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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灵寺里习武 望海楼前落榜（孙善夫）
从上海回来以后，看到家乡的形势变化很大，耕者有其田，农民再也不愁没饭碗，文化教育事业随着土改后的经济好转，也发展很快，村里有初小，镇上有高小，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伴们都在学校里读书。受环境影响，我产生了继续上学的念头。但因旧私塾和新学不同，过去没有学过的课本，要求从头学起，我不愿意，读高年级吧，校方怕我跟不上，不肯接收。后来，父亲出面找高作小学校长张木森(本乡西涔村人)协商，好不容易才勉强收留。但有个条件：一学期下来有两门功课跟不上，即留级或作退学处理。
【努力争先】开始，读五年级课程，除语文以外确实生疏，感到吃力，尤其是数不缺乏基础，常常逼得满头大汗。但是，我毫不气馁，信心足，决心大，有一股不甘落后的钻劲。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就有收获，不长时间，赶上一般水平，待到期末考试，我的总分超群，成了全班的尖子生。此后，无论小考大考，我几乎都是年级第一名。
当时，学校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把成绩优、字迹好的学生试卷装订在首页，谁选中即归谁装订。为此，我每次临考就把针线和锥子带在书包里，胸有成竹地拿到头名，等待装订试卷。这时候，有人不服气，产生了妒嫉心，其中一位本家兄弟最典型，他见我后来居上，反而跑在他的前面，便挖空心里的暗中作祟。一次，教导主任陆新农(原在淮安师范任教，有水平，书法好)在我的语文作业上，突然发现有被改动的“反动”词句(那时候讲阶级斗争，反动言论是个政治问题)。陆主任找我谈话，我一看傻了眼，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
学校领导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认定是他人所写。于是，组织相关老师对全班高年级学生的作业笔迹，进行查对会审，证实是同班同级学生孙××所为，此人与我同辈乃叔伯兄弟。校领导找他谈话，他无可狡辩，供认不讳。周六那天，校方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除点名批评外，给当事人记大过一次，处分决定出榜公布在校园的北墙上。这一事件惊动了全校师生，既教训了对方，又激励了我自己，从此，我学习更加认真了。1949年寒假前夕，经学生会负责人唐登华、咸德惠(女)工人介绍，我还光荣地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
【考取军校】1951年7月，我于高作小学毕业了，何去何从，思想负担很重：读中学吧，必须住堂，家里经济条件不许可；不再读书吧，又能干什么呢?时在县供销社工作的郝法同志曾动员我参加基层供销社工作；可学校领导都敦促我继续读书，说我的基础文化很好，中途辍学可惜。
正在傍徨不定的时候，传来了军事干校招生的好消息：要求初中文化或相当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参考，完小毕业生成绩优秀者经学校推荐、县教育部门认可的，亦可报名参考，录取后，享受军人供给制待遇，学制3年，学业期满，由部队分配工作。当时，人们最痛恨的是战争，提到一个“军”字，心有余悸，一般家长多不愿让孩子报考，只有我第一个报了名(时年16周岁)。记得高作区同时报名的还有王斯奎、姜海林(季墩小学)、刘正琪(九头树小学)。在县里初试和体检以后，由县府文教科范海东科员带队，去盐城接受省里的统一复查考试，我终于被录取(余余3名同学有的中途弃考，有的不合格)，在盐城中学校园(小楼西墙)公布的光荣榜上，我的名字被列在“军政”一栏。
在秋高气爽的一天，由专轮送赴扬州分配的途中，我担任了临时编制的小组组长，副组长名叫单国桢，是盐中学生。到达扬州时，整队步行，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夹道欢迎，此刻的心情无比激动。在欢迎队伍中，我见到了曾在高作小学任教的谈峰老师(扬州人，家居市区)，他抱着孩子，一见到我，高兴地和我握手，给我一束鲜花，还约我有机会到他家作客。
在苏北(扬州)师范学院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专门留校的女生(志愿者)给我们送茶水、洗衣服，无微不至的服务，更使人难忘。被录取的学生一天天地分别了，有去唐山炮校的，有去青岛海校的，单国桢同学被分配到上海军事卫生学校。我被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步兵学校，校址就在扬州天灵寺，校长钟玉祥，是位红军长征干部(曾任盐城军分区司令员)。我所在的三大队十中队，教导员张克俊，中队长支昌富，都是当年战场上的干将，在部队时正团职)。张教导员在和我们闲叙中介绍过：他当时36岁尚未成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只顾打战，建国后又奉命筹办军校，难以考虑个人问题。当时，国家虽处在困难时期，但军校学员的装束却比部队官兵好得多。
当时，我才16岁，实在吃不消，父亲闻讯，曾来扬州看望我一次。上海的二母舅得到沪地学员的信息，给我寄来4元钱(当时感到意外)，就这4元钱我也未能用工，被校方扣留，这更加激了学员的不满情绪。但擅自离校的学员，未见校方公布或追究。后来，喻口区(原属建湖，后划归阜宁)大周庄一位叫周仁义的同学，要我跟他一起请假回家看看，这在当时来说，根本不可能。不久，一个叫张福裕的同学在军训中鼻子经常出血而弃校回家(后来参加工作，曾任辛庄公社民政干事)。张福裕的出走对我们影响很大。于是，在军校3个月后，我和周仁义同学也就离校未归。
张福裕年龄比我大，却是个“小人”，他见我回来后不久参加工作，进步比他快，心存妒嫉，竟然给县委组织部写了一个陈述，诬我是“逃兵”。可组织上从年龄、学制变化、训练繁重等背景分析，认为情由可原，也从未因此而影响我的工作。
【名落孙山】从军校回来以后，各地学校招生结束，只有淮安师范贴出告示，要补招一个班。读师范不要经济负担，吕以芬(女，时在县中读书)等同学都劝我报名应试。我便伙同里人商玉生同学一起去了。
那时候，交通不变，古城淮安距家乡不下三百多里(非直线计算)，无车船通达，全靠步行。我们俩手提炒面袋，肩背小行包，为了不误考期，大步流星，无桥断路涉水而过，岔道迷向询问乡人。第一天凌晨出发，行至益林西南凤谷村时，就腿痛脚肿，晚上在风谷小镇一姓马的小店住了一宿。这马家开小店兼营织土布，一个领养的姑娘大概为婚姻事，和母亲吵了一夜，闹得我们头昏脑胀，没有睡好。翌日晨，从凤谷村向西走了10多里，一望无垠，荒无人烟。赤裸的黄色处女地，无沟无河，偶尔看到小塘也是浅水见底。那里的庄户人很穷，因缺水源，生产落后，仅种玉米、豆关等旱谷。小小的池塘，一月无雨底朝天，有水时，人畜共饮，汰衣服、冲马桶都用一塘水，河谈清洁卫生。两顿未进食，想喝点净水，实在难觅。路过一个较大的村落，发现一户门口挂着“供应绿豆粥、麻油馓”的招牌，环境脏乱差，要不是饥肠辘辘绝不会光临。
这天晚上，我们俩在一个小集市的旧祠里依偎在墙上坐了一宿。祠堂是旧时当地同族人年度祭祖的场所，平时空荡荡、黑幽幽、阴森森的，到处结着蜘蛛网，四周杂草丛生，犹如《西游记》里的“盘丝洞”，一夜心绪难宁，两人蜷缩一团，害怕极了。当地人穷得很，疑为我们是逃荒要饭的小孩，也无援无犯。第三天黄昏时分，到达淮安，已四肢无力，疲惫不堪。
因为没有多少钱，晚上一碗切面充饥，好不容易协商少交几文在小饭店的餐桌上睡了一觉。
淮城东门，古代有座望海楼，淮师就设在望海楼附近。在署名校长宋我真的告示上，我们把报名及应试程序记录下来，上午9时办完手续，下午3时进入考场。我从军校回来，毫无准备，匆匆应试，把一篇《今年的秋收》作文做走题了。监考老师事后告知(因为补招，人数有限，试卷当天改完公布)：放在过去，你中了，现在是新政，不能就事论事，你的作文毛病就是缺乏“政治含义”。我领会了，要是写出今年的秋熟虽然减产歉收，但农民踊跃缴纳爱国公粮的动人场面描述一下，那就成了。可是，当年我未能接触到这种场面，未能发挥好想象力。结果，“一举成名”化泡影，“名落孙山”扫兴班(商玉生同学被录取)。
【就业速师】从淮安回来以后，在家坚持自学，有时还到母校——高作小学去听听课。教导主任李少波要我辅导他的女儿李玉芬等几位高年级学生的功课，我也不脸红，当过一段名副其实的“小先生”。同时，还应咸庄小学徐金鸾(女)老师的邀请，当过代课老师。1952年9月，建湖速师招生(原为建湖和射阳两县合办，时称建射阳师，专门培训师资)，我应试得中。校 址设梁垛区钟庄小镇东边，原著名海南中学旧址(海南中学为清末民初知名人士孙海南、字大鹏创办)。校舍、礼堂均为政府拨款新建，条件不借，生活费每人每月15元，时为高标准，一周不少于三顿肉，油水足，学生入校后个个发胖。伙食积余资金，校方为学生添置校服、发蚊帐，家长没有任何负担。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
速师学制仅为一年，从领导到师资配备都很精干。校长宋正宣(大丰人)，教导主任葛学高是从淮师调来的，教务员祁建华(祁育堂胞弟，辛庄港口人)以及孙嘉仲、沈汉卿、陆彦伯等知名教育界精英。学校规模五个班，每班50余名，我在第五班，一班全是女生。宋校长重视文体活动，学校有个文艺班子，宋福瑾、宋文鸾、汤仲义、田宗芳、许惠莲等女生，都是文艺骨干。校长虽年逾半百，活泼潇洒，能歌善舞，“扬柳树下一杯酒”是他最爱唱的情歌。
1952年10月，学校缺个文印员(亦称钢板先生，当时参用苏联教材，正规课本缺乏，大部分要刻印成讲议，时有文印员陶抗同志一人，忙不过来)，县政府文教科无员调配，指令学校在学生中选拔任用，校长提名我和朱武椿同不参加考试，结果我被录用，提前参加工作，月薪评定为100个工资分，约合人民币24元左右(建国初，全国实行工资分制，分值以粮、油、煤、白细布等四种生活必须品的指令性物价折算，按季发布市场信息，工资分比值随物价浮动)。
在速师参加工作不久，就触了个“霉头”：一天晚饭后，学校要排练文娱节目，可主办的那位老师却“失踪”。年轻气盛的教务员祁建华(祁育堂胞弟)，叫我去找，并暗示了去向，幼雅的我，唯命是从，在教员宿舍区西侧的池塘芦堆旁，发现这位老师和一女生(陈桥人)正在“风流”。那时候，生活腐化是干部的大忌，不久，这位文武双全的精干老师被调入县中工作，因不思悔改，继续犯错，这位老师终于落入法网，被判刑入获。
录自《风雨路上——孙善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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