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颜祖泽先生，一位在湖工作了一辈子的客籍知识分子，用笔墨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本书讲述的是人生的起伏，却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反映了建湖发展的沧桑巨变。现择选几篇推荐给各位网友，一起走进颜老先生的《人生回顾》。

1952年-1965年我17-29岁，是人生青年时代。在对私改造中我家烛芯店全部交给集体，母亲被安排到商店做营业员按月拿薪金，家中不再做生意，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家中原有六间住房只留两间，另外四间被改造，三间店房也因街道拓宽而被拆除。

随着家境的衰落，形成了经济上的穷；大哥去台形成了政治上的“黑”。

我的家庭从此变成为一穷“二黑”受人歧视的家庭。这就在我人生航程中产生了难以消失的雾霾和阴影。

首先是考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1952年夏季我在如皋中学初中毕业。本想继续升学深造。谁知道那一年继续升学不需报名考试，均由学校统一计划分配。我被分配到南通农校读中专，享受公费待遇，吃饭也不要钱，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农业部门工作。虽是不太乐意，但看到当时家庭的那种背景，政治上、经济上我都没有条件读高中再去考大学。为此，为了求生存我昂首去了南通农校。这对一穷“二黑”的我来说也是人生中的一个良好机遇。

南通农校是一所好学校，校址位于长江北岸狼山脚下，风景诱人环境秀丽，师资优良精通教学，伙食很好营养丰富，文体活动十分活跃，课程不重能懂能通，实践锻炼学以致用。南通农校如此之好，就我而言三年之中却还有心酸之处。

母亲不辞劳苦，来校给儿送鞋。

中专一年级上学期的一个秋冬季节，母亲从如皋乘坐二轮车到学校（60公里）来看我。给我一双布鞋和三元钱，看到我养胖了她很开心，但我看到母亲那瘦弱的身躯、焦虑的面容还不辞劳苦来看望于我，再三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生病，要好好念书。母亲走后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寒冬腊月寒流袭击，缺衣少被难以支撑。

因为我没有球裤，冬天只穿着两条单布裤，气温在零度左右不感到冷，每逢寒流到来，上课时我就采取双腿碰撞的办法来提高腿温，下课时我就下楼到空地里去跑步，全身也就暖和得多了。低温寒流在白天还是好对付的，困难的是夜间难以按时入睡。因为我带到学校去的一条棉被又小又板不抗寒，晚上入睡的时候我就将被子叠成筒子形状，脚那头用绳子扎起来，睡觉时人朝被筒子里慢慢地钻进去，这样下边的席子就靠不到身了(因无垫被)，夜里睡觉我都不敢乱翻身，基本上是晚上怎样睡下去，早上就怎样爬起来。有时夜里冷得厉害，但也就这样熬过去了。看看别的学生睡得暖洋洋的，我难免有些辛酸。

深夜跳河全身落水，湿衣裹身捂至天明。

1954年的秋天，淮阴地区灌云县田楼区祝华乡的大地上，农民们正在忙着收割晚大豆准备播种冬小麦。17岁的我独自一人来到这里进行一个月的校外生产实习。内容是防治地下害虫（蛴螬）确保小麦出全苗。在村里互助组王组长（退伍军人）的帮助下，我做好了毒饵（六六六粉拌上南瓜丁子）傍晚撒下了田。第二天王组长和我一道下田去查效果，很多蛴螬都由于吃了毒饵中毒死在地面上。这时王组长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乡里开干部会，你要去宣传才好。”晚上参加了乡里会议回住地时已经很晚了，由于我走错了路（应从桥北走，我却从桥南走）看到河北的三间泥草房就是我的住地却无法过河，心里想在学校跳远能跳四米多，横在面前的这条小河宽度最多只有三米，不如跳过去了事。我向后退了一段距离，用电筒照着向前奔，当右脚踏到河边时我猛然起跳，哪里知道却落脚在对面的河坡上，向下一滑人体下了河。爬上岸时全身衣服湿透，到达住地后我没有惊动房主老太太，因无衣服可换，只好挤干了衣服上的水又穿上身。睡在只垫了一层布的粘土地面上。裹着湿衣服一直捂到天亮。当时我虽然没有害怕，也没有埋怨自己跳河失误，但在深夜睡不着觉时，也联想到如果不是一穷二“黑”的家庭出身，又怎么会发生今夜的这个场面呢？后来我将此情况写了一篇题为：“跳河不过身落水、湿衣裹身到天明”的通讯材料寄回学校举办的生产实习简报，不但被刊登发表，而且回校后老师还叫我在联欢会上做了介绍，很受赞扬，但我感到有点寒酸。

每周六文化宫看电影，往返要跑三十六里路。

南通农校很重视学生的文化生活，除了在校内定期举行文娱晚会外，在每周的周六下午都要组织全校师生上街到南通市工人文化宫去看电影。我们学校离南通市18华里，中饭一吃学生们就成群结队朝街上跑。有钱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很快地过去了，没有钱的学生全靠两条腿，由于人多结队，走走说说也不感疲劳。有时我和几个同学还跟在自行车后面奔，和有钱的学生开玩笑的说：“我们的两条腿能够跑过你的两个车轮子。”有一次看的印度电影片《流浪者》，触景生情心里难受。每次看完电影后有钱的学生就到大街上去有吃有玩，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只好饿着肚子再跑十八华里到学校大饭堂吃晚饭（有饭有菜供应到晚上十点）。有时我也想先在街上买点东西吃了再跑回学校，但是“腰里无铜不能称雄”，心酸呀！

参加三千米赛跑，不耻最后受表扬。

在一次学校举行的夏季运动会中我报名参加了三千米长跑。比赛前两天我养精蓄锐，临比赛前我又用松节油擦好了双腿放松肌肉。17个人参赛，我想争取拿到前三名。枪声一响我就快速起跑，第一圈（300米）一马当先。第三圈排列第七，第六圈倒数第六，最后一圈倒数第三了，还有将近一百米时已变成倒数第二，双腿僵硬不听使唤，但我一定要坚持跑完全程，校长和同学们在跑道边上鼓掌喊着叫我加油，这时我调头向后一看，最后一名的是马定同学，拼命追上来，他身体比我瘦，身材比我矮，绝不能让他超过我，弄个倒数第一太没有面子了。我双眼一闭，牙齿一咬，使尽全力猛冲十多米终于到达终点，获得了倒数第二名。这时最后一名的马定同学只落后我不到一米远。第二天学校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不耻最后”，表扬了我和马定同学最后的冲刺精神。如此落后，虽受表扬但我淡定且略感心酸。

走上工作岗位碰到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穷”字。

一是如皋老家穷。如皋老家由于家境经济衰落，加之四个弟妹年龄幼小，全靠我体弱的母亲一人抚养支撑，加上1960-1962年又碰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一家五人全部在饥饿线上苦熬挣扎。此情此景使我心痛如麻。当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领到工资（29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邮局寄钱回家（15元）。从此以后，我除每月留下很紧的生活费外，其余均寄回如皋老家。长达十一年时间内我从未中断过一个月，也从未延迟过一天，我竭尽全力与母分忧，供养弟妹长大成人。

二是工作环境穷。当时的建湖县（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北的重点贫困县，农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加之又遇上三年（1960-1962年）严重自然灾害，农民吃了三年的“五两六钱”（相当于十两制三两半米一天），不少年青人得了浮肿病，青年妇女得了子宫下垂症，有的老人也因饥饿而提前离开了人世。由于我做的工作必须深入农村，当时工作环境的贫穷艰苦就可想而知了。

三是自身生活穷。由于工资的二分之一要寄回如皋老家养弟妹，多下来的一半除去买好饭菜票也就所剩无几了，还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超支借款情况。曾被财政局所出简报中点名批评说：“农林科单身小青年颜祖泽用钱无计划，每月工资不够花还向科里借钱用。”他们哪里知道发给我工资的50%已经寄回老家去了。

在十多年的青春年华里，在生活上我有“四个没有”：①没有穿过一件上档次的好衣服；②没有盖过一床松软的好棉被；③没有在饭馆里单独吃过一次小灶；④从来没有在银行里存过一次钱。

走上工作岗位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黑”字。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有“九种人”要被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九种人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港属、澳属、台属和特务分子），被社会上称为“黑九类”。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要受到压制和歧视。我因哥兄去台受到牵连，身上也因此有了黑色阴影，一碰到政治运动就成了必然的考虑对象。

1、在1956年冬季的肃反审干运动中，要我交待家庭社会关系和本人思想活动情况。实际上在学校毕业分配前我就交待了哥兄于1948年年底去了台湾，家庭的社会关系也都说得清清楚楚，现在要审干，我只好再说一遍。事后我的同班同学（同在科里工作）告诉我说：“我搬到你宿舍里和你住在一起，是领导安排我看住你的，看看你有些什么行动和言论。”由于我在运动中如实交代了哥兄和家庭情况，自身也表现良好，这才算过了审查关，继续留任工作。

2、在1957年冬季的反右派运动中，机关干部进行了五十八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先是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好几十张大字报，每晚开大会要动员上台去鸣放发言，说是向党提意见，后来就进行辩论。接着对鸣放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进行反击斗争，号称“要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有些被认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言论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重的送至农场劳改、开除工作，轻的戴帽子留在单位监督使用或调离政府机关。反右运动过后也有两个同事告诉我说：“你在反右运动中还是稳当的，没有在大字报上乱写，也没有上台去乱放，因为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这才没有和你套帽子。” 3、在1959年冬季的反右倾运动中，凡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不满的人都要弄出来进行批斗。58年因为大跃进使不少人做假事、说假话、说大话、谎报粮食产量。当时建湖水稻亩产明明只有300-400斤，却上报800-1000斤，后来还上报一亩一万斤，还组织报喜。我看不惯这种浮夸作风，在食堂里说了一句：“如果今年水稻亩产能收到1000斤我就打背包回家。”哪里知道这句真话却说出“纰漏”来了。在县委生产办公室的生活会上说我对大跃进泼冷水、吹冷风，要我交出书面检查承认错误。为了过关，只好唯心地承认自己对大跃进认识不足，说了错话才了事。

4、在1964年冬天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说是要防止产生修正主义，我又成为被帮教的对象。当时农林局有一位领导人，他一直看不惯我，借运动之机说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除在局里开会叫我做检查外，还把我当成检查的样板，推荐到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去发言。我只好以“工作的担子压在我的肩上，站长的帽子戴在别人头上”为题，上台做了自我检查发言。在时过五十九年的去年夏天，在建湖希望广场上，我碰到一位当时他也参加那次大会的领导干部，现已80多岁的吕爹爹。他笑着对我说：“颜爹呀！你这个人真是一个绝人。你记得不记得，在1964年的一次社教大会上，叫你在大会堂主席台上做的一次检查发言。粗粗一听，你是在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细细一分析，你是在讲成绩说能力，根本没有认真检查自己。弄得主持人很尴尬，只好让你讲完了事。”

有时我心里在想，11年时间里连续的四次政治运动，为什么都要牵连到我？大家都知道：“他哥兄在台湾，是个控制对象，运动来了自然要找他麻烦。”

从南通农校经过政治审查毕业后，我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是一个一穷二黑的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得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在工作上不被淘汰，只有用吃草挤奶的精神把自身的工作做好，使自己成为单位里不可缺少的人，才能使自己在生存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一走上工作岗位我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1、1955年秋天我被县农业科分配在高作区农科站工作。此时正逢农村种麦子季节，我就推广了“皂凡水”浸种，防治大麦黑穗病。我和张振国同志一同前往大圢初级社和农民们进行座谈访问，得知大麦的坚黑穗病（农民称之为鬼麦子）比较严重。根据我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采用5%的“皂凡水”浸种，可以防治大麦的坚黑穗病。张振国和我一起找到了时任大圢初级社会计孙华之同志，向他说明了我们要推广“皂凡水”浸麦种防治黑穗病。请他帮助我们宣传农民打开推广局面。在孙华芝同志的帮助下，有不少农户在我们的指导下，纷纷用缸配好了“皂凡水”，将麦种拿出来放在“皂凡水”中浸泡六个小时后捞出来晒干进行播种。这时有的农民见到用“皂凡水”浸过的麦种都变成黑颜色，害怕不出苗，都问我碍事不碍事？我因为在学校实习过的，心里有底，坚定地告诉农民“麦种发黑同样发芽出苗，没有关系，大家放心好了”，这才打消了农民的顾虑。到了第二年夏天大麦都抽穗了，看看采用“皂凡水”浸过麦种的田块，田里没有黑穗子，而没有采用“皂凡水”浸种的麦田都抽出了不少的黑穗子，多的田块黑穗率达到10%以上。农民们看到实际效果后都相信了“皂凡水”浸种能够防治大麦坚黑穗病。

2、1956年我被调往上冈区农科站工作。（实际上只有我一人）在智谋乡（现冈东乡）火炬大队（现火炬村）蹲点，住在大队部，吃在供销站。

在棉花出苗才有二三张真叶时，我发现棉苗上普遍发生了很多蚜虫。我立即采用棉油皂配成80倍的药水，亲自到棉田里去喷治。两天以后很多蚜虫都死掉了。社员们看了以后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就把棉苗上的蚜虫给扑灭掉。后来省农林厅的科技简报上刊登了我投去的一篇稿件——《棉油皂水防治棉苗蚜虫效果好》，不但给我自己，也给农业科科长带来了一个惊喜。

有一天吃晚饭时火炬村的村长陈炎同志对我说：“明天一大早开社员大会，请你和他们讲讲棉花打公枝技术。”打公枝我在学校里只学过理论知识却没有亲自实践过，会上讲不好怎么办？我连夜拿着电筒一个人摸进了棉花田，弯着腰用电筒照着棉株上下左右反复看，看出了“什么是开花结桃的母枝要留住，什么是只长枝叶不开花结桃的公枝要打掉”，连夜下田一看使我心里有了底，这才睡着了觉。一早我还到田里拔了一棵棉花带到会场上用实物讲给社员听，看到社员们弄懂了棉花打公枝的技术我心里也很快乐。

有一天我们农业科时任科长尤志清来到上冈区政府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数日后时任区委书记郭太同志对我说：“你们科长要调你到县里去工作。”他还叫食堂弄了饭菜给我送行。当我坐进上冈到建湖的轮船时（当时没有汽车）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喜悦。

3、1957年春天我在炳文乡（现在的钟庄乡）推广小秧田药剂治螟。揹上手摇式喷粉器装上了“六六六”粉，光着双腿走进了小秧田。殊不知炳文乡是纯沤田地区（一年只长一季水稻，冬季上水泡沤土质松烂，脚踩下去二尺多深才能站稳脚根），我一下田不但人站不稳，田里的水已经潮到裤裆，但我沉着操作，边走边喷起药粉，做给站在田埂上的社员们看。第二天一早，农民们看到秧苗上的螟虫蛾子都死在水里浮起了一层。从此打开了炳文乡小秧田药剂治螟的局面。

　　同年秋天，在县农业科办公室，时任科长尤志清走到我办公桌前对我说：“小颜，你文采不错，给你五天时间，你将我们建湖县“千军万马大战马家荡大积自然肥料的情况，写篇报告给县委书记带到南京开会做介绍”。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局里的黑白反射式照相机，步行40多华里来到了恒济乡马家荡，看到上百条农船忙着取水草、涝泥渣的壮观场面后，我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后到乡政府详细了解了情况，中饭后又步行40余里回到局里。

我一路走一路在打腹稿，怎样才能写好这篇材料？由于我当时才21岁，农校中专毕业文学功底差，又没有写过这么大的文字报告，开始写的两稿都没有通得过，第三稿终于成功了。这么一说，我已是三天两夜没有好好睡觉了。

就在1957年的冬天，局里要我到辛庄乡的蒿仁大队去总结油菜高产经验。这时外面正在下大雪，地上已是一片白，我和桑炳杰同志不畏严寒，在大雪天里走了将近30多华里到了蒿仁大队部，当晚就找了大小队干部和老农民进行座谈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大队部通讯员招待我们吃的米饭饼当早饭，由于肚子里吃得饱饱的，在寒冷的冬天里全身暖洋洋，回到了农业科，写好了辛庄乡蒿仁大队的油菜高产总结报告交给了科长。4、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建湖县也不例外地刮起浮夸风。各个人民公社纷纷组成游行队伍拿着标语牌和决心书敲锣打鼓到县委来报喜。高喊“水稻亩产一千斤不甘心，方千斤上北京，一万斤到怀仁堂里和毛主席去谈心”。那几天，拥向县委会进行报喜的人群队伍络绎不绝。当时我被抽在县委生产办公室办公，被分工负责接待工作。报喜书和决心书贴满了整个院墙。由于那一阵子的报喜活动是日夜不分的。我和马以勇同志分班轮流休息，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坚持了四五天时间才算完成了接待报喜队的工作任务。

1958年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我被抽去参加县委炼钢队40天。吃住在工地（体育场南河边）不准回家。优点是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炼钢铁。”

当时的所谓大炼钢铁就是砌个小高炉，将从农民家里收来的铁锅用铁锤扎碎，从炉顶上和铁矿石一齐倒进炉塘，炉子里边放的焦碳用鼓风机吹着燃烧，几个小时后将炉子下边的炉门一开就可以放出红红的铁水来，凝固成的条形块子后就叫做为钢铁。实际上当中有不少是农民的铁锅化成的。

参加大炼钢铁全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拿大锤扎铁锅，用箩筐抬矿石，爬高梯上炉顶，加之鼓风机机声隆隆，炉顶火光冲天，炉底放铁高温逼人，旷日持久非常疲劳。有时实在太困了我就在炉子旁边的河坎上睡觉了。由于我所在的县委炼钢炉是全县的一号样板炉，出铁量绝对不能落后。大家都用拼命的精神日夜苦干。我年纪轻轻的怎么能落后呢？腰再酸背再痛我坚持四十天没有下火线。有一次我们一号炉一次放铁一千零四十斤。县委在体育场开炼钢动员表彰大会，我们还将那一炉出的铁块用板车拖到大会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得到领导表扬。

5、1960-1970年常向媒体投稿件，被聘特约通讯员。由于我一直是担任的农业技术员，下乡调查农业生产情况的机会比较多，能够及时掌握到全县各地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和科技经验。我能跟踪调查和深入解剖，写成通讯材料向盐阜大众报和建湖报进行投稿。刚开始由于写作水平不够，稿件质量不高，刊用的很少。但我不灰心，认真进行总结，同时虚心的向报社编辑当面请教。经过几次指导以后我懂得了采访取材和文字描写的基本要领，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自己提高了采访和书写水平，发出的稿件刊用率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见报稿件的增多使我自己也鼓起了信心，增强了斗志。

由于经常向报社投稿，相互间也增进了了解，除了新闻稿件外，报社还向我特约一些病虫防治的技术稿件。因而在春夏两季每当小麦、水稻、棉花害虫发生之际我都按时给报社发稿，大大的提高了稿件的刊用率。后来我先后被建湖报和盐阜大众报聘任为特约通讯员。从此为报社撰写了更多的稿件。

投稿虽不是我分内工作，但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多作了一点贡献，得到了领导的表扬。1961年10月12日建湖县人民委员会发给我通讯报道一等奖。1968年中共建湖县委宣传部发给我通讯报道二等奖。

6、在1959-1964年，大力宣传水稻治螟。由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生产瞎指挥的后果，建湖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早、中、晚稻并存混栽造成螟虫严重发生，螟虫危害造成的枯心苗和白穗到处皆是，轻则减产，重则无收。当时农民形容说：“稻穗才莠满田绿，螟虫一吃一片白”（穗颈被咬断）。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被螟虫吃掉是何等的痛心。

当时全国粮食非常紧张，中央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将粮食生产放到了首位。在1959年到1964年对治螟的动员就形成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架势，我身为植保干部不辱使命、恪尽责守、敬业奉献、竭尽全力地投入到治螟运动中去。

1960年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鹏同志下派到建湖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书记李子健同志改任第二书记），我向他回报了第一代螟蛾大暴发，全集中在小秧田里，面积小，是防治的大好时机。建议动员全县干群进行防治。他当机立断作出三条决定：①治螟的农药连夜发下去不向农民收钱，由县财政报销；②在县农干校学习的县直机关和各乡镇的三百多名科局级干部，停学三天，一人包一个大队，把螟虫治掉再回来学习；③你（指县委第二书记李子健）去动员部署，小颜去讲治螟技术。三条指示立即在农干校大会上得到了贯彻落实，那一年的秧田治螟打了一个大胜仗。

为了战胜螟害，确保水稻丰收，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治螟指挥部，由副县长周竹轩同志担任指挥，具体领导全县的治螟工作。我们几个植保干部的工作任务就更加繁重起来了。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2年的冬天，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三千多名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到县城来开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天下着雪，我和曹汉民同志天刚亮就用板车拖着治螟的宣传板牌，到县中大饭堂，乘着大小队干部早饭前的空隙时间，向他们宣传水稻治螟。晚间又将水稻治螟的宣传板牌拖到人民剧场，抓住看戏前的空档时间，由周县长主持，我和曹汉民二人在台上再次向大小队干部进行宣讲。给全县三千多名大小队干部发挥了很好的治螟宣传作用。

县委对治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更加激起了我和病虫测报站几位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都能终年累月夜以继日，不畏严寒不怕酷暑，坚持下乡检查虫情，宣传农民培训农民进行治螟。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人戴着草帽、穿着背心在乡村检查虫情，每年都被晒得脱皮。就以这种精神，我们跑遍了全县每一个乡镇和重点大队。很多地方都是由书记、乡长主持召开大会，让我上台做演讲，每场都是几百人，多时上千人。由于治螟有时间性，宣讲工作很紧张，有时一天要讲两三场。有一次我上午在裴刘公社讲完课回来，路过大崔庄（芦沟公社），他们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我当即请示时任公社书记许德余同志，他欣然应允我在会上宣讲水稻治螟。在这次演讲会议上还弄出了一个笑话。主持会议的高文兆副社长在介绍时，把颜技术员说成为颜专员。“现在大家欢迎颜专员和我们做报告。”会场上立即引起了骚动。散会时不少小队长和大队书记都在说：“这个专员多么年青呀！”后来这个笑话被传开了，不少人都称我为“颜专员”。

还有一次在沙庄公社召开治螟大会，时任公社书记张绍轩同志叫分片开会，可以每个生产队来十个社员一起听，免得小队长回去再开会动员。张书记在梁泽片、守城片都亲自主持会议让我讲话，由于没有扩音器，我就站在大桌上讲，喉咙讲哑了，我都坚持把课讲完。

为了使治螟工作迅速为广大农民所知道。我到县有线广播站进行科技讲话，传递虫情和防治方法，在用药期间，每天早、中、晚连播三次。当时我县农村已经村村户户通广播，从县城到乡村，街头巷尾、村部田头，都有喇叭，我在电台一开讲，全县各处都能听得到，成为当时宣传治螟唯一的好途径。有人曾经和我开玩笑地说：“颜技术员广播一响，农民同志黄金万两（指水稻丰收）”。由于我在广播上讲了五六年的水稻治螟，很多干部群众都听懂了我的喉咙，每当我讲话的时候，有些走路的人都能站下来，田间劳动的人都能停下来，吃饭的人也能把碗筷放下来认真听广播。这说明了当时的农民是多么需要我们植保干部向他们传授水稻治螟的科学技术,也说明我深受干群喜爱。

1959年到1964年期间的水稻治螟工作给了我发挥专长建立功勋的机遇。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努力，忘我的工作也使得我在县委、政府中进一步得到了信任，在社会中进一步提高了威望，在广大农民中也增强了亲切的感情。

现在抚心自问，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作为一穷二“黑”的我，为什么还能成为一个“不倒翁”呢？原因和经验有三条：

①有一颗忠于人民吃草挤奶的良心。②有一股能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③有一种能说会做攻关取胜的能力。

以上三条使我在11年的青年时代站稳了工作岗位，走上社会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我青年的时代里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贫困以外，使我揪心的就是恋爱和婚姻问题。一穷二“黑”，使我拖到近三十岁（虚）才找到了知音。她年轻貌美，是一位小学教师，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家庭妇女。由于我诚恳坦率，她和我很快热恋成婚，于1965年3月7日花了2角钱领取了结婚证。

我在南京学习时，从鼓楼妇女儿童用品商店为她选购了一双黑丝绒鞋子，一条蓝色的卡机裤子，托人从上海带了一件人造棉棉袄外衣（当时很时髦）。价格虽然都很便宜，但穿在她身上都很漂亮，真像一个新娘子。除此以外，一样结婚的东西都未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谈恋爱，简简单单结了婚”，从如皋结婚回湖后，就在河东党校东传达室的北半间房子里安了家。确实是“而立结髮夫妻，情深似海”，正如“天仙配”中所说的那样“夫妻恩爱苦也甜”。

婚后一年多，夫人为我生了一对男双胞胎。难怪分娩前夫人的肚子那么大。双子出生正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到处是“红卫军”、“红卫兵”、“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充满强烈的革命气息。我们未加考虑就给大双取名叫“颜军”，给小双取名叫“颜兵”。

双子出生后外婆来帮助料理，全家五口人在党校传达室半间房子住不下了，后搬到南街上灭资巷两间小草房内居住，虽是阴暗潮湿，但又无可奈何，居住条件虽然很差，生活状况虽是很清寒，但由于那时年轻力壮，精神振奋，加之喜获双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很有奔头。

苦中有乐的是一对双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养得又白又胖，会笑会叫，两个人的容貌体态几乎完全一样，外人无法区分，非常活泼可爱。夏天傍晚我经常用双座位的竹车子，将他俩推到街上去玩耍，南街上的人都赞扬这对双子太好玩了，都说我和赵珍有福气。