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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开蒙入塾——三年寒窗十二家贫出走——上海谋生（孙善夫）
古老的高作镇，是我可爱的故乡。镇南长沟桥河东有个史称“孙家小圈子”，便是我的衣胞之地。上世纪40年代，这里住着30多户人家，除了一个杨姓(孙绍锦的佃户)、一个薛姓，余皆姓孙，自古以来，高作有孙吕两大姓之说。
高作的来历相传有：一为唐代都护府麻叔模(突厥人)来此查访，夸赞防地连称“高做”数声，取其谐音定名高作；二为唐代某年建“广福禅院”，在上大梁时榫口不投，于高空重凿，助工夸曰“高作”。另说有监造人尉迟敬德对建筑工程的赞语“高作”，意为高超的匠作，因此得名，相沿至今。明清之际，高作已形成集市，到了20世纪初，已有近300户，50家店号，多与孙吕吸缘，后因战乱，兴衰无常。清末民初，高作与建阳合成“建高市”。民主建政初期，高少奇、陈毅及稍后的苏北区党委、盐城地委的领导同志都曾在“西北厢”(孙氏大户的聚居处，区政府曾设于此)活动过，高作是苏北老区革命根据地之一。1941年9月建阳立县后，高作便成为推行新政、民主改革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示范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孙家小圈子这块宝地隶属高作区永庆乡咸北村(亦称五村)。尔后的60年间，高作历经高作区、高作乡、高作公社、高作镇等多次行政体制变革，村名由大队转移，咸北后改称咸庄，3年前，与汤碾以北的东涔合并，又易名东涔村。现在，老家那块地盘隶属东涔村10组，已被开发成工业园区，有10多家私营企业落户于此，农村城镇化已初具规模。
高作镇南约5公里有新长铁路横贯东西，直达全国；南北有省道建宝路(亦称秀夫路)穿镇过过，经永兴达阜宁。去上海、南京探亲，早上在高作登车，中午可达。最近，四子红兵出国，晚上8点30上火车从建湖站出发，翌日凌晨抵京，晚上9点登机第二天一早到达俄罗斯首府莫斯科，交通极为便利。
民国二十三年(1934)农历九月初八日，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从农的家庭。母亲薛儒珍生下我以后，患了乳房病，全靠周氏祖母母喂奶(老姑母与我同年，她生于正月初九日，比我大8个月)。那时候，乡村集镇没有代乳品供应，祖母的一份乳汁养活两上孩子，很不容易。我和老姑母都是快八十的人了，2010年正月初六日，我父亲去世时(95岁)，老姑母从射阳回来，她还跟我开玩笑说：“小时候，嫂子没奶水，你是长头孙子，他们偏心，总是先把你吃饱喝足，然后才轮到我……”我说，你别提了，一提我就愧疚，那年头，经济困难，要不是与你分享，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老姑母笑了。
我的祖父名叫孙汝聪(系先祖以孝公由苏迁盐后第十六世传人)，排行老三，乡里都称他聪三爹爹，一生娶过三房祖母：大祖母吕氏，高作老街人，29岁病故，生一女幼殇；二祖母张氏，今近湖西葛乡家庄人，未生育，年逾古稀因贫病离世；三祖母周氏，盐城北乡新兴场人，殁年87岁，生三男三女，吾父为长男，名绍猷(听父亲说过，二叔掉下牛汪塘淹死，三叔童年病故)。大姑母绍华，现年93岁健在(姑父王家荣去世)，于盐城儿女处生活；二姑母绍珍，久居上海，退休职工，现年82岁(姑父冯仁荣去世)；三姑母绍萍(孙华)，早年随夫曹文炎徙居射阳胜利桥从商，现年77岁。三位姑母儿孙满堂，家庭幸福，享受天伦之乐。
祖父母宠子如命，娇生惯养，包师家教，望子成龙，以至吾父脾气很坏，据说还打过老师，直到30岁才学会种田。吾父母所生三男三女，我是老大，原名庆之；二弟吉之，三弟祥之，三家全在建湖。大妹秀英，早年随海军转业的妹夫傅正贤从事军工，先在大别山，后随军企移居合肥。二妹秀兰，妹夫李相仁(退休)住县城。三妹秀芳，妹夫苏昌龙，安徽霍山人，从事军工，均已退休，现居合肥。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家乡土地改革，我家11口人(老少三代)，仅有薄田16亩3分，后又分得地主周五家5亩地。因地薄碱重，从未耕种。那时候，祖父年逾古稀腰累弯了，仍是家里主要劳力，经济困难，入不敷出，冬春青黄不接之际，都要拿高利贷过日子，“吃青”是常事。所谓吃青，就是把未成熟的元麦或大麦头子割下来，上锅炕，去掉芒皮，磨成“仁”子吃。有些比我们家更穷的户下，等到收获之时，常常是磙子住，锅里完(粮食还债)，逼得逃荒要饭的难民随处可见。记得，我祖父生病时，想吃点馓子都没钱买。祖母盖的絮胎，疙瘩瘤球，是千针万线连起来的。有一年，秋季收成稍好些，父亲买了一个小土布，染成蓝色，拟给张氏祖母做件外面光的罩衣过年，祖母舍不得，硬是要留给我在上学时做件新衣服，同龄的老姑生了气，认为上人偏心。
民国三十一年(1942)，重阳节的前一天，我刚过9岁生日，父亲把我送进当地一家塾馆读书。在这里的同学有20多人，大的20多岁，小的都与我差不多，年龄悬殊很大。塾馆不分班级，都是先生个别点教，学的课程各有不同，一个先生只能教这么多学生。《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入学必读，是启蒙课本，尔后读《国文》，待第八册《国文》读完，再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左传》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记得开学的那一天，我穿上了张氏祖母让给我的那件对襟蓝布褂子，带上父亲买的糕果、母亲包的粽子，还有香烛纸马，到了塾馆，首先烧香燃烛，跪在孔圣人牌位前叩头，再向尊师叩头，然后把送给先生的礼物呈上，接着就是向同学们发糕果、粽子，意在请大家关照关照，不要欺生压小。塾馆每添一个同学，都是这么做的，再困难的家庭也不例外。有的人家交不起学金，花斗把米让孩子插个寒学，只求识几个字，能记记账，通通一般往来而已。
三家寒窗，先生三易，馆址三迁。第一任先生是矮个子老头，年半百开外，近视眼，名叫薛容旺，是高作北乡薛家滩人，馆址设孙绍锦家。薛先生水平有限，教学马虎，校规不严，东家多不满意，这一年不到的知识不多，父亲怪我不经心，常遭打骂。在这里，论资辈是三代同窗：孙汝璜(叔祖父)、孙绍良、孙绍伯(本家叔父)、冯仁荣(后为姑父)、薛家标(叔伯舅父)、孙成之、孙采之、孙培之、孙宏之都是族兄。
第二任先生是位高个头，朱砂鼻子，外貌威严，望而生畏，名叫周龙文，是西葛周家桥人，馆址设孙绍佑家。周先生水平超前，教书有方，善吟诗作对，通应用杂文，深受家长欢迎。但馆律甚严，凡调皮的、逃学的、礼貌不周的学生，常遭体罚，说是“不打不成器”，家长不反对，称“管得严好，严师出好徒”。他有一只特别的红木“戒方”(打不生的工具)，我也尝过这“戒方”的滋味。有一次，轮我当值日生，因给同学们打了脏水研墨，被周先生得知，他把我叫去，责令我把左手平摆在桌上(右手不打，拓肿了影响握笔)，掌心向上，被重击三下，啊呀，麻辣辣的，顿时手红肿得馒头一样，幸得好心的师母暗示——用石砚压掌，果有退热镇痛之效。提起这师母，面善心慈，和蔼可亲，花甲之年，一头青丝，梳髻用筛子“等发”，讲究素雅，待人大方，她常为护短学生和周先生争执。快70年了，师母的形象我记忆犹新。
第三任先生是口河北岸的李华栋，他是晚清秀才李树滋的儿子，馆址设马中圩一马姓家里(马姓是个大户人家，有个姑娘叫马成杏及其表姐妹吕以凤、吕以凰都和我同窗)。华栋先生脾气暴躁，是个烟鬼子，满口牙齿黄了发黑，训人更是厉害，但人打人，教书很认真，东家也很敬仰。记得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李先生家不幸发生火灾，同学们现所当然地都去救火，时见老秀才李树滋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帽顶上还有个小红球，他彬彬有礼地跪拜四方，向前来救助者连连叩头，以表谢意。老秀才因遭火灾，一贫如洗，生活窘迫，不久病故。此后，他的儿子华栋先生也无心团馆，背井离乡，去上海另谋生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巧遇他的女婿吕立进同志得知，华栋先生弃教后，在沪地当清洁管理工混了多年，上海解放后，一家人生活刚刚好转，却不幸因病辞世。华栋先生有个儿子叫李国华，和我同不，亦曾与我族姐孙凤之订过奶婚，民主改革时期解约。
旧时，有“十年寒窗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我的三年体会，要是在塾馆熬过十年寒窗，谈何容易!精神压力太大，那孔孟之道，就够你受的了。封建时代，教书先生受到尊崇，供饭馆先生到学生家轮餐，不管你家庭怎么困难，都得设法恭敬几分。我们家平时想改善一下伙食，父母不允，都要等先生临饭时才能大伙沾个光。东家有什么婚丧喜庆，必请先生光临，作为座上宾。
上面三位先生当中，周先生最考究礼仪，有个东家请吃喜酒，没安排他坐首席，他不满意地说：你家“中堂”是谁写的，借了吧?不是“天地国亲舅”吗?那时候，一般人家在主屋正中都用红纸写上“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作为供奉，教书先生列第五位，周先生说“天地国亲舅”是反话，意即我倒不如你家舅舅了。经他一提，东家介意，觉察失礼，得罪了先生，连忙道歉，把先生请到首席上座。此后，周先生常用此例教导学生，说：“不是我要争席位，而是你代相传的孔孟之道、周公之礼，不可不行”。
四时八节给先生送礼乃是常规。立夏送鸡蛋，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春节送糕果(有人家过年杀猪还要送块肉)，我见过困难家长送上一捆青菜也略表心意。送礼也有程序：家庭陪学生(年龄小的)一起去，到堂前先在孔夫子牌位前叩头，然后转身为先生、师母叩头，奉上礼物之后，还得说上几句礼轻义重之类的客套话，表示歉意。如果礼轻话不周，就可能激怒先生，遭到训斥。
在塾馆读书压力最大的是死啃书本、死背“代书”。那时候，读书不像现在领会精神就行，而是都要背熟，你念的书越多，“背代书”的任务就越大。每天下午第一课是习字写仿(练习书法)或做作文做对联。第二课就是捧出一大堆念过的书，到先生案前，立在那里摇头晃脑之乎也哉地背诵好大一会(点题抽背为主)，如果你漏句掉段，不是厉声呵斥，就是纠耳朵吃“戒方”(个别逃学都都是因为背书难而不想再读)。代书背完之后，先生再点教新课程，让你自习。常言“书声朗朗”，硬是塾馆学生晨读和午后背书的生动写照。除此而外，塾馆不安排其他任何活动。
“姑娘绣闺房，小伙子上学堂”。旧时，受封建制度的约束，女孩进塾馆读书很不容易，大户、权势有例外，但多为包师家教为主。我第一年读私塾，只见挝一位叫卞秀林(乳名二宝)的姑娘，卞姑娘不能与男生同桌、交谈，她因受不了馆律，只上一个寒学就走了。我的叔岳父姜宗元(人称龙三先生)在家里教馆，几个闺女没有一个识字的，“女子无才就是德”。在读第三年私塾时，民主政府虽有倡导，但还是很少，吕以凤、吕以凰姐妹是大地主吕文生家闺女(吕文生外号洋虎子)，跟我同过学，史传豪门小姐要出外求学，也只能瞒天过海，女扮男装，否则无法进得馆门。人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杭城攻书三年整，日同桌夜同宿，未曾识破女裙钗，就是这个缘故。
当时，我年仅12岁，蹲在家里只能吃饭，不会种田，看到祖、父辈们的繁重负担，于心不忍，加之自己性子急，没事做到处跑，爬树掏鸟蛋，下河钩螃蟹，大人即淘气又担心。于是，一逼走千里，在是年秋收秋种结束后，独自背井离乡，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自谋生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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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风雨路上——孙善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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