成绩公布她在陆玉之后时她才有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沮丧，但有时公布她的成绩在陆玉之前时，她会不被任何人发觉地朝我望一下，琢摸着我的表情和心理……。

　　她仍然望着窗外，不知她那是享受沉默的幸福，还是忍受沉默的煎熬，那叫人窒息的沉默使人心跳加快，欲语无词。半晌，还是我先说话了，我说：“你肯定会考上的，即使被师范录取，读二年就工作也很好，可以减轻你妈妈的负担，而且边工作再边读书也可以。”

　　“我知道你要说这话，你被保送了，陆玉也能考上大阳，正好嘛！正好！。”她突然说话了，而且说到“正好”的时候就弯腰扫地了。我只得站起来，望着她，不知她说的什么，当我要离开她的时候，她又站起来两眼直盯着我。那眼神，那眼光，直到现在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能形容能说明。那眼神是定格的，那眼光里是有声音的，是什么声音我也说不准，好像有气也有恨，因为她脸上的表情是认真的，无奈的。就是那两颗明亮的眸子，带有穿透力的眸子，到底要对我说什么？猜想，彻夜猜想，就像哥德巴赫的数学难题，就叫猜想。

　　第二天，我没敢看她一眼。

　　第三天，她又穿上那天的淡红上装，端端正正地坐在我的左前位，就像一朵牡丹开放在春天的绿草里，我还是不敢正视，不敢去想。

　　第四天，1958年的7月4日，毕业典礼，散会了，也就彻底的分散了。

　　从此，这位美丽的同窗，一个纯情好胜的姑娘——金竹，就深深地紧紧地贴上了我的心灵深处。

（四）

　　1958年的夏秋两季，中国的“卫星”就像现在节日的礼花一样，不断向空中腾起。报上登了湖北孝感成了千斤县，很快到处就有“吨粮田”、“方万斤”的“卫星”升起。大炼钢铁的口号一呼，很快就有小高炉的“卫星”升起。教育也不例外，成绩好的上国办，剩下的就上新办的农中。金竹和陆玉都以高分被县城的师范录取，而我则在他们5公里以外的大阳就读初中，没有任何联系，但好像还在一起。

　　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决心上金竹家去看看。这时，农业的“卫星”已完全落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已由“放开肚皮吃饱饭，到处食堂不要钱”变成“宝宝宝宝你莫哭，口粮只有五两六”的时候了，怎么去呢？有了，中学附近的制香厂不是在收购榆树皮吗？对，挖榆树根的皮。找了很远，才找到一棵较大的榆树根。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河里的冰上能跑人，树根自然被冻得严严实实。也不知是哪来的干劲，脱掉棉袄还能出汗，弄破手指也不觉痛。一连挖了两天，剥下十几斤树皮到香厂卖了五元五角，然后买了一个比较精美的红色硬面的笔记本和半斤粮票的一条大糕，（粮票是公办中学应发的寒假口粮计划），在一个离春节还有五、六天的下午，我去了金竹家。

　　金竹家虽离我家只有四、五里的路程，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照她过去的介绍，我很快就到了她家，谁知她母亲说，金竹走亲戚了，不在家。

　　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把没有露面的“惊喜”带回为好，免得还在读书的金竹被妈妈追问个不休。

　　在一条小河的东岸，居住着三五户人家，小河上架着一个高高的小桥，摇摇晃晃可以单人行走。几家子合用的一个水码头也是用一个短短的木板伸向河内。小桥、流水、茅舍、篱笆。啊，这里就是金竹的家。

　　说来也怪，本是一个草枯河冻的冬天，我在那里却有点恋恋不舍，好像这诗一般的环境正在孕育着一个诗一般的姑娘，她上这码头洗漱的时候，会不会沉鱼落雁！她走这小桥的时候，是不是轻舞摇晃，她害怕吗？直到昨天和金竹在金鸡湖分手后的第十天，我读苏州日报清人词：“苏州好，串月有长桥，桥影重重湖面阔，月光片片桂轮高，此夜爱吹箫”的时候，还拍案失态。好一个“此夜爱吹箫”！真是斯意谁晓。我当即仿作：“家乡好，小河架小桥，河水潺潺桥影晃，月儿弯弯挂树梢，郎儿过桥了。”这里“郎儿过桥了”就是我当年常在梦里去金竹家的意境。

　　到了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也来了，政府财力无法支撑，县城的农校、卫校、师范等全部解散。陆玉家有能力，把陆玉转到我们班上读初三，而金竹则成了一名小学的代课老师。

　　就在这年腊月二十左右，初一初二的学生提前放了寒假，因为全公社的小学老师要集中到这里开会、学习。陆玉告诉我，金竹订婚了，是个大队的粮食会计。金竹叫不要告诉过去的同学。她明天是应该来开会的。

　　我愣了，但没有露出声色，我一个人跑到操场上，想咆哮，想上天，想下地，想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最后，我昏昏沉沉地上了晚自修，昏昏沉沉地躺到了搁铺上，模模糊糊中，金竹真的走来了，她说她是无奈，大队书记做的媒，母亲和姐姐都同意，当我问她你自己同意吗？她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我大声追喊：“金竹、金竹……”。结果，宿舍里的人被喊醒，他们怪我说梦话影响了他们的睡眠。

　　第二天中午，在初二教室的走廊里，我看到金竹在排队打饭，她也看到了我，还是那双有穿透力的眼睛，她没有走出自己排队的位置，也没有说话。我也没有主动去靠近她，她的眼里好象还是有话，好像在告诉我：不说了，一切都不要说了。

　　在这陌生般的相见中，我发现金竹变了，好像一朵美丽的鲜花没有以前鲜嫩了，目光里有点凝滞、无奈，也有点躲躲闪闪怕见我的样子。

　　午后的数学课上，可能是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引起老师的注意，他就其正在所讲的内容突然提问我：

      “什么叫系数？”

　　“……”

　　“请举例说明？”

　　我结舌了，突然不知是哪个脑子指挥了我的舌头，我说：

　　“爱情是物质的系数。”

　　老师惊讶，全班惊讶，大家全把目光投向我。我自己也懵了，我怎么说出这话，半晌转不过神来，老师说：

　　“下课后到我办公室去一下”。

　　大概是照顾我的面子（班长，学生会文体部长）当场就叫我坐下，对我的回答也未作批评。

　　后来学医，我发现我从那时开始有了“精神分裂症”。

（五）

　　金竹这次到苏州来是看望她女儿的，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园区工作，小家庭就住在风光秀丽的金鸡湖边。

　　邂逅并没有多大的惊喜，经过眼睛和语言的确认以后，相互笑了笑就在一个亭子里坐下。风凉的湖边上依“山”的亭子里只有两个人，斜阳的光线在亭子四周的树缝里躲来躲去，知了也停止了鸣叫。在如此幽静的环境下，我好像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静谧、沉默，但没有那么紧张。少顷，金竹微笑着，她又挤出那句老话：“那时候你和陆玉很好，不知你们后来怎么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你的一生有点委屈了，要不是文革，你的一生应该是另一个样子的”。金竹撩了一下花白的头发向我发出提问和同情。

　　“我没有委屈的感觉，相反我还有点内疚，我觉得我努力的太少了”。我坦然地回答。

　　“不要感叹了，你说说你和陆玉后来怎么的”？金竹追问着。

　　“陆玉的路是她父亲安排的，和我有没有关系，很难说清，可能是你的错觉太多了”。我说。

　　“可能吧，女人比男人多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是年轻的女人”。金竹笑了。

　　“你的那位会计先生对你好吗”？我问。

　　“好，非常好，好得几乎让我受不了，我想，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为了晋升，读了中师又读了成人本科，如果不是他在时间上鼎力支持，可能我成不了今天的样子。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他就到乡办厂工作 ，现在多少也有点养老金，家务事他全包了。”金竹看我听得认真，又说：“我现在样样都好，大女儿在这园区工作，房子车子全有。二女婿下海，他们搞了个企业也很红火，儿子是公务员小家庭在老家的县城。我呢？吃饭、到幼儿园接孙子、跑医院看医生，这就是我的生活。”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了笑容。接着她突然说：“今天真巧，你帮我看看病吧”！

　　“是的，我感觉你健康状况真不太好”。我忘记了一切，认真地看着她。

　　“我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只有45公斤。我妈妈，还有几个姐姐，她们晚年都不像我，她们都很正常，胖胖的，吃得饱睡得好，我不知怎么的，全身是病，医生又查不出具体的病，就是吃不饱睡不好，失眠多梦，精神萎靡。上海苏州能看的大医院都看了，就是说不出一个什么病，神经衰弱还打了个问号。退休之前工作忙忙还可以，体重50公斤。退休后反而更糟了，脱发、视力减退，吃什么都没味，玩什么都不开心。药越吃越多，饭越吃越少，人越来越瘦。”

　　“你现在吃哪些药”？

　　“看看说明书，都是针对我的药……”。

　　“你查了哪些？”

　　“什么肝功肾功、血糖血脂、乙肝丙肝、还有什么内分泌、胃镜肠镜、头颅CT等等，唉！该查的全查了，都说正常，真急死人了”。

　　“中医也看了？”我问。

　　“看了，这虚那虚，方子一开一提包。补、补，越补越糟。现在这样子我真羞于见人。”金竹真有点自惭形秽，脸上露出了苦笑。

　　“羞于见人？这叫什么话，既然查不出病来就是体重不达标，那不是很好吗，省得像人家找医生减肥。”我半开着玩笑，想减轻她的心理压力。

　　“一阵风就能刮倒，能抵抗得了什么，我真害怕，假如真有个什么病肯定抵不了。”金竹的样子有点怕死。

　　“你平时伤风感冒多吗？”

　　“不多，很少感冒。”

　　“那好，那说明你免疫功能很好。”

　　“你真会说话。”金竹转忧露喜。

　　“如果你确实该查的都查了，都很正常，那就该放心了，那就叫退休综合症。”

　　“退休综合症？”金竹咯咯大笑，表示从没听说过。

　　“对，这些病最好的方子是心理平衡，洪昭光说健康的四块基石是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心理平衡。前三条都好办，而心理平衡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你，一个师范生滚爬跌打地努力几十年，从一个小学老师到小学校长，到文教助理，到教育局领导成员，确实是很不容易。50多岁在精力上还很充沛，突然退下来，多少路子和打算突然让别人去干，而且干的人不一定完全在路，他们还有新的思路和打算等，这些你不一定都顺眼顺心。”

　　“不对不对。”我的话还没说完，金竹就抢着说。她说她从没有这种心理。

　　“以你的修养和理智，你肯定是不会放在心里，也不会去多作关心。但是，人的意识中还有一种深层次的潜意识，是人们不常放在反应器官中流露的意识，常常把自己弄成假面具。久而久之，也能造成体内功能紊乱或低下，你所查的，可以说是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就像你所在的教育局一样，各股组织健全，各自工作都能胜任。但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中枢头头们处于“对立统一”或“貌合神离”状态，施政能力自我减弱时，各股职能也就相应处于效力低下的局面了。如胃肠功能差，消化吸收慢，逐步食纳少，人体就自然消瘦了。”

　　“我没有潜意识，你莫瞎说。”金竹反驳着。

　　“不一定就是工作上、退休上，各种社会因素都能导致心因反应，以致心理状态失衡。我想讲个故事，同意吗？”金竹又笑了，表示同意。

　　1969年冬天，我们村上来了一家无锡的下放户，丈夫是历史反革命在服刑。40岁的妻子带着一儿一女到我们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双脚不敢着泥的城里人一下子沦落到“苦海”，村里人都很同情，那两个刚出校门的孩子也很聪明，处处讨人欢喜。时间长了，看不出这家人有什么反动，男孩被安排为大队通讯员，女孩会唱歌就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做演员。这样一家人的工分就能领回口粮。二十多岁的生产队会计许强看上了这位天使般的姑娘，分粮分草时往往对她家有明里暗里的特别照顾。但毕竟是反革命家属，他们只能在暗恋中。到了1976年双方都是大男大女了，男方不顾一切，提出结婚。第二年国家恢复高考，这个叫尹珍的女孩以高分考进南工。许家全力支持，那怕是一个鸡蛋一棵菜，也要卖成钱供新媳妇读书。第三年尹珍父亲平反，弟弟和母亲回城了。后来尹珍大学毕业也分到了无锡并当上了干部。而此时农村分田到户，许强也由生产队会计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如此的落差，村里人都捏着一把汗，怕许家人财两空。但尹珍很有感恩思想，逢年过节就到许家来，还不断为许家人添衣买物。小夫妻分多聚少，到1983年才有了孩子，大学生的母亲为儿子起名叫许愿，她说在她人生最晦暗最艰辛的时候是许强不顾一切给了她家以生存的希望。寒冬腊月，她在大队排戏时总是深更半夜才散，许强总是在约定的地方等候她，然后把她送回家。一天夜晚大雪纷飞，她想今天小许不来了。突然，她感到害怕。落荒、孤单、“反革命子女”一齐涌上心头。她流着泪蜷着身子在雪海里蹿行，当她走到老地方时，雪地里站着一个雪人，是许强，许强还为她带了一件棉大衣。以前，许强送她总是在她家门前不远的地方看着她进门了，他才悄然离开。这次她不忍心了，她要许强进门喝口热水暖一暖，许强说你妈在家。她说她妈早就有数了。许强进门后尹珍突然哭了，她说：“许哥，我爸不是反革命，是一个中学校长，他是被人陷害了”。尹母也哭了，尹母说：“许会计，感谢你，但我们家不能连累你”。许强说：“不是反革命更好，即使是反革命也是过去的事了，只要我们自己不反革命就行了”。就是这个时近春节的深夜，屋子里四个人全哭了，他们不知哭的什么。许强走了，尹珍说她那一夜没有入睡。就是那一夜，尹珍发誓要为许哥生个好儿子。我记得当妇产科医生在填婴儿出生证问及婴儿姓名时，尹珍一口说出叫许愿，她还对医生说，要不是读大学，许愿该5岁了。

　　“后来呢”？金竹全神贯注地追问。

　　“后来我问宝宝为啥叫许愿，尹珍说在我处于敌对阶级家属时许家愿意娶我，作为一个城里的高中生嫁给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是我愿意的。后来一切都变了，我们还生了儿子，实现了我的心愿。待儿子大了知道他名字的来历时，他应该知道这是父母对他的希望，做人要做真人，不要随风倒，不要攀势利”。

　　“不，不，多余的解释，从你上面讲的叫许愿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是问她们后来的婚姻家庭怎样了”？金竹急切地想听下去。

　　“后来我搬家到医院了，直到1996年的五一节，我在花果山旅游时，突然山上有人喊我，要不是许强，尹珍和她的儿子我真的不认识了。46岁的尹珍此时显得清瘦而高挑，晦暗的面色向我露着机械的微笑。14岁的许愿已进了初中。就在这年8月，我到无锡去开一个学术会，会后我去看了她家，比我大十岁的尹母告诉我，尹珍在42岁就当上了正科级干部。许愿和他爸爸是1989年到无锡的，许愿上学，他爸在一个厂里当农民工，后来做上了车间材料保管，户口还在苏北。现在一家样样都好，就是尹珍老是有病看医生，不喜欢和人说笑。五一节他们单位组团去杭州旅游，尹珍对儿子说咱们家在苏北，我们去苏北老家看看奶奶吧，许愿特别高兴，可回来后许愿说未去老家，三个人都去了花果山。大夫，晚上尹珍回来你帮她看看吧，怎么到家就不说话，除了吃饭就是看报看书。许愿作业做错了她不耐心辅导，动不动就冲孩子打孩子。真难啊，叫许愿爸爸怎么住呢！”

　　此时，我突然发现金竹不再听我说话了，金竹的眼睛直瞪瞪地凝视着湖心里那个美丽的小岛。岛上树木葱茏，亭台隐现，确实是金鸡湖里的一道风景。但游客们都不知道，那是一个人工岛，是人为的假岛。她的美丽是给人们欣赏的，真正登入其岛，你就会感到孤独而单调，甚至可怜而悲哀。彼岸的斜塘，楼市像春笋般崛起，象征着人间的蒸蒸日上，象征着人间的和谐和欢乐。但是，身在孤岛上的人无法融入，只能望而不可及，如果从北边的现代大道绕过去，那就意味着要背离小岛，那是万万不能的，美丽的小岛是用一筐筐心血构建的……

　　我没有惊动金竹的凝视和沉思，她到底想的什么，别人无法知晓。

　　沉默。

　　沉默，又像40多年前金竹两眼向着窗外一言不发的那种沉默。

　　半晌，金竹回过神来问我：

　　“你给她看了没有？”

　　“看了”。

　　“什么药？”

　　“红线论”。

　　“红线论？”

　　“慢，尹珍上班有劲，回家寡欢，行为孤僻是不是有心理障碍了？”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金竹冷冷地说。

　　“健康的概念包括躯体、心理和人格，这三者有时能互为因果。我看了尹珍的病历，她的躯体没有器质性病变。结合尹母所言，尹珍孤独寡欢确实是一种精神抑郁现象。唯一的药物就是要尹珍正确认识自己的婚姻，调整心态，实现自我平衡。”

　　“你认为尹珍应如何调整自己呢？”金竹有点不耐烦的样子问我。

　　“尹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感恩色彩。几年一过天翻地覆，命运又颠倒过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在新的“现实不公”的情况下，她仍受着东方文化的驱使，宽容了许强，维系着家庭。不过她内心却宽容不了自己，甚至背起了自己高人的包袱，把对那个时代、那段命运的怀恨悄悄地嫁给了自己、嫁给了许强，使自己无法心理平衡，使自己“病魔缠身”。假如尹珍能跳出自己的影子，也许她的心理就能健康起来。”

　　“废话！你的故事讲到花果山巧遇我就有数了。你如实告诉我，这故事是你现场编造的还是真的”？金竹很不愉快，认真地追究着，并站起来有要走的样子。

　　“真的！真人真事真姓真名真地点”！

　　“算你用心良苦。但是，什么感恩色彩我听了不是滋味。恕我坦言，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时，年近60的母亲还能挣多少工分，大姐二姐出门了，还有我们母子四人的口粮怎么挣得回来！大队书记也是出于好心，见伍家三个男孩没有女孩，我母亲却没有男孩，他们都认为这门亲合适。再说，多少也能沾点光。下辈子你当女人就知道了，再强的女人也是要有依靠的，何况我母亲是个失去丈夫的人。我哭了几个晚上最后同意了。我恨，恨我自己没有勇气去找一个人。我也恨你，你为什么不去找她！徐庄放电影你能跑去和陆玉站到一起看电影，我们队里放电影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你。”金竹又苦笑似地回忆着，没有了年轻时的含羞样子。她又说：

　　“那年寒假，我妈告诉我有个男孩来找我，我一听肯定是你。你知道没有男孩的家庭里即使你去了一下，我们内心是什么味道。那年寒假，我走路、干活、做作业干什么都感到轻松、高兴。实话说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就是要争口气，要活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潜意识。现在我心理很平衡，你送给我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现在还保管着。退休了我不感到虚度年华而悔恨，更不感到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有什么不平衡呢？真叫人好笑！中医看不好病就说人家嘴未忌清，西医技穷了就说人家心理不平衡。当今世界谁能心安理得？谁能心理平衡？我不想像你那样兜圈子，以自己的想象去挖苦别人。你以为我们隔区隔行就什么都不知道？我看真正心理不平衡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我。”金竹苦笑的脸上似乎沾上了泪花，她拿起手帕轻抹了一下，深深地舒了一口长气，然后又把目光投向远远的湖心。

　　“对不起，我只是想讲明一个科学，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对生理素质产生良好的反馈和调节作用。大脑皮层的兴奋性会促使人体免疫功能年轻化，增强它的活力，从而使人体各器官功能能得到巩固和提高。以致延缓或推迟衰老过程。这是已被公认的科学，但我不该这么说，我犯了职业病。”在尴尬的僵局下，我连赔不是。金竹也缓缓地转过头来，风度大雅了。她说：

　　“大夫，科学是科学，现实是现实，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能走到科级干部的位置上退休，这是我当初从未想过的事。而我当初想过的事偏偏使人常思常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1997年 9月，大阳中学举办建校40周年校庆。我本不想参加，因为我不是校友，也怕去了会碰上不希望碰上的人。可中午要下班了学校来辆车子把我们都带去吃饭。饭后我碰上陆玉，我问她你那个校友来了没有，陆玉笑了笑，知道我问的‘那个’是谁了，就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好笑似的说，上午来过了，真笑人，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就悄悄地走了。陆玉边说边把那个小纸条递给我，我说人家是给你的我怎么能看。她说你看你看，这人有点痴了。我看了以后，上面几句话我们现在都能背上：

四十年前读此校，才华横溢领风骚。

四十年后赴校庆，入门竟要比肩高。

不献文银三百两，无人见你面带笑。

俯首恭迎媚权贵，无权无势一边抛。

只以成败按座席，不像当年我母校。

　　搞校庆有钱多献，没钱少献，这是很正常的事。有钱座上宾，没钱交饭钱，有何不公。偏偏有人自抱不平，愤恨不公。你说这几句笑话是心理平衡的抒情吗？肯定不是。人到晚年会忆旧，这几句打油诗我不知琢磨了多少次，反复研究这个人的心态。说梦中落泪不一定有人相信。

　　我总觉得，几十年来好像有一根绳网始终在缠裹着一些人。当然，也许你现在平衡了，退休了，还能到苏州来实现自我。住上了高层楼，还能在世界一流的风情水岸金鸡湖畔散步。还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学术论述。可惜，这根绳网对你来说，解放得太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又来了。今年春天，我就听说你到九龙医院了。我去过两次，但没有找你，免得引起不该想起的回忆。

　　谢谢你今天对我讲了故事，可能有启示，但我认为你给那个尹珍开的方子——‘红线论’，可能没有开给尹珍，而是想通过故事开给另一个人的。世界上哪有一个医生这样去‘治疗’病人的！它有疗效么？即使地球倒转100年，我看也是没有疗效的，因为它是唯心的。今天的故事会就结束吧，下次来，我把陆玉也带来，游游苏州，让你们好好聊聊。没关系，我也参加，人生就是一台戏吗……”

　　我正为金竹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而啼笑皆非时，突然，金鸡湖上空响起了优美的音乐。彩灯华照，万柱喷泉从湖心腾起，一跃击长空，披落如云瀑，此起彼落，五彩缤纷……

　　天晚了。

　　金竹和我走出长长的木廊，直到我上了28路公交，她才离去。

　　“他望了她一眼，她对他回眸一笑，生命突然苏醒。”在车上，白郎宁的名言在我耳边反复响起。可能吗？

（六）

　　陆玉的祖母是我父亲的堂姑。解放前，陆玉父亲和我父亲见面时都很客气地称表兄表弟。

　　抗日战争时期，陆玉的父亲就参加革命了。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就是地方武装区大队长了。1949年清明节前，我家船刚从苏南到家才几天的一个晚上，陆玉的父亲来到我家，说区里决定要我家的大木船参加渡江战役。并要我父亲作为后勤骨干在船上作船工和向导，后来在渡江前的行程中，负责全区后勤指挥的领导包括陆玉的父亲就住在我家船上。

　　在大军渡江的那天凌晨，我家船上十二个民工负责一橹四楫，由我父亲掌舵。陆玉父亲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架着两挺机枪在船头待战。月光暗淡，黑压压不知其数的船只冒着枪林弹雨急速扑向江南。在近南岸半里左右，已清楚地看见黄石港港口时，突然一个炸弹落在船旁，溅起的巨浪把船高高抬起又猛然摔下，浪水顺势扑上船头。就这一浪过去，船头上差了两个人，一个人在水中已拽住了楫头，另一个人已离去三丈多远。我父亲眼尖手快，扔下一块舱板大喊“老表，抓住板”。老表腰上缠着手榴弹，抓住板仍向下沉。我父亲撤下一个备用楫，连人带楫一起跳向老表。待二人浮出江面，后一只船就把他们救上了船头。

　　他们湿漉漉的登上南岸时，敌人炮楼里的火苗仍在向江中喷射。他们心中的怒火烧红了双眼，我父亲问：“你身上下过水的手榴弹有用了吗”？，“有用”。“跟我走”！他们顺着黄石港西岸的河坎猫腰蹿到炮楼的后面，然后从一个下水沟爬到炮楼南侧。这时大批解放军已从江滩涌向炮楼，敌人全力对着江面，炮楼南面无任何防范，老表踩着我父亲的双肩，把手榴弹从南窗口扔进了炮楼……。

　　炮楼没有炸倒，但炮楼成了哑巴，任凭解放军潮水般涌过炮楼。这时，他们两个人才觉得浑身寒冷，干脆就贴着炸得发烫的炮楼暖一暖，并发出了快活的吼声：“冲啊……”。

　　他们的吼叫声使走过来的解放军首长明白了炮楼熄火的原因。从此，陆玉的父亲就成了渡江英雄，并留在江南成了南下干部。在全区的庆功大会上，我父亲也成了支前模范，戴上了光荣的大红花。

    这是我母亲经常讲的故事。

    我认识陆玉是渡江后的第二年秋后，那天正是我十岁的生日，我家船上已上了好多去上海的船客。最后要上船的就是陆玉的妈妈和陆玉。她们是要去上海探望陆玉的父亲的。

    船靠在陆家的码头上，岸上站了好多人。八岁的陆玉和她缠着清朝小脚的妈妈不敢上船，她们望着几寸宽丈把长的跳板不敢挪动一步。我母亲也是小脚，就挪上来要搀扶她们。不知是要保护母亲还是自逞其能，我一下子冲了上去，就把她们分别搀到了船上。谁知这八岁的女孩到了船上仍然腼腆害怕，死死地拽住我还要上岸。两人的母亲都笑了。她母亲说：“三宝，别怕别怕，在船上和哥哥在一起，跟哥哥去上海好玩呢”。

　　三宝是陆玉的小名。三宝真的胆小，在船上十几天里，她前后都跟着我。吃饭的时候，大人也把我们安排在后舱吃好些的。到了上海苏州河靠岸后，别的船客走光了，三宝的爸爸才来带她们。我父亲自然留着老表吃饭。谁知饭后三宝不肯上岸，看着河边的马路上人来车往更加害怕，死活要赖在船上，连说：“我不我不，我要在船上和哥哥玩，我就和哥哥在船上……”。

　　两家的大人都笑了，三宝的爸爸说：“好好好，明年回家和哥哥一起上学。”

　　三宝被强制地带走了，直到上了三轮车，她还在父亲的怀里朝着我喊：“我要哥哥，哥哥……”

　　二次见到三宝时已是二年后的清明节前后，还是在上海的苏州河边，三宝看到我已有点发愣，当她妈叫喊哥哥时，她立刻反应过来，走到我面前说：“哥，爸要我们回家读书了。”这一次，她主动要我搀她上船了。

　　两家的大人在船舱里亲热客套，我和三宝的皮玩就显得打扰了，我父亲就撵我们上岸去玩。我把三宝带上岸时，（上海造币厂门前的光覆西路）正好碰上天天晚上到我家船上住宿的老家邻居吕大爷，他满头大汗拉着一个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洋女人”。吕大爷突然发现船上的三宝爸爸，就高兴地停下来想打个招呼，谁知站下来却张大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不出声来。我看在眼里，自然就怪起了那个“洋女人”，就是她，年纪轻轻的还要人拉，几十岁的吕大爷气都喘不上来了，顺手就拿起一个泥块砸向了那个可恶的女人。谁知此时吕大爷缓过气来，一边呵斥我，一边向我父亲告状，说我砸人。我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跳上岸就来打我。三宝的父亲真是个大干部，他问明情况后就把我和三宝都带到船上。笑哈哈地对我父亲说：“老表啊，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孩子用泥砸人是应该管教的。但是，孩子为什么要砸她呢？孩子的话你听到没有啊，她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老人去拉她呢？她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呢？你见惯了，麻木了。孩子是纯真的，这件小事反映的可是个大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开展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就是要革不平等的命。你不要误了孩子，赶快把孩子送回家读书吧，三宝和她妈就拜托你们了……。”

　　在这一事件中，三宝前前后后都是护着我的，在我挨打的时候，三宝也哭了，她不住地叫喊：“哥没砸着，哥没砸着……”

　　这一年回家，三宝到马舍开学了。

　　再一年，我才到就近的邻村小学第一次背上了书包。

　　1956年到马舍读高小是我第三次和三宝在一起。此时的三宝已是品学兼优的陆玉了。在那二年中，我和陆玉比较亲近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而金竹对我们曾有过的“青梅竹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加之，陆玉家庭的优越是任何人都自叹不如的。所以，金竹后来的选择回忆起来也应该是有她自己的想法的。

　　在大阳初中，我和陆玉除了星期六回家同来同往，别无任何关照，心中也未曾有过奢求的“邪念”。但在别人看来，就不是这样了。

　　在临毕业前的两个多月里，学校为了支农，要求每个学生在星期日要铲20斤青草带回学校，陆玉在回家的路上约我明天到一个地方去铲青草。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田野里麦苗碧绿，田埂上绿草茵茵。那天，暖洋洋的太阳在云层里忽隐忽露。那个叫汤家大湾的地方除了我和陆玉，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坐在一个干涸的小水漕两侧，草篓放在漕沟里，小锹子就成了手里的玩具。两根又粗又黑的发辫子在陆玉的胸前轻轻起伏。长长的睫毛闪动了几下，就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她不愧是大家闺秀，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我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吗？”

　　“不知道。”

　　“我要走了，我爸爸和我哥哥已经决定了，要我5月1日到上海，插班两个月，然后在那里考试，读高中。”

　　“真的？”

　　“真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不知道”。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每次放假，你为什么老和我一起来一起去呢？还要把我送到家。看电影你为什么要和我站到一起呢？不知是谁，已传到我父亲那里了。他们说我和你恋爱了。”

　　“我们也算是亲戚啊，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解释？向谁解释？谁也没有和我明说，我只是从我妈妈的口气中得知的。他们公开的口径只是要我到上海读高中。我想，反正书是要念的”。

　　“高中毕业了，你就22岁了，你爸在上海给你找个对象，那不是更好嘛”！

　　“这话是你说的”？陆玉轻轻微笑着，认为我是在考验她。

　　“到那时，你还能自己做主”？

　　“谁也莫想包办，我到上海会给你写信的”。

　　“人到一定的时候，会身不由己的。”我突然绝望地舒了一口长气，似乎眼眶湿润了。

　　“我从未想过你这么脆弱，我把这事告诉你，你还不知道我嘛”？陆玉又以笑容安慰着我，好像她早已坚定如钢，无可置疑了。

　　“没用的，一个处干的女儿嫁给一个农民的儿子是永远也不可能的。调开，分离，就是明摆着的事。我心里不好受的是我害了你，害得你离开妈妈，一个人去那么远，我怕你想家”。

　　“昨晚我就做了一个噩梦，真梦见想妈妈，想家。梦见你家船又到上海了，要带我回家，我还是不敢走跳板，你又冲上来搀我了。突然跳板一歪，我们抱在一起掉下河了。醒来一身冷汗……”这时，陆玉有点害羞了，脸涨得红红的。但还是微笑着，好像她对想家已有精神准备了。

　　“想妈妈是应该的，对其他人就不要想了，我今年毕业后可能不读书了，不是我不想读，而是无法再读了，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妈妈出嫁的铜手炉，箱子上的铜搭扣，什么都卖了，只凑足了这学期的费用。再说，我已21岁了，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农业，到农村第一线去生产粮食，做个有文化的新农民。你千万不要推不开儿时的情感，推不开……。那样会影响读书的。也不要写信给我，你将来的前途是更加光明的。我，农民的儿子当农民是应该的”。我说这些的时候心里确实很难过，模模糊糊，看不清陆玉的脸上是什么样子，只听她说了一句：“那，我高中毕业也回来”。

　　汤家大湾谈话以后的第9天，三（2）班前二排左三座的座位上虚席了，老师没有公布虚席的原因。

　　52个学生，空了一个位置，我的心里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像在一片空白的大海里，一个人坐在一个礁岛上，空虚、凄凉，何处是岸？她在何方！

　　从此，每每夜深人静，汤家大湾的谈话又和苏州水城门里的廻音一样，一遍一遍，叫人猜不透，想不够。

　　1962年初春，陆玉来信了，说半年多来因不知道我的通讯地址未能来信，请谅，近家乡来人说你当上了生产队会计，相信此信是能收到的。接着就是自我介绍学习情况和希望我安心工作，也有寂寞想家等等。

　　此时的我已自认是个彻底的农民了，对心中的“格格”“公主”更不敢有非分之想了。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回了信。

　　陆玉是个外柔内刚的姑娘，她从没有自己是干部子女的样子，和任何同学都能打成一片。她不施粉黛，但明眸皓齿，聪慧袭人。她和任何人都是温和相处，但她内心里的坚强自信，就像她那少见的一头秀发一样，刚硬、明亮、不折不挠。在二年多的通信中，她没有情意绵绵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但字里行间她是一个坚强而执意的姑娘。

　　可惜，1964年的初夏，她在上海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老家来人说你结婚了，表示祝贺，相信她会比任何一个人对你更好的，祝你们幸福。我已决定今年毕业后离开上海，目前报名的是去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当一个好农民，以慰藉自己。

      据说，依陆玉父亲在上海的地位，是完全可以把女儿留在上海郊区的，以后再安排到工厂或其他行业。也可以把女儿放到老家的农村，作为知青插队，然后有机会再回上海。但陆玉死活要离开上海，她恨父亲，也恨这地球上有个上海。假如，假如，那又是一回事了。她更不愿意回老家插队。老家，除了母亲和嫂子，还有谁呢？这世界太冷酷了。远走是最好的选择，去到地球的边缘，去到荒无人烟的地方，种田、长菜，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人。

　　1970年夏天，我在老家的县城遇上了陆玉的母亲，她是一位善良的老人，18年前有过一次探亲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苏北的大儿子家。她自认小脚登不了大雅之堂，丈夫是上海的大干部，我是一个“形秽”的老太婆了，我在那里会给他丢面子的。于是，三宝在上海三年，她也没去看上一眼。其实，她一点也不知道，17年前，大干部的丈夫就和她离婚了，子女们怕给她造成伤害，就暗地里替她代盖了手印。她对三宝去上海的原因，可能比我们了解的更多。一见面，她就告诉我，三宝做月子了，那里一个月子只供应大米二斤，干面10斤，其余就是玉米杂粮了。她吃不来，身体很不好。唉，要是不去上海，在家反好了……。老人很和善，一定要留我吃饭。可惜，她一点也不知道，我见到她，特别是她说了三宝的处境以后，我就像罪犯见到公安一样，难过极了。我忙问清三宝的通讯地址，就离开了。其实，我内心里很想代替三宝，多多照顾下老人才好。但我无法尽责。

　　离开老人后，我即找地图，果然，陆玉所在的位置不是北大荒，而是比北大荒更远更远的一个极其寒冷极其荒凉的边境上。

　　一个月子二斤米，我心碎无言。

　　我从箱子底下重新拿出几年前陆玉从上海寄来的一封封来信，重新琢磨她一句句简洁明快的语言，想从字里行间再一次找到她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更想找到她远离上海的真正原因。如果汤家大湾的谈话是真实的，如果64年的最后一次来信是真实的——就因为我结婚了，她才去边疆的。那么这一封封旧信就不是人世间一般沟通的信件了。它应该叫作欠条，是我今世无法偿还的欠条。幸好，我还妥善保管着，珍藏着。我应该把它作为老死后的随葬物，到下一辈子向她一笔笔还清。

　　苍天有眼，公元198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44岁的陆玉带着她16岁的女儿，还有一位陪她同来的儿时同学突然来到我家。她说，她们一家五口在几年前就调回了内地，因老家已无亲人居住了，故迟迟未来。这次来是想会会当年的同学，见见面，叙叙旧的。

　　在餐桌上的叙旧谈话中，我流露了当年有负于别人的思想，没想到陆玉大度得令人惊讶。她边笑边说：“爱情不等于婚姻，婚姻不等于爱情，这是几千年来就存在的。你以为你不陪我看电影，你不每每送我回家，甚至你不结婚，苦苦地等着我，事情的结局就可能如愿了？不可能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怪你二字，怪你，我今天还来吗？你喜欢我，帮助我，错在哪里？没错。你聪明能干有爱心，我想和你在一起同甘共苦，我错在哪里？”

　　“孩子这么大了，你怎么这样讲话”？我连忙打断陆玉的话茬，我说：“年轻的时候我们从没说过‘爱’字，现在开放了，也不能当着孩子瞎说”。

　　“瞎说？这不是瞎说，这是历史，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我们之间有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那就是社会地位的落差。它和解放前的门当户对没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过去的革命是革敌人的命，阵营清楚，拼、杀。革命成功了，在意识形态里要革自己的命，不能当洪秀全，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我既然入党了，就有责任向孩子们讲讲……”。

　　在几位老同学面前，陆玉太高兴了，她连喝了几杯，脸就红了，话也多了，我连忙给她换上饮料。我说：“今天只叙旧，不谈革命……”。

　　那个快乐的晚餐已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来，她好象还在边疆一样，遥远遥远。我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阳光。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金鸡湖畔览风光，邂逅当年一同窗。

银发丝丝忆往事，人生弹指梦一场。

洋洋万字滴滴泪，洒洒千言皆荒唐。

读罢无趣人指笑，谁解其味断肝肠。

　　故事至此，终算对金竹的提问作了一一回忆。写完封笔抒怀之时，已是午夜。打开电视机，正欲轻松一下，不料，屏幕上古筝声声，拨人心肺。一曲《枉凝眉》似行云流水，似丝丝凄凉。低调、深沉。旋律中慢慢显出字幕：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她；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

 2006年7月25日于苏州新家桥

摘自《橙黄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