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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港河边（王金厚）
苏北平原。
里下河腹地。上百里方圆的古射阳湖碧绿清澈，像是上帝赐给人间的一盆琼浆玉液，满满漫漫，源源不断地溢向周边的千顷芦荡，又慢慢漫向下游的数十里荷滩。
这些穿过芦荡又在荷茎间轻抚细绕的玉液，在饱食天地间的灵气之后就低声悄语地汇向一条条河流——西潮河、黄沙港、戛粮河……她们在这些千古不息的河流里欢歌流淌，滋润着两岸的大地，孕育着两岸的村民。当雨来风袭之时，她们就加快脚步，痛痛快快地奔向大海。
戛粮河是射阳湖通向大海的主渠道射阳河上游的一条支道，宽约百米左右，传说是一条人工河，是里下河腹部方圆百里的天然粮仓不断向朝廷输送米谷的漕运之河。在历史上曾有过百舸满载旌旗浩荡的漕运风光。
戛粮河上游有个神奇的急湾，从数里之外汇来的清流走到这里突然被西岸伸出的一个小小半岛挡住了欢快。于是温柔顿失，怒势陡起，滚转翻腾，在半岛的对岸顺势撞开了一个缺口，夺路而下。年长日久，便形成了戛粮河上游的一个小小分支——斜港河。
（一）
斜港河呈西南朝东北走向，在沟河纵横的里下河地区，几里长的斜港河仅仅是一根细脉而已。但由于走向特殊，上游高压，下游畅通，故斜港河常年清流湍急，水韵怡人。
20世纪60年代之前，沿河两岸的村民沿堤而居。茅舍、篱笆、柳树、鸡圈、牛棚、狗窝，还有泊岸的小农船、小渔船等等，就像一幅幅水墨画沿河而布。在断断续续的小村之间，沿河而布的还有牛车篷、大风车，以及一部部散落的脚车。堤岸里面，则是一汪汪连绵数里的水田。
水田是每年初夏插秧，秋天收割稻子的单季稻田。稻子割了还有半截高的稻楷就留在田里，趁着秋日的气温再用水犁耕翻入土，使之在一冬一春的半年多时间里泡沤成有机肥料以便到时再次插秧，故村民们惯称沤田。
沤田不能脱水，脱水无法沤田。故斜港河两岸的各种各样的水车也就成了一道独特的水乡风景。
在有柱无墙呈六角形的牛车篷里黄牛或水牛不紧不慢的脚步使车辋也不紧不慢地转动着车轴，车轴再一档一档地抽拉着拂板，于是碧清的河水就在槽桶里跟着拂板笑呵呵地奔向沤田。脚车则是四条汉子（或三人）手扶车杠，两脚像踩高跷似的蹬着车拐作原地走动。这样车轴就转动了，转动的车轴抽拉着榷链，榷链上的拂板也就将河水提进了沤田。
大风车则威武壮观了，盆口粗的车心约为三丈多高，顶端用四根一丈多长的撑木支起车箍，再用四根大创顶着撑木，再用四根六丈左右的铁缆远远地将其固定。然后在车心上下各伸出八根一丈六尺长的车撑，上下车撑再凌空支起八根桅杆，加上固定桅杆左右位置的维系木，一部风车的机械部分不算，单支起风车就要正宗江西杉木58根。八根桅杆悬挂着八幅蒲帆或布帆，系帆的脚绳又像蛛网一样长短有致。八帆高悬，随风而转，树矮车高，真是耀武扬威。
大风车最绝妙之处是不管什么风向，风车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旋转，无人操作，很少看管，只在气候无常时才降帆减速。
大风车的威力当然远远大于牛车和脚车，抽水的槽桶和拂板的规格也大于其它水车。提水量更是无法比拟。在风力正常时，往往一昼夜能使几十亩露着垡头的沤田一下子变成白汪汪一片。
大风车非一般农户所能拥有，架一部大风车不但成本高昂（据说单四门铁缆就值十几亩地收的稻子），而且维修费用也很沉重。为防风雨腐蚀，每年单桐油就要几十斤才能油出黄亮亮的样子。而一斤桐油则要十几斤沉甸甸的稻子才能购回。但大风车也不辜负资本法则，每当干旱来临，小户人家日以继夜地踏着车拐踏得满头大汗时，中户人家牛车“跑断”牛腿的时候，那拥有大风车人家的主子或少爷往往手提木锨在他们自家的田块周围悠闲自得地寻视着界埂，以防不争气的黄鳝或泥鳅钻出个小洞把水漏给他人。
大风车的气势磅礴不但给斜港河边带来无限风光，更给其主子带来无限傲气。每逢春节家家户户贴大红对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牛车篷里的对联往往是“五谷丰登四时安泰”，脚车上的对联常常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而大风车呢？八根桅杆怎么贴？干脆用七张大红纸写上七个大字：大将军八面威风。从上而下地贴在车心上，使路人老远就能看到。更使人品味的是，他们还为大风车编了好多谜面给三五成群的孩子们猜，如“平地大高楼，天旱我不愁，天天有风起，气死老黄牛”。又如“全家住高楼，弟兄共八个，一阵大风起，一个撵一个”。一旦孩子们猜出谜底后，往往回家会对着大人说，我们家为啥不支大风车呀？家长们也往往因此引起一声哀叹。
大风车使主人得意自豪的不单单是造价高、效力大，还有制造大风车的技术含量也不一般。它从动力车辋齿轮拨动车轴，再由车轴的转动带动提水功能的配套设施，需要高度的位置固定和精密吻合。一位有点文化的车主曾对着哗哗出水的车口说：“妈的，瓦特发明蒸气机还要油呀、煤呀，这什么都不要的快活车怎么没有历史记录呀？这才是伟大的历史发明呢！”
（二）
斜港河沿岸是一道长长的画卷，画卷下面还有一首首美丽的小诗。那就是鱼呀、米呀、蟹呀、虾呀，以及藕呀、菱呀。还有喜欢这些鱼虾的常住“食客”和“游客们”，还有季节性来此“度假”的团体贵宾们——各种各样的鸟类。
沤田里长出来的稻子杆粗叶壮，光合作用好，加之那时人与自然平安相处，根本没有化肥农药之说，故沤田稻米特别实，特别香。不管煮粥煮饭，锅盖一掀满屋飘香。那香也不象现在的人工香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自然清香。饭后打个嗝，和现在喝了五粮液以后的嗳气有点相似，使人舒坦清爽。
斜港河水源于天然湖荡，那带有草质清香的肥水，使鱼虾们特别高兴。它们乐在水乡，爱在水港，竞相繁衍后代。河里的小草丛中你可清澈地看到各种鱼类的游动。
大黑鱼喜欢晒影，有时婚配成家的“父母”会带着数以成千的子女们举家浮游水面，以享受阳光的照射。
全身是肉的虎头鲨不知是胆子最大还是先天痴呆，还是仗着灰黑色的躯体和泥土相似错以为敌人无法觉察。它们总是旁若无人地贴着水下地面到处觅食。当你在河边洗脚或上码头淘米时，轻轻伸手即可擒获。
鲌鱼和虾子胆量最小，稍有响动就会惊慌失措地跃出水面随即又失魂落水。夏日，小秧船在河中行走自然发出响声，而鲌鱼或鲤鱼突然跳出水面然后跌落到船舱里是屡见不鲜的常事。
最狡猾的是长鱼（鳝）和毛鱼（鳗），它们在河坎下、水沟旁，以尾巴的力量打成很深的洞穴，然后多为单身独居其中。据说它们是雌雄同体，发情时不需异体交媾，故也很难看到它们出入社交活动。
甲鱼（鳖）还有乌龟，它们虽然和长鱼毛鱼是邻里相处，也过着一人一室的洞中生活，但它们是雌雄异体，所以每当夜幕降临就守不住寂寞，到处寻找能使它们情满意足的对方。所以每当夏日阴雨潮湿的天气里，人们夜晚走在河圩或田埂上一脚踩到甲鱼的背上然后把它们带回家是很正常的趣事。
所有的淡水鱼类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哪里有居高临下的淌水声，它们就欣喜若狂地游向那里。也许它们认为河中的家族太多，生活过分“拥挤”，也许是它们对新天地的追求和向往。所以它们都会以特殊的逆流而上的本领顺着淌水的瀑布窜上更高的去处。在逻辑上它们并没有犯错，因为既然这地方的水能向河里流淌，那就说明来水的地方水比河里的水就会更多。但事实不是这样，每逢夏天雨水过多时，沤田里的秧苗经不起大水的淹没，人们就在放水沟口开上一个平水的缺口，让多余的水自动流淌到河里。鱼，毕竟是低级动物，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多水的地方竟是浅浅的沤田！但是，求生的本能使它们在沤田里继续游动，继续寻找多水的天堂，最终连回到河里的来路也无法找到了。无可奈何，只得成了沤田里的移民了。
移民连年增加，移民也在不断繁衍后代，而且它们的繁衍方式是呈几何积数方式，所以年多日久，四季从不干涸的沤田也就成了鱼虾的天地了。
螃蟹是这里的特殊群体，它们比较傲慢和放肆。在放水的地方很难看到螃蟹和鱼类争相上窜。但在每年的立夏到立秋之间，每当阴雨天或月光皎洁的晚上，它们会直接登陆，雌雄成群地翻越河堤，爬到沤田里，然后在垡头洞里，田埂旁边，占穴为家，肆意媾欢。造成它们的子孙随处可见，所有的田埂上到处都有螃蟹的特型足迹。
可能是人们在田间劳作时经常碰到水下的螃蟹不是被刺痛就是被钳痛的缘故，也可能是螃蟹常常明目张胆地吞食小鱼小虾引起人们对这种残害异族的霸道可恶可恨，所以螃蟹是人们最不喜欢的怪物。食之有味，但不填饱，而且还能引发陈病。有人在河中用箔子打个小簖或用鱼网支个小缳，清晨一到就能拎回十斤八斤的螃蟹。但拿到街上卖不出鱼的价钱，于是就想出办法来吃。人们把洗净的大蟹成篓成筐地放到碓臼里舂，用碓杵砸得粉身碎骨。然后再把这糊状物放到支在桶口上的筛子里。再用少量水轻轻拨动，最后筛子上面的倒给猪子去吃。筛子下面的放到锅里用小火焖炖，于是一团团蟹黄蟹肉的混合物就浮出来了。人们把它捞起来加上佐料再炒一炒叫炒蟹肉，也有人家把它加上水和米粉叫做蟹羹。
由于蟹肴制作烦杂，往往要就不吃，要吃就弄出很多，然后左邻右舍的嫂子们汉子们也来你一碗我一碗地吃起来，笑起来。汉子们往往在品味的时候会乘机放肆，什么嫩呀，鲜呀，什么浸得太老烧的太硬呀，甚至对着别人的女人说，我喜欢嫩的，你喜欢硬的，硬的给你吧！于是嫂子们就用筷子去捣他的嘴，不停地说，吃硬的吃硬的……，最后闹成一团，笑成一团。
其实，庄户人家并不喜欢吃蟹。鱼和虾往往是家家嗜好的菜肴。踢罾子、虾绰子是家家都有的捕捞鱼虾的工具。夏秋两季的午后，一高兴一手提个踢罾子，一手拿个鱼篓子，到沤田沟漕里转一圈，一小篓杂鱼就到家了。把较大的一捡，剩下的小鱼和鳅鱼全都是鸭子的口福。嫂子们有点娇嫩，往往会拿个虾绰子站在田埂上，把虾绰子伸到水漕里去捞，个把小时，几斤虾子也就回家了。同样是把大些的一提，小虾和鳅鱼就倒给鸡鸭了。
这些庄户人家夏秋两季是吃鲜鱼活虾，冬天春天就吃鱼干子、虾干子，还有咸鱼虾酱等。在收稻的季节里，不管走到哪家门口都有一张半张的箔子上晒着鱼虾。都有一串串咸鱼干子挂在门前。那时鱼虾口味特香特美，不像现在人工饲养的鱼虾，样子是鱼是虾，吃起来的口味就鱼不鱼虾不虾了。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河里冻上能走人，沤田就是一片一片的溜冰场了。庄户人冬天没大事，一高兴就扛个榔头到田里去打冻鱼。打冻鱼可有学问了，有经验的人对看得见的鱼不要（小）。而见到一团混水冻拼命一砸，往往就能拎出一只大黑鱼或甲鱼什么的。“水混必有鱼”的哲学可能就是砸冻鱼砸出来的哲学。
这里的男男女女们为啥冬天好动不怕冷呢？据说就是常吃鱼虾的原因。能量高，精气旺。这里的鸭蛋鸡蛋也有点特殊，个头大，壳子硬，心子红，打在碗里难搅开。其原因也是鸡鸭吃的鱼虾多。
大面积的湿地，白汪汪的水田，取不尽吃不完的鱼虾蟹，静悄悄无噪声的生态环境，善良和谐的庄户人家……这就是美丽的斜港河边。这也是斜港河边引来无数鸟类栖居的主要原因。
春天来了，一群一群的燕子回来了，它们像出游的孩子一样各自回到自己的家。有人在燕子腿上扎过一根红线，结果第二年春天在屋樑上筑巢的还是那个燕子。此事验证了老人的传说，燕子是家鸟。所以家家户户晚上关门时先要看看燕子回来没有。如果燕窝里已经孵出一窝小燕，“父母们”为捕捉食物而里外飞个不停时，主人们索性就不关门。“夜不闭户”在斜港河边除了社会风气高尚还有人与鸟自然和谐的含意。
春天里，除了“莺歌燕舞”，除了“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有“喜鹊登枝喳喳叫，山蛮争窝闹吵吵”……各种各样的无名鸟占满枝头，站满田埂，飞翔于蓝天碧水之间。
最忙最美的是啄木鸟，黄冠绿羽就像一朵翡翠闪光耀眼，而在树林间轻巧穿行的样子又像宫廷里走动的贵妃。其实它是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公仆，它不停地在树干上寻找侵害大树的蛀虫。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大树，保护各族鸟类在大树上安全栖居。据说各种各样鸟类的食谱都喜欢鱼虾，也喜欢各种各样害虫。唯有啄木鸟食谱单一，专啄钻进树皮下甚至钻到树干上的像蛆一样的线虫。在今天，啄木鸟堪称反腐斗士，或人民的最好检察官。
当然，山蛮子也经常在树上啄虫，但它们不像啄木鸟见洞就钻，钻到虫子就吃。山蛮子往往考虑太多。生怕蛀虫有毒，粗鲁地吃下去会不会害了自己。也怕这蛀虫会不会是什么老鹰的亲朋，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意外不测。所以山蛮子往往喊的多，捕的少，吵吵嚷嚷，华而不实。
人们喜欢啄木鸟，对成群的山蛮子常常投以可笑的目光。
最有趣的是布谷鸟。初夏，人们已经忙得不亦乐乎，可它还在枝头上，半空中不断地催促“快播——快播”、“快播——快播”。在布谷鸟不紧不慢的呼叫中，其它无名鸟得意忘形了。人们劳作到哪里，它们就飞到哪里。人们在小秧田里播上稻芽，它们一看满地都是美餐，就以为是“快播——快播”的结果。就以为是人们听从布谷鸟指挥的结果。它们觉得人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太好了，太融洽不过了。于是它们自作多情地站到人们的肩上，用美丽的羽毛去吻嫂子们的秀发和花衣，去挑逗男人们的欢心和愉快。然而，人类的交往原则——互不伤害，使它们大出意外，在播种结束的田块里，很快就出现一个保护种子的怪物，它头戴斗笠，手执红幡，威严地站在田中。于是各种鸟类也就远走高飞——其实是个稻草人而已。
重阳过后，稻子收完了，田也耕翻了，水也上足了，斜港河边最美丽的生态景观也到了。短时的游客，暂住的过客，度假的贵宾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甚至从长城以北远道而来，在这块人间稀少的地方尽情享受鱼美虾肥，尽情享受幽闲宁静。
游客中队伍最大的是一群群像企鹅样的大鸟，它们头小身肥，体重在五、六斤上下，羽毛黑多白少，也有的呈灰黑色，走动一挪一挪的，游动缓慢得像家鹅，傍晚常在田埂上站成一排排，呆头呆脑的无恐无惧。可能是它们的嘴短而不尖的原因，往往田里结冰了，它们就飞走了，暂住期常在一个月左右。
过客中纪律最好的是大雁，可能是行程太远，旅途疲惫，一支一支的人字形队伍常在傍晚时降落。经短时间的觅食以后就一对一对的排成一个圆圈形阵势，很快就一律头朝圈外伏地而眠。但在睡眠阵外不远处常有1、2个大雁站立着，通宵不睡，有人说那是孤雁，是站岗放哨的。有人说大雁是从一而终的动物，那是伤偶孤雁的自觉，它们要恪守贞操。如果入营混宿，那就难免有夺爱之嫌了。
一批大雁在这里休整几天后就又继续南下了。另一批大雁又接踵而至。这块天天有大雁进出的宿营地、给养地，连年从重阳一直接待到立冬，留下来的大量鸟粪不但是沤田的肥料，也是田中鱼类的食品之一。
所谓度假的贵宾，其实就是清高自尊、寡欢孤傲的颇具绅士风度的大鸟——鹤。
鹤对居住环境要求较高，斜港河东岸顺岸二里多长沤田由于宽度只有二百米左右，加之居舍较多，从未见过一只鹤飞来。而斜港河西岸由于沤田面积大，南北四里左右，向西直到戛粮河也有三里以上，加之中间居舍很少，还有芦苇、荒草等湿地，所以每年冬天都有几百只大鹤在此度过寒冷的“假期”。
白鹤最美，身上的羽毛多为全白色或花白色，头上有个鲜红夺目的绒球。青灰色的大鹤头上绒球也是灰色或黑色，人们称它叫青桩，因为它那双高腿特别细长，站在那里很像站在桩上。也可能是它们身子呈青灰色，故人们又称为“青装”。
腿高嘴长的白鹤或灰鹤，举止文雅，静站多，走动少，很少鸣叫，更不和其它鸟类混飞或共鸣。记忆中有天晚上突然从沤田里传来一阵很长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像是群鸟的哀鸣。第二天，全村人都骂了，“昨晚是哪个没寿的逮鹤了”。“风声鹤唳”不是风大鹤鸣的意思，而是群鹤惊飞突然发出的一阵惊天动地的“呼啦”声、凄凉惨叫的哀鸣声，那声音悲壮和悲哀比鬼哭狼嚎更惨。
鹤是老百姓最尊重的贵宾，多在春节后集体撤离。
最稀罕的客人该是大凤了，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大风车谢帆落桅（维修）。偶而会有一只大凤落在大风车的车心顶端上。长长的驱体头小尾长，金黄夹着翠绿的羽毛流光溢彩，真是美丽极了。和她同栖的是一只较小的凰，羽毛以灰色为主。谁要是发现了这种奇观，就会奔走相告：“凤凰来了！”于是看的人多了，凤凰也飞走了。
人们乐滋滋的，“凤凰不落无宝地”。今年又要丰收了。
沤田湿地引来大批候鸟栖息，人们戏称贵客。从不暴力伤害。至于沤田里的常客如野鸡、野鸭、水姑姑、喜鹊、麻雀等等，人们虽是和平共处，但偶尔也闹着玩玩。如割稻的时候发现一窝野鸭蛋或野鸡蛋就毫不客气地带回了家。甚至有人把家鸭圈打到田边，晚上故意不关门，结果第二天圈里就多了几个野鸭蛋。还有人在草堆上故意用树棍捣上一些草洞，过几天，每个洞里都能摸出几个或十几个麻雀蛋。一收就是一瓢，煮熟了给孩子们边吃边玩。说是吃了雀蛋就不尿床了。
近年来，苏南地区推出了乡村游、农家乐，吸引着城里人光顾。游客们到东山去亲手采下桔子就不亦乐乎，还高高兴兴地以重金买下。到沙家浜吃一只螃蟹、到西山去吃一只草鸡就惊呼鲜美，笑不成形。假如导游把他们带到当年的斜港河边，目睹一下那些划泥渣的人一耙子上来小草中虾直蹦、鱼直动的情景，或者让他们亲手提一下网绳，几只或十几只大螃蟹就归为已有，不知他们要快活成什么样子。如果帮他们现捕一只野鸭或野鸡现杀现吃不知他们又乐成何形。如今的城里人真是太窒息了，到动物园里跑一下就感到舒坦。要是他们在重阳节以后跑到斜港河边，点燃一只小鞭，发出一个惊响，突然百鸟齐鸣，满天鸟飞，那恢弘壮观的场面很可能使他们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了。
（三）
走向特殊,显得朴素、原始、甚至有点“世外桃源”的斜港河，冬天是个慈善的母亲，安祥、博爱、怀抱着两岸的黎民，收容着各种鸟类的栖居。而在夏天雨水频发的时候，它又像个可爱的孩子不断在床上打滚似的翻来覆去，翻起满河浪花，急速向下游走去。泻洪排涝，得意地履行着它的天然职责。
到了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的季节，斜港河边的诗情画意就更美了。美得就像一个情满意足的少妇，文静、内涵、耐人寻味、耐人欣赏。那温情脉脉清澈见底的河水，倒映着小桥、绿树、蓝天。也倒映着茅舍、篱笆。人们在岸上行走，画面在水下晃动。“郎在此岸钓鱼，妹在对岸采桑，郎儿不必眼向上，偷看水下一样”，“清晨姑嫂上河边，漱口洗脸再梳头，妹笑嫂子头发乱，倒影见得嫂害羞。”
这就是斜港河当年的水清如镜。
“水清鱼读月，林静鸟谈天”。是当年陶渊明、范成大弃官后梦想的地方。
水是生命的起源。水的灵动，水的韵味，水的纯洁透明，孕育着斜港河两岸的黎民百姓也像水一样清淳、秀美。人与人之间也是一见到底，没有混浊，也没有孰是孰非的“弄不清”。他们勤劳、善良、乐耕、安贫。遵循着太阳的东出西落和传承的风俗习惯过着一年又一年的寻常人生。遵循着一年又一年的时日顺序，在清贫守俗中，过着一个又一个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时令节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这里传统的时令节日有：
过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当家人要起早摸黑打着灯笼到土地庙上去敬香，祈求平安、生财。人们迷信能在子时敬得头香，即第一柱香，往往今年就能庄稼丰收、行事发财。但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何时是子时，只有靠起早了。所以，五更未到，家家放鞭炮，开门敬香，越早越好。
日出了，家家必吃圆子，意为团团圆圆、合家幸福。吃过圆子，各家的知事人口就开始拜年了。先拜自家的长辈，然后出门拜族长、老人和邻里。从互拜到群拜，往往能结成很长的队伍逐户拜到。口语词都是新年大发、恭喜发财、健康长寿等。到近午时分，各家就留着拜年的人吃春叙酒。
春叙酒往往是“四样头”，即肉、鱼、羹、豆腐。红烧肉里要放茨菇，茨菇是沤田里长的，别名“弯弯顺”，寓意今年万事顺心。鱼是吉庆有“余”。羹和豆腐是“跟着陡富”的意思。酒，一般都是路墩、公兴附近酒坊里酿出来的散酒。那时人不懂造假，往往酒往桌上一斟，满屋飘香。吃得最多的菜是菠菜烧豆腐。豆腐是各家过年必做的。菠菜是耐寒的，雪地里现挑的菠菜叶绿根红，端上桌是嫩白、碧绿、鲜红，色美味美。主人希望大家多吃豆腐，讨个“陡富”的吉庆。
礼尚往来，春叙酒不能白吃，往往是初一在你家，初二到我家，初三初四上他家。初五是财神日，为迎接财神，和初一一样，起早放鞭炮。一般初五不随便出门，意为财不外流。初六开始，过年的未尽事宜继续活动。趣话：“拜年拜到初八九，又无馒头又无酒” ，是说初八初九向后年味就淡了。
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汉族人的共同节日。斜港河边闹元宵的特色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晚上都到自家田埂上放篝火。大人放火烧枯草是驱邪驱虫害，祈求五谷丰登。小孩跟着下田放火有夜不尿床的说法。所以在正月十五的晚上，田野里到处篝火闪耀。特别是沤田里最为壮观，远远看去，水上水下，红火透明。加上孩子们喊叫声：“炸麻虫！炸麻虫！我家田里不生虫，庄稼长成一条龙……”。狂欢狂跳狂喊一直要闹到深夜。
二月二。俗语“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带活猴。”是说二月初二这一天，各家各户要把出门的姑娘，包括老姑子和小姑子及她们的小孩都要带回娘家，招待一次，热闹一番。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带活猴”是老人喜欢孩子的戏称。因正月初二出门的姑娘和女婿是要送节礼为父母拜年的，二月二也有老人主动回礼的意思。
三月三。三月初三是求神日，老人们要起早坐船或步行到十多里外的西阳村泰山庙敬香。求福求子求来生。这一天，西阳村河里船靠船能排数里，敬香人数千近万，往往到深更半夜才能到家。
清明节。清明扫墓是汉族人共俗，这里叫清明填坟。清明节前三天之内，要为祖上的坟地培土加修。再加上圆圆的坟顶，压上红纸条，以示后人兴旺。除此，清明节当日各家还做菜供饭烧纸币，敬重冥中的列祖列宗。
端午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吃粽子。传说是纪念屈原的。其实，这里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屈原，只是传统而已。还有，家家户户屋檐下都要插上鲜艾条和鲜菖蒲，以示辟邪。艾是驱邪草，菖蒲是锐剑，有此守门户，必太太平平。妇人们还把艾叶装进一个小布包里，叫香包，挂到孩子们的颈项上，以保佑孩子平安。
立夏。到了立夏这一天，家家必须吃蛋吃藕。传说吃了就不瘦夏，可养得藕藕节节。
六月六。传说六月初六是白龙探母的日子。白龙探母能带给人间雨水，使庄稼长期免受干旱。为迎接白龙探母，家家必吃水饺子。饺子在锅里煮沸，真有点像蛟龙戏水样翻腾，是个吉利的有水象征。
七月半。七月十五是鬼的节日。家家必祭亡灵。老人传说，人死了就变成鬼，在阴曹地府里必须继续行善积德，争取早日再投胎做人。如果在阴间表现不好，那必投猪狗类畜牲。子女们为孝敬亡灵，这天必须把冥中的近三代先祖先列请回家吃饭收“钱”。备上几个菜，再烧上黄元之类纸币，供他们在冥中使用。万一他们在冥中也遇上贪官或坏人，有钱总好办。
中秋节。八月十五月亮最圆，是人间团圆节。清贫寡欲的斜港河边的村民们，中秋节注重的是团圆。出远门必须赶回家过节。一家三代四代欢聚一堂。月上树梢，在家门前摆上月饼、水鲜（藕菱等）供品，点上香烛，然后燃放鞭炮，依长晚辈顺序向月神叩拜，祈求上苍保佑全家团圆幸福。直到月近中天，香烛燃尽，方收供品归宿，以示心诚。
重阳节。九月初九已是收种结束的深秋，北风吹来，芦花飘絮，落叶凄凉。不知何年何人把此两个最大的单数月日定为老人节。并寓以希望地称重阳节。这天，不论家富家贫，都要涨面做饼，为老人祝福。又称，吃了重阳饼，过冬不畏寒。
过大冬。冬至日，是进冬数九的寒天了，是农闲安居的日子开始了。人们怀念逝去的冥中前辈。在这一天。又和清明、七月半一样，烧纸供饭祭祖先。俗语“小冬（冬至前一天）小似年，大冬大似年”。是说过冬要像过年一年隆重。体现人们生存幸福不忘祖先的孝意。
腊八节。腊月初八中午，家家要煮腊八粥。粥里名堂很多，有点像现在卖的八宝粥。左邻右舍都要相互端端送送，以相互尝尝口味。腊八粥的来历传说不一。但吃腊八粥的热闹很体现邻里间的和谐和友好。浓浓的粥香也飘溢着浓浓的乡情。
送灶神日。腊月二十四日家家开始大扫除。要把屋里的东西搬出来清洗扫尘。要把上年除夕在灶上贴的灶神爷像剥下来，送到河里。谓之送灶神。请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从送灶神日开始，各家各户进入了“忙年”。用碓舂糯米面，放到笾子里晒干。用石磨磨出来的小麦面蒸馒头、包包子。用水胀的黄豆磨豆浆做豆腐。上街“打年货单子”，即买糖烟酒果子大糕和对联红纸鞭炮等。还有杀猪杀羊杀鸡鸭等。
杀猪不是每家都杀得起的。多数小农户是卖猪子打年货，然后再到杀猪人家去买上十斤八斤即可。不像江南小村小镇，进到腊月几乎户户杀猪腌制腊肉。斜港河边的清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烙上了印象。
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称除夕日。年事都备好了，上午忙的是祭祖供饭烧纸币，然后还到三代祖坟上烧纸送“压岁钱”。下午忙的是贴春联，清扫整理室内外，迎接明日拜年。晚上全家团聚吃年夜饭。年夜饭少不了两个菜，红烧大肠和烧豆腐，寓意长富。然后到室外燃放鞭炮，在屋檐上插上纸印的葫芦。
“炮竹声声除旧岁，满怀希望迎明天。”
明天，又是一年的开始。
过节，是一种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这些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它将把人导向何方，人们为什么安贫守俗，为什么相信贫富天注定，没有人去研究，只有人去继承。是闭塞、边缘，还是麻木、愚昧，也没有人去研究、提醒。外面的世界已把清王朝推翻了，这里的守俗人家还给女孩缠足还给男孩留辫子。还把切菜用的菜刀叫着“十刀”。外面世界上的孩子已读《国语》《算术》了，这里唯一的两个小私塾里孩子们还背诵着“上大人”《三字经》。外面的国货已抵制洋货了，这里还把火柴叫着“洋火”。甚至穷人家烧饭还要拿着“卷纸棒”去邻家“借火”。
这里能和外界沟通的只有“赶集”。还有敲小锣的麦芽糖担子进村了，敲“拍拍子”的卖烧饼的进村了，敲堂锣的货郎担子进村了。人们拿着鸡蛋端着大米去换自己需要的自己喜欢的“洋货”。人们仿佛不知道这种清贫寡欲是一种落后和愚昧。介意的、追求的却是人格、骨气。例如，哪家孩子相亲了，首访的先决条件是没有“胡烧”“地气”。这是象征着上人正派与否的标志，是门风好坏的标志。只要人品好，穷富是次要的。
存在决定意识。
意识决定着人们生存需求的阈值。
“安者自安安，乐者自乐乐”，仿佛是来自当年斜港河边的绝作。
（四）
说斜港河是戛粮河上游急湾处“顺势撞开”的一条小小自然河，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从河床状态来看，它应该是一条人工河。因为从入口处开始它并不是斜的，而是由西向东直走了千米以后与一个叫穆家沟的尾端汇合后才是斜形走向的。真正的斜港河应该从那个汇合点开始到它的下游与王庄河汇合处才是笔直的斜形走向，总长度约二公里。
笔直的河应该是人工河，但它始于何朝何代，为何呈斜形挖开则无任何记载或传说。
因为它实在太小太小，它不像黄河、古运河，人称母亲河、民族河。于是为它歌功颂德，为它感慨流年，为它的年年月月都作了详实记录。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斜港河，在祖国的大小江河中，它几乎象人体上的一个极小的微细血管，无人介意，无人为它留下半点思考。还有，斜港河边没有高墙大院，没有豪宅名人，更没有传承千古的姓氏宗祠。除了低洼的良田，清澈的河水，矮矮的茅舍，剩下的就是闭塞、清贫、耕耘守俗，年复一年。
人们追根溯源，寻祖追宗，没有详实的县志乡志。多数老人们都说，我们的祖先是“洪武赶杀”从苏州迁到江北，然后又从江北的某地某地迁到这里。例如，斜港河东岸王家墩的王氏家族他们和河北的王庄村王氏系同宗同支，他们在修家谱时发现自己的祖先是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迁到江北，其中一支迁到楼王（现盐都楼王镇），在十九世纪初王氏一位“可”字辈先人举家从楼王迁到现王庄村，耕种立业，人丁兴旺，后立谱传后。
家谱序言中说自己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的还有金、咸、孙、朱、薛等多家姓氏。
20世纪40年代末，斜港河北段王家桥（现新长铁路50号桥处）东岸，有位年逾八旬名叫王恒信的老人，他曾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苏州地区由于物产丰富，历来繁华昌盛。富则求安怕乱，当朱元璋十分艰难地攻下苏州以后，百姓们不得不张灯结彩以示欢迎。在游行的队伍里，有人举起一个童子牧牛的彩灯，朱元璋看后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他童年曾经放过牛，于是下令屠城。经刘伯温劝解，朱同意保留经贸重地阊门人不杀。刘连夜将消息密告百姓。于是，百姓们在出逃时都说家住阊门。离开苏州后，到处已是大明天下，谁敢说出家住苏州城内哪里！于是“洪武赶杀”说，“阊门”说，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了。
对此，后来的读书人持有异议，他们说《明史》、《太祖实录》对此说均没有记录。可能是朱元璋实行城市人口大疏散，被强制离开苏州后的人们，失去了在城里的优越，对“洪武赶散”心怀不满而编造的。但也有人这样认为，《明史》、《太祖实录》都是当朝在职文官所写，这个带有报复平民有损天子风度的“赶杀”之事，如写到史册上，且不是自讨诛杀！哪个在职的中国人敢诋毁当朝天子。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斜港河边的老人们说自己的祖先是苏州移民的传说，近年来逐步被人们信服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必虎教授在其《明初苏州向苏北移民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苏州曾是张士诚的王城所在地。朱元璋麾下大将常玉春在攻打苏州时遭顽强抵抗，围攻十个月才破城，所以朱元璋对苏州百姓采取了“惩罚性”移民措施。更重要的是，江淮地区经元末明初的多年兵燹后人口剧减，“扬州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皆流寓尔”，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明王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移民来恢复江淮地区的经济。
泰州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张伟近年向媒体介绍说，所谓“洪武赶散”，是指明太祖初年的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朱元璋立国不久，政府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范围波及全国。其中苏州及周边的松江嘉兴等地的数十万人口被迁到江北的扬州府和淮安府。（现苏北大部份地区，盐阜地区明清属淮安府）。
也有研究人员说，史载公元1344年（元末）黄河大缺堤，洪水泛滥，淮扬向东至范公堤一片汪洋。后渐成沼泽地，人烟近绝。明太祖洪武建帝是1368年，出于民生兴国之需，把富裕的江南人迁到江北，开发“北大荒”，向“黑土地”要粮，完全是个应时的大举措。
对于阊门之说，扬州文史专家向媒体解释：阊门为古代苏州的水陆要冲，政府可能在阊门一带设置了专门办理移民事务的衙署。移民们由阊门离开苏州，其后裔无法考证祖先到底住在苏州何处，遂自称“祖居阊门”。
至此，斜港河边没有高墙大院，没有千年宗祠应可想而知了。
斜港河边的多数人称祖先来自苏州，来自“洪武赶散”，从后人们的生活习俗、特殊口语、特殊的文字发音亦可得到印证。例如：“玉”字，字典上只有一个读音，与“与”同音，不是多音字。但这里的人把“玉”字用于人名时，就叫“育”（欲）了。如李玉成、王玉良人们都喊“育成”“育良”。叫小孩把东西“藏起来”说“抗起来”等。把玉字读成“育”字，把藏字说成“抗”字，在全国方言中，只有吴地人。
还有，在人们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哪个人先入睡了，别人就说他“上苏州了”。阴雨天没事做回家休息就说：“回家镇席子”或“家去压席子”。王恒信老人说，这些代代相传的口语反应了先辈们对故土的魂牵梦绕。因交通不便，只有在睡梦中才能回到苏州。1973年笔者在五队中舍无锡知青点搭伙吃中饭，临吃时我发现差一个人，我说：“张愚呢？”，一个叫小江的随口说：“他上无锡了，我们先吃”。其实是张愚睡觉了。这个“上无锡了”和流传了几百年的“上苏州了”是多么的相似。
苏州产细席，早在宋元时就闻名海内，席民们把成摞的细席压平讨卖相，把睡觉说成“压席子”，浒关人一直如此。
解放前，斜港河边的女人们姑娘扎辫子，嫂子们打发髻，在发髻上还罩个鬏网子，别个银簪子。姑娘们出嫁时陪嫁品中要有花头巾、蓝花围腰裙，现今苏州民俗馆的展示以及目前的甪直人都是这个装俗。
还有一个传承的旧俗，斜港河边的多数族姓人家是过“小冬”，即冬至前一天烧纸供饭祭祖先。这很像苏州人过冬至夜的习俗。由史至今，吴地人都是在冬至前一天晚上，摆上祭祖的供品，然后一家大小人等静候祖上亡灵，深更半夜了才烧纸撤祭品。
王恒信等老人说过，“过小冬”的姓氏都有祖训：“早过清明，晚过冬。七月半不过小傍中（约11点）。”把“晚过冬”改成午过冬是先人们从苏州到这里以后，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了。过冬时，没有丰盛的祭供品了，索性就因陋就简，把纸也烧了吧。“打个招呼”“晚上不要来家了”。
多姓族谱的记载，史学家的研究，世俗风情的特点，特殊文字的读音等等，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斜港河边的绝大多数的村民们的先祖是苏州移民，是吴人后裔。
有人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治水挖沟的劳动中，在洗泥沟畔，在王家墩北边等多处地方，在地面一公尺以下，曾挖出多眼古井，以及石磙、砖瓦、家具等应作何解释？研究者认为那应是1344年以前的历史。
（五）
新中国建立以前，里下河腹地的射阳湖、大纵湖等及其周边的茫茫芦荡，它们通向大海的河流是潮汐河。这些低洼的无垠湿地，和海水的潮涨潮落“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涨潮时倒灌的咸水流不到这些大自然的“原始地带”，但是，大海涨潮时却抵制了这些河流的排泻量。位于射阳湖荡中区下游的斜港河两岸，虽然海水倒灌只是几年一次的大汛年头才能见到，但是那些夜间能“冒火星”的咸水，却带来了盐碱滞留。长期如此，地面增高在海拨0.8—1.2米之间的斜港河两侧及其上下游的所有低洼地区，就成了沼泽地、荒草地、盐碱地。每每特大洪涝以后，这里就近无人烟，甚至成了多年的无主地。
600年前的“洪武赶散”，大批移民迁到苏北以后，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对大面积湿地并没有立即围垦。而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慢慢立足耕耘，立家传后。斜港河两岸的多姓氏家谱序言说祖先来自苏州，但没有一户说祖先是从苏州直接迁到斜港。而是在以后的慢长岁月里，随着人丁渐盛，祖宗们的支系才从周边地势较高的某地某地迁到这里。
目前，从相关家谱和传说中已知，在19世纪初（1815年）的一次特大洪涝以后，有关姓氏的祖先们才先后来到这里。例如：王氏是从楼王镇迁来，金氏是从建阳南金桥村迁来，咸氏是从高作东南咸庄村迁来，吕氏是从高作镇迁来，夏氏是从楼夏庄迁来。
祖先们到了这片洼田湿地以后，和大自然抗争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水安家，扛土建舍。凭着两手和双肩，在自己要居住的地方先扛起一个高高的土墩子。于是，全国少见的地名——墩子和舍，就先后散布在斜港河边。姜家墩、咸家墩、王家小墩子、张家墩子、东陈墩、西陈墩等等。舍的本意是居住的房子，几户人家合扛一个大墩子，能砌上稍好些的草房子，就称舍了。如中舍、金舍、东金舍等。他们带着生存、发展、致富的梦想和追求，对洼地的开发没有效仿先人们开发大纵湖以南的做法——向洼地取泥，向高地堆积——建成一垛又一垛的垛田。垛田虽然避免了一般性水灾，但垛田只能长旱作物（油菜、麦子、玉米等），却不能生产吴人的传统主食——大米。我们是吴人后裔，吴地先祖们就是凭着盛产大米和蚕桑而致富的。于是，血液里流动着祖宗们遗传基因的汉子——我们的先人们，迁到斜港河边以后，在开发洼田湿地的征程中，果断采取了“因湿就水、因碱就泡、因洼就圩、因草就垦”的做法。大胆而艰难地建成了一块又一块，一片又一片的沤田。
沤田虽经不起水涝，干旱时还需车水，秧苗受淹时还需倒排。但沤田能生产大米，能实现生存与致富的美梦。于是，一代又一代，开垦不息，开拓不止。与天斗，与地斗，筑圩建车，挡水抗涝，为追求美梦的实现，为沤田的水稻丰收而“面朝黄土背朝天，千辛万苦年复年”。
大约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王氏已从初来的可字辈延伸到恒字辈生字辈立世的时候，金氏已从亿字辈到道字辈立世的时候，斜港河边虽然小水灾屡见，但也能立足生存。金舍、中舍地势稍高的连片地块，还建成了稻麦两季田。斜港河两岸、洗泥沟沿岸的沤田区域，已是“风车转牛车响，田中无草水汪汪”的正常年景了。老天爷突然翻脸，在民国20年的夏天（1931年），一场洪涝给所有低洼地区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庄稼颗粒无收，村民流离失所。家父母当时已年逾而立，他们说，从建阳行船到益林刘家嘴，一片“汪洋湖”。避开公兴庄浮水的树梢和屋顶，别无任何阻挡。斜港河边的所有高墩子都星星点点地漂浮于水面。王家墩、张家墩等稍矮些的墩子都沉沦水下。这些墩子上的泥土墙、芦笆墙的草舍全部因水浸泡而倒塌。只有金舍、中舍、东姜墩有几户房子像浮在水荡里似的孤立的支撑着。
这一年的大水退得很慢，秋种无望，小农船小秧船就成了一般人家逃荒的载体。他们像深秋的落叶，在寒流的横扫下，纷纷飘向南方。飘到上海、飘到苏、锡、常。去为资本家打工，去拉黄包车，去踏三轮车。无船无依的赤贫户，就逃向高田地区，乞讨求生。即使是家有余粮的高墩子的极少数人家，也是惜谷如珠，不敢煮饭了。
讨过饭的人才知道狗咬的厉害和可怕，经历过在大江里沉船而生还的人才知道水的无情和恐惧。亲身经历过民国20年大水泛滥的父辈们，每当提起那场惊魂大水时往往余悸犹存，叹息不已。直到1953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射阳河、黄沙港等潮汐河的入海处，才建起了庞大的挡潮节制闸。两千多年的王朝史，又经三十多年的民国史都未能解决的殃及里下河数百万劳苦大众的潮汐水患，才从根本上解决，才从不可抗变成可抗可挡可以调节。吓破心胆的泊居在上海苏州河边的和苏州等地的大部份逃荒者才陆续回到家乡。
笔者生于1941年，前文所写斜港河边的生态风光是我年轻时的记忆。是沤田“回旱”之前的实况。
1962年的8月上旬，斜港河边也有过一次水灾，成熟的稻田突然被大水淹没，社员们在腰深、膝深的水中捞割稻子。虽然时间只有几天，但损失也很惨重。造成这次水灾的主要原因是：竖水猛烈，客水破堤。目前，斜港河两岸圩堤内侧的平行沟是1963年和64年春天社员们给圩堤加高加固的取土沟。是组织起来集体化的力量显示。人们肩挑担抬，男女齐上，治河治水，一派人定胜天的景象和30年前民国20年的灾后逃荒截然两样。
又过30年，1991年的7月上旬，苏北大范围的暴雨使里下河地区又是一场特大洪涝。斜港河边的秧田在一昼夜之间积水40厘米以上，秧苗大部份沉没。但更可怕的是斜港河客水高压，河道内急流翻滚，水位迅猛上涨，两天内超过2.8米的“警戒”线，使顶高3.0米的圩堤岌岌可危。人们冒雨用塑料袋装泥为圩堤加堰。势如猛兽的客水随时都有撞破圩堤或漫过堤顶的可能。村民提心吊胆，干群日夜巡防。“千万不能破提”！破堤，顷刻之间，居民点上的所有房屋就会半沉于水下。
造成这年“天降一尺水，河涨8尺潮”，横水威胁猛于竖水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使上游荡区稍高的湿地被围垦种植；八十年代射阳湖荡区又把芦苇荡滩分包到户，村民们采取了能长的湿地筑圩长粮，低洼的水面就筑圩养殖。这样一来，原先的万顷湖荡本是天然蓄水库的蓄水量就大为减少。他们对围起来的承包地也在抗洪排涝，河水必然上抬。其次，机电化排水能力史无前例，只要灾情一到，各机电动力全部投入。势必在很短时间内河水猛抬。还有八十年代起，化肥满足供应，农民种地再也不搞罱泥划渣等有机肥了，河内淤泥年年增多，河床逐年抬高。加之，河道两侧杂草丛生，蒿苇长势成“墙”，灾前无人清障。所有河道的排水能力都大为减弱。就宏观而言，把逐年扩垦的荡田和大面积的秧田积水用机电动力快速排向很小面积的河道，河水猛涨竟在必然。所以，低洼的斜港河两岸，在这一年的水灾面前，保圩即保命的艰难付出，就可想而知了。
1993年春天，斜港河上游在官桥处和下游的出口处分别打了两道大坝，断绝了可能再有的客水高压。同时，斜港河也失去了往日的水韵风情。
1994年春天，在县府的支持下，在上游的坝外向东开挖了一条横向的新的排水河，直通洗泥沟，引客水东下。斜港河从此成了圩内河，死水河。
近200年来，斜港河边的先人们从移向洼地开发到斗天斗地生存，留给后人的是一本开拓史、勤劳史、贫困史。在困难和天灾面前，祖宗们是汉子，是强者，是智者。赘笔写此，意在希望我们的后来人在热爱祖国的同时，热爱祖先，热爱祖籍。跳出去走出洼地建设祖国是英才强手。留下来，建设家乡，美化祖籍的也是贤士仁人。人类生存，自强为贵，孝祖为忠，顾后为大。至于湖荡围垦，斜港河断流，对生态而言，是建设性破坏，还是建设性进步，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
（六）
大纵湖南，兴化城东，有一片神奇的垛田。那一块块漂浮在水面上的土地，形态各异，大小不等，四面环水，互不相连。那数不清的垛田是先人们面对大自然硬是一锹锹一担担堆垒起来的土地，而挖出的沟渠也就成了八卦似的水网。舟行其中，“闻其声不见其人，见其人不可速达”。像是一片迷宫。
洪武年初，一位叫施耐庵的先生，也从苏州被迁到了这片迷人的土地。这诗一般的垛田给了他万千灵感，给了他感慨万千。面对“水浒港”，他把三百多年前的破破碎碎的民间传说，写出了神秘迷人的水泊梁山，写出了浪里白条等一大群栩栩如生的水上英儿。一本《水浒传》就从垛田里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后人万千思考：他为什么要把“聚义”变成“忠义”！变成“宋江打方腊”……
那叫历史小说，是文艺作品，是垛田的灵感给出来的创作意境。是历史的传说与虚构的结合。
沤田与垛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沟河纵横，水网密布。如果说垛田的沟渠是迷宫，那么，沤田的阡陌就是八卦。在军事上都是易守难攻，不宜陆战。在施耐庵死后500多年的时候，在斜港河边，在从建阳到朦胧的连绵二十多里的沤田地区，历史上演绎过一场现代版的水乡儿女英雄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故事。他们的领导人不是“晁盖”，不是“宋江”，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壮举不是打家劫舍，不是侠义报仇，更不是为了“招安”。他们积极投入、踊跃参加的革命斗争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要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是贪生怕死的汉奸，而是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奋起抗敌的英雄。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斜港河的骄傲，是水乡儿女的光荣。他们艰苦奋斗出生入死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斜港河边的子孙们崇敬和怀念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处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唱的是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干的是血腥镇压共产党，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置广大百姓于极度贫困而不顾。当抗日的烽火燃遍全国之时，水网交织的斜港河边还处于边缘、闭塞、甚至有点“世外”的状态。直到1938年的
这是一个近在十几里之地，耳闻目睹的事实，这是一个随时可能窜到家门而遭到同样灾难的预告！面临强盗的屠刀逼近，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来临，谁不战战兢兢。
斜港河水流湍急了，湍急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谁不惴惴不安。
人们窃窃企盼，企盼救星共产党。
1940年10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东进部队会师。在盐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湖垛镇，驻扎了八路军五纵一支队。就在这年深秋的一天，斜港河东岸不远的冯舍，从建阳方向骑来了两匹大马。从马背上下来的汉子身着黄布戎装，腰插红缨手枪。迎接这两位军人的东道主是一位矮矮的中年人。宾主礼仪之后，很快就谈笑风生。临别前，主人即兴泼墨挥毫，赠那军人一幅国画。画面上是一位老农在奋力耕耘，田野上麦苗茵茵，远景是村舍点点。左上角题诗：“野无旷土利民生，十月飞霜未罢耕，植得麦苗千万顷，国家实力在农村”。那军人接画，会心会意，爱不释手，激动之余，扬鞭告别。
那赠画的人叫杨幼樵，1903年毕业于南京省立算绘专科优级师范学校。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英语，国画家，是斜港河边的优秀男儿。那马背上的军人就是八路军将领黄克诚！
“共产党来了！我看到了！”人们很快传开，暗中欣喜。
公元1941年初夏，斜港河东岸来了几位年轻的姑娘，还有几位英俊的男儿。他们住在咸家墩的咸家和前王墩（现新长铁路51号桥河西路南）的王家。他们便衣轻装，朴素大方。他们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值麦收之前，青黄不接。不少老百姓饿肚子，一天吃两顿，他们也跟着吃两顿。吃稀粥，小咸菜，甚至以酱水当菜，没有半点特殊。他们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对一些“揭不开锅”的特困户，他们就帮着向富裕户借粮。他们还帮助一些老实巴交的佃农户向地主算帐，算“四六分收”“二五减租”的帐。结果这些佃农就能算回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粮食，一下子解决了忍饥挨饿的困境，解决了度日如年的春荒。
“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官人帮穷人”，偏偏这些“官人”一到这里，就是爱穷人帮穷人。于是，老百姓称这些人男的叫大爷、二爷，女的叫大姑、二姑。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只觉得他们是自己人，是亲人，是穷人的救星。而他们对穷苦的老百姓也称大爷、二爷，甚至还和他们的住户拜上了干亲。
这些人叫民运队，是八路军盐城办事处为培养革命干部而培训的抗日民众运动工作队。队长是中共盐城县六区区委宣传科长王大林，那个人称方大姑的女同志叫方平，她在十四区平泉乡已搞了半年多民运工作后为开辟新的根据地而被调来的。她和她同来的姐妹们一点不像城里人，更不像一肚子文化的读书人。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很快就在斜港河边扎下了根。
在开展减租减息的工作中，民运队发现少数佃农认识不足，总以为是地主的土地养活了自己。如果没有地主的土地，我们就无地可种，就难以生存。于是，在斗争中撕不开情面。民运队就此展开“谁养活谁”的讨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地主的土地养活了我，还是我的劳动养活了地主！到底是资本家的工厂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的劳动养肥了资本家！通过谁养活谁的启发教育，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和民运队的关系，真是比亲人还亲。
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群众工作中，民运队自身建设十分感人。他们每月薪金只有四十五斤荒粮、九十斤火草，还有少量的菜金，女同志每月多一点卫生费。但他们还是省吃俭用，把很少的菜金省下来上交组织，支援抗日。在他们的感召和努力之下，很快，斜港河两岸就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支援抗日的群团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农救会向地主借粮，向富人借资支援抗日前线。妇救会的妇女们白天搞生产，晚上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做军鞋，支援前方……
当年7月，日冠对盐阜区发动大规模“扫荡”。从西射阳过来的日伪军，一路烧杀抢奸，20日占领蒋营、收成、建阳。21日一路向东攻占湖垛，另一路沿洗泥沟和戛粮河直上朦胧（永兴）。汽艇呼啸，杀气腾腾。斜港河边的老百姓屏住呼吸，凭借沤田水网临时避过一场大劫。
抗日，打鬼子，保卫家乡！在民运队的发动和组织之下，针对敌人用汽艇轮船不断下乡“扫荡”的情况，斜港河两岸的革命群众迅速投入打坝运动。在建阳向北的五里桥，在洗泥沟的王家祠堂，在戛粮河的孤峰庵南边，在荡口的瓦瓷庄附近，在几天之内就打起了一道道土坝，在斜港河外围堵住了敌人的水上交通。
在日伪恐怖的形势下，白天是不能打坝的，所有的土坝都是几个或十几个黑夜完成的。当时有句顺口溜：“子丑寅卯，民工挑泥赛小跑。辰已午未，民工早已撤退”。
打坝运动很快在建湖水网地区展开，驻在湖垛的日伪军就像困兽一样，用炸弹炸毁土坝，继续下乡抢劫。于是，在民运队的组织下，抗日群众就不断地在主要河道上变化打坝的种类。如明坝、暗坝、碎砖坝、泥拌草团坝（螺旋浆碰上就转不动）。最起作用的是暗桩坝，用大树干成排打到水下，桩顶不出水面。鬼子汽艇一头驶上暗桩坝，就打旋直转。伏在岸上圩沟里的地方武装就用步枪和土炮趁机打击。一次，鬼子从建阳向西“扫荡”，撞上了暗桩坝。当地民兵将一捆手榴弹扔到鬼子的汽艇上，三名日军血肉横飞，七人被炸得头破血流。鬼子还没反映过来，民兵们早以撤走了。
在斜港河外周甚至远周打坝，变大桥为小桥，变固定桥为浮桥，把直路桥移到避道处。改直路为曲路，毁大路为小路等等，使斜港河边能筑起一个水网区域的“碉堡”，将鬼子拒之“门外”，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鬼子还在中国，还在蹂躏着祖国的同胞。而且，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碉堡。世界上攻不破打不垮的碉堡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是胸怀正义和拥有真理的人心。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把这些敢于革命敢于拼命的革命者组织起来，把广大民众的人心积极投向抗日，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拿起武器，才是一个攻不破的碉堡。
公元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大会，一个扬眉吐气的大会，一个永载县志党史的大会。能召开这个大会的领导人原来就是几个月来经常出入、居住在我们咸家墩、王家墩的人，原来民运队里还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大干部。原来那个爱穿长袍手执纸扇的先生叫曹部长，那人叫冯国柱、那个人叫刘阳生、秦加林、邹屏……。
多少年来，这个盐城西北边缘的水乡，穷困的老百姓除了每年要肩挑船运走上百里小路向盐城官府缴纳公粮，有谁见过官府的人来关心这里的民众？士匪与官府勾结，横行乡里。地主与官府为奸，狡诈百姓，有谁为穷苦人说句直话。如今，鬼子的木木田中队住在湖垛，中国人李长江部队的一个营也住在湖垛。他们相安无事，而且湖垛的伪区政府还在纠集地痞、流氓、土豪劣绅在搞“维持会”，要搞“社会治安”。要对抗新四军，要镇压共产党，好让鬼子能安宁地住在湖垛，能平安地下乡“扫荡”。这不叫政权反动、老百姓亡家亡国又叫什么？！老百姓为什么这么苦难重重，苦就苦在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一个能代表中国人自己利益的政权。现在好了，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中国人的脊梁骨还在，中国不会灭亡。
那年秋后，斜港河清流潺潺，往日寒光闪闪的沤田泛起了暖暖的阳光。那纵横阡陌的田埂上，前来越冬的候鸟也多了起来。为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在境内中心区废除保甲制，建立区、乡、村三级政权机构。从建阳镇向北到斜港河下游的王庄河，从洗泥沟以西到穆家沟两岸，建立了洗穆乡抗日民主政府。斜港河沿岸东到洗泥沟因地理位置命名为东北村。经民众普选、民运队报批，一大批革命的积极分子、知识分子、贫雇农汉子先后进入区乡村三级民主政权机构。咸文和、咸德森进入区武装大队任职。许友成、咸德余、王永生分别为乡指导员、乡长、副乡长。李成林任乡农会主任，咸德厚任乡治保主任，陈少山任乡财粮会计，咸文海、王祥生相继任通讯站站长。王东成、汤乃武、金克俭分别任东北村村长、副村长。
随着地方民主政权的不断巩固完善和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随着湖垛周边伪匪窝点不断被我地方武装歼灭，盘居在湖垛伴孤庵施家桥的日伪军也更加疯狂。他们拼命寻找中共建阳县委驻地，妄图偷袭以灭之。1943年春天，鬼子瞄准高作设了三个据点，网罗一些汉奸走狗到处打听。结果，鬼子兵到高作刚刚站脚，就被我一区队在县总队的配合下，日夜袭击、骚扰，几天之内就被逼退出。在随后两个月之内，日伪又三进高作，都被我地方武装打得死伤惨重而逃走。
日伪军龟缩湖垛并没死心，就在这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我侦探人员从湖垛伪军处获密，鬼子决定次日清晨分两路同时进攻高作西乡的咸家墩、唐家洼、蒋王村。认定中共建阳县委就在这里，命令实行“三光”。侦探员连夜将消息火速传到各通讯站，县委所在领导连夜组织各村老百姓转移疏散。同时命令武装准备痛歼日寇。此时，在上级主力地方化的指示下，新四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团长王良太带了团部和第三营的部分兵力已来建阳与县总队合编，王良太任县总队长，县委书记金韬任政委。
情报真实，次日上午八时左右，日寇的东路汽艇由西塘河从高作向西经季陆墩的陆墩桥时被碎砖坝搁阻。鬼子正炸坝之时，被我武装人员闻声赶到，迎头痛击。西路两艘汽艇经建阳从洗泥沟直下，在经过五里桥土坝时因涨潮基本未受大阻。到了斜港与王庄界河河口时，一艘向北到王家祠堂被水下的土坝加暗桩阻搁。一艘向西到杨家小墩子沟西，即金舍东北的高家桥下，一头撞上水下成排的暗桩，进退不能。那时圩堤很矮，加之河里涨潮，鬼子在船上用望远镜四方探望。正巧，发现在王庄后边，我新四军主力从合兴方向赶来。鬼子在船上就开起了远程炮，对准王庄轰炸。此时，村民已疏散到麦田隐蔽，一炮落下，飞溅的泥土把躲藏在麦田墒沟的小青年王金玉全部覆盖，后经多人才将他刨出来。新四军被炮火阻在王庄，就地展开战斗，发出猛烈机枪，终因射程太远，鬼子目标又小，一时无法歼灭。此时，从西南方向已赶到王墩北河口的地方武装，为迎战敌人，正顺着圩沟前进，也被敌人用望远镜发现，敌人也开起远程炮。地方民兵因被小河阻隔，无法靠近敌人开枪，遂转道准备从金舍前面绕到敌后伏击，终因时间过长，加之敌人不敢上岸妄动，鬼子终在近午时分逃走。汽艇到河口吕家墩子时，上岸抢了鸡鸭和两头肥猪。（几户村民已逃散）。
在王家祠堂驶上暗桩土坝的汽艇，先是用炸弹炸坝，投了几弹无济于事。就上岸找人，河东河西找了个把小时，才找到四个老头。鬼子怕老头逃走，就用绳子把人扣起来，叫他们下水挖坝刨桩。四老头在水下只挖泥，不刨桩，而且是纵向“开墒式”挖泥，对坝体基本无碍。对桩的周围一锹泥也不刨。鬼子见老头在水下“卖力”就上岸找猎物。此时，王家祠的几户人家早以逃光，鬼子刚捉了些鸡鸭，忽然听到炮声，又见王庄那边有大量新四军反击，加之王庄西北两面和周家舍北东两面全是未栽秧的沤田，一片水汪汪。鬼子不知深浅，就上船准备逃走。谁知开船时船仍不能过坝，气急之下，就拽起绳子要老头加劲。这一拽，鬼子咆哮了。原来绳子的下一头被扣到了水下的桩上，怎么拽也拽不动。鬼子就对准“老头”开枪，一枪打翻了露出水面的旧草帽，浅露出水面的是一根站立的铁锨柄，而不是人。原来四老头见鬼子上岸抢劫了，船上的鬼子正全神用望远镜四处瞭望，他们就相互使了个眼色，三个戴草帽的就把草帽戴上了锨柄，露出水面。一个未戴帽子的陈老头索性就把铁锨沉到水下。他们把系在身上连到船上的绳子扣到了水下的桩上，然后就悄悄地一个“猛子”在水下游到了附近的小沟口逃走了。鬼子见老头们如此“狡猾”，肺都气炸，就嚎叫一阵，惊恐地返程了。
1972年，方平同志曾说过，那时县政府没有牌子，更没有大院。召开会议等活动较多的地方就在咸家墩周围、唐家洼、还有蒋王庄、长北滩等沤田地区。咸家墩周围最为安全有几个原因，一是“南有王洪章北有田宗邦”。东有永庆乡符炳生，他们都是神枪手，他们的民兵连武装实力强，素质高，鬼子害怕。二是地形好，沤田水网，道路不通，鬼子难进。三是地方群众和党组织贴心，爱党如爱命，爱党能舍命。方平曾举例说，通讯站站长咸文海得知住在他家的侦探员老崔小手枪缺乏子弹了，他凭着在伪化区益林用木船收购灰粪时，曾有伪军要向他偷售子弹的鬼事，就主动提出他去益林寻购。王大林等人认为此事危险太大。咸文海就说即使不能回来，也算为革命而死，是死得光荣的。结果，咸文海在次日凌晨提半淘箩大糠和鸡蛋，怀揣几个“袁大头”就单身去了益林。他以卖鸡蛋为名，在伪军处购得子弹几十发，放在大糠里，上面仍是鸡蛋。回来的途中，他发现前边有两个伪军在盘查行人。他就作好三种准备，一是不向糠里翻，顺利过关更好。二是万一翻到子弹行贿两个“大洋”。三是行贿不成就拼命。结果，伪军正要向下翻糠，他连忙拿出两个“大洋”说：“先生，家里添孙子，等着煮红蛋，请给个方便吧。”伪军得了大洋，也就挥手放行了。还弯腰说道：“恭喜恭喜”。
身材魁梧的咸文海把黄亮亮的子弹送给了老崔，组织上要给他银子，他说，我冒死不是为钱的，你们冒死革命为百姓，这是我的心意，倾家也值。
方平同志还说，有时县委晚上开会，连夜要把决议送到各区，咸墩王墩的父老乡亲就连夜出发，次日才能到家，没有一个要报酬的。
资料显示，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胜利，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建阳县各级地方武装力量共作战三百余次，毙伤日伪军共750多人，其中鬼子100多人。据“三老”回忆，鬼子到斜港村“扫荡”就前述43年初夏一次。
鬼子投降以后，建阳县委和民运队并未立刻撤离，而是继续领导人民群众积极投入解放战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
就在这年夏天，斜港河边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洗穆乡东北村定为地主的有三户，定富农的五户，地主富农都是出田户。而贫农下中农则是得田户。家里一亩地没有，全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日子的叫赤贫农，也叫佃农户。他们可根据自家的人口和劳力情况分得可供自种自收自足的土地，还可分得部分浮财（家俱等）。
在各级农会组织的领导之下，空前的土改运动是神圣的，忙碌的，也是牵动着每个人的根本利益的。中农、下中农、贫农和赤贫农是这场运动的中坚。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多少年来，愁的是地少，苦的是没地。过去替地主种田是四六分收，即稻谷进仓之前，地主得六份，种地的佃农得四份。后来，共产党来了，改为地主得四份，种田的佃农户得六份。现在，干脆把土地分给你，由你自种自收，这是令人不敢相信的。然而，又是正在忙碌的事实。人们敲锣打鼓，扭秧歌，荡湖船，打连相，载歌载舞，喜庆政策英明。洗穆乡文工团的大红幕布上，上联是洗掉旧世界，下联是穆书新文章（后经张爱萍改为穆书大文章）。
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基本就序之时，代表地主资本家根本利益的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当年秋后，国民党占领苏北。在白色恐怖之下，地方武装游击队奋起保家保田。当年参加土改的老干部王俊在《盐城骄子》中回忆说，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恶霸地主和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把已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抢回去，把土地证烧了。还没土改的地方地主富农又把答应给佃农减少的地租又强行讨回。残杀新四军的干部群众。一时间，乌云滚滚。两种政权的生死搏斗牵动着斜港河边的家家户户。新四军主力上前线了，民运队（土改工作队）只能在夜晚走村串户。得田户忐忑不安，出田户得意忘形。
任何战场上的胜负都不是孤立的一方，问题是你代表了哪个阶级，哪个群体阶层的根本利益。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特别是新四军在苏中战场上的七战七捷，大后方的地主富农又渐渐蔫瘪了。还乡团也渐渐销声匿迹。一个有点洞察力的地主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又悄悄地把要回去的土地证又送到了得田户唐××手里，并弯腰俯首，连称老朽糊涂。
为在根据地巩固土改成果，进一步落实党的土改政策。1947年初冬的一天，阳光和煦。洗穆乡东北村的村民扶老携幼，在中舍河北集中，由村长讲话以后，就集队走河南向西。在长队必经的坝口处，竖着三块大门板，分别是红榜黄榜和白榜。红榜上户名最多，为贫农下中农。黄榜上是中农。白榜上几户则是地主和富农。人们发现，一年前定为富农的名单上少了两户，他们改称为富裕中农。一年前定为地主的三户名单中有一户的名字改成了富农。长队向西走去，在郭家墩的舍场上，洗穆乡及其所属各村的干部早已到场。大红的横幅会标为洗穆乡土地改革复查大会。当复查试点东北村的村民到场落座以后，一阵锣鼓喧天，乡长宣布请曹书记讲话。盐阜区党委书记曹荻秋讲了进一步落实土改政策，认真复查纠偏的重要性。并庄重宣布，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蒋家王朝不会再来了。号召广大贫下中农，放心种田，认真种田。一定要种好分得的土地，改善自己生活，支援解放战争……。针对部分得田户害怕再有反复的余悸心理，大会的又一个议程是“望中央”。用大桌子上摞小桌子，小桌子上再摞小小桌子，小小桌子再加个高凳子。安排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私塾先生、定为富裕中农的王举生坐上最高处要他“望中央”。然后由人提问：
“看到中央军了吗？”
“没有看到。”王在高处回答。
“中央军会再来吗？”
“不会再来了。”——王肯定地回答。
“为什么？”
“中央军是蒋介石依靠地主资本家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军队，它必将被革命人民彻底打倒”——王的回答十分坚定。
“共产党会在全国胜利吗？”
“共产党大行天道，必胜无疑。”——王的回答落地有声。
全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散会后，在咸墩西南的草田里，部分赤贫农在农会长的指使下，领回了从地主富农家抬来的桌椅神櫃等家俱。
46年土改，47年复查，当时叫翻身运动。
1960年夏天，笔者暑假之际。年近六旬已是双目失明的王举生先生被安排在食堂舂碓，即把稻子放到碓臼里用碓杵舂砸，舂出大米供应食堂。舂碓是个很机械的活儿，安排这位盲人也算各尽其能。一天午后，我到食堂“加工厂”看到这位满腹经伦的堂叔正满身汗水边舂碓边自呤自唱：“工作组来竹马迎……城狐社鼠显原形……”。当时，斜港河边正处整治政治落后队的运动之中。工作组来了不久，就整倒两个腐败的大队干部，人们拍手称快。王举生也呤唱起来。我问什么叫城狐社鼠，他叙述了这个典故的由来。并解释说，这些凭借权势为非作歹的大队干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城墙脚下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他们是假共产党员。
我见大叔情绪饱满，对共产党充满无限的爱戴和拥护。突然冒昧地问他：“大叔，那年我妈带我在郭家墩开大会，他们用蒲包做成高帽子给你戴上，还要你爬到那么高的凳子上‘望中央’。而且你家还分出了浮财，你心里真没意见吗？”
“没意见，真没意见。而且还十分拥护。”王举生来自肺腑的笑容说出了对往事的回忆：
“当年，我家只有二十几亩土地，一条耕牛。房子在当时是较好的，砖脚土墙，上盖是茅草。还有一些家俱。父亲种田，也经常雇工。我教私塾，十几个学生。46年土改时定富农，47年复查纠偏改为富裕中农。政策是中农不动两头平。作为富裕中农分出一点櫃桌给贫困户使用，也算善事。”
“你当时说，共产党大行天道，天道不是迷信的话吗？”我继续问他。
可能是当过老师喜欢爱好提问的学生的原因，王举生大叔一下子停住了正在舂碓的两腿，用毛巾擦了擦汗水，高兴地向我说道：
“大行天道不是迷信话。老子云，天之道，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人之道，损其不足补其有余。这里的天，不是迷信里说的天上有神的天。这个天应理解为至高无上的道理，正确的道理。是奉之必胜之理。又如，‘天道酬勤’。‘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等等。都是道家哲学，都是教诲人的道理。土改前，有的地主能娶上几个老婆，而有些替他种田的汉子往往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这就是那个地主的疯狂。古人把真理、大道理说成是天理、天之道，是告诉人们没有比这（天）再高的道理了。”
“你当时还说，共产党在全国必胜无疑，后来有人说你的勇气是逼出来的，对吗？”我连续问他。
“不是勇气，是判断力。准确的判断来源于知识，知识又来源于读书。知识加洞察力，对事物的发展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当时的解放战争，有人只看到国民党是飞机大炮，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于是有人偷偷地跑过去，也有人对分到手的土地不敢要，生怕国民党明天又来。这些都是没有知识没有判断力的原因。当时会场上，有曹荻秋、陈丕显，还有王大林、秦加林等，他们都是有大学问的共产党人。叫我上台‘望中央’，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我。所以，我那天是从容的，把我从台上扶下来的就有上面来的一位大干部。”
那天，王举生先生忘记了收工的铃声，还和我讲了很多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更替的故事。对那些深奥的道理，我当时真有些听不懂。
解放战争中，斜港河边最为辉煌的历史是1948年秋后，苏北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建阳县委书记王大林等在咸家墩坐地运筹。几十条公粮船在咸家墩东河边由现在的铁路桥一直排到现在的小公路桥。船船满载，待命支前。淮海大战前夕，建阳县几十万斤公粮和军需就从这里运往羊寨，然后用车运到前方。洗穆乡护送公粮的后勤队长就是乡指导员许友成。
1949年清明节前后，在咸家墩出入的部队首长和县区干部突然增多。在洗泥沟河里，从五里桥到王家祠堂住上了几十条木船。从五六吨的小船到十几吨的大船，都在加紧装修，增添橹楫蓬帆等助航工具。建阳县后勤总队支援渡江的船只都在这里整装待令。建阳县后勤总队长咸文和、县委书记王大林更是日夜忙个不停。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斜港河边的东北村即后来的斜港大队，在革命战场上壮烈牺牲的烈士有王安成、左香、王万生、陈德明等。他们的英魂最远的在东北锦州战场（王安成）。最近的就在马厂附近的二杨乡（王万生）。在战场上负伤致残定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后又回到地方工作的有王俊生（独膀子，海安战场失去左臂）、胡德宏（益林战场）、王金宽（渡江战役）、还有费连春等数人。经历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后留在部队或转业在苏南等外地工作的斜港人，仅小小咸墩就有咸文和、咸德森、咸德丰、咸德基、咸德才、咸德华（女）、咸德荣（女）、咸奇（女）等8人。他（她）们在解放后都成了科处级干部。
当年咸家墩，东临斜港内河，左右十余丈，住几户咸姓人家。墩后墩西为沟，人称金钩钓月之地。在墩子的西南到西北一片茫茫沤田，不远处贯穿两岸沤田的斜港河又为天然屏障。南北有陆路相通，可步行或骑马到建阳。
当年咸家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人文荟萃，紫雾祥云。
当年咸家墩，根据地里的根据地，革命老区里的一盏灯。
如今，那个辉煌的时代早已过去，从这里走向全国的志士仁人及其后代们，也远居他乡。使人欣慰的是有个叫咸国爱的夫妇俩仍居住咸墩。他俩都是七十年代的老高中生，一直坚持务农，还翻新了旧舍。还开了个小小的商店，招来点点人气。他们在平淡的生活里，不时踩着革命先辈们的脚印，享受人生，思索人生。
如今，咸国爱的儿子也弃农为工，在十里外的镇上买了新的住房。在新一轮的历史潮流里，与时俱进，无可厚非。
咸墩，一个满载光荣历史的墩子，将渐渐地沉淀在斜港河边的历史之中。
抗日倒蒋十余秋 斜港河边风雨稠
水乡沤田“八卦阵” 藏龙卧虎写风流
运筹帷幄打顽敌 尽在咸墩出谋筹
如今先人已作古 脚印依稀在村头
（本节史料来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七辑》和咸国兴、王永生等老人口述。如有谬误，敬请指正。本文不是详实史记，漏写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必多，请谅解。）
（七）
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气满乾坤。斜港河边的贫下中农们，精神焕发，多年的艰苦奋斗，多年的出生入死，结果了。国民党逃到台湾了。分到手的土地永远是自己的了。他们己种己收，乐耕求富。在那朝气蓬勃的日子里，斜港河边使人最难忘怀的是收种时节的牛号子。
牛号子，古老的牛歌，俗称打唻唻。不管是耕田耙地，还是收谷打场，牛在前人在后，汉子们举手扬鞭，那抑扬顿挫的唻唻声响彻四方，回声嘹亮。像快活的喊叫，像舒心的吟唱，像胜利后的放荡。在清晨，在薄薄的雾纱里，在傍晚，在淡淡的月光下，高亢的，低婉的，粗旷的，各种各样的唻唻声此起彼伏，一声连着一声。像深山里对唱山歌，回回荡荡。像漁舟撒网，飘飘洒洒。他们一声高似一声，一声美似一声。你的绵绵尾声刚刚丢板，啪！他扬起鞭子突然接上高昂的一声。
孩儿喜欢喊声乖乖，牛儿喜欢打个唻唻。在快乐的唻唻声中，牛儿也高兴得四足奔腾，飞快地拉着犁耙、拉着石磙，它们无声地配合着主人，拼命效劳。它们在悦耳的旋律中听懂了主人的歌词：“我劳劳――尔劳劳――尔又劳劳啊――”。在表扬声中，在奋力劳动得到肯定的快乐声中，它们和主人同样快乐。拼命劳作，我们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人们喜形于色，安于“小康”。过去，从火刀撞击火石冒出点点火星点燃卷纸棒，然后慢慢吹起火苗。而今用上了苏州火柴，轻轻一划，火苗立即点燃柴草，嫂子们的脸上总是舒心一笑。过去，一盏油灯只有豆粒大的光亮，鬼火似的闪耀室内，如今有了高大的煤油罩子灯。火柴一划，满室明亮。过去，买个东西要跑到建阳、高作，现在季墩有了供销社，家门口有了代销点。过去日子过得过住焦住，现在踏实了，室内有了小小的谷囤子，屋后有了高高的草垛子。
草垛，斜港人俗称草堆。家后草堆的大小，就是主人的脸面，过日子的底气。只要看一眼他家草堆的高矮肥瘦，就能知道他家里的谷囤有多粗多高。谁家要给姑娘相亲，在村头看一看他家屋后的草堆，这户人家是否殷实，心里就有个七不离八了。建国早期，斜港河边的这个墩子那个墩子的家家户户，草堆成了他们家境的无私袒露。成了他们气足精神的象征。
1955年，斜港河边从互助组走上了初级农业合作社。
初级社，只是牛船等大型农具全社组织有序地合作，使那些没牛没船的弱势户也能不愁耕种。但庄稼还是各户收获自家的田块。所以草堆依旧，谷囤如往。
思乡的人心动了，在发展农业动员还乡的号召中，从民国二十年后陆续逃荒到上海、苏州的汉子们，积极地回乡了。他们梦想多年的己种己收如今已成事实，何不回家安居乐业，何必在城里露宿风霜。
斜港河边的人气渐旺，唻唻声越来越响。
1956年，斜港河边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和初级社的本质区别是，劳动力由干部统一调度安排。田里的庄稼统一收刈，然后各家安自已的田亩分回平均的产量。
当然是在扣除公粮国税和下年种籽以后的剩余数。社队干部的权力大了，社员们的唻唻声小了，因为他们的草堆小了，谷囤小了。
1958年初秋，高作区撤区建社，成立灯塔人民公社，（一年后改称高作人民公社）。斜港高级社成为灯塔公社的一个大队。
从此，人们的田间劳动只能和工分联系，一天劳作下来，只能知道自己今天挣了几分工。这工分值多少钱，要等年终才能知道。
从此，各家各户没有了自己的草堆，室内摺谷的摺子没用了。土地是公社的，集体的，口粮按人口平均支付。一次十斤？二十斤？干部说了算。
从此，社队干部喊大跃进的声音气壮山河，社员们吆喝耕牛的唻唻声有点娓娓婉婉，低低吟吟。
公社，一个从未听过的名词，说起来真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所有生产资料，生产力，全是公家的，公共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所有社会财富，劳动果实，现在是按劳分配，将来是按需分配。各取所需，伟大的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看，电线已架到斜港河下游的合兴，已架到斜港河上游的官桥。电缆已拖到田头，电犁就是快速解放生产力的见证。过去几个人拉着一架水犁在沤田里艰难地慢慢爬行，几个人一天只能耕翻二三亩水田。现在，闸刀一推，双铧的电犁一天就耕二十亩，只要一个电工。
激进的宣传，大跃进的口号，局部地方已试用电犁的现实，年轻的喜死了，年高的沉默着，不敢吱声。
这一年，斜港河边的大跃进往事，斜港河至今还默默见证：
那年初秋，报上登了湖北孝感粮过千。孝感能，我们也能。于是，“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于是，大搞绿肥。河里水草捞光了，就向陆上进军，野草铲光了，树叶抹光了，就向社员们的十边地进军。不管青红皂白，见青就剐。一串串扁豆花，一串串嫩嫩的豆角子，一株株吐须的玉米杆，全是泡沤绿肥的好东西。我们要稻子，不要豆角子。稻子的产量高了，我当干部的就光荣，就升官。豆角子长的再多，是社员们的副食品。副食品多少，与我的政绩没联系！刈，你哭，你喊，我组织队伍，我发大工分组织队伍。于是，几天之内，斜港河两岸的所有青棵子全部刈光，投放到塘里泡沤。几天之后，把沤出的黑水再泼向稻田。当年做过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通讯站站长的咸文海，对着他正在读初中的孙子说，这是打死儿子招女婿，我们党内有奸臣了。
黑黑的臭水是肥料，但不是激素，庄稼还是不争气。永远跟不上报上登的，会上讲的。我为什么不能出高产？能！移稻，把偏僻地方的九成熟稻田的稻子移到路边这块大田，一棵一棵地填塞到这块大田的株距与行距之间。然后，请上级验收高产田。果然，一根扁担横在密密的稻穗上一点不沉。于是，吨粮田！于是，斜港河边也有了高产卫星。这个伟大发明，笔者见证，斜港大队是从外地学来的。
高产的卫星不断升起，“丰收”的喜讯接二连三，六亿人吃饭“绰绰有余”。于是，当年十月，斜港大队的八个生产队和外地一样，全部办起了食堂。
那年是从高级社走向人民公社的第一年，多数生产队还没有仓屋，食堂就放在牛车篷里，四周围上箔子，支起两口罾子锅，就叫食堂了。从此，社员们的吃饭从分粮分草变成分饭分粥了。没菜没汤，但报纸上有，报纸上还有像饭店一样能吃上鱼肉的食堂。
劳动力彻底解放了，劲往何处用？深翻！深耕深挖，再夺来年高产。于是，挑灯夜战，安营扎寨到田头，哪怕是耕翻的土地离居住地只有二百米，也不可回家住宿，也要宿在田头。这是上级的命令。王墩，几个小棚子就搭在“弯五亩”。就是现在水泥路通向姜圩的水泥桥桥东约五十米左右的大圩旁。
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都好办了。这话一点不错。现在，粮食“解决了”。于是，全民大炼钢铁。吃食堂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火叉不需要了，于是这些东西又成了炼钢的好材料。于是，建阳周庵和机电站、高作农具社都有了炼钢的小高炉。通宵达旦，火花四射。
当年秋收结束，麦子刚刚种完，该卖的“余粮”卖了，该缴的公粮缴了，“牛皮”见底了，剩下的全是些瘪稻泥稻。一盘点，到明年麦收之前，每人每天还有半斤稻。从此，斜港河边的历史上出现了“宝宝宝宝你莫哭，口粮只有五两六”。（旧制一斤是十六两，半斤是八两，稻子的出米率七折，八两稻可出五两六钱米）。
从此，食堂里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两次，每次是一大勺稀粥。
从此，阜宁旱地的萝卜茵子和山芋藤成了河东人的抢手食品。
从此，斜港河里的鱼虾少了，因为河里水草捞光了。沤田里鱼虾也少了，因为常常脱水，它们无法生存了。天空的飞鸟也少了，因为树木少了。砍大树刨树根是大炼钢铁的需要。
从此，患钩虫病蛔虫病的人多了。
从此向后，斜港河边步入了天灾加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不少人全身浮肿，肌肤萎黄，步履艰难，进入了黄肿病院。斜港河两岸的生态，变得光秃、荒凉。
（八）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难免崎岖。共同富裕的梦想总是在探索中不断寻求。经过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三害以后，人们痛定思痛，扪心反思。1961年初夏，斜港河边的所有食堂全部解散。和外地一样，社员们吃饭由分粥变成分粮分草了。同时，每个人口还分得了1-2分田作为已种已收的自留地。
一时间，尽管铁锅成了紧缺商品，但人们还是欣喜、乐意。
半年后，1962年春节刚过，维持四年的大队核算，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新的“六十条”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此，以大队为单位的大锅饭改成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锅饭。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置身在群众的眼皮下领导着二三十户人家，经营着二三百亩土地的收种和分配。同时，粮食的可分配部份70%按人口均分，30%按工分分配，名叫工分粮。这样，劳动者付出的劳动越多，得到的粮食也越多。
这一年，笔者在斜港河东的咸墩生产队做会计，尽管收早稻时遭了水灾，但年终人均口粮仍近三百斤（指元粮）。加上工分粮和自留地的辅助，社员们的生活有了初步改善。收种时唻唻声又渐渐响起。
随着政策的调整，阶级斗争的重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展开，在以后的几年里，斜港河边的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稳中有进。1963年春天，高压电线架到了斜港河东，在中舍生产队建起了大口径双泵电灌站，包括跨河渡槽等均为国家投资。地方负责建筑高层灌溉渠，网布全大队。（在斜港河西的田块未能受益）。就从那年起，牛车、脚车等提水工具被逐步闲置、淘汰。
引进的高层灌溉渠解决了稻田的灌溉，但水灾来临时它却不能倒排。1965年夏季，低洼的斜港河两岸遭到了罕见的雨涝。为了排水救秧，闲置的牛车脚车突然又发挥了作用。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积极组织和带头下，人们日以继夜，利用旧式的人力水车大大地减轻了水涝灾害。
1966年、1967年，所有沤田全部回旱，改为稻麦双季田。此后，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小型柴油机为动力的小水泵，在1971年之前，每个生产队都达到了一台，架在轻便的水泥船或木船上，哪里需要去哪里，高层灌溉渠又逐步失去了受体。斜港河两岸的大风车在隆隆震耳的抽水机面前，在盆口粗哗哗冒水的水泵威慑下，它们羞愧地躺到了各生产队仓屋的檐前，结束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
沤田回旱，由单季稻田变成了稻麦两季田，道理上粮食的产量应成倍提高，但客观事实不是这样。原因是回旱的土壤碱性大，麦子的亩产常在一、二百斤左右，稻子的产量也低于回旱之前。直到过磷酸钙（磷肥）的使用，回旱田的产量才逐步提高。
大面积的沤田改造，不但使社员们农闲时失去了捕捞鱼虾的去处，白鹤、大雁等各种候鸟也不肯光顾了。从此，斜港河边的湿地风光彻底变样。
从1962年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以后，大队还是一级行政机构和管理实体。种植规划，品种布局，生产队干部的任免，年终分配方案的制定，抵抗自然灾害的防御设施建设等，都要接受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与筹划。公社考察大队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还是看该大队的粮食产量和林牧副漁等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所以，大队干部的积极性并没有削落。在共同富裕的梦想里，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跳出盐城赶江南等大干快上的精神鼓舞下，大队干部不但要负责全大队的统一领导和检查，还要各自蹲点包干一个生产队。
在社会主义教育、反修防修等强烈的政治气氛下，大小队干部不但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社员们同甘共苦，更要廉洁奉公处处起表率作用。大队支部书记徐侠是1961年春天从王庄大队调来的不脱产干部，时年三十多岁。不管春夏秋冬，往往东方刚亮，他就跑遍了全大队，一边查看昨天的生产情况，一边向各生产队长了解和指导今天的农活安排。然后，还要参加自己的蹲点劳动。
干部参加劳动最能联系群众，干群关系融洽了，社员家有什么喜庆之事，往往顺便请干部吃个饭，以表亲热。在今天，这是很正常的人际相处。可那时的党风党纪往往使今人难以置信，每到冬天整风了，这位徐侠同志就主动包上半斤粮票和几角钱，然后，吃哪家的就送到哪家。他说，干部不能特殊化，应自律，应退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在相差不大的牛力、劳动力等情况下，各生产队之间很快出现了差距。到了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480斤，但最高的八队亩产已近600斤，而最低的生产队亩产不足400斤。当年年终分配时，最高的生产队人均口粮441斤，每个工分日八角五分，最低的人均口粮在400斤以下，工分值只有四角八分。渐渐地搞得好的生产队干部不但受到公社的表扬，同时也受到社员们的拥护和爱戴。而搞得差的生产队则出现干群矛盾多，常常调整领导班子。
在队为基础的大集体时代，斜港河边最使人难忘的是农业学大寨，治河治水条田化。从斜港河两岸到洗泥沟河西，老祖宗留给后人的二千九百亩耕地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横一块竖一块，大一块小一块，高一块低一块。弯弯的田埂宽窄不一，浅浅的下水道弯弯拐拐，原始的小农户痕迹清清楚楚。1946年土改只是变更了田块的主人，而田块的界埂基本依旧。斜港河两岸的原沤田田埂都是丁河型东西向，洗泥沟以西的田块也是朝向不一。特别是荒凉的小人沟两岸，弯来折去二里多，更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芦苇杂草丛生。
这些原始的耕地，一家一户各自为阵的耕地，在牛力加人力的情况下，尚可耕种。但在集体化的大农业面前，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引下，这些田块和排灌系统就显得难以适应。1970年，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在县、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领导下，全大队和外地一样，开展了历史性的条田化运动。大寨治山我治水，改天换地换人间。当年刚调来的支部书记张迓天是位股级脱产干部，年已半百。当他看到咸墩生产队和建阳公社赵墩大队接壤的田埂是错落不齐里弯外套时，他说，解放二十多年了，条田化就从这里开始。经多方洽谈，在当年秋后就开挖了斜港历史上第一条东西直沟，全长近千米。不但解决了多年的种植、水系等矛盾，而且界址清楚，排灌自如。此后，共用了三年时间，向北依次开挖了三条东西横河。从斜港河到洗泥沟之间，全长两千米左右，一线笔直，有碍就除，有阻必通。高高的西陈墩变成了河道，荒芜的“小人沟”无影无踪。
造田，和开河一样，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也是肩挑担运两手搬，披星戴月日夜干。管你高低不一，管你荒滩塥垛，所有的田块一律南北向，田长100米，田宽20米，每块都是三亩。新建的田块不是长旱，而是长稻长麦，一个平字是致命的要害，是半点不能含糊的标准。田平如镜是上水插秧的必备条件，不平就无法插秧。平，直，规格化，谈何容易！古旧的田埂废除了，新建的田块骑这跨那，不是南高北低，就是左高右低。如何挑高填低？办法也是一个：挖，挑，搬。种麦之前要挖挑搬填，播种后直到寒冬腊月，还要通过挖墒的泥土作进一步挑高填低。第一年弄平了，第二年一上水又不平了，再搬再填，因为地下层不一，有的地方是原来的旧河床，有的地方则是原先的圩埂或沟塘或茔地，它们沉降力很不一致。
条田规格化，只是迎接机械化耕作和排灌上的便利。田块规格不等于田肥高产，要高产就必须田肥。在化肥不能满足供应，但粮食产量定要“过纲”的要求下，大搞草泥塘是肥田增产的最好办法。所以，每个新建的田块还要在靠河的田角建造个草泥塘。
用草泥塘沤制有机肥是县委从江南引进的，按要求制作，它确实可以增加粮食产量。
草泥塘分长方形和圆体形两种，长方形的长4米，宽3米，深1.5米；圆体形口面直径2.5米，深1.5米，塘底直径2米。两种型号的草泥塘均将向地下挖塘的黄泥在塘口四周加上约50公分高80公分宽的堰子。为了不漏水，堰子必须用石磨夯实，然后用大锹拍平拍光，以便于搅拌和翻塘时操作。
每年的草泥塘都是在麦子刚刚种完，墒情水系整好以后立即上马。此时，男劳力挖塘建塘罱河泥，女劳力挑草拌草装塘。每个塘口约需河泥150担，稻草500-1000斤。都是在冬天将泥草搅拌均匀后装好。春节一过，就忙着翻塘，将塘里的泥草全部起出，然后加上少量人粪牛粪鸡鸭粪之类，再加水搅拌成糊状。到了谷雨到小满之间，再将草泥起出，加上青草苕子等绿肥用水搅、拌、踩。此时，气温高了，几天一过，草泥塘里冒气泡了。渐渐地，臭了，黑了，稠了，像一塘糊酱，这头推那头晃。成熟的草泥塘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再过半月左右，麦子一刈，耕田，布肥，男女齐上，把那又黑又臭的半糊状草泥肥一担一担分布到田间。上水，耙田，插秧。插秧前还要把挑空的草泥塘平掉，再在上面栽上秧。宁可秋后再挖再建，也不闲置这弹丸之地。惜土如金，原因只有一个，粮食是命根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踏实。
夏收，镰刀刈。夏插，“对六棵”，100米长，一线到头，路路成行。夏管，耥耙除草追肥。秋收，镰刀刈。秋种，破垡，挖墒，播种，盖种，一切都是人力，都靠人的骨骼肌运动去逐一完成。而且，这些农活的时令性很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例如，夏插要在夏至前完成，过了夏至再栽秧就会大大减产。所以，“三夏”大忙，秋收秋种是农活高度集中的时节。一个生产队整半劳力就那么几十个，要把二三百亩土地的耕、种、管按时完成，人们的劳动强度今人是难以相信的。晚工要打到十点左右，早上天未亮又摸黑下田，不少人收晚工就横躺在床上，一是无力洗脚，二是没有必要洗脚，抢时间睡几个小时，马上又要下田了。
“三夏”如此，秋收秋种如此。冬春呢？“头顶星，脚踩冰，治水条田草泥塘，誓把冬闲变冬忙”。“大干干到年三十，初一一过开门红”。
苍天不负有心人，1974年，斜港大队第一次粮棉产量“双过纲”。
丰收了，分配的部分也多了。口粮基数441斤。工分值更是大大提高了。中秋节，队里分鸭了。端午节、春节，队里杀猪分肉了。
丰收了，大队办起了粮食加工厂，碓舂磨拐的时代结束了。
丰收了，队里提留的公积金也多了。从1972年到1974年，各生产队相继购买了拖拉机。耕田，拖拉机拖着双铧犁跑得比牛快。打场脱粒，拖着几个石磙，个把小时就能把十几亩稻麦碾脱。用牛的汉子叹气了。
拖拉机减轻了人们的劳动负荷，隆隆的机声也震开了人们的笑脸。汉子们放肆了，在农活不紧不慢的时候，他们和嫂子们打情骂俏了，时不时的咯咯笑声和那隆隆的机声一起洒落到田头场 头，洒落到轻轻流淌的斜港河内。
1975年春，张迓天同志被调出。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斜港大队的一千多老老少少同甘共苦，走过了改天换地的五个年头，每一块新建的田埂上都留下了这位老人的深深脚印。不管是挑灯夜战条田化，还是雾濛濛起早摸黑刈麦起秧，这位学大寨的带头人都会时不时出现在社员们的面前，检查，指导。他那废寝忘食的憔悴面容，斜港河至今还记忆难忘。
当年冬天，斜港大队开挖了最北面的一条带居民点的横河。条田化蓝图的最后一笔在新任支部书记金立国同志的努力下，完整地留给了后来人。
就从那年起，居民点上的新房子陆续树起，祖祖辈辈的茅草屋渐渐减少。到了1980年南北两条横点上，清一式三间两厨的砖瓦房一家挨着一家，一线千米余。没有别墅，也没有棚户，人们平等地居住着。一根电线串联着家家户户，晚上收工了，嫂子们堂屋蹿到锅屋，一家人的晚饭，还有猪食、鸡食，里外忙碌着，在同样的电灯光下，她们的笑脸也有点相似。
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面曾有“大寨式记工”的指示。即取消农活定额，按出勤天记工。结果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有人出勤不出力。严重影响干群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斜港大队和周围大队一样，在很短时间内又恢复了额记工。
（九）
斜港河是射阳湖下游的一根细脉，是戛粮河分流的一根小小侧支。它和所有小河一样，既是这条大河分流的载体，也是汇聚那条大河的来源之一。
小河，宽度只有二十米左右的斜港河，在它潺潺流淌的历史中，虽没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磅礴气势，但确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苦难辉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神州上下“云水怒，风雷激”的红色风暴中，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激进年头，斜港河边同样沸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从无锡、上海来到了斜港。广大干部下放农村，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他们从无锡、扬州来到了斜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敲锣打鼓欢迎，干群们像接待亲人一样，为他们安置新家。二、四、八三个生产队安排了下放户，五、六、七三个生产队安置了知青点。建房、支灶、搁床，无微不至。五队六队各是几个男青年，七队是几个年轻的姑娘。
这些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带薪的或不带薪但享有生活补助的下放户，在火热的政治空气里，他们很快和斜港的社员们融合了。一起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一起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五队知青点张愚和六队知青点张青等还参加了1972年冬整治黄沙港大河的工程，和斜港人一样住工棚、战严寒，肩挑一百多斤的泥担，起早带黑穿行在繁忙的工地上。有时，挑得鼻孔流血，抄一把凉水捂捂头再挑。八队的金××家起了火灾，呼声一出，争先蹿上屋顶在浓烟中接水泼水的就是几个正在劳动的小知青。
在这群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下放人员中，最受人爱戴和尊重的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同志，她，就是前文提过的方平。
方平，文革前任扬州地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副书记王大林的爱人。（“文革”中夫妇均遭批斗，王曾被打成走资派）。1969年秋，除王大林外，举家搬迁斜港。“方大姑（bu）回来了”！顿时，村里的老人们争相探望，一条瓜、一瓢蛋，一把韭菜，一碗酱，他们像接待出嫁多年的姑娘，热情、高兴，当然也有点诧异。头发花白的方大姑（bu）也像回到了久别的娘家，窜门拜访一位位记忆中的老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方平，既要照顾年逾九十高龄的婆婆（王大林的母亲），还要为参加劳动的几个儿女们做饭、忙家务。她忙里忙外，没有怨气，笑脸常开。
“方大姑（bu）回斜港了”！消息传出，前来探望拜访的来客络绎不绝，有地、县、社领导，有当年曾和方平并肩战斗、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有老区内当年在方平王大林等培养下而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干部。如咸文和、徐朴、吴山、刘则先、咸德华等等。他们远近而来，一时间，斜港河边又像二十多年前一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方平，一位颇受人们尊敬的老干部，她自己却始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年如此，下放时仍是一样，时时都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
当时，大队经常召开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会议，通过对三史（家史、村史、革命史）的回忆，通过忆苦思甜，对年轻人进行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在这些会议上，方平多次说过，苦难和辉煌都是昨天的事，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听党话跟党走，为革命再立新功。立新功不问事大事小。能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就好。当年，为开辟新的根据地，我来斜港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今天，为响应党的号召，我带头下放，到斜港安家，同样是革命需要。下放，我没有失落感、空虚感。相反，我感到充实、年轻。因为我又回到了群众之中，又回到了斜港。斜港，在我走过的征途上，我最难忘的就是这个村。这个村，在老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上，在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党史县志上，有着特殊的一页。我主动要求来斜港落户，既是对当年革命者的怀念，也是对老区老百姓的忠诚、想念。
笔者当年是村医生，也是大队副职干部之一。方平婆婆年高体弱，腿上类丹毒时有发作，常出诊于方家，所以接触方平的时间较多。现就方平在“三老”会上和三老们的回忆，以及方平忆旧时的谈话，对斜港河边鲜为人知的往事，拾掇几言，以慰方平，以昭后辈，以志不忘。
方平说，1940年10月上旬，八路军和新四军东进部队会师后，在盐城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为开辟盐阜根据地培养革命干部，县委、县政府开办了两批民运工作培训班。我是第一批，共四十人左右，于1940年12月上旬进驻十四区，住平泉乡，队长是原盐城县委副书记刘大谟（女）。随后又有三十多人进驻十二区，队长是王大林，时任盐城县委宣传部长。我们到了基层以后，正逢年关，许多农民无粮过年，接着又是春荒。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起借粮和减租减息运动，在地方上发展党员，成立农救会等群众组织。群众拥护我们了，我们就发动群众借枪，搞抗日武装，成立区、乡抗日武装游击队。借枪比借粮难，因为有枪的都是地方上势力大的地主豪绅。我们就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有国才有家的道理。面对日本鬼子的无恶不作，在民族大义面前，各区很快成立了区大队、乡民兵连。
方平说，十四区工作环境很恶劣。一是土匪多，敌人据点多。二是封建势力大，时又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势力勾结地主劣绅，暗中对抗共产党。民运队队长方秉文（淮阴人，原地下党盐城县委书记），在钟庄毗卢庵组训民兵时，就遭当地土匪袭击，壮烈牺牲。为保存实力，上级指示民运工作分两线，一线是就地组织群众公开斗争，一线是转入地下，深入敌后开展抗日运动。1941年5月中旬，上级指示我和王大林、邹屏等十几人到高作西乡，开辟地下根据地，王大林是队长。那时我才十七岁。
方平说，到高作西乡选择斜港咸家墩是县委安排的。在我们来之前，组织上已派人侦察过。
咸德余、王永生、咸国兴等回忆：1941年小满前后，沤田刚栽秧，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民运队第一个先到咸墩的是一位女的，叫戴坚，穿褀袍，住咸文和家。几天后，方平、吴林英、常明苏、萧萍、金华彬、邹屏、秦加林等陆续前来。
方平说，穿褀袍是掩护身份的手段。当时选择咸家墩对外是绝密的。刚来时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外出串联、开会。因为潮河西是伪化区，西南荡区有国民党杂牌“五十七”，东北有孙华堂等土匪猖獗，唯咸家墩上下十余里比较偏静，沤田水网，饥寒贫困。咸家墩还有一个民兵自卫队，以咸文和为代表的几十条汉子在那种情况下能拿起刀棒土枪和土匪斗争、自卫，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他代表了最基本的贫下中农的利益，是党组织寻找依靠的对象。从敌我势力分析看，当年春天，树海大队已从树家桥转移到荡东，即今县境西南一带，已有一百多人，近百支长枪，且很英勇，敌人不敢轻易摩擦。在建阳北五里桥上下，有王洪章的民兵连，人称神枪手。这些周边环境可能也是上级选择咸家墩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后来发现的，当年春天成立的民主政权组织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六区参议会会长杨幼樵，家住咸墩前冯舍，此人虽是旧士绅，但思想开明，心向共产党，在盐城西乡颇有威望。新四军将领黄克诚、陈毅、张爱萍等在湖垛沦陷前，他们和杨幼樵多有接触。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到咸墩后，和杨幼樵也常来常往。把民运队和盐城西北行署迁到咸墩，可能也有军部的指示[1]。
方平说，我们到咸墩刚两个月，刚发展了咸文和等第一批共产党员，我和常明苏等几个女同志刚从陈少山家搬到王恒友家，日伪“大扫荡”。7月21日敌占建阳、湖垛后，对周边大设据点，疯狂烧、杀、抢，住在咸墩的西北行署和民运队的领导人冯国柱、刘阳生、树海、王大林等立即发起“反扫荡”。所谓“反扫荡”，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武装游击，偷袭鬼子在湖垛周边的弱势窝点。二是到处打坝，阻断鬼子汽艇下乡。三是藏粮储粮，支援主力部队。此时，军部从盐城转移阜宁，行署和民运队要负责转移安全和给养（如架船桥等）。住湖垛北乡汤家碾上下的华中鲁艺在转移途中三十多人惨遭鬼子屠杀。就在这第一次“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后，为了更有利于抗战斗争，盐阜区党委决定撤销盐城西北行署，建立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9月18日那天早上，邹屏、树海、王大林等他们是清早步行去季圢的，咸文和民兵中队随行。我们几个女同志在出发前，忽然许友诚、咸德厚撑条船来，要我们上船，行至王永生家河边，王永生又拿两把板锨上船，我们是坐船去季墩的。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抗日士气大涨。县委书记冯国柱虽出入不定，但大部分时间住咸文学家，曹部长来是多住王永生家，后来的金韬住咸国兴家，树海住咸德银家。县政府下设民政科、保安科、司法科、财经科和税务局、通讯站等。保安科住咸文学家，民政科、通讯站先在咸文海家，后移王祥生家。司法科住咸国兴家，财经科长项南及税务局多和县大队随行。
咸国兴回忆：1941年八月半前后，民运队干部住咸墩出入无常，42年春天起，金韬常住我家，他是个大个子，高个头。他有个卫生棍，不能拽，脱壳后里面是双刃刺刀。金政委有四个警卫员，都和他住一起，住在我家“小敞里”，（通向主屋的穿道屋）。不是天天住，来来去去捉不住时间。在我家里先后审过顾××、王××、薛××等汉奸、土匪案件，陪审人有杨幼樵、陈树东、徐安鹏等开明人士。
方平说，审案时冯国柱已调出，金韬是县委书记，县长先是贺治方，接着是树海。邹屏已调阜东任县委书记。那时，科长在哪家，那家就是那个科，保安科长苏平住咸文学家，他家就是保安科。哪里像现在能挂牌子；一切都是内线。开会也是开小会，开短会，从不开大会，更不开长会。1945年鬼子投降前，从来不把外人带到咸墩开会。东到永庆乡，西到唐大桥，北到长北滩，单线联系，没有固定会址，都是临时选择可靠地点。为了安全，我们的住地从不告诉别人，别人也不要问，这是战争年代的纪律。
方平说，现在史料上提到抗战时期的盐阜区党委和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中心时，往往都是“建阳北乡”“高作西乡”。其实，在这十几里方圆的活动中心，斜港咸家墩是中心里的中心，根据地里的根据地。尽管领导人四出奔波于游击、联防、打坝、储粮等，但除“扫荡”时临时转移外，县政府主要机关事务还是在咸家墩及其周围，只是进进出出、捉摸不定、多时黑来黑去，大家看不出而已。划区后，咸文和任建阳区委书记，我任高作区委书记，我们请示工作大多还在咸家墩。当然，有时也去过蒋王、长北滩等地。鬼子投降后，主力转移。支前、土改是地方工作的两大任务，建阳县支前物资，土改工作试点也是在咸家墩完成的。土改复查时，盐阜区区委书记曹荻秋坐地调查，在洗穆乡姜墩、赵墩、路墩一住就是成月。直到1948年底淮海大战告捷，建阳县委、县政府才在湖垛镇公开挂牌。
方平，原名范遵诲，出生于安徽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参加革命后，为了表示与封建家庭的决裂改名方平。14岁时，她们表姐妹几个就偷偷离开了家，跟着大表哥：一个从苏联回国的老布尔什维克裴季华，投奔新四军高敬亭支队。皖南事变前，随部队转战苏北开辟根据地[2]。17岁随民运队到斜港咸家墩。后任高作区委书记。
王大林，建湖人，1921年3月出生于湖垛镇南前李府一个农民家庭。虚十九岁参加革命，同年入党。二十岁任地下党盐城县委宣传部长。继任盐城县西北工委委员、民运队长。二十一岁任建阳县委宣传部长。1947年起任建阳县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11月调盐城地委任农工部长。
为抗日救亡而舍生忘死的方平和王大林，从1941年5月到斜港后，尽管鬼子投降后县政府逐步迁到湖垛镇，但他们二位直到1948年底才搬离斜港。此间，这两位烽火里的战友，从一对红烛二斤喜糖在咸墩后王恒友家结婚，到婚后生下三个孩子，都一直住在王家。因王家姑娘多，而方平又最大，故一直称方平为“大姑（bu）”，王大林也就成了大姑爷。不知是默契、习惯，还是战争年代老百姓心领神会，“方大姑（bu）”也就成了斜港河边家家户户的“方大姑(bu)”。不知是因为方平平易近人，还是那个特殊年头出于保护的需要，“方大姑（bu）”渐渐成了老区内所有干群的方大姑（bu）。从抗战到土改、到支前；从斜港到高作、到西塘河边，有事了，找“方大姑（bu）”成了习惯语。王大林工作繁忙，出入不定，不管是民运队长时，还是后来是县委书记，人们见到了就喊“大姑爷“，亲切、简单得就像自家大姑爷一样。习惯了，王大林也总是笑脸应答，那亲密无间的样子，任何人都难相信那是一个县委书记和普通农民的关系[3]。
方平，一位十四岁就投身抗日的传奇人物，据“三老“们回忆，她性格刚强好胜，巾帼不让须眉。作风大胆泼辣，对人热情友善，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当年，她和她的姐妹们来到斜港后，在日、伪、顽、匪猖獗的恶劣环境下，她们就像一粒粒革命的种子，很快在老区内生根、开花。在她们的影响和宣传下，很快，一群也是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也勇敢地站到了抗日第一线。咸奇、咸德华、咸德荣、唐光真、车龙华、李毓珍……等等。她们和男青年一样，打坝、联防、参军参战。唐光真十六岁就当上了联防队长（三个乡为一联防区），日夜坚守在防区的要道。抗日，打鬼子！年轻的热血沸腾，年长的更为感动。乔家村蔡刘氏大儿子参军不久壮烈牺牲，为安慰烈士家属，区委在其家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声讨日寇罪行。蔡刘氏当场站出，她说大儿子死了，我还有二儿子，当即为二儿子报名入伍。咸家墩的咸文学有四个男孩，他说，我只留一个种田长粮支援前方，在大儿子咸德森带头下，三弟咸德丰和四弟咸德才都相继入伍……[4]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方平、王大林、咸文和等一批共产党人，在斜港河边，在老区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投身抗日倒蒋的坚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在建阳县党史县志上已有浓墨记载，她们无私无畏、以身作则、浴血奋斗的革命精神，斜港河历历在目，世世难忘。
二十多年以后，方平带薪下放时，可以回安徽和家人团聚，也可以带着年迈的婆婆去建湖镇南王大林的老家。尽管王家的老房子因1940年做过地下党盐城县委驻地，后被鬼子一焚而光，但那里毕竟是王大林的故乡，亲属还有，去那里且不更好！然而，方平毅然选择了斜港！当时，对下放人员何时回城，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县、社领导考虑斜港地理偏僻，曾多次劝其在县城或高作周边落户，但都被方平婉言谢绝。她明知斜港很穷，工分值很低，但她义无反顾。这是何情何义？她虽然说过是对老区人民的怀念和忠诚，但建湖镇南和高作周边不同样也是她的“老区”吗？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也不尽然。笔者的印象：一是她对斜港河边情深意笃，她多次说过，这里的爷爷婶婶和姐妹们多次救过我的生命，不知多少次冒死为我送过情报，不是这里的老百姓和我们生死与共，我不知要死过几次了。二是她有报达之意，想为这里的父老乡亲再次作些新的贡献。她无意间曾和笔者说过：抗日是民族存亡大计，倒蒋是民族解放大计，这两个大计实现了，巩固政权、富民强国就是我们新的历史任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此作出新的贡献。如果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不求进取，那就不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了，就有被“吐故”的可能。
方平下放在斜港期间，尽管躯体多病，家务繁忙，不时还要参加大队支部的一些社会活动，然而，她还是挤出时间到田间参加一些锄草、选种等较轻的农活。看着她和社员们边劳动边谈话的亲切笑脸，谁也不知道她是在作她自己的调查研究。
“沉到底，沉到群众之中，我们就有发言权”。方平说过。
“不要搭花架子，写文章内容第一，形式服从内容。搞农业高产第一，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形式和农时季节的关系，为了路边田好看，摸出个花来，结果大部分田块误了农时，从高产目标看，得不偿失”。方平曾对我们有过忠恳的建议。
“走出去，到搞得好的地方看看，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思路”。在方平的建议下，大队主要领导去了华西村。
“老区不能老样子，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那是历史的辉煌。建阳有个西北乡，西北乡有个斜港，你们把斜港搞好了，搞富了，群众就拥护你们。人，要有追求，失去追求就失去动力。固步自封，没出路。解放思想，天高地阔”。方平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去苏中参观时，在笑容可掬的谈话中，曾深情地说过。
1973年，她所在的第八生产队在全大队率先过了“纲要”。
1975年10月，方平全家迁回扬州，方平又回到领导岗位（市经济委主任）。方平在搬家时悄然而去，没有惊动父老乡亲。和她经常切磋生产和工作的该队队长赵小宝（女，方平近邻），看到方平憔悴的面容和苍老的身影随船而去时，潸然泪下。就在那一天，赵小宝把襁褓中的孙女——左跟娣——更名左爱方。
方平走了，全村人都有点诧异，懊悔自己未能送行。
1989年11月10日，方平不幸去世，消息传到斜港，村支书赴扬州追悼，村民们惊愕、惋惜，许多老年人痛心流泪。时值深秋，云低气冷，斜港河也好像轻轻凝固、默默致哀。
注[1]：新四军将领与杨幼樵往来亲密的故事在斜港河边流传很多。如1945年8月，三师黄克诚部奉调去东北受降，临行前黄专来冯舍辞行，杨幼樵画了一幅《雄师北上图》，专呈黄师长。黄接画后紧握杨手说：“杨幼老，谢谢你的鼓励，我们决不辜负盐阜人民的希望”。又如：1955年杨幼樵八十寿辰时，陈毅从上海来函祝贺，并赋诗一首：
人间难得是人师 鲁殿灵光功古奇
八十允追彭祖寿 悠游笔写辋川诗
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杨曾去拜访，陈毅出市府亲迎等等。从交往中将领们对杨幼樵的言辞看，方平下放后的回忆、分析不无可能。
[2]：见华东石油局：《王大林纪念文集》361页。
[3][4]：斜港村“三老”会上老党员老干部回忆摘录。
（十）
流淌的斜港河像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画卷里没有《清明上河图》上的繁华，没有居士对弈，更没有舞榭歌台。展现的是土墩、茅舍、牛棚、水车，汉子们在劳作，妇人们愁眉，还有孩子们的光腚。
画卷展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沉睡的水乡苏醒了，贫困的汉子觉醒了。“红旗卷起农奴戟”，“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后，画面活跃了，春风、绿柳、碧水、沤田，一片艳阳天。烈士们的名子刻上了共和国的丰碑。方平、王大林、咸文和、咸德森……还有杨幼樵等，一些闪闪发光的名子载上了党史县志。他们是抗日英雄，倒蒋志士，建设新中国的佼佼者！人们怀念、敬仰。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的姣姣肖像永恒地刻上了斜港河边的历史画卷，代代难忘。
画卷继续展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弯弯的田埂没有了，杂乱的田块没有了，陈旧的土墩废弃了。等长的条田化，横排的居民点，清一色的砖墙瓦盖。在共同富裕的梦想里，在改造河山的征途上，徐侠、张迓天、金立国……等，一批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在斜港河两岸留下了艰辛的足迹。人们走在今天的大道上，都会自然想起路基是他们构画的，是他们带领前辈人艰苦铺设的。
历史车轮不断前进，画卷展到八十年代以后，一条改革开放的大道伸到了斜港河边，伸到了又一代人的心坎上。老人们经历了又一次分田分地，但它的名子叫责任田。年轻人高兴了，忍不住心中的寂寞和单调，耐不住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涯。他们对几亩只能饱腹的责任田不再满足了，对土里土气的老房子不再满意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大哥大、BB机，还有电视！走出去，闯荡天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于是，不少从未坐过轮船或汽车的汉子们跟着招工的外出了，花季年华但无钱买花衣的姑娘们三五一群地离家了。他（她）们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走进商业圈……
大潮来了，闸门放开了，斜港河欢歌流畅！
闸门放开了！一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放！新长铁路横穿斜港，乡村水泥路里通外联，连接省道国道，通向四面八方！快速的交通把斜港和城市的距离拉近，也拉近了几千年形成的市民和农民的城乡差。在开放面前，从斜港走出去的打工族里的佼佼者，从斜港走进大学毕业后的读书人，他们在大上海，在苏、锡、常，在南京、北京，买上了自己的住宅！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商店、工厂！成了老板、经理、董事长！祖祖辈辈的进城梦，终于在这一代实现了漫长的梦想！
他（她）们从斜港走进城市，但他（她）们没有忘记家乡！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祖祖辈辈的故土，爷爷奶奶和父辈们居住的地方，我怎能忘！自古荣华归故里，求名求利荣故乡！何况，斜港的历史上还有一段值得永远纪念的辉煌！于是，在斜港和卞舍并村后的村干部努力下，在唐光真等老干部的带头和影响下，村里的公益设施，村里的架桥铺路，从斜港走出去的打工者，从斜港走出去的新一代志士仁人，他（她）们积极捐助，慷慨解囊！
如今，每逢节假日，如清明扫墓，春节探亲，一辆辆小轿车从大江南北开进斜港。有谁相信，他（她）们是当年赤手空拳从斜港走出去的打工者！有谁相信他们是当年从斜港小学读出去的大学生！老人们感叹，赞叹！同辈们刮目相看！为他（她）们骄傲，为他（她）们鼓掌！他们是建设祖国的纳税户，他（她）们是美化家乡的资助人！
从斜港河边走出去的新一代弄潮骄子，他（她）们的相对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他（她）们从打工走到招工，从挣工资走到发工资，谁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回忆他（她）们的成功之路，可能对斜港河边的后来人有所启示，他（她）们和革命的前辈人一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这群从打工路上走向辉煌的骄子中，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姑娘，她，就是咸清，当年洗穆乡治保主任咸德厚的孙女，乳名叫小芳。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咸清十六岁那年，碰上了分田到户，外出，再也不要盖“三级”公章了。这位懂事的姑娘，面对父母无法支撑她们姐弟四人读书，毅然选择了初中尚未毕业就外出挣钱，以减轻父母的沉重负担，以使弟妹们能继续读书。
挣钱的道路并不平坦，这位十六岁的女孩，进工厂年龄不够，找工作学历不够。无奈之下，就到上海一个远房老太爷家带小孩。这位老太爷是个离休老干部。咸清做事勤快，带小孩认真负责。生活上从不乱花一分钱，微薄的工资几乎全部寄回家，深得老太爷和老太太的赏识。二位老人向家人提出，能不要咸清做的事尽量不要她做，让她能挤出时间读书自学。在这位老太爷家近六年时间，本就爱读书的咸清，一有空就阅读书刊报纸，不但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而且还知道了不少国家大事。小孩子大些不要她带了，老太爷就给她在上海一家冰箱厂找了一份安装工作。老太爷对她说，做事胆子要大，做人要实在，不能耍滑。那老太太也是一位老革命，她对咸清说，你祖父十几岁就跟老太爷一起革命了，前辈人为了后辈人的幸福常出生入死，后辈人继承前辈人就应该努力拼搏，为实现前辈人的梦想，为脱贫致富作出努力，才算不负前人。你大了，有梦想有追求是好事，但登高要从平地做起。
咸清在冰箱厂做了三年，牢记二位老人的教诲，又毅然回到了老家县城，在一家皮鞋厂找了一份后勤工作。又做了二年多，她听说一家化妆品厂招收业务员，就去应聘，结果被选中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也是她能够施展自己才干的平台，她十分珍惜。
经过多年不同工种的磨砺和学习，咸清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聪明能干的。她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这份工作。但市场营销毕竟是一门学问，她没有营销经验。于是，她在讨教别人的同时，自己又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看，从书中再得到启迪。营销书中有一句名言：“自信加勤奋，等于成功。”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她的每个笔记本上，记在自己的心里。
起初，咸清只负责跑辽宁一带，天寒地冻很辛苦，坐火车买不到坐票就站着，二十多个小时，背着十几瓶化妆品，腿都站肿了。由于咸清的自信加勤奋，她在辽宁跑了三年，厂里见她销售实绩很好，一下子把东北三省的市场全部给她管了。咸清付出了辛苦，但也收获了成功。
社会给一个人的活动舞台越大，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就越多。
1996年国庆节，咸清到了北京。她没有想到，这一次遇到的机遇，竟成就了她以后的事业。她的一位远房亲戚在北京的一个大单位搞装修，吃饭的时候，亲戚的战友问她做什么，她说是来玩的。那战友说，那你就帮我们做灯具吧！结果，还真的让咸清在中国富华大厦做成了一笔业务。咸清在北京挖到了第一桶金。
自此，咸清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创业人生。一个人租了一小间平房，开头与别人合作做，寻找客户，联系厂家。没有钱，就凭着自己的诚信向厂家贷。后来，她带着自己的弟弟咸军一起做，由于她做事认真，讲信用讲义气，也就慢慢打开了业务的门路。
“登高要从平地做起”。“自信加勤奋，等于成功”。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又因丈夫张建彬先生有管理工厂和做过油田产品的经验，北京龙诚胜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咸清女士，在京城的信誉度，知名度，渐渐地提高了。通过激烈的竞标，北京大运村主体楼的灯具、奥运村的灯具、北京建委大厦的灯具、国家质检局大楼的灯具、国际会议中心九号楼的灯具，以及金融街一些项目的灯具等，先后由龙诚胜达公司中标安装。而且质检优良，多次获奖。
一个打工妹，从为别人打工到别人为自己打工，命运的转换，固然与咸清的机灵、精干，闯劲和毅力有关，但根本的原因是咸清遇上了好时代！得到了闯和干的自由，得到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咸清的母亲是1962年毕业的老初中生，也很机灵能干。当时，咸清的两个舅舅在无锡工作，咸清母亲想到无锡打工，有谁相信，那时办进城打工的“三级证明”比今天办出国护照还难！
咸清相对成功了，一个打工妹的成功受到了多家媒体的报道，人民日报资深高级记者颜世贵为她撰文登上了《中国传记文学》，咸清彩照成了《中国传记文学》2009年第二期的封底人物。军营作家、海军大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季阳林为她写文、摄影录入《盐城骄子》……
如今的咸清，在京城的一隅，有了自己温馨的住家和宽大的办公室，出门办事有轿车住宾馆。在京城的繁华盛世里，每每夜深人静，她常想起故乡，想起自己贫困的少年：吃粗饭、穿旧衣、没钱读书、辍学！还有旧房子，泥泞小路、孩子们上学困难，一幅幅尚未脱贫的画面常在她脑海里浮现。于是：
家乡建路架桥，她竭力资助。
故乡复建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她一捐十万，展馆期又续捐五万。
每每春节回家，对镇上的敬老院，村里的五保老人，热情捐献。
一位初中同学的孩子要肝移植，她和丈夫一说，一捐就是五万，并四处奔波，在朋友圈内又为其拉捐助几万。
……
多年来，咸清为家乡不知做了多少善事，但她从不张扬，默默地献着一位赤子的仁爱之心。斜港河，历历在目。
在斜港河边，在改革开放以后，抓住机遇努力拼搏走向成功的人士中，咸清只是其中一位。老祖宗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北京××索道建设工程公司、天津××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嘉定分公司、中兴集团南京××分公司、江苏盐城宇洋石化机械制造厂等，十多家中小企业的老总，还有分布国内外多家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博士生、研究生近二十人，他（她）们都是从斜港河边走出去或读出去的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的后代！
这些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生于忧患！换言之，他（她）们都是出生贫寒，追求上进，吃苦在前，不怕挫折；爱国爱民爱家乡、乐于奉献的一代新人。例如，和咸清年龄相仿的姜春华先生，其父亲当了近二十年生产队长，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克勤克俭，但也无法支撑他们兄妹五人读书。春华先生排行老四，在几位哥哥相继辍学面前，这位老四初中毕业后碰上了改革开放！他一把瓦刀闯天下，艰苦朴素走天涯。边干边学，学技术，晋职称，三更灯火五更鸡，拼搏、朋友、义气、诚信！苦心人，天不负！终于在南京、天津打开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成就了自己的追求。
姜春华先生从打工走到招工以后，念念不忘尚未脱贫的父老乡亲！招工，先找斜港人；施舍，竭力支持家乡建设！如今，人们从洗泥沟走进斜港，村干部树立的一块小小路牌——“春华路”，悄悄地告诉乡亲：这条水泥路是姜春华先生捐资的！姜春华，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一个可亲可近的名子，家乡人无不感激！
咸清、姜春华，还有……恕不一一而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今天，未必要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才是英雄。艰苦创业、带领群众走上富裕道路的，同样是我们新时代的佼佼者！这些成功人士的背后，同样都有难能可贵的艰辛历程。在斜港河边的历史画卷上，他（她）们同样丰采！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2014年，一条高速公路从南向北穿越斜港，跨越新长铁路，凌空向西北飞去，飞越戛粮河向阜宁伸展。鸟瞰斜港河边，铁路横贯，高速公路腾飞，绿化林带伴随乡村水泥路环绕，水汪汪连片的蟹田、渔塘、虾池，酷似当年的茫茫沤田。火车飞啸，汽车奔驰。电瓶车、小汽车在乡村路上川流不息。人们忙碌着，微笑着，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正在精心绘制，逐笔添彩！
锦绣的画面上，耕地少了，养殖地多了，建筑物多了，人们在创造奇迹，创造历史。
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一切都是历史！能为斜港河边的历史“写”过一笔的人，不管是当年饥寒交迫出生入死的，还是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还是开放以后艰苦创业走向成功的，或是默默无闻坚守耕耘的，只要你是对斜港河边的父老乡亲作出过有益贡献的，你就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斜港河，无愧于你那短暂的人生！
斜港河，默默地见证着历史。斜港河边的儿女们，努力吧！春光大好，为实现几代人的中国梦，让你的人生出彩吧！
（十一）
斜港河边的画面变了，祖祖辈辈傍河而居的庄户人家渐渐搬迁了。先辈们选择傍河居住，图的是近水，图的是交通，有河有船什么都方便了。但在快速发展的开放时代，门前有路有车或有街且不更好！于是，斜港河边那些连绵的小村小舍渐渐消失了，斜港河有点冷冷清清。虽然小小的木桥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铁路桥和两座小公路桥。但二里多长的三桥之间没有了沿堤的居舍，也就没有了人气。于是，斜港河两岸的圩旁堤下渐渐成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顺河而“居”的狭条形“世界”的形成，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为斜港河圩堤加高加宽时，在堤内十米的地方又挖了一条取土沟，这沟河之间的十米地段，原意是蚕桑基地或植树为林，后种种原因，桑废林荒，分田到户时就分给各家各户做十边地。老人去世了，这里也就成了安葬地。原因是葬这里不影响大田耕作。几十年一过，这里也就成了油菜加墓群的特殊地段。
铁路桥向南的斜港河东岸，历史上就很少人居，故这里的墓群较为密集。“他（她）们”多为当年咸家墩和王家墩的先人们。
这些底座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四左右的圆锥形土坟，都没有墓台，每座坟前只树立一块小小的砼碑或石碑，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没有碑记碑文，更没有显贵的墓志铭。几乎等大的小小土坟，显得原始、普通、朴素、平等。
在这些仙逝的先人中，好多人是有墓志的！但不是刻在墓碑上，而是刻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坎上。
阳春三月，清明节前后，连片的菜花盛开，这些土坟就半掩在金黄金黄的菜花里，和堤外不流不涸的斜港河紧紧相依。轻轻飘来的白色柳絮，不时落向半裸的坟头，轻盈、无声，似吻、似抚，似哀思。此时，你站在堤上，那哑静的气息使你无言，不敢呼吸，思绪万千！此时，偶遇一两个年长的村民，他们会误以为你是在寻墓，因为菜花的掩盖，你已看不见那些小小的墓碑了。于是，他们会主动向你介绍：
靠近铁路，上面有棵榆树的，是烈士王万生之墓。1943年春天，日本鬼子在湖垛向建阳方向大“扫荡”。建阳县抗日武装一区区大队在咸文和和杨忠等带领下，在季家埝向鬼子迎头阻击。激战中，指导员杨忠牺牲，排长杨希植和战士王万生、张士田等端起刺刀向鬼子冲去，拼刺中杨希植负伤，王万生、张士田为掩护杨希植，拼刺失利，在血战中三人壮烈牺牲。时王万生二十九岁。那场反“扫荡”，日寇的汽艇也拖着几个鬼子尸体回湖垛了。季家埝向西的老百姓免去了一场大劫。为纪念那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将事发地长庆乡改为二杨乡。
王万生家住咸墩后，和方平、王大林的住所（王恒友家）是紧邻。王万生牺牲后，方平、咸文和等对其妻汪卫珍视如姐妹，方平对王万生的两个女儿如同已出。方平生小孩时也都是汪卫珍搂腰、照理。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方平下放到斜港时，和长子广亚带礼拜访的第一家就是王恒友的家人和汪卫珍母女。
多少年来，附近的学校师生，每年的清明节都到这里为王万生烈士扫墓。
那个是咸德森的坟墓，他是建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洗穆乡第一任乡长，高作区第一任特派员，1946年入伍，参加过淮海大战。建国后，建湖县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因工作出色，1952年调任上海市公安局机关保卫处任党总支副书记。后任上海市南汇县公安局指导员、南汇县科委主任。2006年病故后来此和夫人陈氏合葬。享年八十八岁。
那个有几棵常绿树的是咸老爷和老奶奶的墓。上世纪四十年代，建阳县方圆几十里，“方大姑（bu）”“咸老爷”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干部。咸老爷叫咸文和，弟兄三人，他最小，辈份又长，所以家乡人都称咸老爷。这个人身材魁梧，刚正大义，读过私塾，有卓见，顾穷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1940年10月，共产党初到这里，他是我们乡第一批带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时，抗战剧烈，在他的带头、影响和动员下，他的九个侄男侄女有六个，自己十几岁的长女、长男，次男，还有堂侄如咸德余、咸德厚等都先后参军参政。多年内，咸家墩成了远近闻名的革命家族。王举生说过，杨幼樵曾吟诗赞扬咸文和是人中麟凤。解放前，咸文和历任建阳、蒋营、高作等区委书记、苏北支前司令部三纵队后勤部党委书记、盐城专区支前司令部渡江民工五团党委书记兼团长。解放后任南通专署民政科科长，上海市崇明县县长、崇明县委书记、统战部长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7年病故，享年八十岁。
咸文和在崇明去世时，上海市委，崇明县委、县政府，为咸文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建湖县委、建阳镇、高作镇党委领导人，斜港村党支部书记金立飞等代表家乡父老特赴崇明，分别向咸文和献了花圈。会上，上海市委在悼词中给咸文和作了高度评价：咸文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在崇明工作三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建设新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全岛人民将永记难忘……
那个是咸德余的，那个是王永生的……
听着他们真诚的介绍，看着他们自豪的神态，再看看这些简而又简埋藏在油菜花下的小小土坟，你会瞠目相视，你会难以置信。你会想到如今的那些腰缠万贯为富不仁的“土豪”，你会想到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小官，他们贡献平平，但他们奢靡厚葬，为自己的后事作威作福！你会想到什么叫老一辈革命先贤，什么叫高风亮节，什么叫伟大与渺小！你会陷入沉思，对眼前的小小土坟肃然起敬！
2012年清明节，笔者为父母扫墓后，偶遇咸红、咸俊、咸清等十余人，他们坐着轿车从大江南北来此为先人祭扫。据我所知，咸氏后辈的任何一家都有能力为先人们砌上一座有模有样的墓台，更有权力为这些先人们写上一篇值得纪念的墓志！但他们为什么不为？据悉，先人有言：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脱离群众，生前死后都要一样，坟是悼念的符号，决不是什么声望！谋利当谋众人利，求名应求生后名。
生后名？是豪墓？是生前庸庸死后要脸的墓志铭？还是生为大众，老百姓心中难以泯灭的敬仰？
斜港河边，写不尽的诗，说不完的情！
[后记]：《斜港河边》第1-6节是2008年在苏州打工时所写，原名《思乡曲》。2013年底阅读习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受感悟。遂对《斜港河边》又续写了7-11节。纪实文学纪实是前提，但它毕竟是散文，而不是方志，所以不能面面俱到。尤其是对各历史阶段的名人名事的选择、描写，肯定不尽人意，谨请读者批评指正，并予以谅解。
摘自《橙黄橘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