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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八次轮岗 历经四十四载（孙善夫）
1953年秋，执行上级精简机构指示，速师决定停办。停办后，学生因实习等程序尚未进行到主氏，无法全部分配，则采取分流措施：一部分转入阜宁师范继续读书；一部分自愿到上冈中学高中部深造；年龄较大、基础水平较好的同学如朱佩琢、陈竹安等人，则提前分配当了教师。是年春节前夕，校长宋正宣找我谈心：你语文水平不错，拟推荐你到当地一小学任语文教师。我当时患有慢性回炎，不善多言，恐难胜任，宋校长的好意被婉言谢绝。
1954年元月，宋校长调大丰任职之前，经和县里有关部门联系落实，介绍我回高作区分配工作。高作区委安排我在人民银行高群营业所(时称，后复称高作营业所)筹办永庆乡信用合作社，并担任会计工作。时隔不久，区委发现我有缮写特长，便抽调区搞文秘工作。
建国初，人才虽然紧缺，但要培养一名区委秘书，是要经过严格考验的，何况我当时不未入党。1954年秋，修建海堤工程开始，县里成立总队部，总队长兼政委由县委副书记吴如勋同志担任，各区成立工程大队，高作区由区长金文宏同志任大队长兼教导员。民工出发前，在建北乡季家舍集结，誓师动员大会报告为我撰写，全区长阅后非常满意，遂提议区委让我担任海堤工程大队秘书工作。
那时候，交通不便，除了粮草由农船运输，千余民工徒步行军，日夜兼程，动员大会后连晚出发，经上冈、中兴桥、十二团(今新洋农场)，至次日上午到达工地。工程十分艰苦，一望无际的海滩，荒无人烟，天作屋，地作床，30人一个草棚子，盐蒿棵里的小蟹常常爬进被窝里。每遇大风，30里外的惊涛声隆隆作响。
据射阳的老干部在会上介绍，旧社会的官府，不顾人民死活，每当海啸袭来时，百姓只能疲于奔命，跑不掉的被淹死或在“救命墩”上傍徨(土堆积起来的高墩子，人爬在上面听天由命，时见残迹尚存)。这一代社会治安状况不如内地，据说，1953年，原潜逃台湾的海匪头子袁伯祥，曾在军舰上放下汽艇来当地搔扰过一次(时因小老婆仍滞留当地)，此后，才有解放军设卡驻防。
这次海堤工程进展顺利，高作区50天任务，42天完成，受到县总队和盐城地区指挥部的好评和奖励。整个工程结束前，有的区民工归心似箭，工棚来不及拆除放火烧，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高作区金大队长提前预警，指挥有方，始终秩序井然，秋毫无犯，没有出任何问题。
1955年5月，经过区乡组织上的考验，由永庆乡财粮乡长刘本继和咸北村农会会长杨士青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张书成同志)。
【担任区委代理秘书】1955年11月，我被正试调区，当时编制在农业合作化会计辅导站，教导员(区委书记)刘步才宣布我担任区委代理秘书(前代理秘书为青年团干事李定生，非党干部)。刘步才同志调县任农工部长后，高志高同志继任一把手，副教导员有徐益新、马一峰。不久，孙彪同志调来任秘书，后来，因个人恋爱婚姻等问题(那时候组织纪律甚严，党员干部谈对象事先要请示，女方要经政治审查)，时间不长又被调出，区委的秘书工作由我承担。
刘志高同志贫雇农出身，14岁参加革命，他很有水平，有胆有识，胸怀坦荡，宽以待人，喜说笑话，不摆架子，是位好领导。爱人柳凤英，曾在射阳担任过区妇联主任，后调来高作供销社任经理。这对革命伴侣，感情深笃，柳更是难得的贤妻良母，平时刘未回来，她不吃饭，总要等一起用餐。刘出差开会天数多了，她会到办公室向我打听“还有几天呀，何时结束呀?”有时我对也说谎：盐城会议结束，又去南京接着开，没数……她就说：“临行时衣服又未带全，我还想请假去看看呢。”
徐益新同志毕业于南京财经学校，当时算为文化水平最高，年轻有为。他胆子小一点，一次和我他去洗穆乡检查工作，晚上回来他都把枪抓在手里赶路。饿了，他当时喜吃豌豆角子，田界边多的是，我顺手摸了几把，突然，狗子一声狂吠，他立马叫停，快走，让群众知道不好。分工在高作区结合工作的副县长周竹轩同志很器重益新同志，一次，他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小内当家的要关心关心某人给找个对象呀。我说，现在的嘛，供销社有个“小四甫(营业员曾维亚，钟庄人)不是很合适吗?周副县长听了很高兴，于是，很快就促成了这对情投意合的好夫妇。
说句真心话，我在个人回忆录中赘加这段文字，完全是出于对这几位好领导的崇敬和怀念，出于今难比昔的诚挚的同志感情，权作纪念吧。
【调县委农工部工作】1956年5月，刘步才同志约我说事，“你笔头子不错，我想把你调来农工部工作，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先透个气”。工作需要，服从组织，我回答。6月，县委组织部调我到农工部，先和陈枚生同志在一起搞《情况简报》兼统计，后随刘步才部长在高马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总结典型经验，作面上的指导工作。初到县里宿舍没法安排，和刘部长同床月余，后来跟朱建华、祁波、戴遐成等4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生活集体化，用餐在政府大食堂，领导和办事人员同甘共苦，就连县长王珏(先)、代平等头头，也和大家一样自带碗筷，排队购买饭菜。最“老实”的是宣传部唐定一部长，他总是让人排在前，自己朝后退，往往是最后一个就餐者，人多时，就站着吃。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集体主义精神好。
1956年9月，县委书记成豫决定再度加强红旗高级社的领导(当时全县有红旗、高马、张荡三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指令县委组织部长周学斌坐镇，抽调吕光、曾维友、周宗仁、徐凤刚、陈涤非、秦春泰、曾维鉴等13人驻点，宣传部长倪明上下结合两头跑，曾维友(曾任冈西区长)、徐风刚(原农工部指导员)分别担任正、副社长，徐芳任副社长兼妇女主任(曾维友爱人，当时不脱产)，我被分工秘书工作，其余抽调的同志分片分队包干生产经营。地方干部吴为兴任党支部副书记，曾如生分管副业兼治保工作，曾维鉴担任总财会计(原有区里派来的唐助理总揽财务，后调回原单位)，乔宗仁、王同林协助理财。
红旗高级社，是全县三大高级社中办得最好的一个，时有6个中队，1.3万余人口，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是盐城地区乃至全省知名的先进单位。特别是“灿改粳”、“早改晚”的头两年，产量陡冒，收入倍增，经济富裕，是合作化道路上一面鲜艳的旗帜。此刻的周学斌部长，终日精神抖擞，喜出望外，他的“芒冈饭，炖鹅蛋，一吃一头汗”的顺口溜，红旗人至今记忆犹新。
常言道“取到鱼，仓板会说话”。什么专题调查、典型总结、新闻报道，笔不停耕，省、地、县委多次转发红旗的经验。县委宣传部长倪明也曾多次表扬过我，说：红旗出名了，秘书辛苦了……各地参观团，地、县现场会，应接不暇。1956年10月，上海市人民淮剧团何叫天、杨占魁、马秀英、孙艳霞(筱文艳因病未能参加)等一行30多人，首次来湖为红旗社庆丰收慰问演出。陈村(中央监察部副部长王翰同志的故居)天井里，用白布搭起高大的帐棚，县委书记成豫华自亲到会讲话，对上海人淮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演出是在原海南中学广场举行，节目是《种大麦》、《金钱豹》、《借蓝衫》一新二古三出戏。观众逾五千(来自全县各地的戏迷们几天前就行船到此住候)。人淮赠给红旗社价值300余元的小农具，红旗社回赠价值相当的螃蟹、禽蛋、菱角、鲜鱼等土特产品。
1956年11月初，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在南京召开。为了在民主人士中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推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我和周学斌同志破例地出席了这次大会(知名人士陈曙东、杨幼樵是当然的代表)，下榻在南京安乐酒家(后改称江苏饭店)，大会在长江路人民会堂，小组讨论在“励志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后改称307招待所，这座宫殿式的建筑奠基时，蒋介石题词“革命革心，律人律己”勒石仍在)。我们带会的红旗社典型材料，经省委农工部审阅后，印发交流(省委农工部部长余克认为红旗社材料言简意明，很有说服力)。
【调任梁垛区委秘书】1957年11月，离开红旗社就地转调梁垛区委，接替王立璜同志的秘书工作(时年24岁)。县年冬，体制改革，撤区并乡，梁垛区易名秉文乡(以方秉文烈士命名)，我担任乡党委秘书。乡党委书记姚俊嵩(原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副书记有唐杏村、郑益祥、徐涛、陆必良、乡长夏志九。乡委成员有唐明江、郑士全、郑兆德等，民政助理孙国斌，妇联主任吴秀英。
1958年9月，公社取代合作社。秉文乡变身成立红旗人民公社，当时含辛庄乡(今宝塔镇)在内为一个大公社，编制增加，职称有变，如组织委员改称部长，秘书改称办公室主任，各添干事一名，分别为洪加明、周步留。1年后，辛庄划出单独成立公社，红旗复称秉文，后来又改称钟庄公社。在此期间，除了繁重的文字工作、接待工作、信访工作，还要和特派员丁玉余同志(阜宁人)承担组织文艺宣传工作。
提起钟庄文工团，还要多说几句：当时，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公社几乎都有一个宣传队或称文工团，人员相对固定，半脱产。钟庄文工团近30人，由民间艺人高一飞任团长，杨文和任副团长。从节目编选、活动安排、服装配制、生活待遇等，我和丁玉余同志都要操劳，很不容易。文工团办得很出色，大戏、小戏、新戏、古戏都能演，不仅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县城人民剧场有这人档时还邀请挂牌公演(售票)，在全县乃至盐城地区是出了名的。
这个团培养了一批人才：曾桂秀(女)被盐城艺术学校选录深造；李久芳、姜维英饰《断桥会》中的白娘、小青，受到职业剧团的赞赏；王梅当时是个14岁的女孩，唱腔、做功非常感人，一次在专署大礼堂(盐城地区组织文艺会演)表演清唱《热泪盈眶话当年》，即海河谢兰英诉家史，120句唱词，喜怒哀乐，情真意切，博得全场近2000观众热烈掌声，一致好评(地、县、公社、大队)四级干部会议代表参加)，就连盐城淮剧团名角梁国英等人都啧啧称赞。王梅后被射阳盐场文工团以优厚待遇挖走，射阳县委书记邢宝成赞誉王梅是“射阳的筱文艳”。
1960年，我在钟庄“改造政治落后队(社)”运动中遭受打击(详见另节)。1961年5月，参加县委组织的退赔试战工作，进驻近湖公社光明大队，主要理赔群众在大跃进中被一平二调“共产风”刮去的损失，由国家财政算账退赔。工作组由李定生同志负责，还有陈锋、唐杰等一共4人，食宿在南桥米厂，两个月后，试点结束。接着和朱建华、接文山、顾朝等同志，在县委副书记唐修朋的“叶绿花红”点上(新河小队食堂办得好，曾被编成淮剧《叶绿花红》公演，实属无奈的吹牛)搞调研一段时间。
【在县委生产办公室工作】1962年初，奉调到县农业局，人在县委新组建的生产办公室搞文字工作，直到1965年底。当时，农业局由王礼卿、姚俊嵩先后任局长，副局长有姚一涵、秦书祥、孙曰开等。县委生产办公室，由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友相和副县长周竹轩抓总。
办公室有十来个人，分上下两套班子，被借划为右派分子的吴如勋(原县委副书记)、韩一之(原上冈中学校长)以及金正茂、周侃、颜祖泽、逢子军、解景班等同志，经常下乡跑情况，搞调研；我和潘为仁、孙克天(后调来农业局)多在上面，负责会议材料、总结典型、定期出《情况简报》，发挥着县委指导农业生产的参谋部作用。
1964年2月，渔深河(古称安乐港)拓浚工程启动，县里成立工程大队，由副县长周竹轩、民政局长陈超负责领导，曹子超、祁育堂负责宣传、后勤工作，我担任大队办公室秘书。渔深河南起钟庄的吴湾，北至阜宁境内，全长22.5公里，拓浚境内段4.8公里，由建湖、阜宁两县承担，共组织民工17000人。建湖工程大队部设在陈桥东北的孙家墩，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工程异常艰辛，45天计划，结果两个月完工。记得在排水准备阶段，一条82斤重的大黄箭鱼搁浅被擒，那天正遇大雪纷飞，炊事员张大个子(县府食堂抽调)因路滑拖不动，把大鱼存放兴隆大队干部家，打算第二天早上去人抬回队部，不料被几个队干部宰分了，大家不服气，认为这些队干部胆子太大，一点不留就全吃了，要找其算帐。周副县长说：算了吧，牛过河牵尾巴哩，谁见鱼不馋，人家也有嘴吗。打字员施顺珍(苏南人，怀孕在身)拍拍肚子打趣地说，“我们母子俩都流涎了，嗯，没口福啊”!
【再任高作公社党委秘书】1966年1月17日，王文才、吕立井、田素云(立井夫人)、王茂华、赵珍(颜祖泽夫人)、严广金等同志，和我夫妇俩一起照了相，这是离开县城去高作工作的合影留念。这次重返故乡是我个人申请，组织上为照顾我的家庭困难作出的决定。当时，农业局两个典型的困难户，第一是我，其次是潘为仁，最关心我们困难的莫过于周竹轩副县长，每到年终他都会提醒单位在福利费上多多关照，我最多一次拿过70元救济费。
这次回高作工作，介绍信开的是生产干事，时任党委书记王海不同意，他说，我们缺的是秘书，不缺生产干事，一定要我当党委秘书(原任秘书曾如桐不适应，改任文教干事)。遂请示组织部，王海书记告知我，组织部领导口头答复同意，介绍信不必重开。
在高作3年多时间，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佩戴红卫后袖章的造反派组织比比皆是。王海书记被“靠边站”，副书记范长虹、金仲庆，经常遭学生围攻(含县中红卫兵学生)，公社人武部长张汉卿机遇“抓总”(各地统一)，组织瘫痪，局势大乱。早年在过上海的生产干事吕策奇(绰号吕大炮)被视作“法国巡捕”(据说当过法租界警察)，屡遭批斗；生产干事刘本继被称“大臊猪”(有男女关系)，镇上的造反派揪住不放，要给他剃光头游街示众。是我挺和身而出，大胆直言：刘本继同志的意识问题，我们党内已作处分，你们无权过
问，更不准胡来……造反派未敢行动。为了应对这种无休止的混乱状态，我和团委书记丁祝春等人一合计，随即成立了以机关中层干部和公勤人员为主体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同样戴上红袖章，并推出食堂司务长李如祥任队长，采取“以乱制乱”的强硬措施，和县中学生、东北小学师生以及街上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舌战，终于以“正义”维护了机关的正常秩序。
那时候，领导干部喜欢下乡，深入基层蹲点，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避开风头求安静。我的战友陆必良，当年在草埝公社任副书记时，只因说了句“看见红卫兵就害怕”的实心话，被揪住不放折腾了几天不能回家。建湖镇上出了个单枪匹马“独树一帜”的“疤司令”(姓张，脸上有疤痕，县农具厂工人)，举着造反大旗，照样能把县委的二把手李子建、王浪揪上“二号台”批斗。疤司令头大的字不识一个，拿钱买人出海报、念稿子，胡说八道。不知台下哪位看客耍了个绝招，递上一个条子给“司令”，他责令王浪书记宣读，王看了不敢读，“司令”大发雷霆，说：“你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未触及灵魂”，立马上前要给王书记做“喷气式”，王无奈只好读了“疤司令吃〓子”!“司令”恼羞成怒，这个你派读吗”!引起台下一阵哄笑。
这场闹剧是在晚间上演的，正好我出席县委召开的三干会，目睹一切，气愤填膺，随即写出“疤司令大战走资派”的评论，并提出大联合的三条意见(当时县城有“巩派”与“杀派”两大体系组织)，水利局秘书葛相云(巩派，亦称保皇派)组织徐为超等人，连晚打印散发(打印稿易题为“三干会上的余音”)，并抄成大字报在旱桥西侧墙上张贴，围观者众，灭了不法人的威风，长了正义者的志气，深得与会干部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好评。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个县的领导干部，平时会办工作，听到一些不顺耳的“杂音”还要反驳，甚至提出严厉批评，入木三分。而在这时候，你有问题就认借，没问题为何不能昂起头、挺直腰、申张正义呢?居然在一个人、一张责令、一句打倒的口号威胁下，你即束手就擒，瘟神般地站在台上挨批挨斗，你还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吗?在这个问题上，陈老总、彭老总是好样的，“敢凭大声昭日月，只留清气满乾坤”。
【在建阳公社任秘书】1969年11月，组织上调我到建阳公接替汤坤同志的秘书工作。准备报到的那天，晨雾朦胧，汽车停开，我雇了一辆二轮车，带着简单的行李。约莫一个小时，便到了公社所在地——建阳镇。当天上午，公社机关所有的门都关着，只朋从医院抽调的女同志王乃娟在值班。片刻，食品站站长周其扬来了。其扬同志是我的老乡，见到我来此工作很高兴，他帮我卸下行李，乃娟同志介绍了公社干部在金桥集中检查秋播工作情况。出于秘书职业性的敏感，这是抓材料的良机，不能错过，屁股未落凳，就一口气跑了八九里路，赶到了金桥供销站。卜以庸、马一来等领导都在，他们正在开会。按常规，我出示了组织介绍信，以庸同志非常客气地为我作了一番介绍。上午，随公社、大队干部跑了一圈，中午在杨学成(机电站站长)
同志家就餐，桌上摆满了菜，还用了酒。席间，卜书记举杯：今天，一来祝秋播工作胜利结束；二来为我的老乡孙善夫秘书接风洗尘，请诸位干一杯。”如此盛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今后在诸位的帮助下，只有用做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表示感谢吧”。我也道了两句应景的开场白。回到公社的当天晚上，我就白天遇到的一切在思考：自己在历次变动工作时，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好兆头”；再看看笔记本上录下的资料，凑凑还是有份量的……。于是，打开台灯，欣然命笔，连夜赶写一篇题为《在农业新跃进的征途上——建阳公社秋播现场验收记实》的稿子。第三天，地、县委就在内部刊物《情况简报》上发表了。刚到建阳就露了一手，以庸同志很高兴。
在一次闲叙中，以庸同志说我来建阳工作，是他向组织部门提议的。说实话，我来建阳工作，也觉得很幸运，因为我这个人不怕“热”，就怕“冷”，忙有激情，闲着难受。建阳是县委书记曹照高(支左军代表)的结合点，在这里干秘书工作，只要勤于用脑，不怕吃苦，是大有作为的。再则，一把手是我的老乡，秘书出身，年富力强，当他的参谋，会得益匪浅。好兆头加上好环境，促使我暗下决心，要在这块宝地上辅佐卜书记干出点名堂来，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真的人吃了天真的亏，好心未得到好报，一年后，这位信谀不信忠的卜书记，一手策划了“7·23”事件，使我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无情打击(另节详述)。
1971年11月，黄沙港整治工程开始，县里成立民工团，团部设上冈镇，崔文龙、唐修竹分别但任团长、政委。陈枚生同志负责办事组，他出于老搭档和帮我“解脱”为由，硬是把我召到民工团当秘书，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大型治水战役。听彭展同志说，为了这次工程及早上马，省、地主管部门领导几次飞往北京，请水利部、国务院审批方案，下拨经费。地区指挥部设射阳县境兴桥镇，钱万新、谢克东任指挥。
首期工程7县承担，共动员民工18.5万人，工段从境内上冈西侧铁丝湾附近串场河起，东至射阳黄沙沟止，全长46.4公里，至1972年2月结束。但团部人员没有解散，集结在钟庄公社双港大队蹲点，“抓革命促生产”，并为二期工程作好准备。第二期工程于1972年11月开始，12月结束(团部设县城西塘河东岸畜牧兽医总站)。4县承担，建湖为主，共动员民工6.3万人，工段全部在境内，全长20.2公里，以资金、人力、物力投放以及施工规模等方面看，整治黄沙港可谓建国后最大的水利工程(指境内)。黄沙港拓浚后，为里下河和沿海垦区数百万农田排灌、淋盐、爽碱、串通水源、发展航运、旱涝保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黄沙港工程的壮观场面实在感人，我曾为此写照：
千军万马热气腾，机车轰鸣数里闻。
白日号子动天地，入夜灯火似繁星。
营棚幢幢军威壮，战旗飘飘龙王惊。
当代愚公挥铁臂，喜庆银河惠新村。
在黄沙港整治工程中，我和枚生同志合作得很好，写了不少材料，国家治淮指挥部(当时设在安徽省合肥市)和省、地指挥部转发过建湖团好多期通报。工程告捷之际，大家心情都很激动，眼看团结战斗的“大家庭”就要解散分手，同志们互赠本本，题词留念。陈枚生同志在给我的本本上写下情真意切的五言：分别十多年，工地又并肩。干劲比我足，我已白发添。黄沙水未流，劳燕又分飞。若过小缺口(注)，不忘问声谁?我在给陈老赠的本本上写道：老将不减当年勇，复笔从戎战黄沙。旱涝保收千秋业，喜看遍地大寨花(时值农业学大寨高潮期)。打字员韦九霞(女，上冈人)要我赠言，我以自己的感受共勉之：茫茫黄沙水，沧沧革命河。区区作贡献，代代幸福歌。
【在冈东公社任秘书】1973年3月，尽管有好心人挽留，我还是执意离开的建阳，奉调来到建湖与阜宁、射阳接壤交界的同冈东公社(前称智谋公社，陈宗烈同志的故乡)，继续秘书生涯。当时公社一二把手是孙志清、张学纯二同志。后来，他们相继调县(孙任科委主任，秦兆桢任副主任)，由崔奇山、管泉二同志继任。
志清同志原籍射阳光华人，曾任江苏省驻沪办事处宣传部长。孙、孙二领导都是久经风雨的老革命，为人低调，落落大方，工作放手，不拘小节，善于启发诱导同志做好工作。我到冈东的第二天，就随志清书记下去跑了一圈，每到一个大队(村)他都介绍情况、特色，有时还亲自主持座谈会，帮我熟悉环境，我为有这样两位好的领导而感到高兴。冈东，地域辽阔，粮棉并存(上世纪60年代以植棉为主，是建湖的富裕之乡)，多种经营，大有特色农业的发展前途，从长远观点看，她是境东的“明珠”。耳闻目睹，我曾为冈东的特色写照：
宽广笔直林荫道，辽阔大地人勤劳。
金山巍巍谷仓满，银海茫茫花垛高。
池塘鱼肥网不尽，果园桃梨压弯腰。
咋恋湖西景色美，今欣冈东更妖娆。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一晃在冈东度过了七个春秋。离开冈东到县城，心情并不平静，人到湖西，心恋冈东，我爱吃冈东的“咸水”，更思冈东的“桃李”，回顾“弘桥”留影，难忘茫茫“银海”，冈东的一草一木，都与我有着深厚的感情。原在那里一起工作的李永泰、王桂田、陆继白等同志，都先后调往县城，还能经常见面，惟有老副书记崔广群同志，我经常思念，他调东台后(故里富安)，通过几次信，困难时期，我给他寄过两次粮票。他无亲生骨肉，老伴乃是老嫂。时代无限好，但愿人长久，遥祝崔老健康长寿!
【卫生局任终点秘书】1979年9月13日，持县委组织部介绍信到县卫生局报到。当戴济留局长接等我的时候，我说过这是最后一站，在这一站要加倍努力，好好工作，把“十年动乱”中失去的时间补起来。为实现自己的诺言，我除了文字工作，还承担县直机关公费医疗管理及经费批报，加上平时接待和资料收集，事务烦琐。6年中，未间断过一个礼拜天，一年360日几乎天天上班。时在政协工作的周竹轩老县长曾对我说：“老孙啦，你忙什哩呀，你还是当年在高作区的劲头嘛。”
在卫生局工作6年，局长三易。戴济留局长，阜宁沟墩人，是位老革命，曾教过书，家乡人称“戴三先生”，平时寡言，酷爱整洁，从政清廉，在权钱关系上，可谓一尘不染。平时，同志间有什么喜庆往来，请吃不到，杯水不扰。只有吴德楼同志(卫生界老前辈，县人民医院、市一院创始人之一)娶媳妇时，经我再三动员，才应景一次。那时候，一般来客吃食堂，住局执招待所，省、市卫生系统来人安排在县府招待所，交待伙食标准，他自己从不陪客。一年下来，经我手批报的招待费不足千元。
1982年，“文革”以后第一次整党，他带领支部党员去淮安瞻仰周总理故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总理故居陈列的一封信(注)，他看了流泪，对同志们启示深刻。从淮安回来的第二天，济贸就在他亲自主持的支部生活会上，带头检查对照，主动把平时乘坐单位白车、白船(当时县院和防疫站各有小艇一艘)以及看白戏、白电影未缴的费，全部算账退赔。身教重于言教，以致全体党员干部都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济贸同志的最大缺点，是夫妻不睦，个人生活不够检点，以致在一次“二女争位”的矛盾冲突中，慑于影响，逝于非命，时年62岁，令人遗憾。
徐金同志，毕业于南京医学院，年富力强，工作出色，由卫生股副股长一跃成为副局长、局长，不久又被提升为盐城市卫生局局长(一心怀妒嫉的副局长曾诬他10多条“罪状”，在上级来人调查时，被我一一否决)。在送别徐金〓同志的那天，我曾为其作句留念：金秋时
节饯君行，阳光大道任驰骋。赴重当思酬壮志，任上莫负故乡情。(四句话的头一个字连起
来印金阳赴任)。他在市局宝座上连任16年(后调任市府副秘书长)，这在官场腐败的今天，洁身自好，谈何容易。
金同志离开建湖之前，曾就他的继任者与我商谈过两次(徐当时为县委候补委员，易人任职，要他推荐)。一天下午，他问我谁来卫生局合适?他未加思索回答：内部产生不可能，只有引进了。至于荐谁我想住一个。徐说，先别讲，我们各自写在手心里，看是不是想到一块。果然不约而同，双方都写的“孔”字。他又问我“你荐孔繁仁理由是什么?”我说了三点：基一，孔是高材生，不属平移，来知识分子成堆的卫生口任职，当之无愧；其二，从平素接触看，为人低调，态度温和，作风朴实，团结一班人搞好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其三，从关心一个人的角度出发，家在农村，妻儿有疾，比较困难，到卫生口可减少精神压力，有利于他发挥才能。孔任职不久，我便退居二线。
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我不进步，是落后分子。县委书记李培亮一次到冈东视察，我在考虑中午伙食时，他风趣地说：“不要讲究，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有点小酒就行”。他跟着对我说：老孙啦，人家跑官要官，组织上考虑你当这么多年秘书，想给你改行，你怎么不领情呢?”我是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却喜欢耍笔杆子，24岁能当上区委秘书，那时并不满足。自从1960年遭“政治迫害”后，万念俱消，只求生存，不求升官。培亮书记笑了。秘书，是一项“身居要职”的工作，整天和领导在一起，不是党委成员能参加党委议事，不在领导班子能代表领导说话，新鲜事比别人先知，有“甜头”也能跟住享受。秘书，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工作，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是常事。热天，汗流夹背蚊虫咬，冷天，手脚冻僵哈哈搓搓坚持干。有时，深夜回家，老婆不开门，就怕伴“冰人”，只好睡机关，脚底放个盐水瓶，抖抖活活到天明。
秘书，评定职称，评选优秀文章，享受知识分子待遇，往往挨不上边。再好的作品，不管登在哪一级报刊上，总是署名当权者，甚至连稿费也由他享受。用我写的文章去晋升职称加工资的不乏其人(如顾秀兰晋升政工师需要论文，她采用的就是我70年代初撰写的《红太阳照得我家红彤彤》那个见报的长篇)，而我自己呢却一无所有。有人说：“秘书和教师一样，都是烛光，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似有过分，也不无道理。
注：小缺口，地名。黄沙港支流廖家沟入口处，在上冈镇东首约三华里。陈枚生同志当年从盐城地区下放后，落户于小缺口南岸河东，隶属益民村。枚生同志常说，今后你有机会路过小缺口，不忘到我家作客。后来，我调冈东工作，去过两次，一次是应邀参加其子婚宴的。总理故居陈列的一封信：1958年，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带着怀念的心情和人民的重托，去北京看望周总理，以土特产品相赠，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对带去礼品很不高兴，严肃认真地批评教育了王副县长，并当场作出决定：除了不好退回的土特产品随即付了100元钱，其余好退的东西均如数退回，还写了一封便信，附上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托王副县长给淮安党政领导并转告故乡人民。
录自《风雨路上——孙善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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