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收藏本页
站内搜索：
查看评论
诚实做人有报 黄门招婿未允（孙善夫）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一到上海就寄人篱下，饱尝了“难”的滋味，在母舅家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月。1946年春，我回到了父亲那里，精神上的松绑是最大的快乐，从此，我开始了无拘无束、无愁无虑的新生活。
【重谋生计】父亲挑水寄居的东家杭老二是位热心人，他听说我离开舅父家没事做，便介绍我给一个姓唐的老板管理公厕，代卖卫生纸。唐老板是个痂子，但长相很帅，时年三十开外，也是苏北人，原籍盐城北新兴一带人。唐老板夫妻俩和蔼可亲，待人厚厚，有一个七八岁的伶俐女孩。在唐家，我一切都很自如，正常生活不分彼此，用餐同桌，娱乐同游，月终按时付饷，和在母舅家相比，真是一天一地。
平时，有几个熟悉的顽童，说我这个“小江北”，看管厕所太不雅了，我都不以为然。有一次，他们两三个结伙高声朗叫“小江北，没出息”，我有点不耐烦了，一气之下，就在草纸上写了首打油诗贴在公厕的侧门上：有人说我脏，谁知我小康。常闻大粪臭，更觉米饭香。
唐老板见到这首诗，拍手称快，万分高兴，他笑不拢牙地对我说：“小鬼，你真行，有一套，你帮我出了口气，我经营公厕，虽然赚到钞票，但难免遭人讥讽，‘唐痂子只能干这一行’，我只好忍气吞声，今天，有你这几句话，我也得到了安慰”。
尽管唐老板对我百船体贴，我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干了两个多月，体重增了5斤。当我向唐老板提出要离开时，他夫妇俩拉住我手说：“小孙啦，内心里真舍不得你走，又怕耽误你的前程……”老板娘中午特地加了两个菜，还给我买了一包糖果、两双袜子、肥皂等。此刻，我心里也觉得酸溜溜地。
离开唐家以后，随父亲一起到闸北大洋桥、中华坊一处落脚，这里是江北佬群居的地方，故乡的孙汝瑗、孙绍雄、孙绍庆、孙绍杰、孙绍锦、孙成之以及钟庄的郑建东、符永章等等，都在困境靠苦力谋生，有做小生意的，有拉黄包车、蹬三轮车的，孙成之则在交通路一家棉絮店里当弹花工。我们父子俩寄居在孙文礼家的竹楼上(注)。开始，在潭子湾姓肖的人家贩卖扫帚，走街串巷，赚不到什么钱。不久，就和父亲做起青货生意。提起这青货买卖，当然也很辛苦，每天下午两点左右跑头二十里路，到镇市、大场一带郊区去拿货，晚饭前才能赶回来，略加整理，第二天五更出发，还得挑运20多里经交通路、共和新路、过新闸桥、西藏中路，到菜子街(菜场)去出售。那时，我才虚龄14岁，能担120斤青菜，户膀头子磨破也不叫苦，有时脚步慢一点跟不上趟，父亲还会责怪。最难受的是冬天，寒风刺骨，一身汗水一身冰，脚上裂的口子，一盒“歪子油”只能涂两三次。由于我们属临时小贩，没有固定摊位，常常遭到同行的欺视，维持市场秩序的警察不时地驱赶我们，菜篮子被踢坏了，秤杆子被折断了，未及收钱的“小人”也趁机跑了，只好含着眼泪回去。若生决顺当，父子俩每天能挣一斗米钱(含20斤)。
那时候，上海市场混乱不堪，蒋经国到上海限价，平息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卖菜的钱除了留个本，余下的都换成“袁大头”(注)，比较稳当。有时，金元券(纸币)早上能买一斗米的钱，到了下晚只能买一个烧饼都有过的。老百姓一气之下，把钞票当卫生纸用，公厕里随便撒，到处可见。
“龙行浅水遭虾戏，虎落下阳被犬欺”。一次，我们父子卖完青菜回家，走到共和新路三层楼(地名)附近遭不幸：一个骗子拦住我父亲(我穿前走了)，从怀中掏出一卷用报纸裹着的蓝竹布(时称阿丹司林)，死盯住我父亲要他廉价买下，父亲不肯要，骗子苦苦哀求，说家里遇到什么急事，实在没办法才拿出来卖的。父亲无奈，答应收下，在付钱时，骗子施展调包计，掏出另一卷用破布烂棉花充实的卷子，朝父亲菜篮子里一撩，拿了钱拔腿就跑，发现上当时，骗子已不见踪影。这段时间，总的说，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粗布衣裳菜饭饱，多少还有些积蓄。
【难忘五姐】在我们住所隔壁，有个叫沈家元的人家，是助人为乐、难得的好邻居(原籍建阳镇杨沟村北边万福桥河西岸)。他家5个孩子，两男三女，大儿子沈锦章，在上海信谊化学制药厂工作，小儿子读书，长女在上海大丰纱厂做工，女婿叫殷国民，码头工人。一个称四姐的经绍庆叔介绍，与后来在江南造船厂工作的堂兄孙采之定婚。采之兄升任该厂人事科副科长以后，思想波动，弃旧迎新，与四姐毁约。另一个称五姐的长得漂亮(家人惯称小五子)，一米六七的个子，身材苗条，温柔可亲，见人欲笑不笑，一笑两个“酒窝”二面分。她勤劳俭朴，厚道善良，从不与人纷争。她比我大两岁，我习惯地叫她五姐，在我少小的心灵中，五姐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平时，我们上市下乡回来迟了，她为我们把饭菜烧好，衣服赃了、破了，叫我脱下来给洗洗、缝缝，有人头疼脑热的，她马上买来药片，端来茶水，当小弟服侍。那时候，我闲下来没事，会哼哼小调，唱唱小词书，五姐总是手里拿着针线，坐在我身旁静听。她要买油盐火线什么的，总喜欢叫我一起去傅振泰小店。只要我在家，五姐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她待我如小弟胜亲人。有人见们青梅竹马般地友好，曾提及过结亲事。当时，我父亲有点为难，从小在窝篮子里和吕姓表妹定过奶婚，加之战乱，解放军渡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心绪不宁，而未有可否，不好定夺。
1951年秋，我从扬州军校回来，听说五姐回老家探亲，滞留故居，我特地摸到万福桥，在她家住了三天。这不寻常的三天，我俩回首往事，情意绵绵，相互犹恋，可她难违父命，虽尚水成家，但已许亲。五姐责怪我当年不经心，态度不明，责怪我离开上海二年多不给她去信，以致后悔晚矣。
十月秋风急，花儿先知寒。一天午后，我在她家码头两侧河里钩蟹，不一会获得几只大青蟹，五姐又喜又惊，喜的是晚餐可尝鲜美，惊的是天气这么凉，怕我冻坏身子，不时地催我上岸。相见时难别亦难。翌日晨，送别万福桥时，她泪眶盈盈语微微，道出一句心底话——“藕断丝连，我不会忘记你……”
别后30年，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1981年春节前夕，我在和文礼同志的通信中，才知她和表兄成家后，有了4个孩子，夫妇俩均在嘉定航运部门工作。文礼向她介绍了我有家庭情况(文礼同志和夫人到我家来过，当时住在县药检所处老宅)，五姐情绪激动，笑里藏悲，她托文礼向我们问好，祝我们幸福，盼有机会来沪，嘉定重逢。万福桥一别，至今整整60年，五姐啊，我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平平安安，颐享天年。
【诚实有报】1948年7月，我开始了第三次伙计生涯，这是最后一次为雇佣。同时，也是我接触社会、承受锻炼、两次遇险，然而，又是最幸运的一次。
上海大世界、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解放后改为工人文化宫)西则，有家经营西餐的咖啡店，老板名叫黄锡康，苏北淮安人氏，早年旅沪。黄老板本人要东方饭店四楼当经理(亦称总查房)，老板娘生得富态，人称胖娘娘，有模有样，善于交际，待人诚恳，主持店务。我父子俩做青货生意时，每天都要经黄店门前穿过，胖娘娘(时年40左右)喜欢买我们的新鲜蔬菜，便和我们熟悉，她惯称我父亲叫“大块头”。娘娘见我长得帅，很神气，能说会道，有一手好字(帮他家写过价目表)，像个能干人，就几次和我谈心，叫到她家做帮工，在父亲和同乡的支持下，我应召进店。从此，我甩掉了菜蓝子，当上了西餐店的小雇员。回顾这段经历，颇有点戏剧性趣味。
临门先考验。黄老板家住大世界附近的龙门路新声弄(弄内有所新声小学)居室在二楼。报到那天，我在登楼时，发现阶梯上有大叠钞票，检起来敲门入户，交给老板娘处置。可胖娘娘并未有什么异常反映。后来，我明白了，这是黄家考验佣人的惯伎。第二天，娘娘在店务会上介绍了我的身世，给我作了分工，并交待另外两个雇佣(男的叫陈三，女的唤为小姨娘)要照顾我一点，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刚开始，我负责送餐(咖啡、牛奶、图司等)，经常出没在东方、远东、大中华、大陆、国际、爵禄、爵士等大饭店，服务对象多为显贵老爷、少爷、小姐，时而也有穿制服的军官以及进驻外滩黄浦江的美国海军。手捧西餐大盘，登高层很吃力，有电梯不让乘，防止污染。天长日久，我和这些饭店的电梯驾乘人员拉上关系，每隔两三天就请他们喝杯咖啡、牛奶(经胖娘娘同意)，于是，我使成了这些大饭店送餐能乘电梯的特殊人物。
两次遇风险。当一个普通的小伙计，谁能相信会有什么风险呢?然而，我却有过两次遭遇。以卖报掩护身份的流氓阿五，经常吃东西不给钱，有时连声招乎都不打就扬长而去，我实在看不惯。一次，途中相遇，阿五令我给他送餐，我借机索要欠费，彼此顶撞了几句。蛮横的阿五觉得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抓住我的衣领，猛地向马路上一掷，差点被过往车辆辗死。
我不服气，爬起来骂了他几句，这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流氓，又掴了我两个耳光，并扭我到老板娘娘面前告状。谁知娘娘非但不帮我说话，反而歉意地打了他的招乎：“老五呀，这伢子初来咋到，有眼不识泰山，看我的情面……”。阿五走后，娘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刚来店，不懂世道，今后就会明白了，这号人物没说吃东西不给钱，就是向你倒索几个钱也要应酬，得罪他们，就做不成生意，甚至会出人命的。
另一次遭遇就更惊险了，秋日的一天，午后两点时分，我给五马路口远东饭店三楼一个嘴里镶着金牙的军人送去两客咖啡，一进门，就招乎先生，茶来了。语音未落，那个盛气凌人的家伙(脸型身材颇像当年在高作、建湖镇当裁剪师的张国华，迎上来就拍、拍、拍打了我几
个耳光，茶点被打翻在地毯上。我楞了，不知怎么回事，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气鼓鼓的，含着眼泪唠叨了几句，那个家伙见不服气，便转身回到卧铺旁取挂在衣架上的手枪。一见此情，我拔腿就奔出房间，正巧电梯开到三楼停下，驾乘员见此情景，敏捷地将我拖进电梯，一按电钮，把我送到楼下逃出虎口。事后，这位开电梯的安徽人告诉我：此人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大官，住三楼两天了，他想得到的那个明星小姐(高级妓女)被他人先邀，早已怒发冲冠，加之茶点送不及时，正好出气，无意啊!不是遇我电梯相救，你必然九死一生。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面多惊险啊，这位安徽师傅当是我的救命恩人。
换岗当账房。拾金不昧、工作勤恳、以店为家、大义凛然，胖娘娘对我越发器重关怀，更加信赖。一天饭后，她与我谈心：大成子(我小名大庆子，他们一家唤我大成子)，你这孩子样样都好，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你，可你就是性子太急，爱打不平，得理不让人，搞送餐接触面广，你不适宜，尔后就在家里蹲蹲，帮我记记账、理理财，不要再去惹纰漏了，说着就把办公桌抽屉钥匙交给了我。
小伙计成了小账房，陈三和小姨娘都傻了眼，在他们看来，这个小纰漏筒子早该辞退了，怎么会得到重用呢?他们常常戏弄我，叫死“小老板”、“二当家”……从此，我开始了和娘娘家小孩一样生活，吃饭同桌，住宿同楼，出门同车，每逢礼拜天发我一张戏票钱，不愿看戏就留着用。夏天，胖娘娘喜欢到外滩兜风，总要跟她同坐一辆三轮包车，到黄浦江边纳凉观景。她应酬亲友的往来，有时也要我随行，人家都把我看成她的干儿子……我享受了普通伙计不可想象的特殊待遇。
【六奶托亲】黄家有4个孩子，3男1女。长子大毛(乳名，非亲生，一说抱的，一说是寄养)，此间正在一家工厂学“外国铜匠”(时称，实际上是在一家外企学机械修造技术)，二毛、三毛住校读书。唯一的女儿名叫黄素珍，也是属狗的，与我同庚，在一家女子中学读书。小姑娘生得秀气(平时大家都称呼她小姑娘)，身材苗条，柳叶眉，大眼睛，苹果色皮肤，白而微红，聪明伶俐，近看面庞有少许雀斑，却是点缀。她待人和气，说话轻言慢语，不失女孩子风度。
胖娘娘宠她胜过儿子。一次，小姑娘和我发生点争执，她妈首先批评她，说：今后要学会尊重人，不许再叫大成子，就叫阿哥……可小姑娘说：我还比他大两月呢，他应该称我阿姐，她妈笑了。平时，我们相处亲热，小姑娘每天晚上做完功课，都要到店里来玩玩，吃点夜宵。娘娘总是说：大成子，你也吃点东西，和妹妹一起回去休息吧。天长日久，我们伴随自然，真像家里人一样。娘娘待我这么好，到底是怎么回事?黄家门头里一位叫六奶奶的出面和
我对话了：
六奶奶：大成子，你来大半年了，老板一家待如何呀?
我回答：很好哇，比我才来的时候更好，比我父母还好。
六奶奶：小姑娘好不好，她欺负过你吗?你喜欢她吗?
我回答：她也很好，吃东西少不了我，未欺负过我，我喜欢她。
六奶奶：老板家就是你的家，今后就不要回去了，好不好?
我回答：农村哪有城市好，只要娘娘同意，我情愿在上海一辈子。
六奶奶兜了一转圈子，便直接了当地说：实话实说吧，你家老板娘，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将来不愿嫁出远门，你这孩子很贴心，她一心想把你留下来做“招女婿”，听说你家兄弟多，父母不会不同意的，你说好不好?
“招女婿”真情一出口，我顿时脸红脖子粗，喉咙光打勒，有话说不出，觉得有点突然，不好意思回答。那时候，我才15岁，个子不小，已经成大人了，但对这种事情，很不老练。其实，我心里巴不得这么做，成家不需花钱，父母不少操心，可是那“摇篮婚姻”如何处置?家里人还不知道……所以，尽管六奶奶一再开导，我这个平时咕咕叫，坏人面前不低头的孩子，这时候却显得特别无能，长时间鼓嘴鬼气，默默无言。最后，只好婉言回答：奶奶，我出来几年了，上海刚解放，店还关着，我想趁机回去看看，顺便把这事和父母商议商议再说吧……六奶奶连称：也是，也是。
【北站送别】1949年5月，刚解放的上海，形势不稳定，在闸北一带的街巷角落里不时地还听到枪声。店铺关门，金融混乱，证券大楼门口炒卖银元成风，连茶炉上的开水都打不到，市场一片萧条。原来我经常出没的那几家大饭店，已不再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豪客盈门，而是成了一座座无人进出的“死楼”。
这时候，父亲和本家的叔叔、兄弟们，经常碰头谈论去留问题，对何时才能恢复平静、在常态下执业没有把握，大家认为既然闲着没事做，不如先回家种地。于是，纷纷向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缴销了户口和《国民身份证》，决定回江北去了，我离别故土三四年，也思乡心切，同时决定告别上海。
黄家知道了我的心思，怎么也不同意，再三相劝，要我留在上海。娘娘亲自和我谈话，并提出条件说：我家现在这行当不能算你们的终身职业，等定当下来，送你跟大毛一起去外国人那里读书学技术，还打算办个工厂，往后你们大了成个家，每年回去看一趟不是很好嘛……
。幼稚的我，归心似箭，听不进娘娘的苦心衷告。黄家没法子，只好失望地同意我的选择，
但留一句话：你再想想，回去看看，过段时间重回上海。
在临时前的那天，娘娘一大早起来，强打精神，吩咐家人为我饯行。小姑娘请假休课，老板爷也赶了回来。午后，素珍小姐无奈地为我买了车票，为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她和我同坐一辆车，三点辰光到了北站，在候车大厅里，她又给我买来了茶点和水果什么的。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汽笛一声长鸣，知道火车快开了，她拉住我的手，好似受惊的小鸟，突然依在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嘴里嘀咕着……我登车后，她立在站台上，一手掩面拭泪，一手不停地向我招呼：阿哥，你回去看看再来啊!一定来!她那哽咽的上海语音，在我耳边久久地回荡着，这是她在情不自禁时第一次称呼我阿哥。
晚上，火车到了镇江，第二天转乘轮船(时称高港班直达建湖)，第三天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到家后的当天晚上，我又开始过电影似的，回忆起在黄家的一切，并写下了心底话：一声阿哥道出口，八月相随情谊柔。非是黄门我不恋，只缘心去意难留。
【十载回访】1949年北站一别，1959年因公去沪，整整十个春秋。这时，我已是工作7年的革命干部了(时任红旗公社办公室主任、党委秘书)。因患慢性咽炎，同单位的唐明江同志患中耳炎，我们经县委组织部批准，一起去上海求医，下榻在五岭旅社(解放前称金山饭店)。
说实话，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因为住这里距原东方饭店的黄家很近，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我怀念的黄家。
时值国庆10周年之际，也是我离开黄门第10个年头。我怀着惦念的心情，一心想故地重游，但又怕两种社会，时过境迁，故人何在?在唐明江同志的鼓励下，我们一起去了。走进龙门路的新声里弄，便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少妇打听，少妇顺手一指，那刚上楼的胖婆婆就是你问的胖娘娘嘛!我们赶上去紧随其后，登上二楼。故居未变人已变，满堂春色跃眼帘，一进门就看到迎面正厅墙上悬挂着两幅军人照片，原来二毛、三毛都已是解放干部了。老板黄锡康年老退休，耳朵聋了，听话不清楚，老板娘还是胖乎乎的，变化不大，只是眼角上添了些鱼尾纹，身着一套棕色的服装，笑容满面，仍不失当年的风度。经我一番自述后，她惊喜地拉住我的手，不时地拍拍我的后背，说：大成子，你长得更漂亮啦，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你还记得那么多呀……她拿出中华烟、杭菊茶招待。当我问起“小姑娘”素珍的情况时，黄奶奶笑眯眯地说：你还留念她，她和你同年的呀，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男一女)，现在中百店里现财，午后两点下班，你在这里吃过饭，稍息一会，我通知她来，准能见面，10年了，不提不相识，你们好好叙叙嘛……因为遵医嘱，下午要到汾阳路83号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去复诊，不能在这里吃饭，就婉言谢绝了。黄奶奶送我下楼时还再三叮嘱，要我下午一定再来。当时，我思绪万千，想得太多，加之，初次来上海的明江同志又离不开我半步，就是去了也不便多谈，以免日后被人说故事，影响不好(当时党员干部风纪很严)，于是，拿不定主意，下午再回访，会晤“小姑娘”就这样失约了。
落花有意，流水无流。一瞬间，和黄家的再别又51年头了。黄老夫妇安在否?素珍小姐晚年幸福吗?我仍惦记着你们。
注一：孙文礼，建阳金桥人，上海解放后妻小返乡，他独自留沪。70年代患肺结核，靠救济生活。我在建阳和卫生局工作期间，他们夫妇曾两次来访，帮他们(还有其嫂)解决过困难。后来，听他的姨侄何少进说，文礼病愈复工，条件好转。
注二：袁大头，是指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上海解放前夕，货币贬值，早上一斗米钱(金圆券)，下晚仅值一个烧饼，公厕里常见钞票当卫生纸用。人们购物保值，银元袁大头值次于鹰洋(旧时，银元亦称洋钱)。
录自《风雨路上——孙善夫回忆录》
- 上一篇文章： 亲情不如乡情外甥不如旁人（孙善夫）
- 下一篇文章： 天灵寺里习武 望海楼前落榜（孙善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