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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不如乡情外甥不如旁人（孙善夫）
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烽火连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了四年。那年头老百姓穷困潦倒，不得安宁，青年人被动员参军参战，中壮年承受担架后勤，运送粮草，转移伤员，支援前线。故乡的口河头南岸(原咸北村三组)曾设临时军用船厂，日夜兼程，赶制木船(有的还装上机器)，为渡江战役服务。
我父亲是个胆小人，逢年过节连鞭炮都不敢放，乡、村干部要他上前线服务担担架，亦称支前，逼得他碰头撞墙，死活不肯。乡村干部把他拘禁起来不让回家，提出不去可以，但要出钱雇人。后来，因无法摆脱，祖父只好从口粮中挤出两石稻子(约合300斤)外加一点钱，由干部找人当替差。这时候，家里日子更苦了。为了缓解生活困难，父亲先我去了上海打工。
【路宿街头】1945年秋，家里给我一斗米(约合20市斤)作路费，跟邻里周士普(绰号周老麻子)的木帆船往上海。木船旅行艰难，有风扬帆，无风拉纤，一路行程十多天，遇过两次风险：一次是在兴化北边“黑高荡”，傍晚时分，天色陡变，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差点翻船；一次是在靖江附近八圩港准备渡时时，又遇大风，船主意欲停行，又来不及避港，搭船人因食品不足，为了赶路，大家没法只好凑点钱，请“吊江船”(熟悉水性，专营助难的地方船只)拖着过江。船主周老麻子为庆幸安渡大江，特地买了只猪头敬菩萨，我们搭船的跟菩萨沾了个光，饱了一顿口福。
抵达上海时，船住在苏州河里，那里一个睛朗天的下午。黄昏时分同船的高作镇上“同兴隆”店主的孙爹爹，领住我合坐了一辆人车三轮车，朝长寿路曹家渡母舅家驶去。到达母舅家时，天色已晚，路灯亮了，“同兴隆”爹爹离去后，把我独自留在这里。
按照常理，到了嫡嫡亲亲的娘舅家(外公健在)起码有暂时的欢欣吧，不然，当晚就受到了想象不到的冷遇。上海人家那时住房紧张是事实，但一个小外甥从千里迢迢的苏北乡下首次摸上门，歇上一两天难道不行吗?不行。脸未洗，水未喝，夏氏二舅母(原籍建湖古基一带人)马上打发人把我送到不远处的大舅家。大舅名叫薛儒群，当时不在家，表兄薛维钧(小名大庚子比我大三岁)不理不问，旁若无人，他见到一个衣冠不整的小乡巴佬来此，面露不悦，扬长而去。外公和两个舅舅此刻都得知我来沪，但均未能来看我一眼，问我一声。此情此景，被冷漠的我，一阵心酸，泪如雨下……
怎么办呢?无人过问，我能呆呆地顿在这里吗?时在上海“大自鸣钟”(注)干挑水苦差的父亲怎知我的处境呢?想到这里，我极度难受，决定连晚出走，寻找父亲去。从小听大人说过“嘴就是路”，于是，一边问路一边走，走到“浴身池”门口(母舅家西边路口的一家浴室)，看到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叫花子”蜷缩在廊檐下度夜，我顿起同情心，再想想天已这么晚，虽然马路上灯火通明，总不如白天好问路，父亲的伙计生活，白天在这里挑水，晚上又能在河处过宿呢?站在这伙穷丐身旁踌躇的我，又一阵心酸，泣不成声，我大哭起来。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孩被我哭醒，他搂搂疲倦的眼睛，拗起身子，依在墙上，问我是哪来的?听他们也是江江人口音，使人平添了几分欣慰，我从肩上卸下小包袱(几件换身的旧衣服)，蹲下来不想走了，连我4个人，最大的一个16岁，兴化人，还有两个是泰州的。说来也怪，他们并没有因为多一个“逃荒”的嫌麻烦，而是有同命相怜之感，4个人蒙在一条破烂的棉絮里熬过了难眠之夜。天亮时，那个兴化的小孩特地把我送以长寿路口，指明去“大自鸣钟”的方向，我又开始徒步“长征”寻找父亲去了。
死记加勤问，经过半天的摸索，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父亲原来在一个叫杭老二的人家包水挑。上海解放前，一些小户人家装不起自来水，若干户合用一个龙头，由主管人定时开放，远路的人家供水靠送。这份苦差事本来是我二姑父冯仁荣揽下的，后来他踏三轮车送客，就移交给我父亲承担。这挑水活即挣不了多少钱，又十分辛苦，父亲有时还给管水的单身男干洗衣服，增加点收入。父亲性子暴躁，他听完我到母舅家遭冷遇的情况回报后，非常恼火，第二天一刊就带我到母舅家，本想责备几句，出出气的。那知道这矮舅妇(二舅母)很机灵，主动应对，以和相待，并再三留我在他家暂住，这就是伙计生涯的开始。
【小佣三月】二母舅薛儒燕在曹家渡五角场设铺经营牛肉面生意(马路对面是国强鞋帽商店)，我到了以后，他家把原来雇佣的伙计辞退了，这份洗锅涮碗、抹桌扫地的杂务交给我干。
这不成问题，反正我不能在这里吃闲饭，暂栖身也罢，总得有点事情做。可恨的是，善“变脸”的舅母，在我父亲走后，一反常态，三天未到晚，就暴露狰狞。
舅母不把我当人看待，我露宿摊头，起五更睡半夜，辛辛苦苦地当小佣，连碗熟饭都混不周全。通常是他们一家人吃完饭之后，才让我回去吃，吃什么呢?不是剩饭残汤下脚料，就是“小灶伙食”，被虫子蛀空的米壳子，倒掉可惜，喂喂伙计还有利用价值，用一只有柄的小铝锅(二号碗大)把米壳子加水一炖，饭不成饭，粥不像粥，一股霉味“猪肉食”，我实在吃不下去，常常流着泪，返回干活，忍气吞声。舅舅难免不知情，就是知道也左右不了她。
夏天，睡马路没有蚊帐，身上被蚊虫叮得像出疹子一样，全是红点子。做了三个月小伙计，可谓吃不饭穿不好，连条裤头子都未混到，舅父母从未给过一分钱。虽未遭打过，但指桑骂槐有辱人格的污言秽语经常听到，有时连我父母都被骂。记得有一次，我用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凑凑买双胶底鞋(平帮黑色，只有苦活人才穿这种鞋)，矮舅妈看见了，疑为是舅父给买的，俩口子吵了大半夜，骂声不绝，当时，我睡在前侧一个叫韦珍家的大屋内，声声刺耳，难受至极(时值上海三官堂桥闹毛人、小怪期间，这是坏人造谣，据说建湖沿荡地区也同时闹过)。舅父薛儒燕“妻管炎”，舅母如此厉害，听不到他一句反抗声，实属罕见。
舅父母待小佣外甥如此刻薄，是家境不好、经济困难吗?根本不是，很有钱。家里有储备金条、囤存大量龙头牌细布(国民党统沿时期，市场波动大，通货膨胀，有钱人多购物保值)。
这个十分小气的财迷，一心想在苏北买批田产，想在上海创个大业。三外公薛德富曾作中介人给他家买了高作东边李代云家30亩地(李为地主、政客，后离境去台湾)，拟雇佣剥削，可一季庄稼未收就被民主政府土改时分给穷苦农民。我的二姑父冯仁荣虽然条件差(三轮车夫)，在沪地对我十分关切，一次，他见我满身都是红点子，心疼，主动找二舅父商议合伙给我做顶蚊帐，二舅口都未开，原谅他的说法是“娘子关”难过，不敢擅自作主吧!
大舅父薛儒群时在上海长寿路中和灯泡厂当工头，经济条件也很好。我在上海三四年，他从未去看过我一次，见面了也不理采，更谈不上到他家喝上一口水。外公薛德宝终日气鼓鼓的，几乎天天见面，从未和我这个外孙说过一句话，何谈“关怀”二字。
【父亲怀旧】过去，每当我提起在上海的这段往事，母亲除了长叹，从不辩解，毕竟同胞姐弟，难以启齿。母亲婚后仅回娘家两次(外婆早已离世)，深有感受，心知肚明。母亲是位不与人纷争的厚道人。我父亲不同，刚直不阿，当仁不让，为人处事，不卑不亢。
父亲提起自己的婚事，满腹苦水，一言难尽。他告诉过我：民国二十二年(1933)，祖父送他去上海完婚，母父薛德宝先是若无其事，不予接待，幸得一位叫姜二爹爹的故乡好人(久居上海，我祖父的好友，与薛家也熟悉)热情接待，并安顿了住所。后经姜老出面交涉，母父薛德宝同意成事，但提出苛刻条件：相关实物除外，要现交“鹰洋”20块(币值最高的银元，亦称洋钱)，否则毁约，不承认这门亲事。这对一普通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实在拿不出。经姜老多次面商，薛家一言九鼎，绝不更改。时为日华纱厂(日本人在沪开办的纱厂)工人的母亲，坚贞不屈，反对毁约之说，她明知其父这样做不仁不义，是刁难婆家，但不敢声张。两下僵持怎么办?祖父和父亲拟返里作罢，可姜二爹爹不允，劝说吾祖父想天办法也要成全大事。祖父无可奈何，只得回苏北卖掉8亩良田，为父完婚。两次往返，加上在沪月余开销，食宿自理(从未在薛家喝过一口水)，耗费之多，祖父内疚成疾。吾母闻讯，心里不安，曾面责其父：“良心何在，我平素在纱厂苦的工钱全归了你，你唯一的女儿婚嫁，分文不花，反而借机索财，搞得我婆家倾产，你于心何忍!”母父薛德宝竟无动于衷，反而责怪吾母，帮婆家说话，不为娘家争光。母亲一气之下，毅然弃工离沪，婚后随吾父回乡，终身从农，含辛茹苦，养育3男3女，度过60多年的田园生活，1994年农历六月初二日因中暑不治辞世，享年82岁。
有道是，水有源，树有根，得势不能忘旧情。人助人，不可施恩图报，但忘恩负义就是忘本。上世纪30年代，外公薛德宝在苏北故里时，陆上无居，水上为家，时有破船一只，原置田产被不务正业的上人变卖了，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俗话说“做了亲换了心”，吾祖父当时有30亩良田，经济比较宽裕，多次慷慨相助(粮食为主)，最多一次借出三石三戽豌豆(含佃粮1200多斤)，助其变价经营，从未偿还。后来，薛家避难旅沪，靠收废旧营生。经过一段艰辛，两个舅舅就业成家，立足上海，逐步好转，经济富裕。从此，目中无人，六亲不认，以怨报德，负义忘恩。要说亲情，莫过于亲家关系、翁婿关系、舅甥关系，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就作为乡邻家的小孩初来上海，也得关照三分，不可能有如此遭遇吧?外甥当小佣不给分文也罢，连基本生活都难保，岂不令人寒心!
【不计前嫌】我这个人，有话直说，不吐不快，但口硬心软。往事追溯，只是历史的回顾，《风雨路上》的过程，并不意味记仇泄愤。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位舅父回故里为移葬外公灵柩事，住在小舍，我仍以尊长相待，关怀备至。70年代，我三次因公去沪，每次都携礼品拜访，二舅母病卧在房，我临床慰问。90年代，我因编史修志公务繁忙，未能去沪探望，但多次与二舅父通信通电(大舅过早离世)，问长问短，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作为前长寿路街道饮服业党支部书记的二舅父，此刻，对待往事流露内疚，他出言吐语我是理解的。晚了，尊敬的舅父，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在我母亲去世10周年那年，二舅父偕同北京、上海部分子女一行4人来湖，我特地在较好的酒店设宴款待，并请高作叔件舅父儒驷夫妇及我的二弟、三弟、相仁妹夫、秀兰妹妹及其我的儿孙们，共20多人，一起团聚，表示欢迎。席间，我的曾孙小虎还走到“长老”面前敬酒，气氛热烈。宴别，请母舅和表弟、妹们到我长女长秀、长孙玉健两家看看。随后，又乘坐出租车，陪同他们游览了湖城风光。此行，给母亲的娘家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儒燕二母舅于2009年去世(享年94岁)，我未及去沪，但兄弟三人汇未千元，表示怀念、哀悼。次年，吾父仙逝(享年95岁)，上海表弟妹亦同样应酬。
上海的嫡亲娘舅都不在了，家乡的叔件儒驷舅父母我一视同仁，不分彼此，逢年过节以礼相待，往来正常。和谐共处，以慰老平在天之灵。
注：大自鸣钟，亦可作地名。在上海长寿路东端四岔口中间，有一碑状方形高大建筑，顶部四面装有大钟，报时声响。上海解放后，在整顿交通中拆除。
录自《风雨路上——孙善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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