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杏林！

　　我的杏林情怀缘于我们村上的四棵杏树。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村上的四棵杏树是不大的。当我们在杏树周围皮玩时，常遭到父辈们的呵斥。他们为了保护杏树，不惜撵走自己的孩子，后来我知道了这四棵杏树的来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有一支省医疗队的医生们来到我们家乡。其中有两个医生分到了我们村。他们倾心为民，不怕苦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在短短二年多的时间里，为村民们扑灭了疟疾、伤寒、麻疹等多种传染病。村民们在感动之下，往往送上些蔬菜、禽蛋等以表谢意。但他们一概不收。他们说，我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我们月月有薪水，谢谢。于是，村民们在一位老师的提议下，就在他们的住处栽上了四棵杏树，并送上了一面小小锦旗，上书《杏林骄子》。

　　医疗队走了，四棵杏树就挺挺的留在了我们村。医生们高尚的医德医风也像杏树的根根絮絮深埋在我们村上每个知情者的心底里。村民们对医疗队的思念情感就形成了保护杏树的寄托。

　　就从那时起，在我美好的童年时代，我的父亲经常对我说，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医生，做个一生中天天都有益于别人的人。

　　就从那时起，我每每看到我们 村上的四棵杏树，我就羡慕医生，决心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医生。

　　1985年，我高考落榜，长辈的亲友们给我介绍进城就业，但是，我放弃了机遇，我依然选择了卫校。二年后，我成了一名家乡的村医生。四棵高大的杏树向我招手微笑。当然，也有势利的眼睛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特别是当年的同学进城了，办厂了，坐着轿车回老家过节了。相形之下，我自惭，寒酸。但我没有自卑。

　　当年，董奉先生医技高超，医德高尚。他与华佗、张仲景被人们合称“建安三神医”。然，“君为人治病，不收钱财，使人重病愈者，栽其杏树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余年，计得十余万株，郁然成林。”

　　就从那时起，在距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杏林，就成了人们对医家的尊称和雅称。杏林，就成了一个好医生的代名词。“杏林品质”就成了历代医家的追求。

　　就从那时起，杏林药店，杏林诊所，杏林食府等就遍布大街小巷。“誉满杏林”“杏林春暖”等各种金字匾额就挂上了医疗场所。

　　就从那时起，很多有志男儿都想栖身杏林，悬壶济世，奉献于民。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等。

　　杏林情怀，讲的是奉献，在我二十多年的乡村医生的生涯里，正是人口大流动的时期，“村穷人外出，老弱留家里，有病没钱看，欠费是常事。”二十多年来，为做好基层卫生工作，妻子说我比温总理还忙，孩子说我比困难户还穷。确实如此，多年来，我和妻子穿的衣服大多数是城里的亲戚送的半旧衣。我没有为家里添置一分钱资产，甚至连父亲做胃肝局部切除手术花去几万元，我这个唯一的儿子也没能拿出一块钱。但我每年为困难户，孤寡老人舍去的欠账和烂帐，均有一千元两千元甚至三千元以上。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杏林弟子。

　　“杏林”是一种文化，“杏林”是一种传统美德。在商品社会里，杏林文化似乎有点傻傻的，怪怪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他和腰缠万贯、富豪、宝马似乎格格不入。这是客观的事实。然而，我信仰杏林，崇尚杏林，因为在杏林世界，杏林文化的存在价值，永远是超出了货币的价值。你说，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被你救活了，该值多少钱！目前还没有这个价格。但他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叫“杏林价值”。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基层卫生事业，把大量的财力，物力向基层卫生投入投入再投入。其目的只有一个，使广大农民能少花钱看好病。而我，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正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践行人，我们的工作如何使人民满意，使党放心，关键是端正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职业观。我坚信，只要我们弘扬“杏林”风范，倾心于民，积德于行，家乡的“杏树”在大众的心目中必将越来越多。

　　注：《往日的医患情怀》和《我爱杏林》是为两位基层医生代写稿。因均获奖，故留存。

　　2012-05

　　　　摘自《橙黄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