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7日下午，同仁孙医生说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叫“怀想天空”，她参考的儿子写了理想未来不知是否偏题。我不敢评议，但“怀想天空”却激起了我的怀想。

　　一个人的怀想，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终身命运，一个人的怀想也往往终身无法实现。天空的大气候、小气候，甚至低低的云雾都能制约着你的怀想。春天了，你想在肥沃的土壤上播下美妙的种子，并勤勤恳恳地耕耘着，怀想着秋收的丰实和金黄。可是，温度湿度始终不能使它蓬勃生长，在秋收的天空里，也就显得干瘪和萎黄。当然，庄稼的品种不同，对生长条件的要求并不都是一样的。

　　1961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二个年头，经过几十年内外战争的创伤，千疮百孔的废墟上刚刚得以复苏，又逢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外国逼债。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面临着极度困难。党和国家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在这一年，在这样的天空下，我参加了中考，作文题叫《可爱的家乡》。

　　考场上，我面对命题，一下子悟出了题意，洋洋洒洒千字文，我为可爱的家乡勾画了一个美丽的天空。

　　国情乡情的现实，老人家的教诲，实际生存的需要，农民儿子的本份，我理所当然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想在怀想的天空里尽一份赤子之心。

　　天空飘扬着三面红旗，贫困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战天斗地。在集体化公有制的天底下，麦收了，稻收了，先售爱国粮，再按总产比例分口粮。分多分少当然是分多好，但人们更乐意的是平均就好，多劳多得就好，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平。记得一位大队书记夜间散会后到一个会计家吃了肉汤加炒蛋的夜餐，被一位姓夏的老贫农碰上了。第二天，他大肆喧嚷，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结果，公社知道了，老夏不但未受到“犯上”的批评，过些日子，那个大队书记就调走了。

　　老夏们的扬眉吐气是有资本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内容并不都是对着地富反坏的死老虎，干部特殊化也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们爱唱《东方红》，在向天要粮，向地要粮的艰苦斗争中常把自已置身南泥湾，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于是，也就心满意足了，也就“干劲冲天”了。

　　在“学习董加耕，立志在农村”的歌声中，我调队当了生产队会计。乡亲们勤劳善良纯朴的品质，以及他们在艰苦奋斗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个爱党爱国的感人故事，使我萌生了写作梦，农民作家冯金堂，还有浩然李准成了我心中的偶像。我的文学知识十分肤浅，我笑自已自不量力，但也相信自已并不比当初的陈登科差了多少。激情！激情！使我这个半体力半脑力的小队会计，在煤油灯下写出了好多“坯作”，也有几块“豆腐干”能见于报刊。

　　事也成趣，1963年春天，县委宣传部在文化馆召开业余创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余人，我改编的剧本《粮食的故事》在会上受到了表扬，说我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起到了密切党群关系的效果。谁料，我出席此类会议在程序上似有“毛病”，即没有通过公社和大队的推荐，都是文化馆直接通知的，这就引起了相关领导的无名不悦。本来，我已是基层的培养对象，谁知这却成了“目中无人”、“目无组织”、“有野心”的事实。“武大郎培养西门庆，还能有你自己的好果吗”！（意译）。趣，实实在在的趣！你不是喜欢写作吗，那就给你一个情节吧，免职！归队劳动，学习董加耕，必须务实，必须种田！

　　上有高龄父母，身居风雨飘摇的茅舍，几个人的口粮要凭实实在在的工分才能挣回，不然就吃周转粮，（工分不够，就将你家的所缺部份口粮卖掉，然后自己拿钱到粮站买）。要想挣回口粮不吃周转粮，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挣工分，而多挣工分的唯一办法就是充分发挥所有骨骼肌的功能。割麦插秧，罱泥划渣，人拉水犁，开沟挖渠……，“大干干到年三十，初一一过开门红”。真是大有作为了。

　　文学就是人学，越是深入生活，就越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记得那年秋后的一天傍晚，邻队的一位单身老人病了，他带信叫我去一下。

　　老人叫薛三爹，比我大40岁，是我在该队做会计时的一位“老友”。他幼年失去父母，11岁到一个地主家放鸭谋生，他一生未娶。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就是他饲养的鸭子。老人虽是五包户，但他仍为队里放鸭。他离不开鸭，鸭也离不开他。队里曾换人养鸭，但新鸭倌喂食时鸭子就是只叫不吃，薛三爹一到鸭子就拍翅高兴，边吃边戏水，像一群孩子似的在他面前得意忘形。

　　在两檐落地的茅舍里，薛三爹摆摆手说他已不能坐起，他得的是食道病，只能进汤进水，不能进饭。他说他要走了，他梦见荷花了，荷花问他袍子呢？所以他找我来一下。他说，我一生只见过两次阳光，一次是荷花要他一起走并为他做了袍子；还有一次就是我当会计时，每次给他付鸭饲料粮时从不派人跟踪监督，对他信任，他感到自己在做人。所以，那一年他有精神没病。接着他从枕下摸出了一个小布包递到我手上，他说里面有6尺布票，是他的积蓄，原准备做件新衣防老，现在荷花托梦要他还穿袍子去，这布票就送给你吧。并嘱我相亲时一定要穿新衣服，他相过一次亲，人家看不上他的旧衣破褴，所以没相上。他眼角流出了泪，示意我把布票拿走。

　　荷花的故事他以前曾对我说过，在他二十一岁那年，荷花的父亲得伤寒病死了，为还债，十七岁的荷花和她的妈妈只得到东家来做下人。塘边的鸭舍紧靠着牛屋和两个大草堆，荷花每每到草堆上扯草时，薛三会无意识地帮她拉草钩，使荷花能很快扯满。谁知一年未到，比荷花妈还大十岁的东家看上了荷花，指定择日为妾。荷花慌了，在近“喜日”的一天晚上，荷花突然拎个布包到鸭舍，要薛三和她一起出逃。薛三不明白荷花是要嫁给他并一起私奔。薛三说，你一个人走吧，我走了鸭子怎么办？黑夜里薛三送荷花才一块田远，后面鸭群吵嚷了，二人一惊，荷花把布包塞给薛三扭头就跑。第二天，薛三到河里放鸭发现荷花浮在了草丛里。

　　薛三放鸭？荷花死了？荷花妈奔过来一头栽上了薛三，大嚎：“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走啊！”薛三大梦方醒。

　　昏黄的油灯下，我为三爹抹去了眼泪，我说，这布票是你二年的计划我不能收。他把我的手推了推，又说：“我落今天，怪我两错，一是我太笨，没跟荷花走。二是逃到这里以后，有人伙我参军，跟共产党打天下，我不该还是为地主放鸭。唉！解放前我从黑暗跑到黑暗，错啊。如今你们好了，天下没有地主，收多收少大家分，好啊。要不是荷花等我，我还想活啊。”

　　是晚归来，我拿着沉甸甸的六尺布票，噙着抑制不住的泪水，回想着老人的一句句坦言，他说的黑暗是什么？他说的阳光又是什么？六尺布票，何情何重何厚！思绪沸腾，激动了，油灯下，我拿起笔，要为薛三爹写一篇记文。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队长在窗外喊我上工时，笔还在手里，纸上一个字也没有——我睡着了，太疲惫了。衣鞋未脱，也就不存在再穿了。打开门一看，外面的天色还和昨晚一样，灰雾蒙蒙，定定神，才见东方已吐晨曦。证明队长是喊我打早工而不是打晚工，昨晚上的晚工我是请假的。

　　从此，我的写作梦彻底破灭。不，是梦在心里，灭在手上。手，被工分牢牢地拴住了。对一个人来说，薛三爹说的阳光到底是什么，此时我似有所悟。其实，天上的阳光是客观存在的，影响阳光抚慰的，只是云遮或雾障罢了。

　　在我年轻时的怀想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名医生。1965年秋，在6·26指示的阳光下，我走进了卫校，脱产读书，享受同等劳力的工分待遇，政府还给每月15元的生活费。这缕阳光洒到我身上的起因，是缘于我写过一篇小文叫《小人沟的呼唤》被盐阜报刊载，后来相关部门依文寻人，自然从上而下地找到了我。并把改变家乡“小人沟惹人愁，芦席筒子头靠头，常常听到娘声哭，天天看到红眼狗”的重任寄予了我。

　　我敢言，没有伟大的6·26指示，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梦想“作家”到真实医生，怀想与天空，天空与怀想，就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关系。

　　遗憾的是，在求知的课堂里，我只读了一年便到医院见习了，后来知道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了。

　　由于我们是社来社去的定向性质，所以在见习期即视为工作了。社队补工分，财政补费用，甚至小型的医疗器械如丁种手术包等都随人发放了。这在当时而言，能从墒沟里走出来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的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卫生人才，我们都有责任感。所以大家对知识和技能都十分渴求，都是钻在业务的圈子里孜孜不倦。加之那时只有广播和报纸，没有电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在的小镇，甚至上到县城，在文革开始的半年多时间里，并没有什么烽烟四起。我算是“又红又专”的了，我只记得参加过三个大会，即1966年夏天在中学操场上举行的批判《三家村夜话》的千人大会，8月上旬县委召开的首届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有就是12月下旬县卫生系统的活学活用的积代会。在后两个会上都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主要内容是批判封资修，重点整党内走资派，要文斗不要武斗等。

　　到了1967年春天，随着大串联学生的归回或串入，随着支左解放军的出现，街上才有游行的队伍。农村里也出现了稻草人，标名叫刘、邓、陶。并扎上几根竹箭，挂上标语：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旧社会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农民，听说党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说“资本家剥削得越多越好”，要我们走回头路，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那怎行！当然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反对。如今的社会主义多好，工厂是国有的，集体的。土地是国家的，公社的。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好丑讲平等，富裕慢慢来。多劳多得，谁也剥不了谁。所以，他们在呼口号的时候，往往义愤填膺，斗志昂扬。

　　随着时间的推进，运动的深入，面对面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地的“代理人”时，矛盾出现了。同样一个当权派，你说他是走资派要打倒，他说他是革命的老干部要保护。你说他是保皇派，他说你是极左派。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如大联合、夺权等），一个单位，一个家庭都能有两种看法。于是两派形成，在我们县就有杀派和巩派，在南京就有好派和P派。对峙的两派都打着同一个旗帜：“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敌视的两派在当地具体的分歧以外，都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那些喊冤诉屈的老干部，那些声嘶力竭的头头们，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假猴王！

　　又过了一个年头，经过了复杂的斗争代价，各地都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一片红了，该心平气和地抓革命促生产了？不然！在1971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深挖5·16”的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经过严格政审的已搭进领导班子的头头也被拖了出来。上“学习班”。隔离、吊打、坐水牢，严刑逼供是“5·16”反革命分子。

　　“天空怎么了？”当初高呼“造反有理”的人茫然了。

　　“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得来的我党天下，你口诛笔伐就想夺权，笑话！”有人得意了。

　　二年未到，5·16挖得太多了，于是又平反了。

　　接着，“三项指示为纲”又错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

　　整整十年，直到彻底粉碎“四人帮”，“云水怒”“风雷激”的天空才宣布结束。

　　十年，对一个人来说，能有几个青春焕发的十年。

　　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敲了一个音符而已。

　　十年结束了，改革的祥云飘来了，开放的春风吹来了，人们该同心同德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然，对改革开放的艰难，大作家王蒙在他的第二本自传中这样写道：“有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是风欲静而树不答应。”“你越是想入非非，我越是如临大敌，你越是频频试探，我越是严然守护神。”“你大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他却著文批民主集中制，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你越批越寂寞了，我这儿的繁荣却是渐渐红火起来。”

　　繁荣了，红火了，人们小康了，那些思维定势的老头儿叹息了：“唉！脑袋空空的，反而钱袋鼓鼓的。”

　　我敢言，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就不可能有我在退休以后还能和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来到人间天堂——苏州——潇洒走一回。

　　怀想天空，我们这代人是该自叹，还是该自豪，怀想吧！

　　怀想是主观想象，天空是客观存在。天空的云来雨去、风卷风舒是不依凡人的意志所转移的。

　　怀想天空，一个妙趣横生的文题。

摘自《橙黄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