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高指示

         1964年2月23日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春节指示在内部传达以后，盐城中学在上级的安排下，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课堂上提倡启发式，提问、板演多了，老师课堂上发小纸条的“突然袭击”少了。最大的改革是在代数、平面三角、解析几何试卷中均设置了附加题，卷面分也从满分100，变成了120分。我在高二下学期的代数期中考试中就考过120分。南京的南师附中教改力度更大。65年下半年，学校派教导主任万恒德，专门进驻南师附中几个月，蹲点学习，并随时将经验反馈。

        转眼到了1966年春天，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拉开了帷幕。各个班级都在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虽然我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无多少了解，但还是在橱窗里贴了不少大字报。不过大多数人只是应付而已，莘莘学子们仍处在波澜不惊的阶段，照旧以埋头复习功课为主。记得我当时写的大字报是抱怨校领导没有把学校的碎砖瓦收集、堆好，没有将大操场上的几块大石碑移走——此文与 “文革”绝无关系。 盐城中学原是一座大庙，后被烧毁，自然瓦砾遍地了。几块石碑是功德碑，刻的是诸多“廪膳生员”们的捐款。

   二、分科

        寒假后开学时，学校照例将我们分成文、理两大科，重新编班。原来的六个平行班被编成了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在理科二班，语文张钟仁，数学陶拥百，英语徐伯华，物理周荣秋，化学谢浩南。分班虽然比往年迟了些日子，高三的各位把关老师还是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地上起了复习迎考课。虽然不像现在高挂倒计时牌，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大家迟睡早起，也进入了状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接受国家挑选。秩序如常:到了下午第四节课，老师就让班干部带我们到操场进行体育活动。晚上9:30，扫地结束，立即关灯，让大家回宿舍就寝。唯一的感觉就是吃不饱，肚子早饿了，回宿舍后有人泡炒面，有人从茶瓶倒出自己“焖”出来的稀粥，9:50，一律上床。

   三、龙卷风

        一场龙卷风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1966年3月3日夜，盐城北门闸一线刮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民房倒塌上千间，砸死砸伤了不少人。听说河里的小船被旋上了岸，洋河北岸磷肥厂几吨重的大锅炉被龙卷风从河北卷到了河南。街上有许多抬担架的人，棺材铺的生意也兴隆起来，县医院(今三院)人满为患，只好腾出部分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作简易病房。那时的学生家国情怀很浓烈，为国为民的觉悟很高，看到农民受灾，心如刀绞，许多学生到校长室去请求下乡救灾，那怕抬担架也行，我们急得不行，邵沛校长就是不批，闹得个别人在背后骂校长 “没良心”，也成了邵校长今后挨批斗时的一大罪状——见死不救，铁石心肠。现在看来真是幼稚。

        原来，学校领导早已为我们作了安排。三月中旬，我们将进行一次教改 的实验，全体高三毕业生全部去葛武公社学习董加耕，与当地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一个月，以便彻底地改造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这场龙卷风也是一场政治龙卷风的前奏曲。因为文革的滔天巨浪已从暗流涌动到即将汹涌澎湃，六亿神州即将面临一场浩劫。我不相信宿命，但以后的政治龙卷风确实改变了千百万大中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命运，国家从此陷入了动乱的深渊，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数学生如同浪花中的一滴水也被搅得跌宕起伏，忽而波峰忽而浪谷，最后终于跌入了谷底。

   四、出发途中

        龙卷风过去后不久，三月中旬旬初的一天，清晨六点多，我们高三年级的六个班级四百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每人背个大背包，一律步行(少数同学家里有自行车，但不准带)。高三(1)班的体育委员当旗手，扛着校旗走在最前面，双行纵列前进，沿着盐龙公路，宛如一条长龙缓缓蠕动。早饭时，每人发了两个大卷子，一个当早餐，一个当路粮，因为董伙在盐城县的西南角，靠近兴化的大邹，离盐城有七十多里地呢。

        出了盐城，过了龙冈，然后到了泾口，过了一条大河后，就进入了郭猛地界。这时腿也酸了，脚也疼了，肚子也饿了。但那时的学生就是结实、顽强，娇娇滴滴的学生极少，除了过小木桥时，少数城里的女生需人搀扶外，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大家背着沉重的背包，嘻嘻哈哈地谈笑着，欣赏着郊外早春的美景。麦苗返青了，远望田畴碧绿，近看河边的芦笋红红白白，像极了美人的手指。河边的柳树绽开了米粒般的幼芽在风中摇曳，小燕子在头顶掠过，轻盈地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受惊的鸭子飞速向前游去，静静的河面上激起了洁白的浪花。风车吱吱呀呀地转着，蚕豆苗绿油油的一片，不知是谁讲起了几年前在此拍摄外景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有人立即哼起了片中的主题曲“九九艳阳天”，许多人应和起来，走着唱着，唱着走着，立马觉得这片土地神圣起来。离开了校园这座围城，顿觉轻松愉快。

   五、进村

        中午啃过干馒头后，一直往西往南，经过了秦南的商侍大队，北蒋公社的江窑大队，董伙终于遥遥在望了。原来说好董加耕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路上就设想过这个热烈的场面:董加耕肯定是卷着裤腿，蹬着草鞋，一把抢过校长肩上的背包，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那简直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啊。期待中的场景终于没有出现，直到进了村，才有几个大小队干部来迎接我们。

        我们集合点名以后不久，就被分配到董伙村的各家各户。每个小组驻一户人家。女生集中住，校长老师另外住。此地村庄称“伙”。村西北不远，有个村名叫“石家伙”，我们听成“失了火”，不由一惊，怎么会有这个怪地名？董伙是个大庄子，地处盐都县的西南，东边是大冈，西边是尚庄，北面是北蒋，南面不远就是兴化的大邹。一个庄子被分成了六个生产队。庄子南面，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上有小木桥，直通河南的打谷场。靠河边的三间队房被改成了知青点，有五个南京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就住在那里。董加耕的家在庄子东头河南的舍上，弟兄二人合住一起，哥哥家在西边，董加耕家住东边，三间土坯草房，一个矮趴趴的小锅屋。那时候董加耕的母亲还健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善良的苏北大妈。

        我们这个小组的十几个男生被分在董伙村西头小桥北的一户人家，户主姓甚名谁早忘了，反正肯定是贫下中农。两间土坯草屋，没有象样的家具，也没有厨房，简易的土灶就安在主屋的客堂里，俗称连房灶，冬春尚可，夏天很热的。灶边赫然支着一口大风箱，让人以为是打铁的。房东家有四口人，青年夫妻二人，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小男孩，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家住盐城街上的同学出于好奇，出去逛逛了，我们呢，老家与此一模一样，毫无新鲜感可言。我家也是贫农，心里想我们早已与贫下中农“同”了十几年了。

六、三同

        吃饭是由食堂的工人装在大木桶内抬来，照例是分而食之。晚上，学校将预先买好的稻草送来，在房东家的堂屋泥地上铺下，大家戏称之为“金丝被”。可惜地上有霉味，小虫子受了惊吓，亦爬到铺上来，特别是房东家的咸菜坛子发出阵阵酸臭味，让人当受不起。有诗为证: “金丝作被地为床，户牖透来明月光；异味虫豸浑不惧，志在五洲四大洋”。念着诗，很快就闻不到臭味了。早上起身后，又轮流值日将稻草捆好，并将堂屋打扫干净。

        董伙地处里下河地区，虽与我的家乡建湖相隔百里，但自然条件一模一样，全是清一色的老沤田，只长一季水稻。我们“三同”的主要内容是“同劳动”。那时是春耕时节，农活并不多，一是到老沤田里拉犁，二是挖排水沟修小渠，三是到麦田里理墒沟。拉犁活重，我们又不会，就安排我们挖小渠，铲墒沟，整理水系。后来干得最多的活是让我们挖棉花格子。那时候才试行沤田回旱，让长棉花等经济作物。我们每人一把大锹，在放掉水的干田内挖墒沟。这是力气活，如同上河工。早上每人三两稀粥早变成尿液排光了，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改造世界观，每个人都忍着饥饿，你争我赶的挖个不停。这种沤田泥巴粘乎乎，潮叽叽的，沾在锹上挥之不去，太费劲了。唯一的收获是，比学校里更容易饿，吃起饭来格外狼吞虎咽。心里想，这种常识我们早就知道，难道一定要来“三同”?

七、风波

        后来得知，董伙村有一个双代点(供销社的下伸点)，有京江齐卖，于是人类的本能超越了教条和说教，大家纷纷前去购买。我们从干瘪的口袋内掏出有限的分票和粮票（一两粮票三分钱一只），买上两只，饥肠辘辘的学子三口两口就吃光了。不久，带队的校长就知道了。因为京江齐的生意太好了，原来小店进货，只需手提即可，而现在却要两个壮汉每天挑几大担来才够卖。校长将全体师生集中起来专门训话，大意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应该彻底实行三同，你们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到了什么程度?影响很坏，今后禁止去买京江齐!大家当时唯唯，又觉得吃饱肚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罪，我们几个胆子小的，正好囊中羞涩，很认真地照校长的话执行了。可有些胆子大的学生照买不误，只是行动隐蔽些了。关键是有几个同学居然亲眼看到校长也去小店买京江齐了，于是消息在同学中迅速传开，小店的京江齐生意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校长之后再也不说。到了下半年，十六条公布以后，有的学生立即贴大字报揭露校长的这一“罪行”。更有甚者，老校长喜食鸡，好事者将校长在教改中提出的方案狠抓“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诬为狠抓“双鸡”，一是小公鸡，二是老母鸡，还推搡着校长去看自己的“杰作”，算是彻底报了疤。

八、同吃

        考较起来， “三同”并没有真正实行。首先，我们的伙食仍是按在盐城时的标准，每日一斤，每星期还可吃一次肉，中午还可以吃干饭。而董伙的社员则苦多了，虽然种粮为生，却家家吃不饱。我们住的房东家里存粮很少，也在闹春荒，每顿都是稀得见底的薄菜粥。在他家住一个月，几乎未见过他家吃过干饭。每到我们吃中午饭时，房东家的小男孩就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流口水，特别是我们周三吃肉时。所以，我们每天中饭时，先盛一小碗干饭，再舀点汤给那个小男孩。奶奶虽然表面上大声呵斥小孙子，我估计心中肯定也是同情的，只是维持面子而已。

九、董伙一怪

        住下来几天后，发现董伙有一大怪，叫做“糠灰处处晒，风箱支在灶膛外，两个鼻孔黑得真异怪”。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当时的董伙人缺粮吃，也没草烧。饭总要吃，锅总要烧。烧什么?烧稻壳子灰。当时的楼王、北宋等地的米厂使用老式的蒸汽机碾米，蒸汽机的燃料就地取材，用碾米得到的稻壳子，俗称大糠。大糠在锅炉内由于通风好，温度高，也能燃起熊熊大火，烧完后的灰烬还闪着红光就被推到水里变成了乌黑的灰渣。这种灰渣因为燃烧不充分，还有一点点余烬可用，于是附近缺吃少烧的农民就到米厂河边将这种灰渣运回家晒干，用一小把草点着火后，就将这种糠灰大把的撒上去。堆得太厚不通风，必须要用风箱不停地鼓风方能“死灰复燃”。风箱呼呼地拉起来，糠灰闪着暗红色的微光，烟灰也从灶膛口猛地喷出来，烧火的人很快成了黑脸的包公，鼻孔自然是乌黑乌黑的了。为了不断炊，家家户户门口都晒着一摊一摊的大糠灰。春天风多，大风一起，庄子上空糠灰蔽日，乌龙滚滚，整个村庄就像着了火。用现在的话来说PM2.5，PM25，乃至PM250满地飞扬，谁也躲不过。

十、听报告

        三五天后，董加耕从外地开会回来了。终于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感到十分荣幸。果然如宣传画中的一样，胖乎乎的脸长长的，红扑扑的，厚厚的嘴唇，见人一脸笑，中等身材，平易近人，决不像发出“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豪言壮语的大英雄，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哥。其实我们一年前就见过面，大约是在65年的上半年，学校曾专门请他回校给我们作报告。因为他初中毕业于盐城中学，高中后来考的是龙冈中学，是我们的校友。学校还专门把西大门南边的厕所包给了董伙大队，以提供粪肥，也算是对成名后的校友的一种支持吧。那时的大粪还是挺“香”的，人见人爱，有人甚至以偷粪为业，能包到单位的厕所，绝对是大面子了。

        那天晚上，董加耕就在河南生产队的场屋里给我们作了一场报告，讲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回乡的心路历程，我们听得热泪盈眶，多次热烈鼓掌，暗暗下定决心要向他学习，做一个“心忧天下”的人，早日解放“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报告结束后，不少同学跟他索要签名与题词，如同今天的追星族。我也未能免俗，挤到台前请董加耕为我题词，看到结尾“与杰范同学共勉”，心里热乎乎的。古人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觉得自己与心中的高山靠得更近了。

十一、吃喜糖

        第二天，我们又一次去参观了董加耕的家。是临河的三间小屋，门低窗小，屋里挺黑。后墙紧贴河沿，估计要不多久，墙基就会倒下河，让人看着十分惊悚。是董加耕工作太忙，没空修，还是为了艰苦朴素而临危不惧就不得而知了。当时董加耕新婚不久，东房就是他的新房，陈设也很简陋，最显眼的是临窗的老式梳头桌上一台熊猫牌的五灯收音机了，是当时的盐城地委副书记刘子见送的。这满足了董加耕“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董当时并未跨出国门，其实是耳听全球)的需要，但后来也成了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子见拉拢腐蚀革命青年的罪证，也成了后来董加耕勾结“走资派”的铁证。董加耕的新婚妻子名郝红鸾，是邻大队的人，胖胖的中等身材，红扑扑的团脸，大眼睛，齐耳的短发，听房东讲，她不要彩礼，也不要嫁妆，自愿嫁过来的。见到我们这么多人涌来，一边和我们点头打招呼，一边笑眯眯地发喜糖给我们吃。可惜去的人太多，几块喜糖绝对是杯水车薪。董加耕此时的名气已很大，早已响遍全国乃至世界了，因而担任了不少职务，挂了不少头衔。66年春天又和沙金茂、杨义厚等六人一起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董加耕任团地委副书记，工作很忙，已无法在家安心劳动了。一个月当中，和我们一起劳动也仅有几次，报告也只作过一回，与我们设想的“同劳动”差远了。虽然如此，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喝着酸咸菜汤胡诌几句打油诗：“油灯闪烁席地读，钢锹挥舞沤田墒。幸与楷模同劳动，乐食酸齑为理想。”

十二、七十二贤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南京的五知青了。他们是南京市著名的72贤人之首，顾小抗的父亲还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参加过抗日战争。董加耕的事迹见报以后，在南京的高初中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市有成百上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不考大学，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考虑到大学招生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市里审慎决定，报省委批准，特地精选了72位高三毕业生，以应春秋时期孔子授徒“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数。临行前，省委主要领导江渭清、惠浴宇、许家屯、彭冲还亲自接见了他们。其中67位去了盱眙县的马坝公社，只有这五位幸运者被直接送到了董加耕的身边，他们是顾小抗、蒋贵勤、李安、周一鸣(女)、李双耘(女)。后者去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亦赶回来与我们见面。某日晚上，他们也给我们作报告，现身说法，讲他们下乡的经历和近年来学习、劳动的体会。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我们问他们怎么烧饭?能否吃得饱。其中一位知青讲了一句富含哲理却又十分辛酸无奈的话: “烧得多了不够吃，烧得少了吃不了。”我们这些傻子听不懂，还一个劲地追问: “烧得少了为什么反而吃不了。”后来那位知青终于给出了解释:烧多了，大家放开肚皮吃，自然不够吃；烧少了，每人盛饭时，一见锅里不多，立马少盛不吃，互相推让，因而锅里反倒剩下了。听到这里，我们不由得心里酸溜溜的。因为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终日吃不饱，哪知道他们这些上过报纸头条的名人居然也吃不饱。在光荣的背后是几多的辛酸与无奈。难道他们的思想回潮了吗?

        女知青周一鸣的下乡经历最令人难忘。周是南京市女八中的学生，成绩不错。她妈听说她不考大学直接下农村时，哭着哀求女儿改变决定，女儿不肯，最后她妈妈以死相拼，两次跳河。周当时真是乌龟吞了秤砣——铁了心，无论如何，不改初衷，反而对她说:“你这样的人连女儿下乡都舍不得，你还舍得去跳河?”就为这句话，气得她妈妈第三次跳了秦淮河。后来听说，五个知青有四个回了城，只有一个蒋贵勤留下来了，并且在八十年代当上了葛武公社的党委书记，我在报上见过他的名字。插队在盱眙马坝公社的一位姓方的女知青后来当上了省农林厅厅长，我在南京见过。

        十三、访贫问苦

        其余的活动就是访贫问苦，忆苦思甜了。也并未访问，请董伙大队的一个见报人物叫做“老交通”的给我们作了两次讲话。这老头名叫董正渠，瘦削的脸呈苍白色，应是长期缺乏营养和生病所致，红眼圈，眼神不太好使。一张嘴，黄牙稀稀落落，老是流口水，估计有七十岁左右了。讲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觉得老头口才挺好，能说会道，还会编顺口溜。他讲过去地主早上起来吃肉包子，“水晶包子一咬油一撒，心口上烫起个老茧疤”。听起来蛮有趣的。最有趣的是他控诉地主、富农剥削压迫表情平淡，忽而扯到吃食堂饿死人时竟声泪俱下，我们在台下听了吓一大跳，这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事情啊，他怎么连延安和西安都不分了呢?幸而他话题一转又带过去了。

十四、学习

        至于复习功课，似乎是附带进行的，真正是无足轻重的，这大概就是这一轮教改的真谛了。没有教室，老师也从未到各个点上过课，更谈不上督促了。我们只是在早上或者是阴雨天不出工躺在地铺上看一会儿书。晚上没电灯，煤油上计划，打不到，老百姓不大舍得用，家家黑灯瞎火。既无萤火又无雪，更无墙壁可偷光，只能在心中默念课本。少数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买了手电筒。也有的人用空墨水瓶自制了小煤油灯，但有个害处，使自己白天被糠灰熏黑的鼻孔更黑了，第二天上午净擤黑鼻涕，咳黑痰，可惨了。更严重的是被老师知道了后，害怕燃着铺草会引起火灾，被绝对禁止了。现在想想，这种将毕业生的功课完全停下来的实验有必要吗?这些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会扎实吗?这种先天不足的学生将来能很好地向科学进军乃至出成果吗?答案只有天晓得了。

十五、联欢晚会

        转眼一个月过去，结束的日子到了，学校要组织一个联欢晚会，校宣传队担纲主演，但要求每个班都要出节目。临结束的一天晚上，在村西头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小舞台，一台打气的汽油灯呼呼呼地烧着，发出眩目的光亮，将舞台上下照得通明透亮。董伙村的村民来得挺多的，小舞台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演出开始了，有小歌舞，表演唱，小合唱，独唱……具体的节目内容记不清了。反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忆苦思甜，歌颂当今的幸福生活。也有宣传勤俭节约的，文化大革命倒没有作为主要内容，好像根本未触及。一个宣传节约的表演唱叫“妈妈娘你好糊涂”，唱词是“人家过年省吃又俭用，咱们家过年杀了一口猪，妈妈娘你好糊涂”!过年了，一家人杀口猪聚聚，怎么也犯错误?反正我们那时也没脑子，也跟着瞎哼哼过。我们班的二部轮唱受到了差评。看晚会的群众当场发问:怎么唱了这么长时间还未唱齐?七个和尚八样腔，一直到最后才齐，也不好好排练排练。听了这话，让我们这些雷碧霜老师的嫡传弟子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十六、决心书

        回盐城照例是步行，不过允许请假回家两天。我们几个建湖老乡步行八十多里，途径石伙、南蒋、北蒋、张本(胡乔木老家)、三旺、新河庙回了老家。返校后，立即有几十个人用大红纸写了决心书，向校长要求不考大学，直接回家劳动。文科班有个同学更是咬破食指，写了血书，坚决不考大学，立即下乡种田。可见这次教改真的收到了效果。可是学校领导一个也不批，急得大家团团转。不过多数同学以静制动，仍在默默复习迎考。复习课虽然还在上，但老师已明显的有气无力，人人呼吸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这时，地委也向我校派出了工作组，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组长正是董加耕的上级，团地委书记董力军。咱们毛主席此时正在杭州遥控，刘少奇主席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聂元梓、蒯大富所说的“白色恐怖”时期。当年的六月十四日，我们到地委礼堂听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延期半年招生的决定》，算是为这次教改划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二年后，毛主席一声号令“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我们全体高中毕业生一千多人一个不拉的全部下了乡，大学招生彻底停止，再也不要写决心书、写血书请求批准了。因为文革，全国局面失控，整整延期22个半年，才为这次教改彻底地划上句号。若非邓公复出，还不知要延期多少年呢。

十七、反思

        现在常有人说，中国科技的领军人物，两弹一星的元勋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建国后几十年培养的上百万大学生，鲜有大师级人物和领先世界的发明家，这和我们的教育大有关系。改来改去，反复折腾。大学招生随意停止（抗战八年招生未停，而且培养出了灿若星河的杰出人才），我们说停就停，上级随便停课时间长达三年，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一旦恢复招生，又搞推荐，让工农兵到大学去“上、管、改”。政治运动太多太烂，充斥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就是政治运动:三年一个运动，一个运动搞三年，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整风反右，大跃进，批“白专道路”，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整整折腾十年仍无法结束。每一个运动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掀起滔天巨浪。偌大的中国早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教授、专家们动辄得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还能出成果吗?当年的教育界、科技界，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各个领域的专门研究都是举步维艰，难以进展。我们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答案正在这里。

        令人振奋的是，改革开放后，邓公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国家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习主席上任后更是将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我想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一定会飞速发展，出大师、出发明家的日子快来了，诺贝尔物理化学奖、生物医学奖已在向我们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